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文书院初建于北宋，为大观三年进士陈经邦及其兄弟陈经正读书处。陈氏兄弟受业于程颐、程颢，回乡办学，开平阳学派之先声。南宋学者朱熹曾于此讲学，成为美谈。书院由台门、主楼、“棣萼世辉”楼等组成。台门一字形，块石墙基，青砖空斗墙身，灰瓦屋顶。书院主楼五开间二层，屋顶歇山形式，其中底层明间辟格扇门，余设槛窗。梁架形式为分心前后双步梁带前单步、后两个单步，后檐挑檐枋下用吊柱，制度具有地方特色。

“棣萼世辉”楼，为仿西式二层砖楼。

现书院建筑掩映在南雁山水中，周围名胜佳景，殊为大观。

会议纪要|历史学院第七期“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

历史学院“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

第七期 会议纪要

2021年12月10日晚六点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第七期）如期举行。为落实学校疫情防控政策，本次读书会继续在线上进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为本读书会的学术指导单位，对读书会的举办给予了全面支持。

本次读书会主题为“考古与公众：‘价值’的实现与思考”。20级本科吕思琪（山西大同大学）、20级硕士江祎旸和19级硕士李楠迪娜三位同学围绕该主题，从博物馆公众考古实践、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及后疫情时代公众考古教育等角度，分享自己的读书与研究心得。本次读书会特别邀请在公众考古方向研究颇有建树的 19级博士生王怡然和19级硕士生秦昱作为讨论嘉宾。21级博士生康敬亭主持此次读书会。历史学院20余位考古文博专业同学参加了此次线上读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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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康敬亭

”

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要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考古学科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等诸多因素，公众考古日益受到社会大众与考古学界的关注，发展迅速。我国一些考古科研机构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实践，围绕考古学和公众的学术研究也大幅增多。

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团队依托我校公众考古学研究中心、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平台，结合我校师范大学特色优势，在实践活动、课程开发、刊物出版等领域创新发展出一条公众考古实践特色道路。与此同时，为应对学科发展趋势，我校2014年开始就招收公众考古学方向硕士生，指导学生广泛开展公众考古领域调研分析与研究，为公共文化建设服务。经过多年耕耘，取得了诸多成绩，如在公众考古学中心指导下，学生社团青年考古人学社连续多年坚持举办“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庆祝活动”“考古开放日活动”“考古进校园活动”“考古进社区活动”等活动。我校宁琦同学还获得李济考古奖学金公众考古奖；在今年11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研处主办的“普‘古’释‘新’——公众考古论坛”上，我校秦昱、宁琦、李楠迪娜三位同学获奖。其中，秦昱和李楠迪娜都应邀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考古与公众：‘价值’的实现与思考”，即公众考古学的价值所在。我认为，公众考古的价值至少包括一是使公众科学准确地理解考古发掘成果（器物、墓葬、遗址等）的价值，二是在实现上述价值的过程中，使公众理解、认识什么是科学的考古学，即学科自身的价值。而以上两种价值的实现，才是公众考古学，或考古学社会价值的实现。不管是通过博物馆的平台，还是网络直播的形式，亦或是相关教育活动的开展，公众考古的宗旨都应是实践“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

01吕思琪

公众考古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热潮，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聚焦于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态势。博物馆作为考古发掘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与窗口，也逐渐成为公众考古重要的实践基地。临汾市博物馆“最早中国”展厅以陶寺遗址为主题，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沙盘模型以及VR技术等方式，将陶寺遗址的发掘现场和相关发掘成果很好的搬入了博物馆之中。这是在博物馆中开展公众考古学教育的实践方式之一，向公众展现出考古学的真实面貌，让公众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真正的考古学。但在对该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中，也发现由于考古学自身的专业性和相关宣讲人才的数量较少，很大程度上无法达到博物馆设置相关展厅所设想的效果，因此，在博物馆内开展公众考古教育的模式与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讨论：

19级博士生王怡然：以博物馆为载体开展公众考古教育活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领域。思琪提到的考古遗址入展馆，考古宣讲进校园，还有考古研学推全国，这三点当前我国已有一些实操案例。不同于遗址博物馆具备的天然优势，更多的历史类博物馆的展品是脱离了“环境”背景的。考古遗址进展馆的设想，主要是重构遗物出土环境，使人们更容易理解遗物的出土状态等其它信息。现在许多博物馆会在场馆内部设计专供人们体验发掘的探方以及遗址模型等。但是针对性的考古学阐释与解读在许多地区性博物馆内难以达到，这需要更多专业人才的持续建设。考古宣讲进校园方面，当前我国许多地区的中学在历史课设置有选修课程，开设与历史相关的选修方向，其中考古就是十分热门的方向之一，小学也会有考古大篷车进校园等活动；研学方面，考古、历史主题的研学活动这几年也十分火热。如何衡量此类考古主题教育活动或课程的科学性，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些指标性的评估标准使活动开展更加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19级硕士生秦昱：吕思琪同学关注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涉及到了公众考古学高层理论建构的问题。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是近些年来相对较火爆的话题，同时，博物馆公众教育也是博物馆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公众考古教育实践与博物馆公众教育的关系必定涉及体系与内容的区分。博物馆学有其自有的话语体系，考古学也是自有其逻辑建构。虽然在展示宣传上都是以文物和遗迹为基础，但是阐释方式以及所实现的价值导向略有不同。考古博物馆也可以说是博物馆考古类展览反思下的新产物。但是未来，考古博物馆将走向何处，还需要考古学、博物馆学等多领域人才填充发展。

