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位于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旧址原是-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平方米。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0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对-军"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34年10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长征路。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驶，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其任务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对土豪劣绅的政策、征粮筹款，用以补给部队或散发给人民群众。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同志就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同时，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也避免敌人对使用苏维埃币的群众刁难、-，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维埃币，并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没立兑换点，让群众目田按市价进行兑换。这不仅维护和提高了苏维埃币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反动派对中国0和红军的污蔑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同时，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1999年遵义市0拔专款修复中央没征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办公旧址。

景点位置

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

红色金融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一）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

1928年年底，国民党湘赣粤三省大军围攻井冈山。彼时红军尚不够强大，坚持一个多月，因力量悬殊无法击退敌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艰难转战，于新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之际，抓住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在赣南、闽西地区大踏步来回对敌作战，开创了赣南、闽西十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间爆发了参战兵力高达100多万人、时间长达7个月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大战，50多万人战死，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忙于征服地方军阀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无暇他顾，主力尽调军阀混战。

新军阀混战的1930年，给革命带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时机。红四军展开行动部署，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千年来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动农民捍卫革命成果，扩大工农武装和苏维埃区域。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全军发展到4万人，初步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红军战斗力不断提高，能承受的作战规模越来越大。

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对共产党充满忌惮的蒋介石从1930年年底到1931年7月间，依次调派10万、20万、30万地方“杂牌军”和嫡系部队，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利用杂牌军和中央军的利益矛盾，灵活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将长期被敌人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成功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创建的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也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全国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十几个省二百余县，面积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拥有1000多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1933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辖省、县、区、乡四级政府，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其中，中央苏区内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省级苏维埃有5个，江西省（38个县）、福建省（20个县）、闽赣省（25个县）、粤赣省（9个县）、赣南省（8个县），另有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个中央政府直属县。除中央苏区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下辖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鄂豫皖省、川陕省、湘鄂西省、湘鄂川黔省、陕甘边区、闽东、琼崖、左右江等省（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大举入侵华北，铁蹄肆虐，山河破碎，近在咫尺。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全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此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革命力量大受损失，最后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于1934年10月仓促退出根据地。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与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一）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述略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事补给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经济问题，毛泽东率先思考的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

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决议，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首次告诫边界党要重视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否则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城乡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下《寻乌调查》一文，解决了土地革命中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几项重大政策问题，也进一步深化对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所有权的认识。

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对经济战线的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回应。“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要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193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前往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成《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了关于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等领域工作的群众经验和规律认识。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时阐述了关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回答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目的、动力、方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阶级立场、发展模式、革命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实践：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针对劳动力问题、生产资料问题、水利问题等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从政治上发动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以国家财政信贷方式支援，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殖畜产，组织和调剂劳动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兴办劳动竞赛、鼓励深耕易耨，组织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副产品。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百废待举的艰苦条件下，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处处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势头。

战时经济一切企业的发展首要保障供给红军。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军需、后勤需要有基础的工商业经济作后盾。中央苏区地处贫瘠山区，工商业都十分落后，手工业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下每况愈下。面对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发展公营经济、群众集资合作社经济，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对不同的阶级采取累进税、信贷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税收更多放在剥削阶级身上，银行低息或免息贷款给广大工农群众，反对为争取工人阶级而采取教条的、片面的短视福利观，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

中央苏区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约120部。有关财政、经济、金融的法案如《经济政策》《劳动法》（1931）《暂行财政条例》《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2）《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纷纷出台。为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工农联盟，针对帝国主义手中的企业和手工业，“实行国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船业、矿山、工厂等）”；针对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工人监督生产”；针对私人资本，允许其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

成立国家银行巩固金融。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的货币体系；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金融信贷，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切断帝国主义豪绅买办的吸血管，倾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货币金融体系，必须破旧立新：建立苏维埃政权国家银行和金融组织，发行苏维埃货币，取缔国民党反动派杂钞劣币，控制和集中现金，将资金更多地投向革命事业和工农阶级。

