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后聚落遗址位于赤峰市区东北英金河东岸红山最北山峰的东坡及南坡，文化内涵丰富。遗物中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罐、彩陶钵、盆、碗及夹砂“之”字纹直腹罐等。石器有磨制石犁、磨棒及细石器等。青铜时代“夏家店文化”的素面磨光褐陶鬲、灰色绳纹陶罐、夹砂素面红陶罐、鬲等。

红山文化遗址早在本世纪初已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日本人鸟居龙藏，1908年，探查了赤峰城北英金河畔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33年，日本人牟田哲二把红山一带出土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重要文物窃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后又和鸟取森男、金子健儿等进行调查，并将一部分文物盗去赠给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同年秋，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来到赤峰，对红山遗址进行了挖掘。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等人又进行大规模的挖掘盗走大量文物。其后，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进一步做了科学的调查和发掘，全面认识了红山文化的内涵。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的年代距今5500年左右。当时的人类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并创造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对赤峰及东北地区的原始社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重大发现！建平太平庄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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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

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摄

每天“刮方”8小时 发掘5000年前人类生活遗迹

夜晚，石台沟村格外宁静，村部内却灯火通明，五名考古队员正在整理近一段时间的材料，在其西南方向不足1公里的山坡上，就是今年新启动的发掘项目马鞍桥山遗址。

3个多月前，辽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队就驻扎于此，对马鞍桥山遗址进行解剖性发掘，现已清理房址3座、灰坑15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并且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对此，省文物部门表示，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日前，本报记者跟随考古队员进入发掘现场，揭开马鞍桥山遗址的神秘面纱。

4个月时间走遍建平

发现马鞍桥山遗址

立冬之后，天气转凉，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方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般会在冬季来临前结束，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省内为数不多仍在进行考古发掘的项目。“现在我们的发掘工作也要接近尾声了。”历经3个多月的风吹日晒，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樊圣英皮肤黝黑。

红山文化最初于上世纪初在内蒙古被发现并被命名，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成为我省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去年，省文物部门进行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樊圣英作为其中一员在奔波于朝阳市建平、凌源、喀左地区，寻找着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樊圣英说，仅走访建平县就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民组南约800米的一道小山梁上，当地俗称“马鞍桥山”，取得了重大发现。

据当地村民描述，石台沟村附近的农田中，大雨之后时常可以发现一些陶器碎片。樊圣英表示，根据经验大概确定一定的范围，通过实地走访确实发现农田中有石器、陶器碎片的踪迹。此前，牛河梁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红山文化遗址一般都位于小山丘上，多是向阳的一面，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让调查工作更有的放矢。

今年8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马鞍桥山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省文物部门将其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一处聚落址。

事实上，在牛河梁遗址区域内经过发掘的遗址多为墓葬遗存，仅在牛河梁第一地点发现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如女神庙遗址，但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揭露，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

马鞍桥山遗址的发现也将丰富牛河梁遗址群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牛河梁遗址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也为探讨红山文化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动力提供新线索。

考古生活条件艰苦

供水限量每天只有两桶

“发掘现场常驻的考古队员一共5个，包括我在内。”樊圣英是队中的现场负责人，驻扎在石台沟村，除了现场清理、照相、绘图，遗址考古队的发掘工作也离不开完备的后勤保障，樊圣英告诉记者，这就像过日子一样，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统。

中午11时30分许，一辆载满考古队员的越野吉普车从发掘现场缓缓驶入村部，从8月开始，樊圣英等人就租住于此，这里也就成为了考古队员的临时营地。

由于村部没有自来水，水源供应靠的是大型的塑料水桶，水桶底部有一个简易的开关，方便考古队员们使用，水源供应是限量的，每天只有两大桶水，会在午休时间进行补给。下山的考古队员们虽然裤子和鞋上满是尘土，但也只是洗洗手。

“村部今年刚刚翻新过，这里的条件可以说是很不错了。”樊圣英说，在从业15年的时间里，很多时候居住条件要比在石台沟艰苦得多。

进入村部内，东侧第二个小屋就是樊圣英的临时住处，进门处的柜子里放满了关于红山文化的书籍，东侧是一个单人的铁床，在窗边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散落着笔记本电脑充电器，一台电暖器是屋子内唯一的取暖设施。

每天考古队员们往返于村部和发掘现场至少两个来回，室外作业最大的考验还是天气，发掘项目启动之初正值最炎热的夏季，“朝阳地区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时能达到38℃左右。”樊圣英说，夏季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就每天早开工一小时，晚上晚结束一小时，避开最炎热的时段，以防发生意外。

“对于这些我们早就习惯了，要是受不了的话，早就放弃不干了。”在樊圣英看来，这些早已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天8小时“刮方”

