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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家桥遗址

支家桥遗址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茜柳村(原支家桥村)徐家桥以西50米左右,遗址西、北两面临河,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呈不规则形状。文化层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现遗址上主要是村民种植的油菜、桑树等农作物,地面上分布着少量陶片。该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类型丰富,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1981年公,支家桥遗址,支家桥遗址简介,支家桥遗址-嘉兴市南湖区支家桥遗址旅游指南

发明了养蚕的嫘祖,“老家”在河南“董桥遗址”?

支家桥遗址

▲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的人物海报——嫘祖

嫘祖,

中国远古时期人物。

史籍称她为西陵氏之女,

轩辕黄帝的元妃,

发明了养蚕,

史称“嫘祖始蚕”。

关于她的故里,

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

包括河南开封、荥阳、西平,

湖北宜昌、远安、黄冈、浠水,

四川盐亭、茂县、乐山,

山西夏县、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

不久前,

文博山西推送了一篇文章:

新发现:三星堆聚落!

文中提到四川盐亭

发现一处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

距今3600年。

据当地媒体报道,

盐亭县博物馆馆长认为,

该遗址为盐亭县嫘祖故里传说,

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那么,

嫘祖故里究竟在哪里呢?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学者卫斯的一篇考证文章:

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考

——兼论“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

他认为,

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

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城西27.5公里,

“吕墟”之上的“董桥遗址”。

▲盐亭县嫘祖陵 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摄

嫘祖,又称雷祖、累组。是中华人文先祖黄帝之妻,史传,是她发明了养蚕和缫丝织绸技术,才使人们结束了赤身裸体,野蛮荒幼的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史记索隐》司马贞按:“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通鉴外纪》曰:“西陵氏之女,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 西陵,国名也”。《通志氏族》释“西陵氏:古侯国也。黄帝娶西陵氏女为妃,名累祖”。北宋人丁度《集韵平脂》又云:“黄帝娶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路通疏仡纪》云:“黄帝命西陵氏劝稼蚕”。

凡此种种,都证明嫘祖为黄帝元妃,发明养蚕与缫丝织绸技术,确认其籍贯为“西陵氏”之女。那么,“西陵”究竟在何处?如何去寻找历史上真正的嫘祖故里——“西陵国”,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学术问题。怎样去正视“嫘祖养蚕说”,这同样牵扯到一个史学问题。

本文打算在考证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同时,附带谈一下“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

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种种说法

目前,关于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例如:湖北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河南开封说、荥阳说、西平说;陕西白水说;山西夏县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

大凡有嫘祖故里说的地方,其共同特点: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建过“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这些地方从很古的时候起,就有关于嫘祖在此发明养蚕,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或者说,这些地方都有悠久的养蚕和丝织历史。另外很重要一点,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地名与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与嫘祖活动相关的地名相同、或相近;或与民间所附会的与黄帝、嫘祖有关的故事发生地,都能从这里找到它所谓的“历史遗迹”。

比如“西陵”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名,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湖北宜昌在战国和汉代时已有“西陵”之名。《史记楚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湖北黄冈汉代也有“西陵”之名。同样,三国之《魏书》、北魏之《水经注》记载,河南西平县西汉时也已有“西陵”之名。《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记载,湖北浠水县也有“西陵”之名。后编的《轩辕黄帝传》说:河南开封宋代时有“西陵”。

自明清以来,陕西白水、山西夏县、江苏吴江、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地的地方志书中,虽未与“西陵”搭界,但皆有嫘祖故里之说。更有甚者,1949年,四川盐亭县发现的民间1946年手抄“唐开元年间的嫘祖圣地碑志”,经今人考证,也由“盐亭”演变成了“西陵”。西陵究竟在哪里?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湖北宜昌市远安县的嫘祖雕像

确定嫘祖故里“西陵”

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

如何来确定嫘祖故里“西陵”这个历史地望?在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历史文献记载,而且要借助现代考古学手段,来确认与“嫘祖文化”有关的每一项发现。为此,笔者提出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

1、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2、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