统一财政加强财政管理。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初创之时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红军筹款取之于敌、自筹自给的财政方针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好了财政和物资准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发《暂行财政条例》和《暂行税则》，要求各级财政收入统一送交中央财政部，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给予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区分不同阶级采取没收、征发、捐款、累进税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的征收重点放在剥削阶级上，彻底推翻靠向人民征收数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来豢养王侯贵族的剥削阶级专政体制。

《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颁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发展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带领群众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建设新民主主义财政、经济、金融体系。到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工厂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中央钨砂公司、造纸厂、纺织厂、材料厂等32个，私营工业和手工业80多家，形成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纸业、农具、炼铁等生产合作社开办了二三十种。粮食调剂局、国营饭店、工农药店、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等商业机构使红色腹地的商业渐趋活跃。

中央苏区部分国有工厂统计表

但从1933年后，军事、财政、经济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不同阶级者，执行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打击富农、私人资本，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影响国营企业和工农业生产，财政支出剧增，收支严重失衡，苏币不断贬值。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金融是一国经济之命脉。没有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政治与军事势必受制于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就决心在苏维埃区域内创建独立自主的统一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残酷战争环境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创办的国家银行，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家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是建立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国家银行的伟大尝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金融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国家银行玉印，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刻制启用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经济金融的保障刻不容缓，来不得半点迟疑和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毛泽民负责筹备国家银行，调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协助，其他还有3名工作人员，会计1人，出纳1人，勤务员1人兼管兑换。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至1943年9月27日）

毛泽民，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毛泽东的弟弟，毛家英烈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早期为数不多的金融奇才。毛泽民担任总经理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1925年，毛泽民调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大革命的狂潮风暴中，在北伐的狂飙突进中，在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为党的革命书刊出版发行出生入死，在全国20多个城市乃至香港、巴黎和柏林建立分销处；1932年，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短短几个月，筹建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间的贸易“特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银行基金实力；长征时，在遵义，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于12个昼夜间发行和回笼“红军票”，古今中外未有所闻；全面抗战时期，毛泽民与邓发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在盛世才政府担任代理财政厅厅长，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新疆政局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乱麻治理财政乱局、改组银行、改革币制，引进陕甘边区政府法令与章程，造福于新疆人民。不幸的是，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所谓的抗日“同盟者”忌惮出卖，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其杀死在迪化。毛泽民牺牲时年仅47岁。

曹菊如（1901年5月至1981年1月）

参与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另一位红色金融家曹菊如，1901年5月出生在福建龙岩，1920年初出国任印度尼西亚组织华侨救国会秘书，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闽西总工会秘书，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会计科科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后，他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长征到达陕北后，曹菊如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相继担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代理厅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在不同时期的金融工作岗位上，以全部精力和才智，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巩固、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当年，曹菊如等四名工作人员在毛泽民的带领下，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后来随着业务发展，国家银行总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日渐增加，至1934年7月迁往赣州云石山陂子村时，正式工作人员由初创时的五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⑲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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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建筑名称：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年代：明代

建筑面积：481.61㎡

风格：中式赣派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

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原为谢氏宣太宗祠，始建于明代，距今四百多年。坐东北朝西南，黛瓦灰墙、砖木结构，风格简单质朴；硬山顶，二厅一井，三开间，小青瓦屋面。

旧址俯瞰图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出现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游击战争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白区党组织恢复、工人运动高涨。虽然从其规模和程度来说，还不具备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却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制订斗争策略，以夺取革命胜利的新问题。

1930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与行动，使城乡的斗争、工农的斗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都密切联系起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

此前不久，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中央苏区初具规模。位于江西东南之隅的瑞金，三省通衢，是赣、闽苏维埃政府的连接点，中央苏区的中心。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州、宁都、吉安等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国民党军控制。相比之下，瑞金距离国民党军队较远，且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为安全，是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的适宜之地。

