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溪镇：深溪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东南郊，镇0所在地距市区13公里，是红花岗区东南门户，东、西、南三面与遵义县虾子镇、喇叭镇、龙坪镇接壤，北与红花岗区新蒲镇隔湘江而望；镇域面积101.5平方公里，全镇辖8个行政村，1个居民委员会，107个村（居）民小组；现有人口33909人，其中农业人口31504人；现有耕地27305亩，其中田：17695亩，土：9910亩。 ……

《杨雄墓志》与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

《杨雄墓志》与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

张应桥

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潼关县税村发掘了一座隋代大型壁画墓，按墓葬规模，墓主人应是隋亲王级贵族。由于墓志被盗，墓主人是谁遂成悬案。新近面世的隋观德王杨雄及其两个夫人的墓志明确其葬地为 “华阴淳乡弘仁里”。联系相关史料和墓志记载，“弘仁里”位于“华阴东原”之内。“华阴东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大体位于今潼关县境内。再据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中“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县城西十里”之记载，可以把杨雄墓锁定在今潼关县高桥乡境内。这与税村大墓的位置正好相契合，税村大墓主人应该是隋观德王杨雄。

一、杨雄葬地

隋观德王杨雄墓志出土时地不详，志石亦下落不明。赵文成、赵君平两位先生所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续编》中载有其拓本，同时刊载有杨雄前夫人长孙淑信的墓志 （大业九年）、后夫人王媛华的墓志（大业九年）、父杨绍的墓志 （建德元年）、杨绍夫人兰胜蛮的墓志（开皇十七年）、子杨续的墓志（永徽三年）、杨续妻乙弗氏的墓志（贞观十七年）[1]。杨氏父子三人分别生活在北魏、北周、隋、唐四朝，且皆身居要职。三个人的墓志时代连续，叙事上起北魏下至唐永徽年间，记载了中国由分裂到统一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依拓本，杨雄墓志为正方形，边长约102厘米，厚约12厘米。志面有界格，志文正书，共46行，满行46字，计 1917字，首题“隋京兆尹司空公光禄大夫故观德王之墓志铭”。四侧面线刻十二生肖图案，做奔跑状。志盖盝形，顶部边长85厘米，底部边长102厘米。顶部正中浅减地雕刻隶书 “大隋京兆尹司空公光禄大夫故观德王之墓志铭”，5行20字，其外围两周连珠纹，中间填以四神图案，四刹及四周侧面为忍冬纹，整合墓志显得富丽堂皇。杨雄墓志是迄今发现的形制最大、志文最多、规格最高的隋代墓志。

《杨绍墓志》载：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月十五日，窆于咸阳郡石安县洪渎乡孝义里山。《兰胜蛮墓志》载：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十一月十一日，迁窆于泾阳县龙栖乡。石安县，后赵“石勒置”[2]。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渭城乡坡刘村的《拓跋虎妻尉迟将男墓志》称，大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葬于夫开府之墓石安县北原之山”[3]；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的《若干云墓志》称，大周宣正元年（公元578年）“窆于泾阳县洪渎川赵村东北”[4]72-75；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咸阳底张湾的《尉迟运墓志》则称，大成元年（公元579年）“返葬于泾阳县洪渎乡永贵里”[4]101-104。可证石安县于北周建德元年后至宣政元年前改为泾阳县，今咸阳市底张湾一带属石安县洪渎乡永贵里。那么“洪渎乡孝义里”当距此不远，杨绍墓应在咸阳市底张湾附近。其三世孙杨思讷志载“与夫人郑氏合葬咸阳洪度旧茔”[5]，四世孙杨执一志载“与故夫人独孤氏同祔京兆咸阳县洪渎原”[6]，可见这里自北周至唐是杨氏观王房一直在使用的一处茔地。

