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云寺遗址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时代为唐。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沿着大云寺遗址向东约10.5米处，向西约2米，面积为0.0250公顷（合0.3750亩）。

寻找云南大理南诏古国遗迹--巍山龙于图山城遗址，天摩牙寺和蒙舍城遗址

【广提子原创】，始发于“广提子”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1号

第三次来巍山，专门为参访重要的南诏遗迹龙于图山城遗址，天摩牙寺，和蒙舍城。从下关驾车经215国道进入巍山坝子，转入030和032乡道，路况很好。举目四望，阡陌纵横，村舍密布，绿树成荫，不愧为细奴逻的龙兴之地。进入龙于图山后，则为土石道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弯道极多，驾驶要非常小心。不过仅数公里后即可到达天摩牙寺。

【龙于图山远景】

龙于图山为巍山坝子西面大黑山向东突兀而出的一道西东向横丫字形山梁，古城遗址位于庙街镇龙于村，高于地面200余米，西靠大黑山，东边可以俯视巍山坝子，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具有震慑整个巍山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龙于图山城遗迹分布】

据云南省文物考古所报告，龙于图山城遗址可分火把山、大平地、石场岭岗三片区域。火把山东端为观景或瞭望区，大平地为城址区，石场岭岗为寺庙区。城址东、北、西三面城墙，城墙因沿山顶平地边缘夯筑，呈倒U 字形。北城墙长约85米，东城墙约380米，西城墙约460米，三面城墙总长约925米，城址面积约48500平方米。

【龙于图山】

天摩牙寺守门人是个热心人，他曾带领大理地区艺术专业大学生和省文物单位来访人员前往龙于图山城遗址碑参观。经过简单交谈，他自愿带我前往遗址碑。让我喜出望外。我们穿过天摩牙寺到寺后公路，走数百米即进入遗址范围。

【龙于图山城遗址界碑】

唐贞观初年，细奴逻与其父蒙舍龙躬耕于巍宝山山麓前新村。为了争夺土地、牧场、水源、牛羊等资源，父子带领部族与周边部落进行残酷的战争，建立了以蒙氏名字命名的部落联盟“蒙舍诏”，属地包括今巍山南部、南涧大部和弥渡西部等地。唐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细奴逻在龙于图山建立南诏第一座都城。龙于图山城使细奴逻成功地抵御了紧邻“蒙嶲诏”的进犯，巩固了蒙舍诏政权。

【龙于图山城遗址碑】

我与守门人从寺后公路向山上爬，很快进入遗址区。在缓坡的树林中行走，杂草丛生，多条小道隐约可见，我们在树丛中四处寻找，守门人似乎也有点晕菜，所幸不久找到龙于图山城遗址碑。如果自己单独前往，极易迷失方向。

【龙于图山城遗址碑碑阴说明】

据考古报告，城址中部有面积约600平方米的三层建筑基台。曾挖掘出瓦当，字瓦，滴水，莲花纹砖，柱础等，莲花纹瓦当与唐长安兴庆宫遗址出土瓦当相似。但在茂密的树林中，却很难清楚辨识三层建筑基台。不过，这里应是南诏宫殿区无疑。2006 年5 月，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平地：著名的松明楼所在地】

守门人告我此处山顶平地即是“大平地”。据资料，这个台地东西长270米，南北宽95米。听守门人说这就是著名的“松明楼”所在地，我倍感兴奋。当时洱海地区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称为“六诏”，蒙舍诏最为强大，地理位置在最南边，故称为“南诏”。民间传说，南诏第四代王皮逻阁在此地建“松明楼”，邀请其它五诏诏主前来祭祖，酒宴后，五诏诏主醉卧于松明楼中，被皮逻阁纵火烧死。南诏得以顺利消灭五诏，统一了大理地区。

【大平地】

南诏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迁都大理太和城，龙于图山城作为南诏第一都城约90年时间。此后，龙于图山城继续作为南诏国的副都，第四代诏王皮逻阁的儿子阁罗凤和孙子凤伽异先后以副王身份镇守龙于图山城。南诏灭亡时，龙于图山城被弃。

【考古队在勘察龙于图山城遗址】

1990年4月, 在龙于图山城石场岭岗发现大批残断石造像。1991年和92年，云南省博物馆，巍山县文物管理所先后对龙于图山城南诏寺庙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龙于图山寺塔基，共得佛像，观音，天王，力士，罗汉像和残躯，有印模文字的字瓦，如“君保”，“恕庆造”，“宽顺”，“官造”等，莲花纹瓦当，方砖, 滴水，柱础等珍贵文物300余件。这是继1978 年维修大理崇圣寺塔三塔发现680 多件佛教文物以来的又一次的重大发现。

