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头文殊寺遗址，位于五台县阳白乡殿头村北侧。文殊寺始创年代不详，明朝重建，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寺内佛像部分被居士保存，后居士又搬出放在文殊殿遗址上的一个废旧土窑内。现存有木雕像5尊，文殊袒胸，身披璎珞，两手作印，左手残，结钾跌端坐于仰莲之上，残高0.8米。木雕侍从像5尊。1号像头戴管帽，圆形领，身穿圆领长袍，,殿头文殊寺遗址,殿头文殊寺遗址简介,殿头文殊寺遗址-忻州市五台县殿头文殊寺遗址旅游指南

张沟遗址和洪岭寺遗址：散落先行区境内的商周文明

文物名片

01、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沟遗址

张沟遗址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先行区孙耿街道张沟村东北70米处，遗址地标暴露部分南北长49米，东西宽47米，面积约2303平方米。遗址上覆盖着黑土，四周长满了松树，遗址北部还有一排30米左右的杨树。远远望去十分优美壮观，当地人称为“冢子”。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在此挖出一个秦代灰陶鼎。1979年，考古人员又在此发掘出商周时期的陶器标本多件，青铜剑一件。

2013年12月，张沟遗址被济南市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洪岭寺遗址

洪岭寺遗址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太平街道东坡涯子村东北约300米处，现存高台，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高出地面1~2米。从遗址中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有灰陶、褐陶2种陶器及红陶鬲足、鬲口沿，还有石刀残片、骨匕残片等。据考古学家分析，洪岭寺遗址属商周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据记载，早年此处有洪岭寺，后被烧毁。

2013年12月，洪岭寺遗址被济南市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1、遗址有“传说”

01、“张沟遗址”传说

张沟遗址位于孙耿街道办事处张沟村东北70米处的一个高地，当地村民称之为“冢子”。由于其年代久远，经过代代相传，这里便被赋予了“神秘”的“民间色彩”。

张沟遗址和邝冢遗址一样，因为历史感、年代感而被当地百姓添加上了很多“神秘色彩”。这些没有经过历史考证的传说就这样靠着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

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去每逢三月初三人们都会来张沟遗址这里赶庙会。高跷队、玩旱船、烧纸烧香的男女老少有很多，非常热闹，特别是逢年过节来冢子上玩的人也特别多。此外，当地百姓传言，此地“神通广大”能驱散“来历不明的阴晦之物”，此冢子还能助百姓“心想事成”。于是，这里便成了人们祈福还愿的地方。

后来，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加上土地整改，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少，此地周边也被百姓用来种田。除了遗址仅存的高台，其余四周都已是茂盛的庄稼地。直到文革结束后几年，考古人员来此挖掘，因其出土文物才被再次重视起来。

02、“洪岭寺”传说

位于先行区太平街道东坡村东北约230米处的洪岭寺遗址被当地百姓称为坡涯子冢子，（东坡村与西坡村本是一个自然村，村名就叫坡涯子）。这处流传到现在并不起眼的田间高地同样有着民间口耳相传的“神奇故事”。

据当地百姓相传：当年洪岭寺遗址这里有一座寺庙——洪岭寺，香火旺盛，附近十里八庄的善男信女常来此祈福还愿，庙里的僧人也是越聚越多。到了后来，人们发觉很多年轻的女子来寺院烧香拜佛后却不见了踪影，于是便报告了官府。

