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庄遗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大张庄村与翟庄村之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20米。地表可见少量石料、陶片及残存灰坑等。1980年，南阳市文物工作者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一件石磨棒与一件罕见的石镰，陶器中发现一件双耳壶，此外有鼎、钵、盆、罐、杯等器物，均为手制，火候较低，质量很差。其他有刻符、颜料等。经鉴定是市域内一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在考古文化上属于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文化，距今约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淮阳时庄遗址入选2020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

3月19日，由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杂志主办的2020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上，经过演示汇报、评议、投票等环节，2020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结果现场揭晓，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洛阳伊川徐阳墓地、洛阳白草坡东汉陵园遗址、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入选。

据介绍，截至目前，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提高社会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和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宣传河南悠久的历史文化重要窗口。

淮阳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在时庄遗址发现了夏代早期29座罕见的仓储遗迹，分布集中。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单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从出土陶器反映的时代特征看，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系列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为BC2000-BC1700年左右，均已进入夏代早期纪年。时庄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据介绍，今年评选活动共有10项考古发掘项目参与终评，其中，7项是主动性发掘，3项配合基建发掘。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在不久前还入选了2020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从参评项目文化内涵来看，涉及早期文明、黄河文化、夏文化（夏代）研究、商周文化研究、都城与城市考古、东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多个领域。（周口日报周道客户端记者 王晨）

大辛庄考古遗址公园：触摸3500年济南城市历史

9月4日，济南市委、市政府举行的“全力打造‘五个济南’加快建设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大辛庄遗址是目前山东省已知面积最大的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堆积的考古遗址，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研究历史最长的商代遗址之一。入选“‘十一五’全国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立成在调研“东强”工作时来到王舍人街道大辛庄遗址现场，详细了解了遗址发掘出的文物研究和保护情况，听取了大辛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孙立成指出，该遗址为一处以商文化为主、集居址和墓地于一体的大型聚落遗址，对于研究山东地区商代历史文化、建立山东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及商代夷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孙立成表示，济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遗址发掘、文物保护工作，切实将优秀历史文化和悠久城市记忆传播开来、传承下去，为打造“文化济南”提供有力支撑。

在各方关注之下，大辛庄遗址再次走入了济南人的视野，也让济南的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及其建设再次进入济南当代发展序列。

为什么大辛庄遗址被如此重视？为什么这个遗址能够建设遗址公园？其所蕴含的支撑点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来到多次参加大辛庄遗址考古工作的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采访了有关考古人员。

■大辛庄遗址是在商都殷墟以外首次于原生地层中发现甲骨文的遗址

对不少关心济南城市文化历史的人来说，“大辛庄遗址”是个熟悉的名字。这里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古代遗址，不但是我省已知面积最大的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堆积的古代遗址，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研究历史最长的商代遗址之一。

遗址最初由当地农民发现于1935年，而最早把这一发现公诸于学术界的，则是英国人林仰山教授。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勘探，探明了大辛庄遗址的面积，初步确认遗址的主要堆积和年代。

1952年和1953年，山东省文管会调查大辛庄遗址，发现少量甲骨，其中有龟背甲。陈梦家指出：“小屯以外，别地方只出腹甲，出背甲的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它的形制和小屯的无异，它和小屯的关系最密切了。”1955年、1958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对大辛庄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1970年12月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其后，1982年、1983年、1984年都曾进行过考古挖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2003年3月至6月，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济南大辛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此次发掘出土了商代甲骨卜辞，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上引起较大震动。这是在商都殷墟以外首次于原生地层中发现甲骨卜辞，被誉为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经拼合后最大的一片龟腹甲，记述了当地统治者卜问“御祭”“温祭”和“徙”（或徏）方面的内容，第一次证实了武丁时期殷墟以外商代地方贵族祭祀和日常活动的文字信息。而且这次发掘所发现的青铜器族徽，不见于以往著录，是研究商代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资料。这些或许可以说明大辛庄遗址可能是商代东方的一处中心性聚落，并可能是一处方国都邑。这一发现为重新审视大辛庄遗址的性质、认识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东方地区的关系，以及探索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10年3月至12月，由山东大学考古系、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再次对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一批重要的商代遗迹与遗物，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次大辛庄商代遗址考古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从上述历次考古发掘可以确定，大辛庄遗址是以商代为主的大型遗址，从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骨器和甲骨文等遗物判断，该遗址是一处集居址、手工业作坊、礼仪中心和墓地于一体的大型商代遗址，充分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在商代前期后段至后期早段，为我国东方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处遗址，在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2016年，根据市规划局《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1340220号提案的会办意见》，相关部门已将大辛庄遗址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片区控规中，并根据省文物主管部门出具的文物保护范围，明确划定了遗址的规划控制范围。还提出，市规划局将对该遗址规划控制范围的各类建设活动进行严格规划控制，确保遗址区得到有效保护，彰显遗址和济南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大辛庄”是商王朝控制东方的一个统治中心