3、该地在全新世中期不仅有“桑树”“野蚕”广泛分布,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至今该地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只有符合了这三个条件,笔者认为,这才算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嫘祖故里——西陵。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不管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民间口碑,世人皆公认嫘祖为黄帝元妃,即“正室”。嫘祖作为黄帝之妻,不管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前,还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后,嫘祖故里肯定出不了黄帝活动的范围。

另外,从实际情况分析:距今4500年前的炎黄时代,无论从道路交通方面来讲,还是从部落间相互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这就是笔者提出第一个条件的理由。

笔者提出第二个条件的理由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历史上的“西陵氏”或“西陵”既为“古侯国”,或为“嫘姓国”,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去分析,它无非是炎黄时期与黄帝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的氏族部落。这个部落,或者说这个古国所生存过的地方早已变成了废墟,但它必然留下重要的历史遗迹和遗物 ,这就是考古学通常所说的“文化遗址”所包含的内容。

因为“西陵”所指的是一个“古国”或较大的部落,所以,笔者强调,该地所发现的文化遗址,除了它在文化年代上必须与黄帝生活的年代吻合外,其遗址规模还必须足以代表“西陵氏”部落。并且,通过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所获得的资料中蕴藏着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即该遗址中所发现的遗物,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可以说明此时人工养蚕,或缫丝织绸已经发生。

笔者提出第三个条件的理由:在一般情况下,嫘祖发明人工养蚕,当地当时必然有“桑树”和“野蚕”分布。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至后世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还有与嫘祖有关的不少传说”作为衡量该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及多种“嫘祖故里说”的共同性。

上述我们列举出有关嫘祖故里的十三种说法,但完全符合笔者所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地方,唯只有河南省西平县一处。多数地方只满足笔者提出的三个条件中的第三条。下面我们就笔者提出的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展开讨论。

▲嫘祖像 吴唯理 绘 2014年 绢本

@盐亭在线

轩辕之丘与“西陵国”的

位置与距离

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有圣德,受国有熊,居轩辕之丘。”《路史国名纪六》曰:“西陵,黄帝元妃,嫘姓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西陵,国名。”《大戴礼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

前文笔者在陈述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三个条件理由时,首先提出: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以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从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主要是以中原为中心,在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晋南一带活动。其故里不可能超出这样一个范围。

轩辕之丘在哪里?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晋《胜志》载:“新郑县城内有轩辕丘。”明人陆应阳《广舆记》云:“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故名。”《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云:“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云:“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清顺治十六年《新郑县志》载:“轩辕丘,在县境,黄帝生于斯。”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轩辕故里大殿铭云:“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上述文献,足可证明黄帝所居的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境内。

前文,我们在陈述对第一个条件的理由时,已经认定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但,它又在又在何方呢?

《汉书地理志》云:“汝南郡领县三十七,而西平居其一。”《汝宁府志建置篇》载:“汉置汝南郡,隶豫州,领县三十七。平舆、阳城、安域、南顿、汝阳、召陵、西平、上蔡、西华、长平……”但并无“西陵”。据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云: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杨守敬《水经注疏》曰:“(西陵)亭当在今西平县西。” 杨守敬在《水经注图潕水篇》中清楚地标明了“吕墟,即西陵亭”的位置,即今河南西平县城西27.5公里处的“师灵岗”。

然,1959年,甘肃省武威出土的王杖简第10枚云:“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王杖简中有“汝南郡西陵县”。这就证明,和平元年(公元前28年)以前,汝南郡只有西陵,而无西平。换句话说,现在的西平县当时并不叫西平,而叫西陵。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王杖简所载的是诏令,属汉王朝官方文书,并非后世史家所撰,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王杖》简 汉代

甘肃省博物馆藏

当我们确定了嫘祖故里西陵的具体位置之后,不妨我们再看一看新郑与西平二者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很明显,西平居南,新郑居北,两地相距仅120公里。正符合我们所提的第一个条件: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

“董桥遗址”与“吕墟”之名实

研究史前文化,离不开考古学方面的支持,仅有文献记载是不行的。这是笔者在探讨嫘祖故里历史地望这一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故在作为确定嫘祖故里历史地望应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时提出: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