官府接到报案后，当即派兵包围了洪岭寺。经过搜查，很快找到了那些失踪的女子。原来这些女子都被僧人绑架在寺内，并关押起来。查明真相后，官府大怒，处决了为非作恶的首犯，并烧毁了寺院并强令其他僧人还俗。从此，这个寺院变成了一堆瓦砾。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该传闻是否真实已无从考证。但是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五代时期的后周朝，后周一朝，兴起于951年，960年灭国，包括现今山东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属于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曾在后周朝范围内大举灭佛。据《旧五代史》记载，所谓世宗灭佛确切地说是限佛，并不是全部拆毁寺庙、强令所有僧尼还俗，而是拆除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对普通人出家做僧尼规定了详细的条件。目的是减少寺院僧尼的不断增多对社会生产发展的日益阻碍。因此，洪岭寺也极有可能是在这次灭佛运动中被销毁的。不管洪岭寺最后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该寺庙曾经香火旺盛后，又致倾颓应是一种事实。

《旧五代史》

无论是张沟遗址传说还是洪岭寺遗址传说，归根结底还是“传说”，没有历史可以考证，它的流传靠的是百姓的代代传承。如果说传说是虚无缥缈的彩云，那么遍布眼前的古老遗址，则是可以震撼人心的历史见证。遗址里发掘出土的文物则印证了历史，也为后人认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02、遗址有“文物”

01、“张沟遗址”出土文物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专家来先行区孙耿街道办事处张沟村进行过2次考察，村内组织了8人对遗址进行挖掘，挖出了2米宽、3米长、2米深的大壕。经过现场考察，发掘出土了青铜器剑、陶器、陶瓷碗、陶瓷罐、陶瓷片、香炉等文物，现已存入原济阳县文化馆。除此之外还有古老的大青砖块，长60公分，宽30公分，上边带有花纹，很是精致。经专家评估，此遗址属于商周文化遗址。

张沟遗址出土的陶罐

02、“洪岭寺遗址”出土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对洪岭寺遗址进行了探沟挖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洪岭寺遗址属商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时挖掘出土的文物有灰陶、褐陶两种陶器，以及红陶鬲足、鬲口沿；另外还有石刀残片、骨匕残片等。

洪岭寺遗址出土的陶片

洪岭寺遗址出土的陶片

现如今的洪岭寺遗址

考古专家对两处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了评估研判，将遗址历史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商周时期。发掘出土的文物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张沟村和坡涯子村，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两处遗址的“悠久历史”。

03、遗址有“历史”

01、遗址“溯源”

无论是张沟遗址还是洪岭寺遗址，据考古专家分析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以将遗址追溯到商周时期。遥想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居住着“繁衍生息”的人类，就已经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开始了早期的“人类文明”......试想，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也是一片繁忙，一片欣欣向荣，一片生生不息。

现如今这两处并不起眼的“遗址”，曾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也曾是商周时期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人类发展足迹不可逾越的重要部分。

时至今日，这里已经没有了曾经的繁华与壮观，但其现存的高台和围挡圈起的高地依旧诉说着曾经“博大精深”的千古文明，而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土的文物更是曾经“辉煌”的历史实证。周边被三千年风雨洗涤的黄土地，见证了三千年历史的起起落落，目睹了这古老文明由盛转衰再到后人发掘的整个历程。三千年沧桑巨变，不变的是古老文明的延续，不变的是曾经辉煌的历史，不变的是一代一代黄河北岸人民的初心和坚守，不变的是人们对商周文化的敬仰和对那个时期的新奇和热爱。

02、“走进”古老的商周文化

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256年），古通常分为商朝（约公元前1600—约前1046年）、西周（约前1046—前771年）、东周（前770—前256年）三个时期。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商周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制度，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最为著名的是司母戊鼎），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

司母戊鼎

《左传．桓公十一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后用"商周"比喻两者难以匹敌。由此可知，商周时期包含了两个朝代即：商朝和周朝。商朝是原夏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帝国后建立。经历17代31王，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周武王建立西周，定都镐京。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

商汤画像

周武王画像

文字——金文

商周时期使用的文字是金文。商朝又称殷、殷商（约前17世纪—约前11世纪）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政治制度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还有大批宫廷侍卫。同时商朝王室还掌握有大批武器和军队，贵族还设立了残酷的刑法和监狱。另外，还使用宗教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商王甚至自称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即“天子”的观念），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

