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幕桥遗址位于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雀墓桥村赵浜自然村，占地面积约45000平方米，南北300米，东西150米。该遗址在1972年造桥时曾发现过一组良渚文化陶器，1982年二普时地区文物普查队发现塌方，经省文物局批准，1983年初挖探沟二条，试挖掘面积26.2平方米，两沟均位于公路以南7米左右的高地北侧，发现墓葬二座，文化层为三层。出土的陶片体积较大、陶质疏松，器形有：鼎、深腹钵、罐形器、盛滤器等，为崧泽文化器物。1983年经两次抢救性发掘，发现文化层相当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古吴越文化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有古井14眼，新石器时代墓葬8座，灰坑2个，灰沟1条，编号小件400多件。该遗址出土器物数量较多，类型丰富，时间跨度大，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2017年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北京年度六项重要考古成果发布！

导 读

今日（24日），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启动仪式上，市文物局发布了6项北京2021年度重要考古成果，包括路县故城遗址、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金中都遗址、正阳桥遗址、万寿寺东路遗址以及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

路县故城遗址

图源：新京报

路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城，也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本年度完成了城址内的勘探、开展了南城门和城外遗址、墓葬群的发掘工作。

城内完成勘探面积27.5万平方米，发现了夯土城墙、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窑址、灰坑等遗迹，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城址内地层堆积与时代，基本探明了城内遗迹的类型、形制、分布和埋藏情况。

南城门已经发现了南城墙基址、唐代至魏晋时期道路、灰坑、排水沟等，为研究汉代县城的规制、营造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东南城郊，发掘出汉代水井、灰坑、排水沟及道路，发现北朝时期的窖藏1处，出土铁兵器、农具等近400件。

在城的北郊，发现的墓葬时代涵盖战国晚期、西汉、东汉至唐代，出土有陶、瓷、玉、铜等珍贵文物。

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

平谷白各庄汉代墓葬群共发掘墓葬130座，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大类，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等文物600余件(套)，是一处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的墓葬群。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时代连贯，随葬器物多样，对于认识北京东北部及河北中部地区汉代文化面貌、家庭与家族的内部构成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为准确地区分与把握西汉中期、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等几个重要汉代考古时间节点的文化面貌、衔接、过渡与转变的关键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金中都遗址

图源：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本年度在金中都外城的东部、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发掘了五处地点，发现了金代建筑遗址、灰坑、水井、河道、道路等重要遗迹，另外还有唐、辽、元、明清时期的遗存。尤其是在外城内西南隅发现的道路，形成的十字路口为研究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五处地点的发现推测与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密切相关，并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城市更迭有重要作用。

正阳桥遗址

图源：青瞳视角

为了解正阳桥的位置与形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正阳桥东南侧的一具镇水兽。用泥岩雕刻而成，俯卧在雁翅石条上，形态浑厚大气，造型逼真。头朝东南，俯向水面一侧；尾向西北，略弯曲，身披鳞甲，局部饰祥云纹。距现状地表深2.5米，长3米，宽1.4米，高0.48米。应为明代遗存。

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始建于明代正统年间。镇水兽为龙之九子之一，性好水，故常被安放在桥边，人们希望它能观察水情、防止河水泛滥、镇消水患。一般古代重要桥梁在四个方向的雁翅上均设置一具镇水兽。

本次发现对研究北京城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了解正阳桥的地理方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的物质实证。

万寿寺东路遗址

万寿寺东路考古发掘出清代虚空同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元光门、屏门及甬路、游廊、灶等附属设施，还清理了明代、民国时期建筑基址各1处。基本弄清了清代万寿寺东路的建筑布局，并可与样式雷图相互印证。明代、清代、民国时期建筑遗址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对厘清万寿寺的历史沿革具有重要作用，为研究明、清、民国时期万寿寺建筑的工程做法、形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内涵。

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

在东坝地区发现的3座清代中期的大、中型合葬墓，结合文献和考古成果，确定为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其中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墓规模硕大，由墓道、挡券墙、罩门券、石门、门洞、棺床、金井和金券组成。此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园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实物史证。