在炎黄时期,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用考古学语言说,它所涵盖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与养蚕、丝织技术有关的可统称为“嫘祖文化”。

正如马世之先生所云:“嫘祖文化为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应属于仰韶文化范畴。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到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根据考古工作者历年来对西平县所在的驻马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调查,确认在驻马店市区内有郭楼、刘楼;在遂平县有和崔、杨台寺、帅庄、田庄、小寨、中王庄;在西平县有董桥;在上蔡县有高岳集、尹庄、航寨、张庄、杨楼、冯庄、拐子杨、扬庄、蟾虎寺;在泌阳县有唐瓷岗、太子岭;在确山县有国楼、朱庄;在正阳县有小唐庄、晾马台、魏庄等遗址,共20余处。

面积一般在4万~8万平方米之间,文化层厚2~5米。遗迹有房基、灰坑等。采集到的有罐、豆、碗、澄滤器、器盖等陶器残片,及斧、镰、锛、镞等石器;陶片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和黑陶,施白衣,绘黑彩,彩绘纹饰有带状纹、网状纹、绳纹、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

而唯有董桥遗址超大,南北约600米,东西约800米,总面积为4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采集的陶片多为夹砂红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红陶纺轮等。生活用具多为鼎、罐、盆、碗等。这在驻马店地区可算上是首屈一指,非其它遗址所能比。

而董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又正好在西平县城西27.5公里的“师陵岗”,即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中所云的“西陵亭”位置“吕墟”之上。尽管这里所采集到的是鼎、罐之类的残片和两个很不起眼的红陶质纺轮,但它却间接地透析出一种与丝织有关的信息。因为有了鼎、罐之类的炊具,或者说有了可以加温的陶质容器,就具备了煮茧缫丝的起码条件,纺轮是一种纺织工具,尽管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个周边已残,穿孔0.4厘米、直径只有2.8厘米、厚0.9厘米的泥质红陶纺轮就是拈丝用的,但它完全可以说明“西陵氏”部落早已掌握了纺织技术。

这正好符合笔者提出的“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作为确认嫘祖故里的第二个条件。

上述遗址除仰韶文化层外,往往还有龙山文化遗存,这些遗址都是远古时代的原始村落。如果拿这种情况与其它也有嫘祖故里之说地方的考古发现相比,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显然是不存在的。更何况湖北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其所在地区、所属的文化类型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根本与仰韶文化就不是一个文化谱系,与炎黄文化根本不搭界。

至此,我们可以推断“董桥遗址”就是当年“西陵氏”部落的聚居地,也就是嫘祖发明养蚕的地方。其实,认为“西陵亭”所在的今“师陵岗”为古代部落居住遗址的远不是今人,而是在北魏以前人们就一直称呼此地为“吕墟”。否则,郦道元的《水经注潕水》中不会说“吕墟”,“即西陵亭也”。

所谓“吕墟”这个地名,应该说它是该地的形貌与该地的历史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释名》云:“土山曰吕,象形者,像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层累而上”。《声类》释:“墟,故所居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人居住过的遗址。

由此可见,“吕墟”应为当地人对“西陵氏”部落遗址的“俗称”。“西陵亭”所建的位置及称谓,应是官方和史家对“西陵氏”部落居地的认定。这就是说,北魏以前人们认定其历史渊源即如此。

▲董桥遗址 樊金凤 摄

@驻马店网

“嫘祖文化”的渊源与背景

地质资料显示:全新世2000~6000a.B.P.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京津地区、辽阳地区的山前丘陵地带都有落叶阔叶林树种榆、栎、桑等广泛的分布。

西平县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地区位于黄淮平原,属东亚大陆性南温带亚湿润大区气候。其“原始景观结构,是由众多的低山、丘陵、平川、湖泊等景观镶嵌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道路、沟谷等景观廊道所构成,具有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其边缘效应首先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加大、食物链长、生物“金字塔”基宽等。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当这一立体性、异质性突出的景观系统处于良性状态时,可为当时人类提供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优越条件,既可耕可牧,宜粟宜稻,又利于采集、狩猎和捕捞,非常适宜于植桑养蚕”。