武器配备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科学发展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关于商周文化的历史知识还有很多，我们能展示的也仅是这伟大古老文明的一星半点。但张沟遗址和洪岭寺遗址属于商周文化遗址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是考古人员的伟大发现，我们是万万不曾想到这片茂密的庄稼地属于曾经辉煌的商周时期。这两处没有生命的遗址，却是真切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它们用自己的“执守”“保护”着历史，“保护”着沉睡在地下的商周文明。

04、遗址有“情感”

无论是张沟遗址还是洪岭寺遗址，渐渐远去地是历史的年代感，逐渐淡化地是民间代代流传的“遗址故事”，但百姓对这些遗址的敬重之情却丝毫没有缩减。

现如今，遗址四周都被大量农田包裹，但原址的方圆数里依旧被朴实的农家人用围栏挡了起来。站在高空俯瞰，这两处万亩良田里的“方框”格外“扎眼”，虽然都是绿色的植被包裹，却依旧能够层次分明的看出这两处隔离的区域，这是百姓对历史的敬畏，是百姓对历史的瞻仰，是百姓对历史的缅怀......

远眺洪岭寺遗址

黄河以北，450平方公里的先行区代管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历史文化。境内的一座又一座遗址，是历史参与的痕迹，更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遗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岁月的“洗涤”越发地沉淀下古老的墨迹，在黄河北这片万亩平原里熠熠生辉。

黄河北岸，我们的祖先以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历尽磨难，从远古走到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现有的遗址已经没有了曾经的辉煌和繁华，历史的痕迹却依旧存在。三千多年来，先行区的百姓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用勤劳和勇敢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文明。这两处散落在先行区境内的商周遗址，也见证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巨变，像极了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无闻的“守护”着自己的“儿女子孙”......

来源：乐活先行区

​郧阳大寺文化遗址考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其中就包括大寺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大寺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玉）器、骨器。

一

大寺是一座寺庙的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位于郧阳古城西北约5公里的汉江北岸。在修丹江口水库之前，这里是一个小集镇，因为村庄里有一座大型寺庙叫 “大寺”，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 “大寺店子”。上世纪60年代末，丹江口水库第一次蓄水时，大寺人把村子搬到了原村落之后离江边2公里的山坡上，随之把村名改为 “后店子”。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经对其中原始状态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古文化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出土了一些石 （玉）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等，获得了大量的珍贵实物资料。

大寺遗址位于堰河与汉江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北岸40—50米，高出当时的河床12—13米，由于长年受河水、雨水等自然力的冲击和一些人为因素干扰，遗址已经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1958年12月至1964年4月，考古工作者先后5次对大寺遗址进行发掘，开掘面积共345平方米，发现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屈家岭和春秋文化遗存次之，战国、西汉文化遗存再次，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确。共发现仰韶灰坑6座，墓葬10座；屈家岭灰坑3座，墓葬1座；龙山灰坑18座，墓葬3座；少量战国、西汉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 （玉）器、骨器3类。

仰韶、屈家岭、龙山都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个文化类型。按考古学划分，生活在郧阳的人类自100万年前到1万年前主要使用粗糙石器进行渔猎、采集生产，从1万年前到约6000年前，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精制石器，并大量生产和使用陶器,开展大规模农业种植及牲畜养殖，还生产出大量的玉器和饰品。自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段时期，是郧阳人从石器时代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石器和金属并用，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都是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重要佐证。

二

大寺遗址中发现的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遗存，是指在这里出土了带有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特征的器物，并不是说仰韶、屈家岭、龙山是大寺曾经在不同时期的地名，更不是说这些器物是在仰韶、屈家岭、龙山制作后卖到大寺来的，只是说当时的大寺人所制作的这些器物带有明显的仰韶、屈家岭、龙山文化时期器物的特征，可以从中看出大寺与上述三处文化相互之间有直接的影响。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是一种距今约5000—4600年的文化类型，其影响范围主要以湖北为中心，北抵河南西南部，南界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梦溪，西到重庆巫山大溪一带。屈家岭文化可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耜等石器，磨制得一般比较粗糙。陶器表面多为素面磨光，以黑陶最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当时的常用农具之一。此时的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家畜豢养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三