02江祎旸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众考古的传播形式更加多种多样，考古直播应运而生。现阶段的考古直播多是以科普为目的，以发掘单位为主体，面向社会大众的。此次分享主要围绕发掘现场的直播形式，分析了楚湾公开课直播和其他遗址直播的异同，通过受众、目的、体量、直播效果等方面引发了思考讨论。楚湾遗址公开课直播，不仅仅是介绍楚湾遗址2021年度发掘成果，还面向在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考古工作方法及理论，同时也是一次针对高校考古教育形式的补充。本次公众考古实践，其形式和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样新路径的探索是对公众考古学的重要补充与有益尝试。

讨论：

19级博士生王怡然：发掘现场直播是一个非常新锐的领域，以祎旸提到的三星堆直播为例，就融合了如5G直播、AI呈现、大数据、媒体专题、8K高清、微博热搜、B站鬼畜、多终端等近年来媒体领域最受关注的“关键词”。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学的公众化呈现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对考古从业者提出了新要求。结合最近很火的“元宇宙”概念，未来社会也许会形成互联网、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区块链、产业互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孪生等互联网全要素的融合形态，即“共享虚拟现实互联网”和“全真互联网”。这些已经存在和正在高速迭代的技术对考古学信息的获取、保存、转译都有可能造成影响，发掘现场直播也许只是一个开始。作为青年考古学生，积极参与相关实践并进行总结很有意义。

19级生硕士秦昱：祎旸同学所展示的直播活动是近些年来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团队在公众考古实践上的又一次形式创新与探索。公众考古实践线上形式，是疫情以来的新趋势与新发展。正如祎旸同学所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如三星堆、圆明园等。但是，像此次小规模的直播活动也有其问题与优势：1、此次直播活动的受众主要是针对本科在校师范生开设的。得益于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厚影响，公众考古面向师范生开展，可以为北京地区基础教育行业的公众考古开展带来更加持续的影响。同时，也能进一步推进对师范生教育培养机制的内容扩充与建设思考。2、从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线上直播再到考古发掘现场直播，直播手段已成为公众考古宣传的有力武器，直播也成为公众考古实践的新常态。这样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考古工作提出了反向要求，要求田野工作更加精细化、规范化，使工作成果更易于通过直播形式展现。3、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国内公众考古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公众主体性得到进一步明确，公众的参与热情普遍提高，对于考古工作与考古成果的自我阐释欲望空前高涨，这也对考古工作提出了对工作与材料的进一步透明化、公开化，甚至实时更新的要求。这也是对考古资料公开制度的全新挑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03 李楠迪娜

自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开展以来，考古学家通过讲座、博物馆教育、实地参观、新媒体介绍与宣传、出版科普读物等多种活动形式来加强公众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与了解。但受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避免人群聚集、博物馆的关停与限流、人员流动的限制等原因，使得公众考古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为逐渐适应后疫情时代特殊的环境要求，在巩固抗疫成果的前提下进行公众考古教育、普及考古学常识，各地博物馆、高校、考古工作者们采取了将传统线下活动与直播、VR、AR、云看展、网络课堂等多种新形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公众考古教育，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日后更好地开展公众考古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讨论：

21级博士生康敬亭：公众考古教育也应属于常规教育、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虽然当下，考古工作者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公众考古教育，普及考古知识，但可能最后往往形式大于结果。在去年，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以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效果。或可受此启发，公众考古教育是否也能从娃娃抓起，公众考古教育融入中小学教学体制，科学考古知识以适当内容与形式融入中小学教学内容，使得考古教育普及化、普通化，长此以往，公众对于考古的内涵、形式与意义等的认识，或许会有根本改观。

19级硕士生秦昱：当下全球范围内，疫情的持续传播与变异势必导致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要求。那么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考古文博工作的公众宣传如何开展，楠迪同学就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解释。同时，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的公众考古实践也能从当下的一些工作开展窥得一丝线索。不得不承认，短视频APP与直播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与多元化的信息了解渠道，也为公众考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技术平台。但是，公众考古工作的开展在当下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如前期调研与后期反馈机制不完善导致活动效果差强人意，博物馆公众教育和公众考古教育实践与中小学历史教学对接不充分等。后疫情时代，公众考古实践需要更过的角度去切入社会生活中，也需要更多的话题被讨论以增加社会关注，来推动行业的发展。