《杨雄墓志》载：“大业八年三月十日遘疾薨于辽西郡，春秋七十有三……九年太岁癸酉九月壬申朔还窆于弘仁里山。”《长孙淑信墓志》载：“大业九年九月十三日合葬于京兆华阴县还淳乡之墓。”《王媛华墓志》载：“大业九年九月十三日合葬于华阴县之还淳乡弘仁里。”故知杨雄二夫人早卒，大业九年九月三人合葬于华阴县还淳乡弘仁里，三合墓志同时刊刻。

《杨续墓志》载：“以永徽三年六月廿五日，寝疾薨于安定里之第，春秋八十有三。遗旨薄葬，敛以时服，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葬于华州华阴县定城乡之原所。”《杨续妻乙弗氏墓志》载：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十月十五日，归葬于华州华阴县之旧茔。

据《杨谟墓志》“(大业二年)改葬于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7]，弘仁里在“华阴东原”。因此，杨雄、杨续父子之墓也应该在 “华阴东原”，这是杨氏“观王房”新辟茔地。

二、华阴东原

“华阴东原”之称屡见北魏至隋唐杨氏墓志。在已发现的北魏至隋唐杨氏墓志中，明确记载葬地“华阴东原”杨氏“越公房”者共12方，其他墓志3方（杨叉、杨孝偡、杨文愻），按葬年顺序列表如表一。

表一中《杨谟墓志》“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和《杨孝偡墓志》“华阴东原留名乡归政里”，表明在县、乡、里俱全的情况下，其间不可能再插入任何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开皇九年的《杨景墓志》和《杨叉墓志》分别载“华阴东原乡通灵里”与“华阴县潼乡通灵里”，但“通灵里”是不可能同时既隶属于东原乡又隶属于潼乡的。再结合“潼乡”在杨氏墓志中常见，而“东原乡”仅见此一例，推测“华阴东原乡通灵里”当为“华阴东原潼乡通灵里”之误。故“东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应指华阴县东部区域。

表一 “华阴东原”出土杨氏墓志统计表

表二 “华阴东原”出土杨氏墓志统计表

注：表一和表二中书目及简称：

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简称《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简称《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③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简称《搜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④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简称《搜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⑤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简称《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

关于“弘仁里”，大业二年《杨谟墓志》载为“华阴东原丰原乡弘仁里”，大业九年《杨雄墓志》载“华阴县还淳乡弘仁里山”，永徽三年《杨续墓志》载“华阴县定城乡之原所”。杨雄父子应葬一地，则表明：“弘仁里”所在的“还淳乡”，从大业二年到永徽三年，名称经历了“丰原乡”到“还淳乡”再到“定城乡”的变更。

在族葬制度下，同房祖成员一般应该葬一地。通过对照墓志所载世系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杨氏世系，分析墓志所载乡、里、村等具体地点的联系，尚有已发现杨氏“越公房”墓志15方，其他葬华阴潼乡墓志4方 （杨阿难、杨颖、杨雄、杨续），按葬年顺序列表如表二。

根据对表一的分析，表二中人物都应葬在华阴东原。可见，华阴东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当指北魏至隋唐时期华阴县东部一片较大区域。它至少涵盖当时华阴县的潼（关）乡、丰原（还淳、定城）乡和留名乡。其中，潼（关）乡下辖习仙里、通零里、招远里、神原里等，留名乡下辖归政里等，丰原（还淳、定城）乡下辖弘仁里等。之所以称华阴东原，大概因这片区域位于“中岳华山”之东，当时华阴县之东部。而出土于今华阴市五方村的另一支弘农杨氏杨播家族墓志，大都不见有葬华阴东原之记载，是因其祖茔位于华山之西、华阴县西部之故。

葬于华阴东原的这些墓志大都没有具体的出土地点，只有“越公房”代表人物杨素及其妻郑祁耶、继母萧妙瑜三人的墓志出土地点明确，即今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还有《杨胤季女墓志》出土于潼关县管南村[8]，东临亢家寨。故杨氏“越公房”墓志应该大都出土于潼关县吴村乡亢家寨及其附近。由此可见，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华阴东原”至少和今潼关县存在重叠区域。那么，杨雄父子墓志很可能出土于今潼关县境内。