“大寺文化”的命名，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寺遗址中包含了诸多文化基因，分开来看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春秋文化、战国文化和西汉文化，而合为一个整体来看，大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用以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概括，无论怎么看它都应该只有一个归属，那就是 “大寺文化”。

二是郧阳一带的大寺文化类型遗址不仅仅存在于大寺，还有郧阳杨家嘴、郧西庹家洲、房县羊角岭等处。郧阳大寺文化基因中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都与这些文化在其各自主区里的文化表现基因有差别。像在大寺遗址中所含的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红顶碗、红顶钵等，在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不曾发现，为郧阳大寺文化所独有。另外，大寺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彩陶纹样，许多也是在江汉平原上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不存在的。还有，汉江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石器出现，而在大寺文化中，石器是很重要的文化因素。这都表明，我们不能把大寺文化切成段，再零零碎碎地与别的文化等同。实际上，郧阳大寺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断进行着摒弃和发扬，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时大量保留那些积极因素，同时又不断在抛弃和改进自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

大寺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5800年，以陶器为主，其次有石器、骨角器等。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以夹砂的红陶和细泥红陶为主，褐陶、灰陶次之，黑陶较少。制作的手法为：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多经刮磨修整，部分磨光，口部经慢轮修型，造型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和尖底器次之，三足器较少。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有细绳纹、线纹、凸弦纹等。彩陶主要为红底黑褐彩，花纹有圆点、宽带、直线、弧线和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等，代表性器形有彩陶钵、彩陶盆、红顶碗、尖底瓶卜鼎、夹砂罐。其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制作较粗糙，器具有斧、铲、锛、凿、穿孔刀、矛、镞等；打制石器有，但较少，主要为盘状器、锄和网坠等。骨角器有骨镞、骨锥、骨针、骨铲、角铲、角矛等。陶制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匕、陶针等。装饰品有陶环、石璜、骨笄等。

大寺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48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次之。陶器制作大多经慢轮修整，器形规正，部分磨光，具有光泽。其代表性的器物有斜方唇红顶碗、红顶钵、蛋壳彩陶杯、高圈足杯、凸棱扁腹圈足杯、圈足盂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通体磨光，也有部分打制后仅磨制刃部或加以琢制的。

郧阳的龙山文化类型目前仅现于大寺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距今约40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次之。其陶器制作精细，多采用盘泥法，轮制较少，但器形规正。素面和磨光器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侧扁足罐形鼎、管状流鞍形口束腰带足盂、圈底罐、喇叭口高柄蛋壳过灰陶杯、蓝纹高领罐、双耳罐、小口蓝纹大瓮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的较多，制作非常精细，有的选用天然石仅磨出刃部，部分通体磨光。陶制生产工具中纺轮较多，制形多样。装饰品有陶环和石璜。

四

在1959至1962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大寺遗址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证实了早在5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郧阳一带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水稻种植经验。

在大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在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红烧土，既有土块也有碎屑。这些红烧土块大部分是散乱的，显然是一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其上有明显的草茎和稻壳痕迹，而且稻壳痕的状态与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与现代人工栽培稻的特征完全一致，可以证明当时的大寺人种植的农作物中有大量的水稻。大寺遗址所包含的仰韶文化层，距今5800年，若按古人种植技术探索周期比较漫长来考虑，推算大寺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应该不少于6000年。

众所周知，种植水稻必须具备环境、种子、活水以及农具等多个条件，6000年前的大寺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完全具备水稻种植条件？

