“第一山”摩崖题刻位于龙湾区永昌镇郑宅村东首山坡。刻石高1.06米，宽2.32米，自左向右横阴刻行书“第一山”，右下角署“米芾书”。字体苍劲浑朴，刻工精良。在“米芾书”题刻的西面石壁，有线阴刻楷书“第一山”三字，字径约0.7米，无款。

米芾（1051—1107），能诗文、擅书画、精鉴赏，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

信息来源：温州博物馆

详解武夷山“第一山”摩崖石刻

武夷山天游峰上天游垅有醒目的“第一山”巨幅摩崖，为清代“道光壬辰冬武显将军岭南徐庆超书”。

这里的“第一”是指什么?

大名鼎鼎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武夷山游记》中赞美天游峰说：“其不临溪而尽武夷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自此之后，大多文章均沿袭此说来解释武夷“第一山”摩崖。于今似乎“第一山”摩崖解释已成定论。

通过对武夷山摩崖石刻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天游垅的“第一山”，桃源洞寿桃石上的“寿”和七曲北廊岩的“寿”字均为“道光壬辰冬武显将军岭南徐庆超书”。这是研究“第一”问题的重大线索。

武夷山洞天仙府之谜已经揭示。从洞天仙府的角度观察：“玉皇大王尊”在五曲文峰，北廊岩“寿”字和桃源洞的“寿”字均在他的左边。两个“寿”是武显将军岭南徐庆超”向“玉皇大天尊”敬奉的“寿桃”。再看看“玉皇大天尊”的右边有什么。四曲有鸣鹤峰，七曲有上城皋(又称上城高)，六曲有下城皋(亦称响声岩、神皋岩)。皋，意为“沼泽”。《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鸣鹤峰、上城皋、下城皋三者的寓意是“仙鹤鸣于上、下城皋”。于是，“玉皇大天尊”左边是“蟠桃双祝寿”，右边是“仙鹤两唳鸣”!按“阴阳五行说”内殿是“阴”，双数物也是“阴”，所以“供品”要双数。过去，给老人祝寿贺仪常是“寿烛双辉，寿面千缕”。

龙、虎、福、寿等字从古至今均为书法上常常表现的字，每个字均有多种写法——特别是寿字，古有珍贵的“百寿屏”，上有百个不同的“寿”字!我们观察徐庆超的两个“寿”字，均为正楷书而且结构一样!这在古文化惯例中是反常的，特别是同一人，在同一地的书法作品。唯一的解释是：向玉皇大天尊敬献寿桃要毕恭毕敬，而且两只寿桃要求一模一样!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清代“道光壬辰冬武显将军岭南徐庆超书”的“第一山”其本人原意是赞美武夷山洞天府的。这里的“山”是复数，指武夷全山。

明代徐霞客赞美天游峰“其不临溪而尽武夷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他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从天游峰所处的优越地位位置来评价“此峰故应第一”，其见解是极为精当的!后人以徐霞客之说解释清代徐庆超书的“第一山”三字含义，是不妥的。对武夷山“第一山”摩崖石刻的解释当以摩崖石刻作者本人原意为据。

天下“第一山”不知有几多!但武夷山道教洞天仙府奇观却鲜有所闻，武夷山道教洞天仙府奇观当属天下“第一山”!

道教定名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唐代确定的，而武夷山洞天仙府的 “建设”，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徐庆超仍在“加工”，使其完善以臻尽美。武夷山洞天仙府奇观的揭示不仅仅对武夷山文化旅游有意义，而且为中国道教文化史增添了精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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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寺庙摩崖石刻第一“佛”，平阴翠屏山宝峰寺“佛”字七米见方

自从我们在济南平阴县成立以招引高层次人才、科技成果转化和工业企业孵化园区建设为主营业务的烽火猎聘孵化器公司以来，闲暇时刻常去平阴县各地游览。早就听说平阴佛教氛围浓郁，信众很多，济南当地流传的“寺小名气大，僧少道行深”的翠屏山宝峰寺，据说堪称济南最应该去的寺庙，是必须要去的。

济南翠屏山宝峰寺

翠屏山宝峰寺位于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南2公里，因青葱翠绿，嶂列如屏而得名。 翠屏山主峰为宝峰，海拔229米，文物古迹甚多。翠屏山半腰处建有宝峰寺， 是禅宗佛法曹洞一脉传道场，存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碑刻《曹洞宗脉系表》为证。翠屏山宝峰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现方丈为印慈法师。

进入宝峰寺，站在后院禅院房前的石墙边，隔着山涧远远的望去，对面山崖上一个大“佛”字，和后面“南无阿弥陀佛”几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字体很大，其中的“佛”字据说七米见方，绝大部分都在翠柏树顶之上，令人不由肃然起敬。我在山东游山玩水，每到一处，逢庙必进，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佛”字。称这个“佛”字为山东第一大“佛”，应该毫不为过。

