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mo）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2006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

中文名：石峁遗址

所属地区：中国西北

地理位置：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

车牌代码：陕K

石峁遗址考古人：还原“石峁王国”的人们

石峁遗址“皇城台”雪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孙周勇（右一）与专家分析“皇城台”出土的石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邵晶在石峁遗址的神面纹石立柱发掘现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室外工作之余，石峁考古队队员邸楠（右一）与同事一起在室内做陶片拼对工作。记者 周明摄

被台阶状石墙包裹、最顶部墙体饰以石雕的“皇城台”。 记者 周明摄

石峁古城外城东门遗址一角。记者 周明摄

2011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神木发现并发掘一座4000年前的古城——石峁遗址。这座古城以超过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一举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

10年间，多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扎根在石峁遗址所在的这片山头，在烈日风沙下，在刺骨寒风中，用脚步探寻着石峁遗址的寸寸土地，也将他们的青春献给了这座“石头城”。

对于石峁遗址考古队员们来说，过去的10年，石峁遗址从未辜负过他们的每一次探寻，一次次探寻不断带来惊喜。“10年往事，历历在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队长孙周勇说：“在考古队的攻坚下，石峁遗址正缓缓褪去它神秘的面纱。不过，重现石峁辉煌，我辈任重道远。”

扎根于斯 奋斗于斯

石峁遗址出名已经很多年。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考古界前辈刊发的文章，学界和更多人感受到了石峁遗址文物精美绝伦的震撼。而在更早时候，关于石峁遗址的存在，也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来自榆林神木的玉器开始在古董商手中流转，最终流入欧洲和美国。

可惜的是，石峁遗址在出名的同时，也开始了多舛的命运。据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此前石峁遗址多处墓葬遭遇被盗，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从2011年开始，石峁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正式开展。随后，孙周勇作为领队和考古队队长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邵晶还记得10年前考古队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25岁的他刚从学校毕业不久，那时的石峁遗址，还只是黄土高原上梁峁间依稀可辨的一些断壁残垣。唯一可以容身的地方，是几处已经废弃多年的土窑洞。

“遥想初到石峁之日，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离‘皇城台’不远处那座被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新主人——石峁考古队。”邵晶曾在回忆自己石峁遗址发掘生涯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初到第二日，鲜艳的考古队队旗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升起。风起时，队旗猎猎有声，仿佛在向石峁大地宣誓，石峁考古队将扎根于斯、成长于斯、奋斗于斯。

起初，因为山里手机信号差，每天早上考古队出工的时候，队员们便将自己的手机挂在树上搜寻信号，遇到下雨，村民们忙着跑回家收衣服，而他们则忙着跑回去收手机。

受客观条件限制，石峁考古队在旧窑洞里一住就是好几年。队员们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拉水。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三轮车发动机的外壳都冻裂了。

说起石峁遗址所在地生活环境的艰苦，给考古队队员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租住在老乡民房时经常能遇到蝎子。“大家开始没有意识到，很多人都被蝎子蜇肿了胳膊和腿，后来在窑洞里抓蝎子，已经成了我们考古队的‘副业’了。”孙周勇说。

发掘半年，随着发掘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不期而至。

2012年10月，考古队对这里有了一个宏大的印象：一方面，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门道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经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另一方面，这里只是石峁城址的一座城门，还有更为壮阔的精彩等待考古队去发现。

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严寒异常，可东门那面飘扬的鲜红队旗，仍旧在大雪和凛冽的寒风中飘扬。“苦是苦，但跟石峁遗址不断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相比，那些辛苦都不算什么。”邵晶说。

青春献给“石头城”

在石峁遗址，考古队日复一日，历经了无数次的日出日落，看到过无数次的满天星斗，也经历了冬季一场又一场从不缺席的雪，和从来不会迟到的春暖花开。

2020年之前，邵晶每年在石峁遗址发掘现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300天。而这，也是其他考古队队员的日常。经年累月在考古一线，有些考古队队员甚至将家属带了过来。考古队队员赵向辉的孩子就是在这里长大，又在附近镇村上了学。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常年的坚守源自他们内心对于考古的执着与热爱。曾在学校当过老师的邸楠，正是因为心中割舍不下对考古的热爱，再次选择人生方向，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为石峁考古队的一员。

发掘工作是寂寞的，考古队队员每天的工作也大多是重复性的。白天，大家扛着仪器和工具沿着山峁走走停停，日落之后，又回到驻地，在灯下开始分批清理、归纳和整理挖掘到的陶片、骨器等。

不过，看似平淡的工作也时有小插曲发生。2018年盛夏的一天，考古队队员突然开始齐刷刷地拉肚子，在检查饮水设施时，发现有多只老鼠掉入水窖。于是，他们只好停下手头工作，开始清理、整修。