从全球的自然环境看，在距今约2万年至1万年的时候，全球处于冰河期，气候严寒，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控制下，郧阳地面上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

从大寺的地理位置看，汉江流经村南，河床低于生活和耕种面约12至13米，西面为汉江上游，但有堰河阻隔，要想依靠汉江之水灌溉种植水稻完全不可能。大寺人种植水稻的水源，只可能来自堰河。大寺位于汉江与堰河所形成的三角阶地上，地势较高，依山傍水，土壤肥沃，风景秀丽，是一处既可避免水患，又适宜生产生活的场所。但是，要想使堰河之水灌进大寺田地，必须从堰河上游3公里处修一个堰，再挖凿一条水渠抬高水位才能引进堰河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虽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生产力水平与旧石器时期相比也只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开始制造陶器、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畜、居民村落形成等方面。从所出土的大量石（玉）器、骨器、角器、蚌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来看，要想开山劈石修一条几公里长的渠谈何容易。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来分析，当时大寺村落背后一定有一条引自堰河的水渠，但他们在何时开凿，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们只能充分发挥想象。

巧的是，在如今的后店子，还真的有一条上面所说那样的大渠。不过这条大渠叫 “武阳堰渠”，也叫 “伍子胥堰渠”，传说为战国时期的伍子胥所修建。如果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需要引水来分析，应该在伍子胥修建武阳堰渠之前这条堰渠就已经存在。所谓伍子胥修建，只不过是重新修整而已。

五

在郧阳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种植水稻的遗址不只大寺一处，如在青龙泉遗址也同样发现了稻作植物。实际上，大寺人乃至整个郧阳人，在6000年前种植水稻不是孤立的现象。考古学家严文明的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里记载着那个时期郧阳周边地区也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淅川一个叫黄楝树的村子附近考古发掘时，于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了稻谷遗存。同样在淅川下王岗的考古过程中，在仰韶文化层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印有稻谷的痕迹。在枝江市关庙山遗址的大溪文化层中发现了房址，墙身两面加抹了一层泥，约1厘米厚，泥料中含有少量稻壳和稻草截段。在湖北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遗址还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宜昌红花套、江陵毛家山等处。

当然，郧阳乃至湖北地区的先民，还不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类。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彭头山遗址中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地层里，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存有稻壳印迹，而且在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经鉴定都是栽培稻而不是野生稻，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有一个仙人洞，考古人员在洞穴遗址中找到了一些植物的硅酸体，认定为12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无独有偶，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12000前的3粒稻子，同样也有硅酸体。在距今7000至65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一所干栏式房子地板下堆积了上百平方米的稻谷壳和稻叶，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个陶釜里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大米、做成米饭了。后来，人们又在河姆渡旁边的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面积有八九十亩的一块稻田区。

尽管大寺人种植水稻没有上述的地方那么早，但对于今人认识大寺文化，乃至认识郧阳文化依然有着积极意义。至少，在6000年前，郧阳人种植水稻的技术已经成熟，这是那个时期的郧阳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

大寺文化遗存向我们展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郧阳人的生产生活面貌：人们用石质工具挖掘出窖穴，在里面建筑各种形制的房屋，用竹篾编织成光洁的竹席，用陶制纺轮捻线织布和结网。人们的生活来源依靠种植业、饲养业和渔猎，采集只是补充手段。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从农业中脱离了出来而专门从事原始手工业，有的制陶、有的制石 （玉）、有的制骨角、有的编织生活生产器具。（黄忠富）

来源：十堰日报

作者：黄忠富

延伸阅读：

郧县大寺遗址

（转载自十堰博物馆网站）

2006年10月，在对郧县大寺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首次在鄂西北地区清理出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和部分仰韶文化遗物，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期鄂西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交流融合及仰韶文化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寺遗址位于十堰市郧县境内，东距县城约3公里。处汉江与堰河交汇处的三角形台地上，遗址的文化内涵以新石器文化为主，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较少的龙山文化遗存。