经过历时一年多筹备，几次选址和四次延期，一苏大地点最终确定在瑞金，会址选于叶坪村谢氏宗祠。

会议筹备处的同志对谢氏宗祠做了许多改变：在上方原来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搭建一个主席台，新扎彩门，彩门上方嵌入一颗金色五星，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两旁书写对联“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中央悬挂红四军军旗及马克思、列宁画像，台前挂“工农砲垒”、“民主专政”两幅标语。整个祠堂悬挂着三角彩旗，并将中间的天井铺上木板，完美地将古老的宗祠布置成庄严宽敞的会场。

庆贺“一苏大”胜利召开的木制牌楼

为了庆祝大会的召开，7日早上，红军广场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清晨，红霞满天，一队队精神抖擞、英姿勃勃的红军战士，在嘹亮的军号声、鞭炮声中健步进入叶坪广场，接受大会检阅。下午举行大会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精心准备提灯庆祝晚会，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考虑到安全问题，筹委会还在福建长汀近郊设置了一个假会场迷惑敌人。会议当天，假会场果然遭到敌机轰炸，而叶坪的真会场却安然无恙。

大会历时14天，听取了毛泽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的经济政策问题报告、王稼祥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任弼时的苏维埃宪法问题报告。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

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大会最后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将“瑞金”改为“瑞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它标志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已联合成一种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出现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

“一苏大”制定的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 “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任务是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宪法大纲与过去一切为剥削阶级压迫劳苦大众服务而制定的法律法令有着根本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制宪史上的创举。

“一苏大”结束后，谢氏宗祠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府设在大厅，两边用木板隔成15个房间，作为各部办公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政权最高权力机关。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下设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毛主席的称呼在瑞金喊响并一直喊到北京，传遍世界。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内设土地、内务、财政、军事、外交等11个部及总务厅、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就在谢氏宗祠简陋的环境中，临时中央政府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事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驻沙洲坝，1934年7月又从沙洲坝迁驻云石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云石山离开瑞金前往于都，开始了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抵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飞跃，是新中国成立的伟大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成功尝试。旧址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叶坪革命旧址群

在瑞金叶坪，保留了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有关的一系列革命旧址，除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外，还有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含毛泽东同志旧居）、红军检阅台旧址、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营旧址等。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含毛泽东同志旧居）

原为谢氏私宅，坐西北朝东南，土木结构，悬山顶，两厅一井，小青瓦屋面，占地189.8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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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邓发、顾作林、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这里创办了机关刊物《实话》和党建理论刊物《党的建设》。1933年4月，迁往沙洲坝， 与从上海迁来的中共临时中央合署办公。旧址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检阅台旧址

旧址坐西南向东北，砖木结构，面宽三间，占地面积74.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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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检阅台原是竹木搭成的简易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在这里举行了阅兵仪式和授旗、授章典礼，分别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十军、第十二军、第十六军和第三军团奖旗各一面；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8人奖章各一枚。旧址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原为谢氏民居，建于1924年，坐西朝东，土木结构，悬山顶，占地123.4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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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成立，是中央苏区时期最重要的新闻机构。内设编委会和新闻台，其主要任务为：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阅；编辑《红色中华》报；向各根据地和军队播发新闻稿件。旧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

原为谢氏民居，建于1910年，土木结构，坐北朝南，悬山顶，占地面积27.7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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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总金库在此成立，隶属中央财政部管理，负责国家现金收付和保管等业务。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主任，内设会计、出纳、审计等科。总金库存有钞票、银洋、金银首饰、珠宝等。在此之前，总金库的工作由国家银行代理。根据中央财政部颁布的《国库暂行条例》规定，总金库设于国家银行，各省分行设立分金库，各县支行设立支金库，红军部队不设金库，由政治部代理，从而统一了苏区的现金管理。旧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营旧址