而这也给考古队队员一些启迪：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石峁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石峁“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储水设施？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一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他们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

发掘工作也是一种奉献。说起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对于家人的亏欠感又浮上考古队队员的心头。“考古队队员可以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在外一跑就是好几个月。”孙周勇说，“我们这个团队耐得住寂寞并甘于奉献，邵晶的孩子才两个多月大时，他就带着孩子、媳妇和母亲一起在工地住了。有这样一群甘于付出的人，我感到特别幸运。”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既然选择了田野一线，就必须舍弃其他。”邸楠坦言，常年在外，从家人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付出，正是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自己在喜欢的考古道路上一直坚守着。

为考古画完那个圈

石峁10年，考古队队员用手中的铲子和毛刷让石峁遗址走上了世界考古的舞台。

2020年底，国外《考古》杂志评选过去10年“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入选，一同入选的还有意大利庞贝遗址的新发现、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吴哥的遥感考古等。如今，神木石峁遗址还入选了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也是在这10年，石峁遗址的面貌，在考古队队员手铲与毛刷之间逐渐清晰：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外城东门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屋基址、高等级墓葬等不断被发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垣被揭示。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2019年夏天的那个下午让他们难忘。在通向“皇城台”最顶部的廊道中央，手铲轻轻拂去沙尘，一个圆形轮廓的石雕文物被发现，随着周围的黄土一点点被拨开，一个直径约50厘米、高度近1米的神面纹石立柱露出真容。

“与它对视的那一刻，历史一下子活了起来，这时我仿佛面对着一个鲜活的‘石峁人’。为什么要修建如此宏大的石城？为什么会藏玉于墙，又以外族少女祭祀？我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去追问。”邵晶向记者打了个比方，考古从发起疑问到仔细求证的过程，就如同在纸上画一个圆圈，考古工作者就是用毕生所学一点点画出这个圈。

10年来，在石峁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形如金字塔的“皇城台”、固若磐石的防御体系、众星拱月式的聚落结构……这些新发现正在一步步还原“石峁王国”的图景。不过，放眼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有关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还远未结束。

10年间，从外城东门到“皇城台”，考古队对于石峁遗址的情感不曾变过。回首过去，考古队队员们经历了缺水少电、暴雨寒潮、虫蝎横行等种种艰苦，朋友们说他们是在坚守，可他们更愿意说是在享受。

如今，虽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常驻石峁，但邵晶坦言，以后如果还有机会，自己仍愿意回到那里，“过去的10年，不曾后悔，再多个10年，亦不会后悔。希望自己能为石峁遗址这个考古圆圈画上最后一笔。”（记者 周明）

来源：陕西日报

石峁遗址发现史前石雕像

本报讯（记者 魏建军）近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去年以来，石峁遗址考古队在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发现了一组重要的史前石雕像。“新发现的神面纹圆形石立柱，直径约50厘米，高度近1米，旁边还有一个用来加固的石圈。从出土和保存状况来看，这一石立柱4000年来一直保存在原地，有可能是图腾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说，“关于石雕图腾的含义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考古发现和研究来揭示。”

石峁皇城台考古启动于2016年。截至目前，考古队已在石峁遗址台顶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南侧护墙上，共发现各种石雕60余件。画面题材有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雕刻技艺成熟，技法有阴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所有题材的图案都很讲究对称美。此外，在皇城台还发现了卜骨和大量的骨针，以及距今约4000年的口簧等乐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坐落在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北岸的梁峁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陕西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外城东门址、内城韩家圪旦高等级墓葬区等地点。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等重要遗物，尤以“头骨祭坑”“藏玉于石”现象引人注目。

石峁遗址的发现，以及与陶寺遗址不得不说的关系

▲视频：孙周勇在“晋界”讲坛所作的讲座

2020年9月20日，

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第七期

“追迹文明”系列第二讲

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开讲。

他的讲座题目为：

“黄土、石头与城——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晋陕高原”

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夏王朝

过渡的关键时间节点上，

地理位置分属于河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

对于研究区域文明进程与国家起源

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推出的是，

本次讲座的摘要。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石峁遗址发掘领队。

研究领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

1

石峁遗址

（一）石峁遗址的发现

1958年3月至11月，陕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发现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包括三套城。报告建议责成农业社负责保护，并请求文化主管部门勘察。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共同对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地的长城沿线调查时踏查并记录了“石峁山遗址”，判定是龙山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76年石峁遗址正式进入学术视野，1976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戴应新先生调查遗址并征集了一批玉器、陶器，其中玉器127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引人注目，在这批玉器中20多件牙璋最具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广泛讨论。