实际上，早在2009年，山东省就对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两城镇遗址、城子崖遗址、大辛庄遗址完成了遗址公园立项申请。2010年，大辛庄遗址就提出了建设遗址公园的方案。

什么是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其所具有的科考价值和不可复制性决定了它需要保护的必要性。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从2010年至2017年，国家公布了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这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中，济南入选的只有城子崖考古遗址公园一处。现在，济南市将建设大辛庄遗址公园提上了议程，对于济南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期盼、值得高兴的大事。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对大辛庄遗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非常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介绍，这处遗址不只是对济南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中国的历史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这里是在商代都城以外唯一的一处出土甲骨文的遗址，其意义绝对非一般考古遗址能相比。在此之前业界认为，商代时期只有王室成员和都城的高等贵族才有使用文字的权力。大辛庄遗址的发现则提供了新的信息，就是在当时文字可能在地方的高层贵族同样可以使用，但同时可能受到严格的限制。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讲，大辛庄遗址的等级非常高。

考古人员和公众最关心也最感兴趣的就是甲骨文。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经过拼合之后，总共有4片，其中一片最大的有34个字，几乎是一个龟腹甲的三分之二。上面的内容是卜辞，也就是占卜留下的一个记录，其中提到了三种不同的祭祀方式。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个当地贵族的祭祀对象并非当时商王的祖先，而是对自己祖先的祭祀。这样的甲骨在商代殷墟也发现过，有专家认为这是“非王卜辞”，或者叫“子卜辞”，考古界认为这应该就是商代贵族祭祀的一个遗留。而且，大辛庄卜辞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它的意义和商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说明当时大辛庄这个地方的贵族有着自己的祭祀方式。此外，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在字形和字体方面，和殷墟出土的没有很大的区别，说明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就是商文化的一部分。

除了甲骨外，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其他很多文物和建筑遗址等，同样都有着很高的等级。甲骨文加上众多高等级文物，结合商朝的发展过程判断，说明大辛庄应该是在商王朝取代夏王朝在中原立足之后，在扩张过程中到达山东后的第一站。也充分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控制东方的一个统治中心，在商代前期后段至后期早段，应该是我国东方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处都城。所以，这处遗址在商代考古与研究商代历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济南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址值得开发、建设

“我认为，把这处重要的遗址建设成为一处遗址公园，是非常好的决策，是一项利于济南多种产业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好措施。大辛庄位于济南城市中心和王舍人街道的中间地带，和济南东站距离也不远。而且再往南，就是济南市的政务中心区域，地理位置极佳。如果将大辛庄遗址改建为考古遗址公园，利用这处重要遗址的历史内涵，以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加上依然在进行的考古活动，完全可以把这里建设成为一处‘活’的考古遗址公园。”

实际上，大辛庄遗址公园的建设已经被纳入“品质历城”的规划，是历城总投资150亿元的82个城市建设项目之一。

根据规划，大辛庄遗址公园占地53公顷，预计投资4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商文化博物馆、青铜主题展馆、东夷文化体验中心等，规划将大辛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为以保护、阐述、展示、传承大辛庄遗址价值为核心，具备文物保护、科研教育、休闲游憩、文化娱乐等综合功能的省内示范性公共空间，使其成为山东省的重要历史人文景观和济南市历城区的文化中心之一。

李铭表示，把考古遗址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这是一种遗址保护利用的理念，并不是单独为了建一座公园。人们现在看到的文物大都是在博物馆里，但还有很多地下文物和遗址本身，都是年代久远的珍贵历史的实际体现，需要向社会和公众进行充分的展示和告知。所以，通过考古遗址公园这种形式就是发掘遗址的价值和保护利用文物的一种非常好的现代化手段，能充分挖掘遗址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并能利用现代化的形式和手段展示给公众。还能在发掘、建设、发展城市文化和相关产业，以及发展旅游产业方面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这样可以获得多方共赢的结果。

“其实，除了大辛庄遗址和城子崖遗址外，像济南东部的东平陵故城遗址、洛庄汉墓遗址、危山汉墓遗址等，还有长清的几处遗址，都可以考虑建设遗址公园或者博物馆，因为这些古代遗址都是不可复制、不能再生的历史文化载体，都是属于济南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能充分利用、开发、建设，对于济南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展示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丰富济南的旅游资源。让外地游客来到济南除了去三大名胜外，还能从这些地方看到更多的济南历史文化，能有更多的时间留在济南、了解济南、爱上济南。这样一来，对于济南的对外宣传、在全国的美誉度，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大辛庄遗址公园的建设，将成为济南在这个方面的一个非常好、非常高的起点，是打造‘文化济南’很好的实际举措。”李铭对于大辛庄遗址公园及济南其他几处历史遗址的开发建设充满了期待！