处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丰富，除了在陶器上的特点外，在丧葬习俗方面也有其特色。在大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首次在我们鄂西北地区发现了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这座丛葬坑属于多人二次合葬墓。

二次葬，亦称复葬或迁葬，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传统葬俗，特指对死者尸骸作二重处置：人死，先采用埋土、风化、架树、水浸、置洞等方式处理肉身。待皮肉腐烂，再发冢开棺，拣取骨殖洗净晾干，放入特制的陶瓮等容器内，择日选地置放或深埋，即重新安葬。在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二次葬习俗已经形成并盛行起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大批二次葬坑，分单人二次葬和集体二次葬两种形式。在我们十堰地区的这座墓坑，属于多人二次葬。

二次葬的动机一说是古人认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死者灵魂才能脱离尸身进入阴间；一说是为实行氏族或家族合葬的需要。其实，二次葬的习俗不仅仅只存在于新石器时代，至今在我国的南方一些地区仍然很盛行，如壮族和客家族多采用这种葬式。

此外在大寺遗址还发现另一种葬俗——瓮棺葬。

这种葬俗具体是：将未成年人（多是婴儿）夭折后的尸骨放入陶瓮中，盖上盖子，埋于地下。这些陶瓮以及瓮盖不是专门烧制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储物器随机拿来用于埋葬之用。因此，出土的瓮棺规格不同，形状各异，其中瓮盖也是由陶片、陶钵以及陶盆等随机组成的。众多的儿童瓮棺墓，既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低下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现象，也说明儿童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此外，很多瓮棺底部或用作棺盖的盆上，大多有一个小孔，有的钻成很规则的圆形，有的则是敲击成不规则的形状，小孔上往往还加盖一块小陶片，其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关于这些葬俗种种，说法很多，主要有：

一种意见是，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似乎也是同类意见的艺术性表达。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

另一种意见是，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此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意识是一致的(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国南方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都发现了不少这种瓮棺式的丧葬习俗，而在我们十堰出土的这些陶瓮棺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瓮棺都发现于房屋遗址的附近，这说明这些地区的先人多将瓮棺埋葬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这种丧葬习俗延续年代久远，据考古发现证实，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

探秘古岩寺遗址文化

据《岩镇志草》记载：距镇南七里而近，其来脉自马下岭，过峡矗起高峰，东折而南，直趋环山。迴顾走长石冈至此，山皆紫石，逦迆平衍，不作峰峦峭厉。古岩寺建自唐之初年。大历中，径山蕴禅师结夏于此，东西序五百余人，四方参学者日至，奉代宗手诏征去。诏与师遗像尚存寺中。寺前里许为小岩，道旁有小石浮图。故老言，此地原寺之山门也。汪丹石溥有诗云：“岩藏大历诏，草没建文钟。”可识山灵故物。

传说中的岩寺这地方，有岩又有寺，名不虚传。距镇南大约七里的地方，逶迤绵延与马下岭余脉相连，高峰宛然向东伸延折转。唐大历元年，建岩寺镇，因古岩寺是当年径山蕴禅师诵经的道场，而这位高僧曾是皇帝尊崇的法师，即以“镇”护持，故名“岩寺镇”。直到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下了诏，将岩寺镇更名为“岩镇”，这里更是人烟密集，方圆数十里，名公望族均迁来定居，规模越来越大，盛极一时。

随着山深线的建设，古岩寺遗址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出于对文化遗迹的历史原生态保护，以古岩寺遗址为中心，向外辐射多条公路方便车辆同行，同时保留古岩寺遗址内的步行土路，使得游客们更好地体验古岩寺的文化魅力。

坡缓景奇 丹霞古迹

古碑 古刻 古木 古岩 古道

徽州的文化根与文化魂

原生态的自然地质风光

古岩寺文化遗址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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