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寺碑在正定大佛寺大悲阁东南侧。碑高二点二米，宽零点九米，碑文三十行，每行五十字。它对研究汉隶至唐楷过渡向的书法艺术和字体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畿辅通志》记载：龙藏寺碑刻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有人说刻碑比建寺还要早。碑上刻文，字面道劲宽博，开唐楷之先声，有欧阳洵、虞、世南之体。

康有为在《广芝舟双揖》中称赞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龙藏寺碑文为张公札所撰；可惜龙藏寺碑与张猛龙碑一样，均不著书者姓名。碑文记叙了恒州刺史王孝仙为劝选龙藏寺及募钱造寺的情况和寺院初建时的规模，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隋代碑刻在我国书法史上方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龙藏寺碑为著。它继承了北朝碑刻的险峻、严整的风骨，又保持了南朝道润、秀丽的气韵；形成了笔法铤劲、精练，结构方整、疏既、瘦硬、简洁的独特风格。

正定隆兴寺戒坛倒座观音转轮藏阁双龙照壁摩尼殿慈氏阁千手千眼观音

正定隆兴寺《龙藏寺碑》 隋碑第一 楷书鼻祖

图为《龙藏寺碑》元明间拓本(选页)。上海图书馆藏

图为《龙藏寺碑》碑额，上面盘绕蛟龙，中间刻有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历尽沧桑存当世珍宝

踏入隆兴寺的一刹那，你会感觉都市的喧嚣被隔在了门外，四周清静祥和，心也慢慢沉下来。风吹过古树沙沙作响，林间的雀鸟婉转啼鸣，在大悲阁旁千年古槐下，碑亭里的《龙藏寺碑》静静竖立在栅栏后。待你走近，仔细打量，会发现它造型十分别致，刻工精细。其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乃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关于此碑，史料上记载，是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创立。隔着青砖碑亭的朱红栏杆，三米多高的青石古碑，让人仰视观望。当地文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此碑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为半圆形，上面盘绕蛟螭，中间刻有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亦为楷书。历经14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碑身缺损严重，碑阳下部的部分碑文已经脱落，无法识别，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

据了解，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碑的名称见于东周，至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竖碑才蔚然成风。国内的石刻发展史分三个阶段，汉碑、魏碑和唐碑，其中汉碑多波磔奇古，魏碑多瑰丽雄奇，唐碑则秀丽高雅，隋碑则处在由魏碑体到唐碑体发展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佳作。而且，目前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仅有三块，以《龙藏寺碑》最完整，其文物和书法价值不言而喻。

脱胎魏碑开唐楷先河

书法史上的隋代，不因年代的短暂而在历史上湮没。据史料记载，隋朝统一南北后，隋文帝为了维护统治，重视文治，奉佛尊儒，优礼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重振了长期处于没落的儒家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在文化上也有了新气象。

在三十八年的统治中，隋朝承袭了魏晋六朝余风，出现了南北书风融合的新局面，为唐代尚“法”书风的登峰造极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篆、隶逐渐式微，楷书成为了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影响深远。而《龙藏寺碑》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也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垫。康有为则将此碑与唐碑的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

原省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旭宇曾在《重读隋龙藏寺碑》一文中评此碑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古朴秀雅之美，静穆幽深之境。此碑用笔方圆结合，刻工惊喜，即如发丝粟米，犹见鲜活清晰，可谓书刻双绝。”他还举例详解，细看《龙藏寺碑》用笔，既有北魏的古朴刚健，又具纤细典雅的“二王”书风，并时出汉隶左波右磔，蚕头燕尾的笔意，如“世”、“事”、“六”、“方”、“兼”等字，端庄秀丽，规整不失灵动。“通篇浑穆清雅，气韵生动，在隶楷演变南北融合中独具风神。”

未解之谜待深入探究

除书法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外，围绕《龙藏寺碑》历史的民间考证也未曾停止。例如《龙藏寺碑》碑文末尾刻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此字缺)”字样。这位张公礼是何许人也，他在龙藏寺建造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如，风雨侵蚀，现存碑文又有哪些未解之谜？