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中载：“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城西十里。”并引 《县志》：“雄，隋宗室。有唐中书侍郎岑文本碑。今碑不存。”[9]按清代一里合今576米计算，10里即5760米。明清潼关县城就是今天港口镇潼关城遗址，其西10里处就已进入今潼关县高桥乡境内。《金石录》载《隋观德王杨雄碑》[10]，大概毕沅所引《县志》载岑文本撰杨雄碑。

毕沅是清代知名学者和乾隆朝重臣，曾任翰林院修撰，并两次出任陕西巡抚。在陕期间，“询求旧迹，订伪厘舛”，撰成《关中胜迹图志》，被列入《四库全书》。该书“考据本末，荟萃旧书”，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及文物古迹的重要文献。其对杨雄墓位置的记载，未明何据。《杨雄墓志》的面世，可证毕沅所载是正确的。

三、税村隋墓主人

税村隋墓，是2005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高桥乡税村抢救发掘的一座大型隋代壁画墓[11]。该墓位于陕西省潼关县高桥乡税村北约300米的农田里，东南距县城约10公里，向北约3000米的渭河岸边即为东汉杨震家族墓地，向东另一原上有隋楚国公杨素家族茔园。墓上原有神道、望柱和石刻等设施。这是一座由长斜坡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砖券甬道和墓室等构成的单室砖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水平长度为63.8米，墓底距地表深16.6米。以前曾遭多次盗扰，墓室内除石棺外，墓志及石门被盗一空，仅壁龛中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及珍贵的壁画，特别是用浅减地手法雕刻的线刻石棺和壁画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潼关县税村隋代壁画墓是我国隋唐考古史和美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是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为探索杨氏隋皇族墓地和隋代高等级墓葬制度提供了线索。”其长度、深度和天井的配置与唐代太子和亲王的墓葬类似，故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为隋文帝长子、废太子杨勇。杨勇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废为庶人，杨广继位，矫文帝诏赐死，后追封为房陵王。所以，杨勇墓葬不可能有税村隋墓那样大的规模和奢华；即使如发掘者所言杨广为收买人心厚葬杨勇，也不可能用精美绝伦的画像石棺。故税村大墓主人绝不可能是杨勇。同理，和杨勇一样不得善终的三个弟弟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故潼关县高桥乡税村隋墓之主当另有其人。

从墓葬规格看，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王级规模，与观德王杨雄的身份地位恰相匹配，与杨雄墓志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志最为相称。从地理位置看，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位于明清潼关城遗址西约 6300米处，与清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所载的 “隋观德王雄墓在潼关城西十里（5760米）”十分接近（如右图）。

税村隋墓与潼关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税村隋墓 “墓上原有神道、望柱和石刻等设施”，与杨雄墓上原有唐初岑文本撰写的《隋观德王杨雄碑》可以互证。

而且，杨雄夫妇三合墓志装饰纹饰和税村墓中出土石棺上的装饰纹饰，均采用“浅减地细线雕刻”技法。而连珠纹和忍冬纹又是二者最常见的基本装饰图案。这种从技法到内容的高度一致，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二者为同批工匠、同时制作的产品，又为同人拥有和使用。

综上判断，潼关县税村隋墓之主人乃隋观德王杨雄，其子杨续墓也应该在附近。隋华阴县还淳乡大体相当于今潼关县高桥乡，而税村就在隋弘仁里内。

参考文献：

[1]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2]魏收.魏书：地形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08.

[3]咸阳市渭城区文管会.咸阳市渭城区北周拓跋虎夫妇墓葬清理记[J].文物，1993(11):35-39.

[4]员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七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268.