图源：北京日报

这6处重要发现时代跨度大，分布区域广。正阳桥是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路县故城、万寿寺、固伦和敬公主园寝均位于大运河文化带，金中都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白各庄墓葬群位于长城文化带，进一步彰显了考古工作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是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考古前置理念的重要成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具体体现，也是展示、实证中华文明史、北京地方史的重要内容。

据悉，本次公众考古季为期两个月，以“百年考古，文化北京”为主题，活动期间，本市将举办公众参与、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等5大类、共计24项活动，让市民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零距离感受考古魅力、体味文化内涵，以扩大北京考古研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期待这些考古成果早日和市民见面

转发，让更多人看到～

内容来源：北京日报

实习编辑：丁敏行

值班主编：彭菲

点个

让更多人感受考古魅力

隋代西安灞桥遗址

1400年前的隋代西安灞桥遗址。灞桥遗址，地处隋大兴唐长安城通往关东要道的灞河上，建于隋开皇三年(583年)，唐至宋代沿用，元废，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拱桥。由于长安至关东三条要道在灞河至长安城之间并为一路，中间以灞桥连通，地位十分重要。

1994年当地人在灞河取沙时意外发现隋唐灞桥遗址。陕西省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三孔桥洞、四座桥墩。桥墩呈船形，长9.25～9.52米，宽2.4～2.53米，残高2.68米。墩距5.14～5.76米。墩下以石条铺成长方形底座，石板长达17米，其下布满木桩章构成桥基。

1994年，桥墩两端设分水尖和吸水兽。

2004年10月，一场暴雨过后，深埋在西安东郊灞河泥沙里1400多年前的隋代灞桥的10个桥墩冒出河床。同时冒出河床的还有明清时期的灞桥桥桩和一个不明朝代的灞桥遗址。

2004年10月，隋代灞桥桥墩上的龙头。

2004年10月，被洪水冲走的隋代灞桥上的桥桩。

作者/来源：宁晋大陆泽文化

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柴桥这处600多年古城遗址！记录了柴桥人民的辉煌！

我们曾多次徘徊在柴桥后所城护城河边，用心静静地与她默默的对话。流淌了几百年，曾经守护着后所古城墙的护城河知道，后所城曾经的雄伟庄严，曾经发生过的那已逝去的一次次的战斗。

我们曾多次端详后所城城图，并试图从那张绘图中窥见古城曾经的辉煌。但是后所城已远离我们，它曾经的辉煌，随着古城拆除，只能从曾经目睹过后所古城雄姿的老人口中去窥见。

今天，我们不讲吃喝玩乐游，让我们一起研究和探索海防遗址后所城的悠久历史、战略地位及其沧桑岁月，回眸先辈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来点有内涵的，哈哈~

明太祖决策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倭寇经常出没在沿海岛屿。倭患所至焚劫官仓民舍，掠少壮，掘坟墓，百姓民不聊生。甚至数侵苏州、崇明——“沿海之地皆患之”。二是“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与倭寇勾结肆虐百姓，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明史纪亊本末》巻55《沿海倭乱》)。

为抵御倭寇之祸害，朱元璋曾多次颁发禁海令，责令“片板不准入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重申“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再次“申严交通外番之禁”。然而上述各道禁令尤如纸上谈兵，倭寇活动仍然猖獗，沿海居民依然处于恐怖中。

朱元璋了解到上述情况，感到倭患之乱已波及朝庭基础，遂着手加强沿海军事防御。洪武十七年(1384) 元月，他正式旨令护国大将军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和福建等沿海城池，加强防御措施。信国公不辱使命“乃度地浙西东并海”，“量地远近”，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卫、所)，以防御倭寇之骚扰(《明太祖实录》卷157)。