【滴水，瓦当和柱础】

【古城建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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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南诏博物馆】

龙于图山城南诏寺庙遗址挖掘发现佛教的文物在巍山县城南诏博物馆有相当集中的展示，在大理州博物馆和云南省博无法见到，是南诏古国寻踪者必访之地。除此之外，还有南诏国历史的系统介绍。这批佛教造像具有初唐佛教造像风格，和四川特有的背屏式造像形式。造像风格应从四川传入大理地区。

龙于图山城南诏寺庙历史较为悠久。我在前面章节提到的《南诏图传 文字传》，其中观音 “第四化” 故事提示，在南诏第二代诏王兴宗王蒙逻盛时( 公元674一712年)，龙于图山城已有王宫佛教内道场。龙于图山城石场岭岗发现大批石雕像的位置, 可能就是南诏做法事的内道场。不过这批佛教造像究竟是制作于南诏初期还是南诏晚期似乎也不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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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南诏后裔墓葬群？】

从遗址碑走到大平地，要经过一个近百米长的隆起的土岗，有数十座古坟隐伏于树丛和茅草之中，倒塌的残墙，半弧形和长短条石，横七八竖，散乱一地，许多雕有狮子，麒麟，凤鸟，人物等纹饰。我想，此墓葬规格不高，但石刻颇为精致，墓葬地点接近城址中心，墓主应有较高身份，龙于图山城在权臣郑买嗣灭南诏国时即废弃，从时间和位置上看，是否为南诏国后裔的墓葬群？

【南诏后裔的墓葬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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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摩牙寺庙群远眺】

此寺初建于南诏时期，明代时，由巍山彝族左氏土司扩建，成为滇西的大寺之一。初期为佛教寺院，后成为佛、道、和彝族土主信仰三教合流的具有39座寺庙的庞大宗教建筑群。

【天摩牙寺大门】

天摩牙寺古名云隐寺，天姥崖，现在也称为西边大寺。元末明初，南诏后裔左氏土官确认龙于图山为其官家风水宝地，严禁伐木和垦荒。并修建土主庙，祭祀细奴逻和历代先祖。左氏土司传17代，历时500多年，龙于图山一直是世袭领地。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是天摩牙寺朝山庙会（也称为“春会”）。游人香客日达万人，是天摩牙寺一年中人气最旺盛的时光。

【天摩牙寺标志】

看完龙于图山城遗址，我们返回天摩牙寺。在天摩牙寺诸多寺庙中，我感兴趣的还是和南诏国有关系的寺庙：包括巡山殿，南诏土主庙，三公主庙和驸马殿等。此地南诏遗迹自古也吸引诸多名人到访，明清两代有状元杨升庵，滇中名士李元阳，大地理学家徐霞客，近现代有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政协副主席，社会学家费孝通，考古和历史专家马长寿，方国瑜等来此考察或慕名游览。虽然此时龙于图山城和天摩牙寺似乎就我一位访客，但有多位先贤引路，我心里并不觉孤单。

【巡山殿】

南诏王细奴罗死后，被道教奉为巡山神，也是彝族崇拜的土主。天摩牙寺大门处的巡山大殿是祭祀细奴逻和南诏历代先王的祖庙之一，应是明代左氏土司所建。殿前横匾题记：“治道大通”，两侧长联题咏，南诏一统六诏，彝汉各族同耕牧，偃武修文，永载史册。殿中戴高冠，大胡子，着官服，正襟危坐的主尊便是巡山神细奴逻，两侧一文一武，我猜定是辅佐细奴逻成就霸业的武将郭郡矣和文臣波罗旁。

【三公主殿和驸马殿（三公主殿左侧）】

三公主是白子国国主张乐进求的女儿，张乐进求看好细奴逻的本领和南诏的势力，同时因自己无儿子，将白子国禅让给细奴逻并嫁三公主于细奴逻，细奴逻继位，建“大蒙国”，称为“奇王”。三公主与细奴逻的联姻意味着乌蛮的南诏和白蛮的白子国势力的大联合，为南诏统一六诏，灭两爨，建立南诏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公主殿】