后许多国外博物馆及学术机构收藏的同类玉器多被追溯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二）发现石峁古城

2011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基本探明了石峁古城的范围，2012年开始对石峁古城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内城、皇城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构成，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发现龙山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址。

1.外城

石峁古城外城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东门址是外城重要发现，东门址南北发现墩台，南、北墩台中间形成主门道，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内瓮城”结构。石峁瓮城的发现，将中国所知最早的瓮城考古发现提早了两千年左右，此外还发现了具备防御功能的马面。

石峁城址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是藏玉于墙，最早在瓮城中发现一件石头与草拌泥中间夹住的玉钺，后来又在城墙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几十件玉器，如玉钺、玉铲、牙璋等，部分是经过改制而成。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应该是伴随城墙的修建而发生的，这一现象是否来源于古人早期玉门瑶台宗教信仰，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个重要现象是在城址中发现头骨坑，可能与当时杀戮祭祀有关。祭祀坑女性明显多于男性，且不见未成年个体。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或创伤，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东门址附近所见集中埋藏的头骨，均位于早期地面之下或石墙墙基之下，应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石峁东门址不仅是一座建构技术先进、结构复杂、防御体系完整的建筑屏障，更是石峁居住者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

此外，在 “内瓮城”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专家推测，石峁人使用毛笔之类的软工具，将以铁红、铁黄、炭黑以及绿土四种颜色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绘制于白灰面底上，表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绘画技法至迟在4000多年前已基本确立。

2.内城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墙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内城已经发掘的韩家圪旦遗址，在早期是居址，建筑遗迹主要是前厅后室的窑洞式建筑，晚期的时候这里变成一处大型墓地。墓葬的结构比较特殊，在墓壁的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的龛，而且墓葬中还使用殉人。墓葬规模差异明显，随葬品丰厚程度悬殊。玉器、铜器等体现身份及财富的随葬品大量发现。神疙瘩梁遗址M7，墓室面积达12.5平方米，随葬陶器6件， 在一些埋葬儿童的瓮棺中还发现有麻纤维，与苎麻纤维接近。

3.皇城台

皇城台是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

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称作“大台基”。皇城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四周以石墙包砌。墙体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筑砌，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墙面上还发现有多个纴木洞。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米、残高0.8-1.1米，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有断续分布的踩踏面。

在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及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发现石雕70余块。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平面型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雕刻也最为传神，多见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侧视神面，最大者石块长度超过2.6米。

还发现少量立柱型石雕，为两面对称的神人形象，其中一件出土时还矗立于夹道地面之上，地面高度近1米，底部还留有固定石柱的石砌围圈。

平面型石雕应为修建大台基南护墙时有意嵌入，作为大台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石雕应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立柱型石雕或已具备“图腾柱”性质。

系列测年显示，皇城台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南护墙石雕的年代也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大台基南护墙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论证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而深厚的物质基础。

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还发现了口簧，骨制片状，由琴鞘和簧片组成，器身镂刻舌簧。结合民族学资料可知，口簧可以用来传递感情信息、狩猎或自娱自乐、沟通神灵，石峁口簧的功能可能偏向最后一种。

有学者认为，骨簧乐律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很可能对于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秩序和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可知，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迈开中国北方地区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秃尾河为黄河一级支流。目前已经调查秃尾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分布，确认了一百余处龙山遗址，其中石城聚落十余处。聚落分为10万平方米以下、10-100万平方米、100万平方米以上三个等级。其中石峁遗址为最大的石城聚落。

石峁文化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分布范围，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致处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是一支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分布于北方地区时代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一个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如果城址规模可以作为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的必要因素及特征，石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 “国”和“野”的具象体现。这一过程导致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石峁区域政体的形成，也促成了北方地区（河套区域）早期国家形成的序幕。

2

陶寺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芦山峁、石峁应为两处都邑性遗址，年代基本相当，两处遗址共同描绘公元前第三千纪黄土高原早期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大致轮廓，为探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关系、聚落演变、社会进程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探讨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晋陕高原的区域格局，陶寺遗址是不容回避且难以绕开的。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

来自科技考古的成果显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陶寺遗址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陶寺中晚期绵羊和黄牛畜牧资源的增加，显示当时外来人口的原籍可能来自于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

3

结语

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的出现，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一支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的建筑传统，深刻影响了区域政体的社会形态乃至治理体系。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活跃在晋陕高原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关系极密切的陶寺集团，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陶寺与石峁，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在交流与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成为黄河文明的显著标识。

“黄河文明的标识——

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览

正在展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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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外景

BY｜ 山西博物院

图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博物院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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