汤和经过亲自实地走访视察，指定在浙东明州(今为宁波)和原属明州管辖的舟山地区，设置了昌国卫、宁波卫、宁海卫、观海卫、临山卫、爵溪所、钱仓所、石浦前所、石浦后所、大嵩所、郭巨前所、穿山后所、舟山中中所、舟山中右所、龙山所、三山所等。还附设了许多与卫、所配套的前沿防御设施，如巡检司、烽堠、墩台、塘辅。这样，沿海地区军民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终于构建成比较完整的海上巡逻警戒系统、陆上观察报警系统和卫、所防御系统。从此“声援易及，首尾相应”，只要海面上一有倭情萌动，大陆各地就能迅速防范。

后所城雄姿

浙东穿山半岛后所城，地处黄峙港中段西岸，与大榭岛一衣带水、隔江相望。“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阅边抵此，以为不可无城，遂绘图进呈。”清代北仑籍诗人姚燮曾有诗曰：此地“掎角连三县，鱼盐冠七乡”。

洪武二十七年（1394），安陆侯吴傑，奉信国公汤和派遣督建穿山所城(时为穿山盐场尚无后所地名)。城成，调定海卫后千户所军守御，故名“后所城”。后所城凭借睡龙山（海拔72.9米）和瞭台山（海拔104.7米）有利地形跨山而建，尤如“褫卉之服”雄伟壮观。在兴势浩大的筑城工程中，安陆侯曾动用各地招集的数千劳工，挖土、夯桩、砌石、冒酷暑、战严寒，历时七八个春秋终于大功告成。

后所城雄伟壮观，气势非凡，像东海之滨新崛起的一座袖珍小长城。城周围总长七百四十二丈、计四里有余，高二丈一尺，宽广一丈。城墙上设雉堞一千六百零四垛，战楼（台）和窝铺各十二处。其次还在城墙东西两侧挖城池（即护城河）二百八十五丈，城池宽四丈、深八尺。在睡龙山顶筑觇海台一座，有兵勇日夜值勤，随时监控黄峙港进出船只。瞭台山之巅建造抗倭烽堠，发现敌情“日烟夜火”与郭巨所的总台山遥相呼应。

后所城东、南、西、北筑有瓮门四座，分别为镇东门、阜财门、永昌门和安澜门。其中东北两门置楼周城列窝铺，镇东门设有吊桥，阜财门右侧穴“水门”，倘若倭寇冒险侵入就能瓮中捉鳖，万无一失。永乐三年（1405），都指挥余成开堑两道；永乐十六年（1418），都指挥谷祥又加修、增置敌楼敌台。东南向，设土祠和所厅事。西南侧，为军器局。东山坡，设粮仓五廒上书“丰、盈、满、广、宏” 。在睡龙山南麓设有谯楼，镇东门外东南50丈有演武亭（俗称校场畈）。城内辖10个百户所，设有正千户、副千户等所、司、吏官员17名。在兵力配置上有旗军1220名，本卫贴守军（即警卫部队）120人，岁发官军俸粮3280石4斗。在兵器配备上有八橹战船和十桨战船各1只、风快尖船2只，旗军见驾鹰船6只，共计军火器械4126件，无论在官员编制及军事装备上均与定海卫（镇海）相同。

据有关明代史志记载，明太祖开国时曾有20名大将奉功论偿、晋级封侯，其中有两名将领受命镇守后所城。这就是被敕封为“富春侯”的孙氏先祖讳胜（字元功），和荣膺“安陆侯”的吴姓先祖吴傑(黔国公吴复之子)，以及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征西有功，官封都指挥巡检司的林贵(后所林氏宗族先祖)。综观当时东南沿海各地所城官员编制情况，像后所城那样有“两侯一都”的实属罕见。按所城级别而论数后所城为高，故历史上被称为“后所巡检司城”。

“金戈鼍鼓，共御外侮”。由于后所城规模宏大，布防严密，让猖獗一时的倭寇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史载：“公元1404年4月，倭寇纠集18艘寇船大举进犯，百户马兴迎战而不幸阵亡。5月，总兵王友调集千户所军出海讨伐，寇众大败而逃，从此不敢搔扰。”另据民国《镇海县志》载录：“嘉靖间倭寇连年猖獗全省惊扰，赖所城（即后所城）兵出与镇（海）兵前后夹攻，而威远城得号平倭笫一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位于后所村北门（即安澜门）外，面朝大榭岛的山麓处，曾有许多用野山石堆叠的坟墓遗址。据老一辈人传说，这就是四、五百年前倭寇进攻后所城时，死于千户所军的寇贼坟冢。仅此就能佐证后所城在当时抗倭战斗中的战略地位。