上面照片，三公主着白族服饰，双手合十。左右各有一白族少男少女胁持。下面照片，三公主化身为六臂天神，双脚踏莲花。每年农历二月十一到十三，大理白族群众成群结队来到巍山天摩牙寺接三公主回大理省亲。他们将带来的新装为三公主换上，将换下来的衣服带回大理。欢庆的群众集聚在三公主殿前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驸马殿主尊】

三公主殿左侧是驸马殿。驸马是指南诏王细奴逻。每次接三公主回大理，自然要拜细奴逻，征得三公主夫君同意，才能成行。但殿内主尊供奉的似乎是大理地区佛教大黑天神。黑脸，六臂，持日月，戟，鞭，铜铃，两武将作胁持，背后壁画有两条翻腾的黑色蛟龙。我猜想当地民众是将细奴逻作为大黑天神供奉。

【南诏土主庙】

跟随守门人很容易找到了天摩牙寺内的南诏土主庙。殿内南诏土主浓眉大眼，宽脸硕腮，着官服官帽，背后墙壁饰有黑色双龙。左右一文一武辅佐。上有横匾，题为：“南诏英雄”。我没有找到明确的寺庙建立时间信息，从服饰和殿内装饰看，估计为明清时期所建或重新修缮。

【殿前上方有南诏国相关彩绘故事】

守门人告诉我，他和母亲负责看守天摩牙寺大门，也同时负责守护巡山殿，南诏土主庙，三公主庙和驸马殿等五座寺庙，他们由寺庙的“堂主”任命。堂主多为巍山本地人，是寺庙建设和维护的出资人。天摩牙寺三十九座寺庙的情况基本一样。随后，我顺便简要参访了几座佛教，道教寺院，天摩牙寺规模很大，也不可能细致的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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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舍城东城北城墙】

巍山还有细奴罗于公元650年前后所筑的第二座王城，即蒙舍城。据说是专门为张乐进求而建的居所。拨开所谓“禅让”的历史迷雾，事实应是细奴逻以实力兼并了白子国。而国主张乐进求不得不离开白子国，被监护于南诏的蒙舍城。公元八世纪中叶蒙舍城作为软禁被南诏征服的其他民族头领及其宗族之用。如《蛮书》记载：“贞元十年，南诏攻施蛮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

【蒙舍城遗址】

蒙舍城遗址位于巍山县庙街乡古城村东，距县城7公里。城址分为东西两城，各呈方形，东城与西城共用一道城墙。东城小，西城较大，城墙周长约840米，两城总面积约35600平方米。东城西墙，北城墙与西城墙保存较好，高出地表约2米，宽约6米。城墙外有人工城濠。从215国道开车过去并不远，可是除了在农田中少许隆起残墙，这座王城已消融于逝去的千年岁月之中。

【蒙舍城城壕】

蒙舍城曾作为唐朝中央政府设置的巍州、蒙舍州，阳瓜州治所住地。细奴逻后几代南诏王罗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等先后经营过此城。大理国段氏改为开南县，元代设蒙化州治，明初筑蒙化府城于今县城后，蒙舍城被废弃。以上几处遗址，我用一天时间，只是粗略的参访，谈不上细致的考查。如要从专业角度审视，还需更多时间和内行人指点。

【本集完】

寻访云南大理南诏古国遗迹--巍宝山南诏土主庙和巍山古城

十大抗蒙山城遗址！云阳磐石城上将新建宋蒙战争遗址群

作为重庆境内现存的十大主要抗蒙遗址——云阳磐石城今年将启动实施保护了。

记者从云阳县政府获悉，该县将新建宋蒙战争遗址群——磐石城保护项目，并列为大健康产业重点项目来实施。

磐石城

磐石城又名大石城、磨盘寨，位于云阳县新县城至高处，形如巨大磨盘故名。

此处地势险要，扼长江与澎溪河，军事地位极为重要。

南宋末年在此筑磐石城防御蒙古军队，与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等一起，成为扼守三峡的要冲，是川东峡江地带的重要抗元据点，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寨”。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重庆地理地图书店发布《重庆山城遗址地图（南宋）》，收录重庆境内现存的十大主要抗蒙遗址，云阳县磐石城就是十大主要抗蒙遗址之一。

磐石城

据了解，磐石城遗址占地面积约35000平方米，现存遗迹的数量和种类众多，包括城墙、寨门、题刻、祠堂、房址、炮台、暗堡、石墙等，以及残存的建筑构件。

磐石城外的周边区域还分布有石墙、水井、采石场等遗迹。

去年，重庆市文化遗传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始对磐石城遗址遗迹分布密集区的各类代表性遗存进行发掘，不但发现了明清时期的遗址，还首次发现出土了汉至六朝及商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器遗存。