采访中，正定籍书画家赵志强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考证，他觉得张公礼应该是《龙藏寺碑》的撰文者和书丹者，“依据一是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说‘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依据二是碑文末尾刻的‘齐开府长兼行参军’，说的是张的职务。文中‘开府’一词，是指古代官员(如大将军)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之意，而‘行参军’可理解为他行使的是参谋或秘书之职，身份也比较契合。依据三，立碑是传承后世的大事，在碑文上留下名字的自然不是普通人。此碑文内容不仅说到正定这一块的风土人情，更涉及当时河北这片儿的风土人情，谋篇布局有气势，书法技艺精湛，非一般工匠所能企及，也再次证实了撰并书写者的文化修养和高贵身份，这都与张公礼比较吻合。他很有可能是龙藏寺建造工程的参与人，或至少是个知情者。”

作为传世名碑， 《龙藏寺碑》法帖版本有很多，过去流传于世的本子大多是清朝乾隆年间所拓。据说，最好的本子，是清末收藏文物甚富的大官僚端方所藏号称“宋拓”的本子。解放后上海发现了比端本更精，存字更多的珍本。上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根据珍本影印出版的《龙藏寺碑》帖，比端本多18个字。如今仍有51个字无证可考，待后人深入研究。赵志强告诉我们，近年他将损残之字辨识考证并补写了一份，希望能与大家切磋，消弭一些遗憾。

隋碑第一，大美龙藏寺碑！

隋《龙藏寺碑》，楷书，无撰书人姓名，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刻，碑在河北省正定县。有人说它“整密瘦健，为隋碑第一”，有人说它是“爽整精能，为隋碑之极则。”隋建国只有三十七年，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及两汉，唐宋那样百花争妍，蔚然大观，但是，它在书法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功绩，还是值得一书的。这正是今天珍视和研究《龙藏寺碑》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曾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

《龙藏寺碑》用笔沉挚有力，刚柔相济，结体严谨安雅，方整有致，已是成熟的楷书形象。杨守敬说：“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应是褚遂良。褚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与它似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人们说《龙藏寺碑》是集北碑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的“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梯。

《龙藏寺碑》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

《龙藏寺碑》全拓

《龙藏寺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截30行，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

原碑未署撰、书人姓名，又因碑末行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下缺)等字，故历来着录有云撰者即为张公礼，未确。末行碑文张公礼的官衔犹署齐，按周武帝建德六年(五七七)虏齐幼主高恒，齐遂灭，后四年隋建开皇之号，至开皇六年(五八六)，齐灭盖十年矣，公礼仍称齐官，书者不以为嫌，当时不以为禁，此皆尚有古道。对于这一现象，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是这样看待的，顾氏认为：“其大书齐官，则必非后人之所加也。余考颜之推仕历周隋而其作《家训》犹谓梁为本朝，盖同此意，其时南北分疆，兴亡迭代，为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

此碑之书法用笔遒劲多姿，结体中和宽博，意韵幽远高古，无六朝俭陋习气，历来被称为隋代第一名碑。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水与(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五澍《虚舟题跋》将此碑与唐碑递嬗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

此碑传世善本有：

一、清黄云、唐翰题、沈树镛等人递藏元明间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二、王懿荣、汪大燮递藏明初拓本。惜残缺半页二十八字，张彦生经手配补嘉道本乃成全本。

三、端方藏明代中期拓本，墨拓不精，装裱凌乱。

四、李瑞清藏晚明拓本，有曾熙、朱祖谋等人签并跋

《龙藏寺碑》元明间拓本（选页）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元明间“张公礼未泐本”。乃传世年代最早，存字最多，拓工最精之本。经清黄云、唐翰题、沈树镛等人递藏，有莫友芝暑端，费念慈题签，黄云、沈树镛题跋，唐翰题校记。共二十七开，册高三十二点六厘米，宽十六点七厘米。碑文二十四开，帖芯高二十五点六厘米，宽十一点二厘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选页

《龙藏寺碑》启功题跋批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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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第一碑《龙藏寺碑》欣赏

大隋第一碑《龙藏寺碑》，楷书，无撰书人姓名，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刻，碑在河北省正定县。有人说它“整密瘦健，为隋碑第一”，有人说它是“爽整精能，为隋碑之冠"。康有为曾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

《龙藏寺碑》用笔沉挚有力，刚柔相济，结体严谨安雅，方整有致，已是成熟的楷书形象。杨守敬说：“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家大多从此萌芽。其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应是褚遂良。褚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与它似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人们说《龙藏寺碑》是集北碑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的“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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