文/图：吕思琪、江祎旸、李楠迪娜、王怡然、秦昱、康敬亭

审定：王涛

往期回顾

会议纪要|历史学院第六期“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

会议纪要|历史学院“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第五期

会议纪要|历史学院第四期“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

会议纪要|历史学院第三期“紫竹书香”考古文博读书会

第二期“考古文博读书会” 会议纪要

第一期“考古文博读书会” 会议纪要

快讯丨广州梅社书画院年会在广州文化艺术村岭南院会馆举办

参加活动的嘉宾合影

“梅映岭南墨挥金侨——广州梅社•梅社书画院年会暨岭南院写生创作基地启动仪式”于12月22日，在广州文化艺术村岭南院会馆（陈树人故里）举办。

笔会现场

出席当天活动的纯阳观领导、梅社书画院成员以及美术界代表包括，广东省道教协会会长、纯阳观住持潘崇贤，金侨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华南区总裁贾丁，广州都城隍庙住持车高飞，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广州梅社社长陈永锵，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梅社副社长方楚雄，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梅社书画院顾问汪晓曙，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梅社书画院顾问李醒韬，岭南画派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梅社书画院顾问林淑然，越秀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梅社书画院顾问曾嵘，梅社书画院顾问张广佳，梅社书画院院长张森霖，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梅社书画院执行院长刘思东，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广州市国画协会会长、梅社书画院副院长朱永成，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梅社书画院副院长朱光荣，梅社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李世云，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梅社书画院副秘书长张铁威，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梅社书画院副秘书长陈年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梅社书画院副秘书长陈运成，梅社书画院副秘书长林明深，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梅社书画院常务理事沈永泰，广州市海珠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梅社书画院理事秦建中，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梅社常务理事赖平，番禺区文联副主席、梅社书画院书法家何志丰，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梅社书画院理论部主任梁志钦，梅社书画院理事及成员黄德有、吴晓云、吕红英以及林景超、陈清平、梁天铭等美术界同仁。

揭幕仪式

现场，在广州梅社、梅社书画院写生创作基地挂牌揭幕仪式，并延续岭南画派前辈郊游雅集的文化传统，在年会活动中进行雅集交流。其中，陈永锵、方楚雄合作创作八尺整纸花鸟画《春江小憩》，陈永锵画木棉，方楚雄画芭蕉，一幅春意怏然的岭南春色跃然纸上。

《春江小憩》与《山水清音》

而李醒韬、曾嵘、刘思东、张森霖、朱光荣、林景超、陈清平、陈年发等则合作巨幅山水《山水清音》，作品既有岭南山水的清幽，也有北方山水的磅礴气势。另外，朱光荣、朱永成、陈清平、梁天铭等还合作了《高山流水》，画出了古人也向往的山林生活。

《高山流水》与《岭南春色》

此外，画家们还创作了不少山水、花鸟等题材作品。潘崇贤表示，希望梅社作为一个交流平台，能够激发更多的艺术创作灵感。陈永锵则希望，接下来能够深入挖掘梅社历史，并梳理成册，把高剑父等先辈创办的梅社及梅社精神更好地传颂下去。

笔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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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屈原文化 屈子书院成为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

汨罗融媒体讯（记者 郑甘 周定）停舟细问灵均迹，更有清流是汨罗。11月3日上午，在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上，屈子书院被授予“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牌匾，开启屈原文化研究的崭新征程。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湖南省委宣传部巡视员龚爱林，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罗军飞，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娜，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邱绍雄，汨罗市领导喻文、朱平波、彭千红等，海内外的屈学专家、屈氏后裔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诗歌原乡’已成为汨罗名片，‘蓝墨水的上游、文化人的圣地’已成为汨罗符号。”汨罗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平波说，此次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挂牌屈子书院，将有力推动屈原文化的挖掘传承，展示其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将有力激发端午龙舟文化产业的源头活力，加速文旅文创发展壮大，打造屈原文化传播高地、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屈子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朝初年，仅比岳麓书院晚建30余年，具有展览、讲学与藏书三大功能。复建的屈子书院，为全国最大榫卯结构的穿斗式全木建筑，作为屈子文化的高地，立足深度挖掘屈子文化与湖湘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研学旅游、高峰论坛、屈子讲坛等，集历史见证、探古寻幽、场景展示、现场教学、专家讲座、游客参与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汨罗是屈原生命的终点，也是屈原精神、文化传承的起点。”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表示，在汨罗成立屈原文化研究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把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屈原文化的传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楚辞研究，推进屈原文化的传承。后期我们将加强文化对接交流，把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打造成屈学研究的资料中心、研讨中心、学术中心、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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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单家石

来源 | 汨罗融媒体、汨罗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