虽然说,进入全新世时期,中国纵横几千里的范围之内,都为人们提供了发明养蚕的机会,但为什么在其它地方就没有率先发展起来呢?这就存在一个文化差异问题。

尽管前面我们所提到另外十二个自认为是嫘祖故里的地方,历史上都曾建有“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甚至一些地方的许多地名都能演绎出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来。但它们都与笔者所提的前两个条件无缘。这些地方的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以及流传的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只能说是嫘祖文化传布过程中的派生品和附着物,并不是原生的。这种看似不太正常,实际也属正常的现象,在许多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都存在过。

在这里,笔者为什么把“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至今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这一似乎是所有自认为“嫘祖故里”的地方共有的现象,来作为衡量某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呢?前面笔者在陈述第三条理由时已经谈到,“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历史确实如此。不然的话,仅此一条,就完全可以否定“嫘祖故里在西平”的说法。

据《尚书禹贡》所记,夏代时,九州中贡丝和丝织品的有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六个州,其地域范围远涉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其中提到蚕桑丝织的地方很多,例如《豳风七月篇》:“女扎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蚕月条桑。”《秦风东粼篇》:“阪有桑,隰有杨。”《郑风将仲子篇》:“无伐我树桑”。《魏风十亩之间篇》:“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卫风氓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又“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鄘风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又《定之方中篇》:“降观於桑。”《曹风鸬鸠篇》:“鸬鸠执在桑,其带伊丝。”《唐风鸨羽篇》:“肃肃鸨行,集於芑桑”。

考察这些诗歌所流行的地域范围,豳、秦、郑、魏、卫、鄘、曹、唐大约在现今的陕西南部和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这说明,至西周时期,这些地方的蚕桑丝织业已经十分兴盛,“嫘祖文化”的传播在我国已相当广泛。

下面我们就以西平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承下来的嫘祖文化习俗,来验证一下笔者所提的第三个条件。

▲河南西平县嫘祖雕像

@驻马店网

据当地学者高沛先生调查:建国初期,西平县境内尚存嫘祖庙6座,有叫嫘祖庙的,也有叫娘娘庙的。现在,离董桥遗址不远的专探村西头,还有座人祖庙,供奉有轩辕黄帝和蚕神嫘祖塑像。解放前西平家家户户都植桑养蚕,供奉蚕神。到解放初期,西平县境内,养蚕还保留着古风。过去,养蚕缫丝是女人的事。大户人家有专门的蚕房,摆放着排排蚕橱,供奉蚕神牌位,男子是不许进去的。小户人家也要用布帘或芦席圈出一角。初春,人们还未脱去棉衣,女人便把棉裤腰掏空,把蚕帘放进去,靠体温孵化蚕苗。待蚕三眠后,食量加大,形体迅速膨胀,女人像侍弄婴儿一样,整宵不睡。天天拜蚕神,祈祷保佑蚕宝宝不生病,多下蚕驹多分橱。那气氛带着十分的虔敬和神秘。

传说嫘祖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初六,董桥的老人说,每年这一天,十里八乡的群众便聚到董桥东一里的顾庄,唱大戏,做寿面,给嫘祖过生日。建国前,西平县城乡在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举办庙会,祭祀先蚕。此时大麦已熟,油菜已收,小麦刚黄色,头茬蚕茧才出橱。养蚕户、茧商兑钱唱三天大戏。届时,男女老幼,肩挑手提新茧去赶会。祭蚕神看大戏,卖蚕茧,购麦货。庙里香烟缭绕,人来人往,烧香许愿。外边戏台上锣鼓喧天,洋溢着蚕茧丰收的喜悦。