[6]贺知章.杨执一墓志[M]//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114.

[7]吴纲.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8]杜葆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J].考古与文物,1984(5).

[9]毕沅.关中胜迹图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10]赵明诚.金石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9.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5)：4-31.

（作者单位 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 《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 2018年第2期

杨文‖李广墓

李广墓

腊冬时节，雪往往是个不期而遇的话题。古人早有踏雪一词，轻盈中带有悲凉，寒气中带有无奈，这是汉巾方士的感叹。而我终是不同的，但总的说来还是时代的不同，以往的出门入门总是在电器轰鸣中度过，而今天则是想走一走。

具体走到哪里则是没有目的，也就由着足迹漫无目的的走着，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双脚从南郭寺出发，行至正建的舍利子塔后，再从东向西，行驶两个小时有余来到了一座庙。行人喃喃，似乎这里是石马坪，再走一段初见殿宇。两旁是大理石雕刻的悬梁飞栋，朱漆大门的上方则是李广墓三个大字，正楷而行，刚遒有力，也是符合这位将军的身份。左足一踏，里面的服务人员立刻出门，张口五十门票，想想汉将军的祭堂，实不该虚与委蛇。拿了票，缓走几步便是一方阔地，前后都有石级，绿化两旁立有石马祭司，右侧石马前树碑立传，大概意思就是李广将军再此勒马，后人铭记便将此地叫做石马坪。石马前侧则是一方老石，石中有孔，随想到了这是飞将军射虎误石，簇穿石中的遗迹。看着石马老石，数千年已经过去了，那时的匈奴已经归降，可叹的也是这石马，可曾将今时今事说与了曾今亲扶它们的飞将军。

拾级而上，左右两侧均是暗室，所说暗室是非什么宝库重地，多则是西汉作战匈奴时的地图还有李将军一生的轨迹。这些陈列室昏暗无比，若不是没有一点心理素质很难想象面前站着一位手持戟头戴盔的汉朝武士肃立在你面前。这种比喻极尽是苛刻的，恕我直言，眼观六路，实在没法欺骗自己的眼睛，还有刚进门这位汉将军给予的正气。

进了一道门，这算来也是二道门。但见亭子林立，中间喟然立着一道碑，碑上书写汉将军李广墓六个大字。碑是极高的，它也恰如将军的宝剑，挥斥方遒间斩杀了无数入侵的外敌。李将军手中的茧和这柄剑，讲述了近两千年来“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的气概英豪。碑后便是英雄冢了，它高约10米，周长25米成半球状，四周是直立的青砖，盖顶则是青草现已枯黄。绕冢一圈，直对着碑的一面赫然竖着一方字，它与碑相照，同样的汉字，书写者则是蒋中正。

我望着这座坟茔，看着这幅碑刻，忽然间热血沸腾。这坟茔的主人是汉代的将军，用自己的一生在漠北诉说着一位将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可是到头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自己的鲜血流尽，这是不怕的，因为秦州这份土地滋养的就是热血男儿。想来李将军也是恨卫青的，想来卫青也是理解李将军，可是，千年后已经无法可是了。这幅碑刻的主人同样是北伐无路，流寇无名。南进北去，坐拥秀丽江山也终究是一场空梦。我不懂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现实的讥嘲。我只有默默的绕着这座坟茔，看着这幅碑刻。接着看着这幅碑刻，绕着这座坟茔。

唐太宗常说：“读史可鉴人。”贾谊同样说：“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复哀后人矣。”我同样不知，我们是不是后人哀之的矣。出了朱漆大门，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左右正在扩建高楼的尘埃中。