重大发现！建平太平庄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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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自：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揭秘红山文化聚落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

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摄

每天“刮方”8小时 发掘5000年前人类生活遗迹

夜晚，石台沟村格外宁静，村部内却灯火通明，五名考古队员正在整理近一段时间的材料，在其西南方向不足1公里的山坡上，就是今年新启动的发掘项目马鞍桥山遗址。

3个多月前，辽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支考古队就驻扎于此，对马鞍桥山遗址进行解剖性发掘，现已清理房址3座、灰坑15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并且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

对此，省文物部门表示，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日前，本报记者跟随考古队员进入发掘现场，揭开马鞍桥山遗址的神秘面纱。

4个月时间走遍建平

发现马鞍桥山遗址

立冬之后，天气转凉，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方的考古发掘工作一般会在冬季来临前结束，马鞍桥山遗址是目前省内为数不多仍在进行考古发掘的项目。“现在我们的发掘工作也要接近尾声了。”历经3个多月的风吹日晒，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樊圣英皮肤黝黑。

红山文化最初于上世纪初在内蒙古被发现并被命名，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辽宁朝阳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成为我省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去年，省文物部门进行了“大凌河中上游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樊圣英作为其中一员在奔波于朝阳市建平、凌源、喀左地区，寻找着红山文化的蛛丝马迹。樊圣英说，仅走访建平县就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六家村民组南约800米的一道小山梁上，当地俗称“马鞍桥山”，取得了重大发现。

据当地村民描述，石台沟村附近的农田中，大雨之后时常可以发现一些陶器碎片。樊圣英表示，根据经验大概确定一定的范围，通过实地走访确实发现农田中有石器、陶器碎片的踪迹。此前，牛河梁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红山文化遗址一般都位于小山丘上，多是向阳的一面，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让调查工作更有的放矢。

今年8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马鞍桥山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省文物部门将其定义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一处聚落址。

事实上，在牛河梁遗址区域内经过发掘的遗址多为墓葬遗存，仅在牛河梁第一地点发现大型的礼仪性建筑遗存如女神庙遗址，但并未对其进行全面的揭露，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紧邻牛河梁遗址的一处大型聚落址，这将填补牛河梁遗址考古未发掘聚落址的缺憾。

马鞍桥山遗址的发现也将丰富牛河梁遗址群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牛河梁遗址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也为探讨红山文化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动力提供新线索。

考古生活条件艰苦

供水限量每天只有两桶

“发掘现场常驻的考古队员一共5个，包括我在内。”樊圣英是队中的现场负责人，驻扎在石台沟村，除了现场清理、照相、绘图，遗址考古队的发掘工作也离不开完备的后勤保障，樊圣英告诉记者，这就像过日子一样，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生活系统。

中午11时30分许，一辆载满考古队员的越野吉普车从发掘现场缓缓驶入村部，从8月开始，樊圣英等人就租住于此，这里也就成为了考古队员的临时营地。

由于村部没有自来水，水源供应靠的是大型的塑料水桶，水桶底部有一个简易的开关，方便考古队员们使用，水源供应是限量的，每天只有两大桶水，会在午休时间进行补给。下山的考古队员们虽然裤子和鞋上满是尘土，但也只是洗洗手。

“村部今年刚刚翻新过，这里的条件可以说是很不错了。”樊圣英说，在从业15年的时间里，很多时候居住条件要比在石台沟艰苦得多。

进入村部内，东侧第二个小屋就是樊圣英的临时住处，进门处的柜子里放满了关于红山文化的书籍，东侧是一个单人的铁床，在窗边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散落着笔记本电脑充电器，一台电暖器是屋子内唯一的取暖设施。

每天考古队员们往返于村部和发掘现场至少两个来回，室外作业最大的考验还是天气，发掘项目启动之初正值最炎热的夏季，“朝阳地区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时能达到38℃左右。”樊圣英说，夏季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就每天早开工一小时，晚上晚结束一小时，避开最炎热的时段，以防发生意外。

“对于这些我们早就习惯了，要是受不了的话，早就放弃不干了。”在樊圣英看来，这些早已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天8小时“刮方”

马鞍桥山位于老哈河东岸低山丘陵的山坡台地上，简单休整之后，下午1时许，考古队员们向山上进发，路程不远，但需要走一条山路，表面坑洼不平，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车辆行驶之处会卷起阵阵尘土。