星移斗转，岁月蹉跎。历史的年轮进入到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由于所城跨山而建空间旷大，遂将原城迁移到睡龙山南麓平地。迁址后的后所城周围总长为395丈，设雉堞395垛，比原城址缩小了一倍多，但四周仍设四门。到二十世记五十年代初，后所东城墙和南城墙体遗址尚保存良好，可在1958年“大跃进”中城墙被毁，土石多被用于建造民房。仅留镇东门南侧一段二百多米的城墙，用作抵御每年台风的侵袭。可惜，那段仅剩的城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人地矛盾凸出，连同在城墙上生长了几百年的珍贵树木一起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幢幢民房。

至于令后人值得探究的古城轮廓如何？项氏先祖信禄公有诗传世：“卧龙峦耸势凌空，天设岩疆锁浙东。信国深谋先筑址，吴候伟绩继成功。江环震坎规模壮，楼接兑离羽檄通。奕奕山城褫卉服，雄名千古表寰中”。

水利与设施

水是生命之源。清顺治抗倭年际，虽然狼烟四起，战事频繁，但后所军民不忘水利建设。为抵御倭寇侵袭，保障生活用水，全所军民从城东至城西开挖长880余米，宽20米的护城河。城內挖小河两条：一条从南城水门向北直至瞭台山麓，另一条从城隍庙前往东止东城墙脚。城内小河贯通城外护城河，护城河又连接后所河。河道纵横交叉，既能抗洪水、排汚水，又能供人们洗涤。更重要的在于防火消灾，为此村民称之为“太平河、太平水”。后所河又名小芦江河，总长3.6千米。其源自沙溪村嗺西岙和中岭，汇后所吉祥岙之水，向东折北流经小芦浦碶（即今海晏碶）入海。清澈的河水，碧波荡漾，泽润后所和沙溪两村约3000多亩农田。

海晏碶始建于清順治年间，距今巳有370多年历史。史载后所城迁界以来，城外一片泥涂，人同草菅。时任江苏省吴郡司马的吴江伟（吴傑后裔），闻之恻然曰：“吾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使身荣而桑梓受困，可乎夫田等泥涂者受潮患也，人同草菅者由失业也。”于是捐俸为之建碶，变斥卤为桑田咸得业耕而粒食。明末秀才兼书法家项宣，为褒奖吴江伟捐俸造碶有德于乡，特选址城隍庙左侧空地，为他建造一座吴公庙（又名景贤祠）传记后人。海晏碶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修，建国后再次修葺。原为人工木叠梁三孔碶闸，现为电动水泥预制件碶闸，泄洪排涝效力有了明显提高。为了保障生活用水，城内还挖掘水井数十口。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的水井有：东大井、西大井、南大井、北大井、灵泉井、清泉井、安澜井、王家井、沈家井、全家井等。其中地处永昌门东北侧的西大井，水质清澈甘醇，常年不涸不渴，是柴桥、郭巨等地用于酿酒的最佳水源。

尚存古遗址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后所城至今已经历了600多年沧桑，虽然古城轮廓已不可再造，但历史痕迹依然存在。如安澜门两侧古城墙残垣断壁，瞭台山坡瘠隆起的土城址，当年供千户所军饮用的西大井，吴傑后裔兴建的吴衙古民宅，还有前几年从西城墙脚挖掘出来粗大的“梅花桩”等，无不令后所村民引以为荣。

后所古城墙遗址位于柴桥镇后所村，沿着一段陡坡向上就能看到一段城墙。路两旁有很多矮小的植物，这是一座小山丘。古城墙历史悠久，旁边有两颗极大的香樟树，它的树干要由俩个人一起抱才能抱过来。可见它生长的年数是多久了。古城墙遗址是由戚家军在这边抗倭寇留下的。