作者简介：

杨文，笔名，花起子，一个喜欢文字的八零后，希望用本真的文字记录生活的点滴。我也喜欢写作，喝茶，畅谈人生。用自己的认知改变一点点的自己，希望自己做的更好。

顾问

审编

编委

执行编辑

稿约

◉唯原创、唯精品｜◉真性情、真文章

都杨六合村曾出土有2000年历史汉墓！墓主身份至今成谜

汉墓遗珍耀都杨

作者：周业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在都杨镇境内的六合村委岗尾村发现一座大型古墓，后经文物部门发掘，墓中出土有陶鼎两件、陶簋一件、陶魁一件、陶炉一件、陶温酒樽一件、陶井栏一件以及残破陶器若干，后经权威鉴定，该墓葬及出土文物的年份均属汉代，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汉墓遗珍的出土，证明了早在两千年以前，都杨大地上便有人类居住、活动，并且在那个时期达到了生活和生产的高水平。其实，都杨汉墓的发掘，给我们传递了许多历史信息，当我们将这些信息拼接起来以后，就能从中获取到不少耐人寻味的思考。今天，我就都杨汉墓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表达一些个人看法，浅论其中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一：地理位置特殊。都杨汉墓所在地是都杨镇六合村委的岗尾村，这里地处西江南岸的丘陵地带，周围高山连绵，中间形成一马平川的小盆地，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在现代，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所以，由此前提下，两千年前的汉代先民选择在这片土壤上居住并且繁衍生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我们都知道，整个岭南地区在先秦时都属于百越之地，秦朝以后才开始向中原王朝归化，秦汉交替之际还隔了一个南越国时期，直到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才有相当有效的控制，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百越族后裔的聚居地；而就是处于两汉时期的都杨大地，当时同样是百越族后裔的聚居地，当时这块土地尚上未有中原汉人入住，那么位于六合岗尾的汉墓及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到底是属于土著文明抑或属于外来文明呢？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二：冥器品属超凡。都杨汉墓中出土的陶制物品均属冥器，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一种器物，这批冥器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一道来自两千年前的文明曙光。而就是这批冥器，其本身具有的产品属性却非同寻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这批冥器，有鼎、簋、魁、炉、樽、井栏等形式，这是将古代的生活用品制造成一种礼器、观赏器来为墓主人陪葬，希望墓主人在身后依然能够拥有生前的享受，在当时，这种享受非位高权重者不能享有。鼎、簋、魁、炉、樽等生活用品，最早产生于中原地区，后来被逐渐神化，成为了一种祭祀礼器，如在周朝时，“九鼎八簋”就成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的权威象征，到了汉代时，炉就成为一种专门为祭祀焚香时而设的乡具；因此，这些古老的生活用品或者礼器冥具，大多数在黄河流域或者长江流域出现，很少在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出现。而都杨汉墓中出土的这些在当时象征权威和饱含享受意义的冥器，是不是说明该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而产生于中原地区的鼎、簋、魁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物品在都杨汉墓中出现，是不是说明当时的西江水路将外来文明带到了都杨大地并为当地土著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幸目睹了这一汉越和辑的文化奇观？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三：图腾崇拜突出。在都杨汉墓出土的一系列陪葬冥器中，有一件冥器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陶魁，也称龙首柄勺。其实，从这件冥器的体型来看，应该属于魁，是古代的一种盛器，至于魁中的勺，应该在岁月的消磨中已经损毁。那么，这件陶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该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该魁的把柄被制作成一个活生生“龙头”形象，该“龙头”由魁身延伸出来，稍微向上倾斜，形成一种“冲天”之势，形象十分威武，因此被称为“龙首柄勺（魁）”。我们都知道，“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崇拜图腾最早出现于三皇五帝时期的中原地区，几千年来，我们对“龙”的崇拜之情一直有增无减，特别是自有皇帝制度以来，“龙”就作为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神圣不容侵犯，而在墓葬中能用“龙”标志者，要么就是九五至尊的皇帝，要么就是由皇帝分封的皇亲国戚，平民百姓有在墓葬中私用“龙”标志者，轻则杀身，重则族诛。而在中原龙图腾崇拜的文化尚未传入岭南地区时，岭南的越人并不崇拜中原神话中的“龙”，而是崇拜自然生物中的青蛙，甚至认为青蛙是神兽、祖先神，这方面在今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雷纹四蛙铜鼓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一来，我们又会诞生两个疑问——首先是在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特别是粤西地区）尚未有太多汉文化渗入，那么一个产自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为何会“错位”地出现都杨汉墓之中？这和数公里外的降水村“温媪豢龙”的传说是否有联系？其次，假如龙图腾文化是在两汉时期由外地顺着西江水路传播到都杨大地并为都杨先民所吸收的话，那么这样一件高等级的冥器在当时来说又到底是谁的墓葬才能享有？