济南翠屏山宝峰寺崖刻

据说，当地由于长期的开山采石，对面山体破坏的厉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背景下，也很影响宝峰寺周边景观。宝峰寺方丈印慈法师雇用劳力，耗时两个多月才平整了山体，又出资在山上种上了100多亩核桃林，然后在平整后的山崖上书写了这几个大字。

山东第一大“佛”，善莫大焉。

湘潭第一块摩崖石刻作品《江山胜迹》的来龙去脉

在湘潭市河西望衡亭和唐兴桥之间，一块长约8米、高约4米的陶公山山崖中部自右至左刻着“江山胜迹”4个大字，每字约1米见方，隶书阴刻，左侧刻着“王捷俊题，朱德裳书”。这是当下湘潭惟一的一处摩崖石刻。

原来湘潭人民为了纪念陶侃、何腾蛟等民族精英，1929年在湘江河畔壶山石嘴垴劈山开道时，巧妙利用其衣冠冢下的山崖刻字以祭之，专程请来绝意仕途返乡闭居朱德裳执笔，写下了“江山胜迹”4个遒劲的大字。

由于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石刻文字的笔画已经模糊。说来此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文革”期间，红卫兵看到这处石刻系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准备把它当作“四旧”铲除掉，但由于落款“朱德裳”的“裳”字已经很模糊，根本辨认不清，他们也不敢贸然毁损与开国元戎“朱德”有关的东西，只好用水泥将整块摩崖石刻封存起来。直到1990年10月，随着望衡亭及其周边文物古迹的修复，“江山胜迹”石刻得以重见天日。

朱德裳，字师晦，号九还，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罐子窑。与易味腴、曹毅亭倡新学，主张剪发、易服、放脚，发表《湘潭县人士驱逐叶德辉檄》，这场新旧之争遂使“一槽猪吃黄菜叶”一（易宗夔）槽（曹典植）猪（朱德裳）黄（王先谦）菜（蔡枚公）叶（叶德辉），的俗语流传于民间。

1903年正月与杨昌济、仇亮、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在乡贤梁焕奎带领下，赴日本留学，习警政。行前曾与诸君登临岳阳楼，朱德裳题壁云：“极目湖心剧可哀，一无烟雨隐楼台。君山信有回天力，为送青青春色来。”次日又题诗云：“与君携手登楼日，正是长歌去国时。歌到北门门外柳，春风二月绿丝丝。”意气风发，意欲改造满目疮痍的江山，建立澄清的国家和社会。

留学期间曾著有《中国魂》，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一道，成为唤醒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宣传读物。后加入同盟会。与王闿运、袁世凯、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俞曲园、善耆诸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被捕，据说是朱德裳游说中国警察制度的建立者、肃亲王善耆，经其斡旋，才免除一死，后善耆的墓志亦是朱德裳所撰。后朱德裳任北京湖南同乡会主席，犹与黄兴、蔡锷、陈师曾、范源廉、仇亮交谊最深。朱德裳是湖南，乃至全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先行者，先后任清三品衔民政部佥事，警视厅右丞，幷在民国政府交通部任职。袁世凯窃国之际，任《民报》主笔的朱德裳撰《论社会主义》社论，名噪一时；民国4年，蔡锷亦是在朱德裳家易服并得其资助三十金脱走北京经天津，尔后扛起反袁义旗。

犹值一提的是朱德裳还是齐白石和陈师曾结识的牵线人，促成了一段艺坛佳话。想来也是，陈师曾彼时已是京华画坛领袖，才高气傲的人物，总不至于信古漫天就来探访一介籍籍无名“北漂”乡野画师吧。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附录有其孙女朱运撰写的《先大父事略》，其中曰：“公官京师，同邑齐璜白石，善绘画、金石、篆刻，顾士林未之重也。公与义宁陈师曾旧交，介璜与之友。师曾遂为之延誉，名乃大噪。璜为公治印，镌边款云：‘余由师晦，得识师曾。师晦有命，无不从也。’”

齐白石曾为朱德裳作《虾》图一帧，题字云：“九还喜余画，余未以为贪耳。公如为官，见钱如见山人之画，则民何以安生。此感奇也，九还吾弟勿为怒，兄璜记。”两人同乡兼好友，交情甚笃藉此可见一斑。

朱德裳与陈师曾皆为日本留学生，后又同在北京供职，意趣相投，为莫逆之交。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中谈及陈师曾有多处；“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陈师曾病逝，作悼亡诗，前言云：“衡恪字师曾，义宁中丞之孙，散原先生之子也，日本师范生。居槐堂，与人无町畦。余亦罢官，居城外烂熳胡同。相去十里，往返无虚日，不甚求其作画……”《陈师曾印谱》中亦可见为朱德裳治印甚多。

朱德裳跻身官场，然骨子里还是读书人，才思敏捷，文采纵横，精于书法。朱德裳感时政凋敝，遂于1925年后辞官归隐，亲近佛法，日以吟咏，埋头著述，著有《六书哲学》、《管子注》、《阳曲学案》、《续湘军志》等书；1936年，逝世于湘潭县城陶园。

来源：网络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