马鞍桥山位于老哈河东岸低山丘陵的山坡台地上，简单休整之后，下午1时许，考古队员们向山上进发，路程不远，但需要走一条山路，表面坑洼不平，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车辆行驶之处会卷起阵阵尘土。

考古现场已经用铁丝网进行了隔离，周边是种植玉米、高粱、谷物的农田。樊圣英介绍，马鞍桥山遗址经初步调查可知其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仅有1000平方米，属于解剖性发掘。

目前，马鞍桥山遗址发掘部分已经被分为大大小小的探方，在考古发掘之前，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仪器，按照经纬度，正南正北地将发掘区域分成网格，每个网格间留有约1米宽距离，方便现场工作人员在现场行走，这一过程业内成为“布方”。

樊圣英解释，不同探方内出土的文物会进行标注，“布方”过程方便文物的坐标确定，为还原遗址的各项数据打下基础。“布方”过程结束之后就是“开方”对探访内进行发掘，粗略的挖掘之后就是“刮方”。

“刮方”的过程及其枯燥，仅凭5名考古队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当地的村民参与其中。工作人员最常使用的工具是手铲，这个工具类似于瓦匠使用的小铲子，以约5厘米的深度对探方内进行发掘，就像“刮”土一样，一层层地进行发掘。

每天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刮方”的工作不断地重复，“大部分时候都是等待，一铲下去能出现什么是不可预料的，有发现还是很兴奋的。”但更多时候他们还是机械地重复着挖掘动作。

房址内发现灰坑

今年27岁的李建霖来自建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是考古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马鞍桥山也是他迄今为止参与过最大的发掘项目。当日下午，他正在发掘现场东北角的探方内对发掘出的陶器碎片进行清理。

这属于更细致的发掘工作，除了手铲之外，李建霖会用到另外两种考古发掘最常用的工具——刷子和竹签，为了保证文物的最原始状态，需要用竹签一点点剔出周围覆盖的泥土，再用刷子逐步清理。“这次的考古发掘跟着老师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李建霖说。

樊圣英介绍，李建霖所在的探方内是一处房址，其内部可以看到建房所用的柱洞，还有一处灰坑，类似于现在的灶台，有使用火的痕迹。此外，在探方内还有一些骨骼残骸和贝壳，“很显然这里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除了积累的经验之外，现场发掘时可以通过土壤颜色的变化来发现遗迹，樊圣英解释说，土壤发生过扰动颜色就会变深，视觉上会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一些灰坑，有草木灰沉积，颜色会呈灰白色。在发掘现场，记者注意到灰坑附近的土壤明显比其他区域的土壤坚硬。

樊圣英表示，另有一些形式较小的房址，功能可能类似于仓房，其中还发现有部分人骨，很有可能是后迁入其中的，“这其中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能靠发掘。”

考古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过往的一些客观事实，然而客观事实究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想法和思想，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在现场发掘其实就是收集各种信息的过程，全面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更多的佐证。”樊圣英说。

将用测绘科技揭示整个马鞍桥山遗址

目前，本年度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其中陶器以夹砂黑陶为主，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泥质红陶钵次之。

樊圣英表示，目前发现的彩陶钵上面有彩绘的黑色的平行线纹，另外就是夹砂陶筒型罐上有刻画的之字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红山纹饰。

天色渐晚，考古队员们乘车返回村部，在樊圣英居住房间的旁边就是陈列此次出土器物的仓库，散落的石器、骨骼碎片等都分装在不同的袋子中，标注清相关信息后摆放在储物篮里。

晚上，考古队员们除了收集整理相关材料，还会修复一些出土陶器，仓库中成列陶器大多呈筒形，或大或小，完整的相对较少，大部分都由考古队员拼接后，复原其外观。

破碎的陶器碎片如同一块块拼图，有些过于零碎拼接起来难度较大，“这项工作有时候也看状态，不太复杂的碎片，很快就可以拼好。”樊圣英也介绍了一些拼接复原的小窍门，以筒形器为例，先找到它的口或者是底，从两头拼起，再根据拼好位置的缺口寻找相应的碎片，可以大大降低工作难度。

樊圣英表示，这一批出土的文物年代至少在5000年以前，具体的年代还需要通过测年技术进行最终确认。

近两年半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凌源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经统计，截至目前，已发现了416处红山文化遗址。

“近期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将会结束，为最大限度保护马鞍桥山遗址，我们还将对发掘的部分区域进行回填。”樊圣英说，相对整个马鞍桥山遗址来说，此次发掘远远不能充分地、全面地揭示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其与周边相邻遗址的关系，还需要文物部门借助先进的测绘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新郑边的老山坪聚落遗址， 7 处聚落单元，分布在 5 座山头上