《大清一统志》记载:清代西平生产的丝织品“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西平植桑养蚕,久沿成习,据1985年修订的《西平县志》记载:直到1982年,仅县供销社一家年收购的蚕茧仍达10.2745吨。1982年之后由于化纤的产量迅速增长,蚕茧价格下滑,养蚕业才逐步被冷落。但小规模养蚕在西平仍可看到。如扬庄乡孙桥村现在尚有大片桑园,十几家养蚕专业户”。同时距西平董桥遗址不远处有一片墓葬区,当地人称其为“嫘坟”。始祖山上还有“嫘祖洞”、“盘丝洞”,地名还有“桑树坡”等。

种种迹象表明:西平县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西平人民对嫘祖故里的感情,对嫘祖文化的历史传承,确实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县城西27.5公里的“吕墟”之上。“董桥遗址”是也。

▲2018年,在河南西平县举办的嫘祖故里拜祖大典

@驻马店网

“嫘祖文化圈”内的相关考古发现

何谓 “嫘祖文化圈”,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嫘祖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学角度讲,属仰韶文化范畴。那么,我们在此给出的定义就是:“嫘祖文化圈是指黄帝主要活动地域内的仰韶文化分布地区”。

至于说考证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为什么又要涉及“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因为,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尤其是人工养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其传布过程中必然首先在其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落地生根,这是一条自然法则。

所以,笔者认为:“西陵”作为嫘祖故里,如果它自身不能证明嫘祖养蚕首先从这里开始,就必须从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的考古学方面寻求支持(因为董桥遗址尚未发掘)。否则,人们将认为文献所记:“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就是一场空穴来风。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我们考证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意义。

目前,我国发现“嫘祖文化圈”内的人工养蚕考古学证据有:

a.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在142号、164号墓的瓮棺中,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这些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分析其丝向情况,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但由于炭化严重,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该遗址属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

b.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根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的[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属庙底沟类型。

▲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c.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陶蚕蛹,“陶蚕蛹外观黄灰色,长2厘米,宽和高均为0.8厘米,基本上是长椭圆形。正定南杨庄遗址经北京大学试验室进行C14测定,距今540070年”。

d.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蛹形陶饰,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1.5厘米,高、宽均为0.6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五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

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发现还有: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陶蚕;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北京平谷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蚕形饰”。

考古学发现证明:文献所记嫘祖在西陵国“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绝不是空穴来风。人工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当时确已在黄淮平原迅速传播开来。随着黄帝部落势力范围的扩大,和各个部落间物质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地近河南的山西南部蚩尤部落、河北中南部的炎帝部落也都很快学会了养蚕与丝织技术,所以这些地方才会有这些弥足珍贵的发现。董桥遗址尚未发掘,我们期待这块嫘祖曾在此发明养蚕的地方会有更重、更直接的发现。

▲河南西平县嫘祖文化苑 @驻马店网

文|卫斯( 注释略)

原载于《历史月刊》2007年1期

图|除署名外来自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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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贵州这座桥,入列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贵州独山深河桥抗战遗址入列第三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名单。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的保护管理,做好抗战史料文物和英烈事迹的发掘整理、宣传陈展工作,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拜谒、参观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据公开资料显示,深河桥抗战遗址位于独山县城北9公里处,在二战期间是西南铁路终点站,黔桂公路的必经之地。日军当年沿主要交通线深入我国西南腹地时铁蹄止步于此,深河桥成了日军侵黔计划破产和逐渐走向失败的历史见证。遗址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遗址旁的新旧两座深河桥,讲述着抗日战争时期的悲壮历史。

如今,经过重建的深河桥,是210国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仍然是独山群众出行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

2003年以来,黔南州和独山县开始规划建设“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并不断完善,该园以展现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抗日史实为主,园内有“黔南事变”陈列馆、贵州抗日陈列馆,馆内陈列了大量翔实的图片、史料和实物,从中可了解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脉络、贵州各族人民抗战及“黔南事变”发生始末。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先后被命名为贵州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阵地作用。

经过重建的独山深河桥

除了深河桥抗战遗址

贵州还有两处抗战遗址

分别于2014年、2015年

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名录

一起来看看

晴隆二十四道拐

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古称“鸦关”,集雄、奇、险、峻为一身,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型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

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堪称险峻公路建设史上的杰出典范。是中美两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又称“历史的弯道”。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金州十八景”之一。

镇远和平村旧址

和平村旧址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和平街150号。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的中衡衙门。民国初年改建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中,成为国民政府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作收容和管教日本战俘之用。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故此名沿用至今。

如今也是全国唯一一所保存完好的日军战俘收容所旧址,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战争时期

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

贵州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是不可抹杀和遗忘的

牢记历史

才能开创未来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振兴中华,吾辈自强!