清理房址、粮仓、墙基、炮台、水井、道路等各类遗迹19出，出土器物以瓷片为大宗，其他包括铜钱、瓦片、陶片等，瓷片中又以青花瓷为主。

其中，汉至六朝遗存中出土的有少量瓷器残片；而商周遗存数量较多的有夹砂黄褐陶、夹砂红褐陶、灰质泥陶等，可辨器型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网坠、纺轮；还出土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器型有斧、砍砸器等。

根据出土器物和遗迹判断，结合文献、口述等资料，磐石城现存文化遗存的年代以明清至民国时期为主。

由此可将磐石城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期，极大地丰富了磐石城的文化内涵。

新石器时代人类史前文明一般多在长江沿岸平原地区发现，而这次在磐石城这种高山地区发现人类史前文明遗迹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生存有着非常高的价值。

这也是云阳县地下遗迹中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记者 徐志全

编辑 王泺

​郧阳大寺文化遗址考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其中就包括大寺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大寺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玉）器、骨器。

一

大寺是一座寺庙的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位于郧阳古城西北约5公里的汉江北岸。在修丹江口水库之前，这里是一个小集镇，因为村庄里有一座大型寺庙叫 “大寺”，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 “大寺店子”。上世纪60年代末，丹江口水库第一次蓄水时，大寺人把村子搬到了原村落之后离江边2公里的山坡上，随之把村名改为 “后店子”。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经对其中原始状态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古文化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出土了一些石 （玉）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等，获得了大量的珍贵实物资料。

大寺遗址位于堰河与汉江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北岸40—50米，高出当时的河床12—13米，由于长年受河水、雨水等自然力的冲击和一些人为因素干扰，遗址已经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1958年12月至1964年4月，考古工作者先后5次对大寺遗址进行发掘，开掘面积共345平方米，发现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屈家岭和春秋文化遗存次之，战国、西汉文化遗存再次，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确。共发现仰韶灰坑6座，墓葬10座；屈家岭灰坑3座，墓葬1座；龙山灰坑18座，墓葬3座；少量战国、西汉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 （玉）器、骨器3类。

仰韶、屈家岭、龙山都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个文化类型。按考古学划分，生活在郧阳的人类自100万年前到1万年前主要使用粗糙石器进行渔猎、采集生产，从1万年前到约6000年前，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精制石器，并大量生产和使用陶器,开展大规模农业种植及牲畜养殖，还生产出大量的玉器和饰品。自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段时期，是郧阳人从石器时代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石器和金属并用，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都是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重要佐证。

二

大寺遗址中发现的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遗存，是指在这里出土了带有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特征的器物，并不是说仰韶、屈家岭、龙山是大寺曾经在不同时期的地名，更不是说这些器物是在仰韶、屈家岭、龙山制作后卖到大寺来的，只是说当时的大寺人所制作的这些器物带有明显的仰韶、屈家岭、龙山文化时期器物的特征，可以从中看出大寺与上述三处文化相互之间有直接的影响。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是一种距今约5000—4600年的文化类型，其影响范围主要以湖北为中心，北抵河南西南部，南界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梦溪，西到重庆巫山大溪一带。屈家岭文化可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耜等石器，磨制得一般比较粗糙。陶器表面多为素面磨光，以黑陶最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当时的常用农具之一。此时的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家畜豢养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三

“大寺文化”的命名，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寺遗址中包含了诸多文化基因，分开来看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春秋文化、战国文化和西汉文化，而合为一个整体来看，大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用以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概括，无论怎么看它都应该只有一个归属，那就是 “大寺文化”。

二是郧阳一带的大寺文化类型遗址不仅仅存在于大寺，还有郧阳杨家嘴、郧西庹家洲、房县羊角岭等处。郧阳大寺文化基因中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都与这些文化在其各自主区里的文化表现基因有差别。像在大寺遗址中所含的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红顶碗、红顶钵等，在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不曾发现，为郧阳大寺文化所独有。另外，大寺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彩陶纹样，许多也是在江汉平原上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不存在的。还有，汉江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石器出现，而在大寺文化中，石器是很重要的文化因素。这都表明，我们不能把大寺文化切成段，再零零碎碎地与别的文化等同。实际上，郧阳大寺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断进行着摒弃和发扬，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时大量保留那些积极因素，同时又不断在抛弃和改进自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