位于禹州和新郑交界的老山坪是具茨山最东面的一座山峰，这里存留着一处含近 530多所房屋、约 2000 余间石质房基、能同时容纳 2000～3000 人居住的完整聚落遗址。虽然在近代的地方志书上没有任何关于此聚落的记载，但有关专家认为，这疑似古军事城堡的遗存可能是中原地区迄今所能找到的最早聚落原型。

老山坪聚落遗址共由 7 处聚落单元组成，分布在 5 座临近的山头之上。中间的单元尺度较大，占据了附近最高、最平、最开阔的地利条件，其余 6 处单元的规模稍小，围绕中心聚落分布，7 组单元构成了具强烈内聚感的向心格局。相比中心单元而言，其他单元的房屋在形态、尺度、间距等方面基本一致，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心单元和外围单元之间、以及整座遗址的外围，各有一道石砌城墙：紧紧围绕中心单元的内墙将其与外部单元分开，外墙则将 5 座山头的 6 组单元串连为一个封闭的区域。

老山坪聚落遗址位于平均海拔765m的山顶，除有一条小道通往山下外，其余 3 面皆为悬崖，表现出极强的防御意识。尽管老山坪聚落的“择高”是否与祭祀、敬天等原始崇拜存在关联还有待商榷，但“近水”之举却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位于山顶的老山坪聚落看似“反常”于“近水”的规律，但实际上，防洪与取水的矛盾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据上世纪末最后搬下山的几户村民说，他们虽不知道山顶废弃石头房子（老山坪聚落遗址）的来历，但可以肯定的是，山上的土地非常适合耕种，仅一季的烧耕就足够为他们提供全年之用的良田；此外，山间众多的泉眼和上世纪 60 年代山上种植水稻的迹象，以及考古学家杨肇清考证出的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就曾发现深达 15m 水井的考古结论，都再次印证中原地区早期聚落选址规律的客观性。

在“京”、“都”、“国”、“邑”、“京师”、“京辇”、“京城”、“京华”、“京阙”、“京畿”等表示都城的古汉字（或词）中，“國”、“京”二字的间架结构形象地展示出了作为一处地域文明中心所应有的严谨防御特性。以安全性来对老山坪聚落进行审视，其防御体系之严密远超同期的其他中原聚落。

首先，两道石砌城墙将聚落内部空间划分为对应不同功能的区划格局：内部核心区-中部生活区-外围防御区，此等严谨的布局秩序颇似后世成熟都城规划（如明、清北京城）中“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序列层级。虽然具茨山附近还有如新郑轩辕丘、新密古城寨轩辕丘、“夏启之宫”新砦遗址、“夏都”登封阳城、“大禹之都”禹州等几处尚未最终确定的“都城”遗址，但老山坪聚落类于“城”、“都”规格的空间体系已经引起了考古界的巨大争议，不乏有学者推断其应为三皇五帝时期的某处都城遗址。

其次，按《新郑县志》的记载：“四月，荥阳人张俭在阳翟北 40 里大隗山聚众，准备与西魏元保矩联合起兵。东魏派武卫将军高元盛讨伐平定”；另据山中居住的村民证实：直至近代，老山坪还曾多次被当做财主、乡绅们躲避匪患、战乱之用的避难所。这正说明老山坪聚落的确具有不俗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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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发掘距今约4000年龙山文化聚落遗址

经过四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晋城下町遗址揭露出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人类聚落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

下町遗址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瓮罐葬

仰韶时期陶窑

龙山时期陶窑

下町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下町村西南处，在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今年6月，为配合晋阳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晋城市、泽州县文物部门，对该建设工程涉及的遗址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该发掘项目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所长武俊华介绍，长期以来，山西考古的重点一直在晋南地区。晋东南地区特别是晋城地区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少。此次涉建区域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是晋城市历史上第二次发掘史前时期遗址，为研究晋城地区史前文明进程提供了客观翔实的实物依据，成功构建了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填补了晋城地区龙山时期遗址考古工作的空白。

此次下町遗址发掘面积为2000平方米，分东、西两区。共清理出灰坑150个、陶窑2座、竖穴土坑墓8座、瓮罐葬1座、房址1座，时代涵盖仰韶、龙山、二里头、东周等多个时期，其中以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器型有盆、罐、瓮、碗、钵、豆、鬲、甗、斝、鼎、尖底瓶、纺轮等，纹饰有绳纹、弦纹、线纹、网格纹、附加堆纹、素面等。石器有石铲、石刀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骨针等。其中可复原的完整陶器标本约50件，另外还有130余件小件器物标本，总体陶器标本数量接近1000件。在东侧一探方中，还发掘出一个大口尖底陶罐，并于罐中发现孩童遗骨。武俊华说，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电子版

图片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1日09版、 太原日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