考古现场已经用铁丝网进行了隔离，周边是种植玉米、高粱、谷物的农田。樊圣英介绍，马鞍桥山遗址经初步调查可知其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仅有1000平方米，属于解剖性发掘。

目前，马鞍桥山遗址发掘部分已经被分为大大小小的探方，在考古发掘之前，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仪器，按照经纬度，正南正北地将发掘区域分成网格，每个网格间留有约1米宽距离，方便现场工作人员在现场行走，这一过程业内成为“布方”。

樊圣英解释，不同探方内出土的文物会进行标注，“布方”过程方便文物的坐标确定，为还原遗址的各项数据打下基础。“布方”过程结束之后就是“开方”对探访内进行发掘，粗略的挖掘之后就是“刮方”。

“刮方”的过程及其枯燥，仅凭5名考古队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当地的村民参与其中。工作人员最常使用的工具是手铲，这个工具类似于瓦匠使用的小铲子，以约5厘米的深度对探方内进行发掘，就像“刮”土一样，一层层地进行发掘。

每天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刮方”的工作不断地重复，“大部分时候都是等待，一铲下去能出现什么是不可预料的，有发现还是很兴奋的。”但更多时候他们还是机械地重复着挖掘动作。

房址内发现灰坑

今年27岁的李建霖来自建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是考古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马鞍桥山也是他迄今为止参与过最大的发掘项目。当日下午，他正在发掘现场东北角的探方内对发掘出的陶器碎片进行清理。

这属于更细致的发掘工作，除了手铲之外，李建霖会用到另外两种考古发掘最常用的工具——刷子和竹签，为了保证文物的最原始状态，需要用竹签一点点剔出周围覆盖的泥土，再用刷子逐步清理。“这次的考古发掘跟着老师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李建霖说。

樊圣英介绍，李建霖所在的探方内是一处房址，其内部可以看到建房所用的柱洞，还有一处灰坑，类似于现在的灶台，有使用火的痕迹。此外，在探方内还有一些骨骼残骸和贝壳，“很显然这里有人类生活的痕迹。”

除了积累的经验之外，现场发掘时可以通过土壤颜色的变化来发现遗迹，樊圣英解释说，土壤发生过扰动颜色就会变深，视觉上会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一些灰坑，有草木灰沉积，颜色会呈灰白色。在发掘现场，记者注意到灰坑附近的土壤明显比其他区域的土壤坚硬。

樊圣英表示，另有一些形式较小的房址，功能可能类似于仓房，其中还发现有部分人骨，很有可能是后迁入其中的，“这其中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只能靠发掘。”

考古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过往的一些客观事实，然而客观事实究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想法和思想，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在现场发掘其实就是收集各种信息的过程，全面丰富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更多的佐证。”樊圣英说。

将用测绘科技揭示整个马鞍桥山遗址

目前，本年度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马鞍桥山遗址现已清理房址8座、灰坑24个、沟1条，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石器，其中陶器以夹砂黑陶为主，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泥质红陶钵次之。

樊圣英表示，目前发现的彩陶钵上面有彩绘的黑色的平行线纹，另外就是夹砂陶筒型罐上有刻画的之字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红山纹饰。

天色渐晚，考古队员们乘车返回村部，在樊圣英居住房间的旁边就是陈列此次出土器物的仓库，散落的石器、骨骼碎片等都分装在不同的袋子中，标注清相关信息后摆放在储物篮里。

晚上，考古队员们除了收集整理相关材料，还会修复一些出土陶器，仓库中成列陶器大多呈筒形，或大或小，完整的相对较少，大部分都由考古队员拼接后，复原其外观。

破碎的陶器碎片如同一块块拼图，有些过于零碎拼接起来难度较大，“这项工作有时候也看状态，不太复杂的碎片，很快就可以拼好。”樊圣英也介绍了一些拼接复原的小窍门，以筒形器为例，先找到它的口或者是底，从两头拼起，再根据拼好位置的缺口寻找相应的碎片，可以大大降低工作难度。

樊圣英表示，这一批出土的文物年代至少在5000年以前，具体的年代还需要通过测年技术进行最终确认。

近两年半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把建平、喀左、凌源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基本摸清，经统计，截至目前，已发现了416处红山文化遗址。

“近期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将会结束，为最大限度保护马鞍桥山遗址，我们还将对发掘的部分区域进行回填。”樊圣英说，相对整个马鞍桥山遗址来说，此次发掘远远不能充分地、全面地揭示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以及其与周边相邻遗址的关系，还需要文物部门借助先进的测绘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