原为谢氏墨太祠堂，建于1816年，坐北朝南，三合土砖木混合结构，悬山顶，面宽三间，占地面积358.18平方米。

（向上滑动查看详情）

1931年9月，中央警卫连随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迁驻于此。主要担任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和领导人的警卫，同时也为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举行的重大活动及法庭开庭等担任警戒工作。旧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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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编辑：胡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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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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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水那边红一角

建筑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年代：清末

建筑面积：1023㎡

风格：中式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仙源乡

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仙源乡仙源街桥头王家屋，始建于清末，原为民居“笃庆堂”。建筑坐东朝西，由南北两幢并列组成，相互连接贯通，共4厅12房，建筑面积为1023平方米。旧址内部为抬梁式木架结构，小青瓦屋面，木质门窗。外墙为砖砌风火墙，内墙为土墙、木板隔墙。中厅两侧走道上方，保留有当时书写的“列宁之路”、“马克思路”、“军乐”、“音乐”字样。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又称“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区域。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成功领导平江起义之后始建。

1931年9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湖南平江召开。中共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这一年的7月与9月先后成立，并于随后不久迁驻修水上杉。1932年4月12日，湘鄂赣省苏政府又随省委从上杉迁往万载县小源乡（今仙源乡），在此停驻至1934年1月，近2年时间。期间，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劳动部、土地部、工农检察部、文化部、卫生部、内务部、国民经济部等七部机关在此办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银质印章

湘鄂赣革命纪念馆藏

湘鄂赣省委、省政府在仙源执政期间，召开了数次重要的会议。1932年8月，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作了有关红军问题、土地问题等的11个决议案，选举王显德为省苏主席，彭德怀、刘建中为副主席。1933年10月，全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作出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及肃反工作等项决议，选举何振吾为省苏主席，张金楼、孔荷宠为副主席，同时选出了30名出席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2年至1934年，在湘鄂赣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三省边区数百万民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湘鄂赣省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与主力红军都得以发展壮大，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人民群众从各方面支持苏区政府的工作，经济、文化显示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湘鄂赣革命斗争史上的兴盛阶段，较稳定的苏区人口约有300万，包括湘、鄂、赣共40余县。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苏维埃在小源，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为了正确整理与分配土地，土地部认真贯彻中央所颁布的土地法令，发出了《省苏通令土字第一号指示》。文件第四项在土地分配的问题上明确指出：分析社会成分，特别是在确定富农时，应以剥削关系为主要标准，反对少数人的随意攻击和感情观念，防止把中农当作富农。

1932年6月，土地部制定了有关土地问题的三个月工作计划，强调了“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农业生产统计”的重要性，以促进土地整理分配工作的展开。为了解决好土地问题，土地部以省苏名义连续颁布了5个相关通令，足见湘鄂赣省苏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因此，湘鄂赣省才会成为土地革命的重要实践地。

红三军团司令员和三个政治委员（左起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

湘鄂贛省的军事革命历史同样值得铭记。在这里，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多条有关军事的政策法令，明确政治军事发展方向，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4月，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部成立。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发展工农红军做出了有力贡献。次年，湘鄂赣省红军主力达到2.5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生了多场战役。在这些战役之中，发生于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小源保卫战，是规模较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役。

1933年3月，红十八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向南昌进发，牵制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敌。4月7日，敌人乘小源兵力空虚之机，兵分三路向小源——也就是如今的仙源合围。小源危急，省红军总指挥部急令各路红军星夜回援。4月8日至9日凌晨，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和红三师在近万名群众的支援下，与敌激战一昼夜，摧毁了敌军指挥部。歼敌600余名，击毙团长1名，营长2名，连长8名，缴获大量重机枪、步枪，取得了小源保卫战的胜利。

