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寨遗址位于新郑市区西部约7.5公里的辛店镇人和寨村西。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一处包含龙山文化、新砦期文化、夏、商文化以及夏商城址在内的多时代遗址，其历史至今已长达4千多年之久，这在中原地区的古聚落和古城址中都具有其独特性。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并不少，但龙山中期文化遗存却并不很多，这里的龙山中期文化可称是较为丰富的一处。郑州地区的古城址也已发现多处。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以及商文化共存的城址仅有新砦城址，该城址的发现为第二处，它为解决龙山文化与新砦期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承袭关系，特别是新砦期文化的分布状况，及其不同地域特征，与文化性质等诸多学术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意义。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人和寨村民因取土修筑寨墙对遗址中部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今遗址东部被人和寨村庄所压，其余大部为农田和荒沟（即自然沟）。

2006年6月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发掘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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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侵浙日军投降仪式旧址和千人坑遗址

国家级抗日纪念设施遗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被指定为接受进犯浙江地区日军投降的地点。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副长官上官云相、长官部参谋长张世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等，浙江省政府“主席行辕”主任贺扬灵等，在宋殿村宋作梅宅第接受了日方代表—侵浙日军133师团参谋长通泽一治大佐及达国雄、大谷义一、道佛正红、大下久良、江藤茂榆等的投降，日方在仪式上呈缴了证明书、日军驻地表、官兵花名册和武器清册等。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年长新乡改为受降乡，即现受降镇。千人坑遗址就在受降厅的斜对面，是当年日寇杀害我同胞的刑场和抛尸地之一。

千人坑遗址1

千人坑遗址2

千人坑遗址3

千人坑遗址4

受降厅1

受降厅2

受降厅3

受降厅4

受降厅5

纪念馆1

纪念馆2

纪念馆3

纪念馆4

纪念馆5

展厅1

展厅2

展厅3

展厅4

展厅5

展厅6

展厅7

展厅8

芷江洽降

南京受降

浙江受降

平津地区受降

蚌埠受降

北平受降

青岛受降

广州受降

台北受降

武汉受降

香港受降

参观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秒懂北京猿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区别

参观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秒懂北京猿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区别

文图丨二指禅掌门

早就想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看看“北京猿人”。虽然有争议，说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但至少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算不是祖先，也是同类或者邻居吧。

在读书的时候就看过那个很有特点的北京人复原头像，嘴往前撅着，显得有点丑陋。去之前我还想，会不会吓到参观的孩子？

那日，当龙骨山出现在车窗里，又渐渐被房屋遮挡住，我知道，我正一步步接近6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年前的“新洞人”和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曾经生过的地方。

不错，这三类人虽然都曾生活在这里，但相隔年代久远，除非有人穿越，不然他们是无法见面的。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主在龙骨山发掘出第一颗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距离北京市区约48公里的山脚下，就成了很多中外学者驻足的地方。随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考古遗址，是“北京人”的发原地。

当然，去之前我定的导航是遗址，走着走着，却发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看导航还有一段距离，怎么就到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博物馆和遗址区不是一回事，两边要分别买票。坑啊！

既来之则安之。走进博物馆，大厅里就是“北京猿人”“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雕塑，没进展厅，已经明白了三者的区别。

博物馆有三个展厅，这里不仅有4亿年前到1亿年前的各种岩石标本，更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模型、古人类用火遗迹以及粗糙简陋的石制砍斫、切割、乱削和雕刻工具，和龙骨山上发现的二十余处脊椎动物化石遗址，以及古人类活动过的遗址分布点。一件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遗物——串青贝壳，兽牙、小石头制成的古老的项链挂在墙上。当然，还有在我国和世界各地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旧石器，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绘画、雕刻等艺术品，让人不觉惊叹古人的智慧。

作为直立人，生活在远古的北京猿人已经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石器），并开始了征服大自然的残酷进程。那时的人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在野草丛生，猛兽出没的茂密森林里，开创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好生活。他们几十个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这种群居生活，就是原始社会的雏形。你可以想象，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间，一群“咿呀学语”的另类猿，将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把树枝砍成木棒，凭着极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进行艰难的斗争的画面。他们用下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上肢与现代人的双手相似，捕食野兽。只是，身体还不能挺直，像一个个佝偻着腰的老年人。但这已经足以震撼其他动物。因为他们的合作，能打败大型的食肉动物了。这在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前期，还是相当牛叉的。

休息时，我翻看手机，搜索关于北京人的一些文章，偶然看到，一种观点说“北京猿人被鬣狗灭绝了”。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我却有点相信了。因为我在展厅里看到了小牛犊一样的鬣狗骨架标本。回想起看过的鬣狗纪录片，同样是群居动物的鬣狗，和最初的直立动物相遇，二者的厮杀一定是震天动地。

当然，我还是倾向于北京猿人灭绝于自然灾害。毕竟，让鬣狗灭族，是一件很血腥的事情，虽然隔着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感到丝丝凉意。

【摄于周口店。文图均为原创，请勿抄袭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