内容来源:中国政府网 人民网 天眼新闻

独山县人民政府 晴隆县人民政府 镇远县人民政府

副中心文物那些事儿之张家湾城遗址及通运桥(第2期)

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时指出,通州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2017年7月1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调研大运河文化带时强调,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进一步擦亮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

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历经千年、绵延百里、贯穿古今、融汇南北,是大运河遗产最丰富、最厚重、最精华、最特色的区段之一,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无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副中心文物那些事儿”,带您了解通州解独一无二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今天,请和小文一起

去看看通州不可移动文物

张家湾城遗址及通运桥

的前世今生

张家湾遗址

年代:明

地址:通州区张家湾镇张湾村旧址南口

范围:东临京杭大运河故道,南临萧太后运粮河,东北临通惠河故道,北为村中闲置地

占地面积:3520平方米

2013 年10月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当地长久以来流传的说法,张家湾村在辽代时为萧太后的养马圈,以北齐所筑土长城遗址为其东围墙。萧太后运粮河于此汇入潞水(白河)。元代时,万户张瑄督查海运至此,才开始渐渐有张家湾之名,通惠河亦于此汇入潞水。此处为大运河北端大型码头,因此成为水陆要冲。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保卫漕河命脉和拱卫京师,加强防备蒙古兵侵扰,而抢筑张家湾城。

城不方正,随河就势,只有北垣稍直,余墙均有弯曲。四面各建有城门楼一座,互不直对,在东垣西折处辟有一扇便门,又建有3处水关。后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四十年(1612)、崇祯四年(1631)重修,清代也曾“间有修葺”,但无记载。至光绪九年(1883)时,城墙多圮,而城楼尚坚固,启闭如旧。1937年“七七事变”后,此城为日寇占领,开始拆城墙、建炮楼。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据此地,拆除各城楼。1958年后,生产队拆除城墙砖块卖钱。“文革”期间,城心夯土全部被挖用。今所余城址,均因单位或村民依靠残城作为院墙而有所保留。

张家湾城遗址西段长约200米,今只余内甃砖壁,残高1~3米不等;东段长约120米,其中近南门一段20米,于1992年按原貌重修,其余的则按原状修缮。2007年,南门城楼按原样重修门洞、城台。该村旧址到处可见到城砖残块,且有不少带有印记,诸如“直隶常州府无锡县造”“嘉靖三十八年窑户耿珍造”等,均系苏、皖地区烧制。

通运桥

年代:明

地址:通州区张家湾镇张家湾城 遗址南

通运桥在张家湾城遗址南萧太后运粮河上。此桥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称南门板桥。因横跨在萧太后河上,又俗称“萧太后桥”。桥南为京杭大运河北端货船码头,南北物资交易运送均经过此桥,经年累月,不堪重负,时圮时修,影响运输。故在万历三十三年,明神宗敕建石桥告竣,赐名“通运”。

清咸丰元年(1851),通州绅士丁鹤皋捐资重修桥面;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自天津入犯北京,联军烧杀淫掠,途经此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重蹈旧辙,再践此桥。“文革”期间此桥遭到严重破坏。2002年,张家湾古城文化景观被列为北京“人文奥运”六大景区之一——通州运河文化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北京市文物局拨款近百万元,对此桥进行修缮。2003年竣工且断绝汽车通行,以保护桥体安全。

该桥南北向,为三券平面石桥,全长39米,宽10米。桥身由花岗岩石块砌成,中券弦长9米,侧券弦长7米。出任江淮流域之官员,入贡北京之使节,南去北来之文人墨客,走水路者多于此上下船,曹雪芹祖孙三代来往于京宁之间,亦于此登舟南去,下船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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