△资料图：岗尾村风景照 （图片来源网络）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四：王城遐思契合。结合上面所说，我们对都杨汉墓产生了一连串疑问，主要是思考为何在这座墓葬中会出现一批不应该在彼时彼地出现的冥器。其实，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博罗庄公镇就曾出土一批珍贵的先秦青铜器，其中有青铜鼎、青铜编钟等，无论在年代上，抑或在等级上，这些遗珍都要比都杨汉墓出土的遗珍更早、更高；后来据专家认证，原来在先秦时，博罗一带曾兴起过一个缚娄王国，而这批珍贵的青铜器，就是缚娄古国遗留的文明。转而查阅本地大量文献资料，均未发现有关都杨历史上兴起过什么古国、古城的记载，也丝毫没有有关两汉时期有什么大人物居住在都杨大地的记载，那么都杨汉墓的文化奇观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按照这个思路，我又扩展思考范围，查阅到清代《苍梧县志》有记载：“高后五年，佗以其族赵光为苍梧王，治广信。”该文献记载的事情，是指汉高后五年，南越王赵佗封其族人赵光为苍梧王，在苍梧之地（今两广交界地区）筑苍梧城。而按照都杨原属高要县、高要县原属苍梧郡的历史看，在秦汉时期，都杨境域属于苍梧之地，后来赵佗封赵光于苍梧之地，因此当时的都杨也属于苍梧王赵光的管辖范围，该地离苍梧王城的距离并不长远，因此都杨汉墓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苍梧王室贵族的一座墓葬。在此前提下推论，之前的诸多疑问都能得到解决——由于苍梧王赵光是赵佗族人，所以他必定也是来自中原的人士，因此他的家族成员的墓葬也必定有中原文明的体现，如墓中鼎、簋、魁等冥器以及龙图腾标志的出现，也正因为该墓墓主的身份不如南越王身份高，所以其冥器不能用青铜制而用陶制，在数量上也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仍能体现其权高位重的身份。另外，我们看看都杨汉墓中出土的冥器都有哪些——陶鼎、陶簋、陶魁、陶炉、陶温酒樽、陶井栏，当时的鼎、簋均为烹饪器，魁则是盛器，炉则是祭祀礼器，温酒樽则是温酒器，井栏则是生活用器，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墓主人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话，那么他的墓葬中还会出现这些高级别的冥器吗？且这批冥器除了烹饪、饮食方面的用途外，还有祭祀、观赏方面的用途，这就说明当时墓主人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已经融入了修身养性的生活元素，而墓主人的生活环境是处于一个文化多元的状态，当时的平民百姓是不会拥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的，所以都杨汉墓主人的身份必然是高于越人土著酋长而低于南越王，他极有可能就是汉代南越国苍梧王赵光的家族人员。

以上就是我对都杨汉墓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所表达的一些个人看法，当然这是不成熟的一家之言，仅为有兴趣者提供参考。而我认为，社会各界对于都杨汉墓的关注和研究应该从此刻开始，因为这座墓葬蕴含的历史信息实在太丰富、太渊博，研究这座墓葬可以得知两汉时期都杨大地乃至整个西江流域地区的生活、生产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甚至可以还原两千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来源：云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