●今日后所

倭寇在我东南沿海骚扰时间长达300余年，后所城军民深受战乱之苦，他们天天祈愿早日平息倭患，能太太平平安居乐业。有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求神拜佛祈盼神灵保佑。在民国《镇海县志》卷十四载：“城隍护国庙，六图穿山后所。清康熙十三年（1674）海寇登岸，突踞卧龙山（即今睡龙山）巅，俯视所城矢石交下，居民仓皇莫措。午夜忽见庙中炬焰烛天飞将涌出，贼大惊相率下山去，一方莸全，士民德之……”为此，从明代起后所城內外络绎建筑大小寺、庙、庵、宫、祠等10余座，成了海防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城隍庙（又称城隍护国庙）、吉祥庙、燮祥庙、勲福庵、海沙庵、西庵、龙睡宫、天后宫、真武宫、三元殿、元壇殿、雷祖殿、文昌祠、景贤祠等。

地处后所古城永昌门（现称后所村西门路）与今羊白岭隧道间的山麓处的慧寂禅寺，是当地较有名的古刹。据民国《镇海县志》载：后所慧寂禅寺始于后梁贞明中年（913—923），名“保安”。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初名“芦浦庵”。北宋志平元年（1064）更名“慧寂律院”，后正名“慧寂寺”。慧寂寺始建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悠久，属甬东古刹之一。现寺内设亭阁一座，供奉二方碑石：一碑铭刻“清慧寂寺定孝果戒禅师墓，南海普陀佛顶、慧济禅林分此”；另碑镌文“清佛顶山，慧寂寺莲镇师之塔”，落款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应钟月吉旦，分此第三代”。据住持释广慧介绍：“清代中期（即道光年间），普陀山佛顶寺曾委派寺僧定孝果戒禅师任慧寂寺住持，被指定为佛顶寺下院（分院）。

慧寂禅寺由于战乱及人为等诸多因素，屡建屡毁。1949年解放初期，国民党残部盘踞舟山，经常派飞机狂轰滥炸，土匪强人横行乡里，慧寂寺僧去寺空，一度废弃。在“大跃进”年代，又将寺院仅存的栋、桁、椽、柱悉数拆除，用于建造穿山水产公司。占地数千平方米的殿、堂几乎夷为平地。因寺院所在地坐落在松柏密布、翠竹成荫的山岙间，常年泉水涓涓，被用于建造可蓄水5万立方米的“三八”水库。

●今日后所

后所村村民三代以上氏族主姓有项、孙、吴、林、陈、张、江等52个，其中望族项姓200余户，人口鼎盛时达802人，孙姓150多户。后所村这52个氏族的始祖来自何方？又如何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世代共居在一起？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学者和人口计生部门的关注。一个村里姓氏如此之多，在宁波大市也属罕见。由于后所姓氏众多，各氏族定居繁族，先后量力而行，建造宗祠或祖堂，用于祭祖及举办婚嫁丧葬。这些遗存的宗祠或祖堂，大都拥有数百年历史，体现明、清年代的建筑风格，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营造法”亦具有一定的科考价值。

●林氏宗祠

●清代项氏宗祠

●项氏宗祠

乘车来到后所村后，你完全不知道古城墙遗址位于哪里，绝对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导游。我们沿着村委会的路遗址往前走，你会看到山脚下有很多建筑。我们往上走，沿着陡坡走你会感觉很累，虽然这山不高，但偶尔爬爬你还是会稍稍喘气。爬上后你会看到两颗大树，你会感叹这树怎么这么大。

在山上你会看觉得空气新鲜好多。在旁边石头堆建而成的就是古城墙了，是由戚家军所建。后所以前是戚家军的驻扎地，以前整个村子都有城墙，后来因为改革都拆掉了，就剩下这一段了。后所是一个百家姓的村，那是因为戚家军的士兵都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姓氏。

素材来源/北仑新区时刊；文/孙兆钧 项飞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