1932年出版《湘鄂赣省红旗半月刊》

在苏区教育文化建设方面，湘鄂赣省苏也并不松懈。1932年5月，省苏政府发出文字第一号训令，在全国苏维埃区域率先提出了“以教育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教育思想。训令指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无产阶级所需的政治经济等技术专门人材。因此，要“培养儿童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集团的思想、劳动的身手、革命的热情”，与今天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教育方针。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在工作中作风优秀、一心为民，因此获得了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1933年2月7日，苏区红军医院缺少伤病员使用的棉衣、棉絮，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发出了紧急命令。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捐出家中的旧棉衣。在小源界岭村，甚至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准备用来百年后“睡棺”的新棉衣送往了红军医院。老人的真情不仅感动了红军医院的伤病员，更感动了其他当地群众。事迹传出后，人们纷纷将更多棉衣、棉被送往红军医院，解决了伤病员缺衣少被的燃眉之急。

从1933年9月开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围攻下，湘鄂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损失。1934年1月，湘鄂赣省苏机关迁至铜鼓，此后不断在多地间迁驻；1934年8月，湘鄂赣苏区成为游击区；1937年12月，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机关撤销。

仙源是湘鄂赣省级机关连续驻扎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湘鄂赣省苏区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残酷的反“围剿”斗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傅秋涛、江渭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边区军民一道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仙源作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被称为“小莫斯科”。2006年，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群主要由中共湘鄂赣省委旧址、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五分校旧址、中共湘鄂赣省委《红旗》报社旧址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组织机构旧址组成。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旧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仙源乡仙源街月山下王家屋，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由仙源当地财主王发润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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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王氏后裔曾把该屋卖给外国传教士（英国、意大利人）做天主教堂。旧址平面呈“凹”形布局，包括正屋和南北两端向东伸出的侧楼两部分，正屋有3厅8室，侧楼下层1厅1室、上层1室，整体占地面积1175平方米。

旧址内设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办公室兼卧室、宣传部、组织部、妇女部和少共省委办公室、技术科办公室、列宁室、接待室。旧址中厅墙壁上保留有当时书写的“办公厅”3个黑色繁体美术字。2006年，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湘鄂赣省军区旧址

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部）旧址，原为清末民初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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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东朝西，土木结构，呈“7”字形布局，建筑面积239平方米，内设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总务部。

湘鄂赣省军区于1932年春在小源成立，驻扎近两年时间。湘鄂赣省军区成立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对全省红军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增强了全省主力红军的力量。此外，军区还组建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培养了近千名军政干部；取得了港口战役、株木桥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湘鄂赣苏区的“围剿”；牵制国民党60多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2006年，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红旗》报社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员会《红旗》报社旧址原为王家祠堂，建筑面积110平方米，是清朝同治年间由仙源王家会众集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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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15日，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的省委机关报——《红旗》在小源创刊。该报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党的政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指导各地党的工作；揭露国民党的造谣与欺骗，动员全省苏区人民参军参战，巩固和发展新的苏区。该报每期4开2版，发行约1500份，共编辑出版了近70期，辟有“国内外消息”“省区要闻”和“红军简讯”等栏目。《红旗》报社在编印《红旗》报的同时，还负责编印临时性的《红旗小报》、《政治消息报》和理论性的《转变月刊》，在湘鄂赣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作用。2006年，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旧址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旧址位于新市村，始建于民国8年，原为村民袁爱家中的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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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北朝南，土木结构，分上下两进，进间有一口约9.5平方米的天井，有房屋4间，建筑面积462平方米，上进中墙上保存有当时书写的红五分校“校歌”,。

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分校是1932年湘鄂赣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以原省苏维埃领导的军事学校基础建立起来的。1932年4月12日，随湘鄂赣省委一道迁至小源，下设军事教育处、政治处和管理处。共培养军政干部近900人，加强了湘鄂赣省红军和各县警卫团、游击队的领导力量，为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旧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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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西省博物馆

编辑：胡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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