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家寨遗址，位于五台县阳白乡郭家寨村西北约50米、小艮河二级台地底部。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断崖暴露有文化层，文化层下半部分有水锈，上部土多，下部含砂较多，其中夹杂有较大颗粒，石制品主要为石片、石核，石料主要为石英岩、石英砂岩等，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内容摘自(《忻州文物荟萃》),郭家寨遗址,郭家寨遗址简介,郭家寨遗址-忻州市五台县郭家寨遗址旅游指南

六盘水革命遗址： 剿匪战斗遗址——牟家大寨

剿匪战斗遗址——牟家大寨

剿匪战斗遗址--牟家大寨位于六枝特区九龙街道青龙居委会。

1950年元月初，营盘乡乡长牟超群和岩脚上官乡匪首安克庚，为执行谷正伦的“反共应变计划”，组织了“反共救国军”，军部设在营盘，继续与人民为敌。喻忠诚联络原参加郎岱三三暴动的喻忠正、王永武等，以陈国斌的武装为主力，一举捣毁了匪军部，活捉了牟超群，后在营盘大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牟超群。

来源：六盘水日报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发掘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投稿邮箱

editor@wenwuchina.com

阜南朱寨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

阜南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成果发布

台家寺位址位于安徽省阜阳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是商代早中期淮月流域的高等级聚落。流经该遗址的润河河道内，出土两批商代青铜器，共中1957年出土的青铜龙虎尊（现藏国家博物馆）和饕餮纹尊（现藏安徽博物院），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瑰宝和重器，也说明了台家专遗址的地位。

2012年台家寺遗址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看，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仅次于盘龙城的商代建筑

遗址东部大型建筑呈‘品’字形。整体平面布局很有自己的特点，可能属于礼制建筑范畴。

同时还发现了与建筑相关的不少祭祀坑。这些发现，体现了台家寺商代贵族的生活情况。

台家寺遗址发现了商代墓地，墓地所在的台墩与龙虎尊1957年被发现的润河河道相邻.墓地发掘证明其北部部分墓葬是被润河冲毁的，因此龙虎尊很可能属于被润河改道破坏的商代墓葬。此次考古发掘一共发现了7座商墓，均属于小贵族墓葬，出土铜器、玉器、漆器等随葬品。这些考古出土的铜铜觚、铜.爵、铜戈，都是省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在台家寺遗址发现了专业化极强的青铜器铸造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发掘了铜器铸造作坊；证明了铜精炼和铜器铸造活动。同时还发现了一批商代铸铜废弃物填埋坑，一共出土了近800块商代陶范，其中半数以上可以确定是容器陶范；这些陶范涵盖了铜觚、爵、斝、鬲、圆鼎、尊罍等这一时期主要的商代铜容器器类，填补了早商(都城在郑州)和晚商(都城在安阳)之间铜容器铸造的空白。

台家寺遗址发现了卜具，说明占卜活动在台家寺遗址普遍而发达。遗址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骨骼，主要为猪，也有牛。发现了大量蚌类、螺蛳、鱼类。还发现碳化的大植物种子，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粟作物为辅。

此次台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阜阳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也是近三十年来安徽省考古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台家寺遗址贵族居住区北部大型台基及3座大型建筑，属于典型的商文化建筑。在规模上，整个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和盘龙城的大型宫殿建筑。东部的大型建筑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很有自己的特点，是在商文化中首次发现。

台家寺遗址发现商代铸铜作坊、出土大量铜器容陶范，是在商代都城以外首次确认的铜容器铸造活动，也是两处都城以外发现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铜容器铸造是商代尖端技术。

台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打破了铜容器在夏商时期不能在都城以外制作的观点：同时为商代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资料。

作为阜阳在中华文明史数千年中的亮点，台家寺遗址在淮河流城的青铜文明进程中占据了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其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龙虎尊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证明了台家寺遗址是淮河流城青铜文明的中心。在中华文明灿烂的进程中，安徽和阜阳没有缺席，更说明阜南这块土地上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台家寺遗址墩台式的建筑布局模式，在3300年前的商代成功引领了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潮流。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