大寺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5800年，以陶器为主，其次有石器、骨角器等。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以夹砂的红陶和细泥红陶为主，褐陶、灰陶次之，黑陶较少。制作的手法为：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多经刮磨修整，部分磨光，口部经慢轮修型，造型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和尖底器次之，三足器较少。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有细绳纹、线纹、凸弦纹等。彩陶主要为红底黑褐彩，花纹有圆点、宽带、直线、弧线和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等，代表性器形有彩陶钵、彩陶盆、红顶碗、尖底瓶卜鼎、夹砂罐。其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制作较粗糙，器具有斧、铲、锛、凿、穿孔刀、矛、镞等；打制石器有，但较少，主要为盘状器、锄和网坠等。骨角器有骨镞、骨锥、骨针、骨铲、角铲、角矛等。陶制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匕、陶针等。装饰品有陶环、石璜、骨笄等。

大寺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48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次之。陶器制作大多经慢轮修整，器形规正，部分磨光，具有光泽。其代表性的器物有斜方唇红顶碗、红顶钵、蛋壳彩陶杯、高圈足杯、凸棱扁腹圈足杯、圈足盂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通体磨光，也有部分打制后仅磨制刃部或加以琢制的。

郧阳的龙山文化类型目前仅现于大寺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距今约40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次之。其陶器制作精细，多采用盘泥法，轮制较少，但器形规正。素面和磨光器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侧扁足罐形鼎、管状流鞍形口束腰带足盂、圈底罐、喇叭口高柄蛋壳过灰陶杯、蓝纹高领罐、双耳罐、小口蓝纹大瓮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的较多，制作非常精细，有的选用天然石仅磨出刃部，部分通体磨光。陶制生产工具中纺轮较多，制形多样。装饰品有陶环和石璜。

四

在1959至1962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大寺遗址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证实了早在5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郧阳一带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水稻种植经验。

在大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在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红烧土，既有土块也有碎屑。这些红烧土块大部分是散乱的，显然是一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其上有明显的草茎和稻壳痕迹，而且稻壳痕的状态与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与现代人工栽培稻的特征完全一致，可以证明当时的大寺人种植的农作物中有大量的水稻。大寺遗址所包含的仰韶文化层，距今5800年，若按古人种植技术探索周期比较漫长来考虑，推算大寺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应该不少于6000年。

众所周知，种植水稻必须具备环境、种子、活水以及农具等多个条件，6000年前的大寺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完全具备水稻种植条件？

从全球的自然环境看，在距今约2万年至1万年的时候，全球处于冰河期，气候严寒，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控制下，郧阳地面上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

从大寺的地理位置看，汉江流经村南，河床低于生活和耕种面约12至13米，西面为汉江上游，但有堰河阻隔，要想依靠汉江之水灌溉种植水稻完全不可能。大寺人种植水稻的水源，只可能来自堰河。大寺位于汉江与堰河所形成的三角阶地上，地势较高，依山傍水，土壤肥沃，风景秀丽，是一处既可避免水患，又适宜生产生活的场所。但是，要想使堰河之水灌进大寺田地，必须从堰河上游3公里处修一个堰，再挖凿一条水渠抬高水位才能引进堰河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虽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生产力水平与旧石器时期相比也只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开始制造陶器、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畜、居民村落形成等方面。从所出土的大量石（玉）器、骨器、角器、蚌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来看，要想开山劈石修一条几公里长的渠谈何容易。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来分析，当时大寺村落背后一定有一条引自堰河的水渠，但他们在何时开凿，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们只能充分发挥想象。

巧的是，在如今的后店子，还真的有一条上面所说那样的大渠。不过这条大渠叫 “武阳堰渠”，也叫 “伍子胥堰渠”，传说为战国时期的伍子胥所修建。如果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需要引水来分析，应该在伍子胥修建武阳堰渠之前这条堰渠就已经存在。所谓伍子胥修建，只不过是重新修整而已。

五

在郧阳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种植水稻的遗址不只大寺一处，如在青龙泉遗址也同样发现了稻作植物。实际上，大寺人乃至整个郧阳人，在6000年前种植水稻不是孤立的现象。考古学家严文明的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里记载着那个时期郧阳周边地区也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淅川一个叫黄楝树的村子附近考古发掘时，于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了稻谷遗存。同样在淅川下王岗的考古过程中，在仰韶文化层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印有稻谷的痕迹。在枝江市关庙山遗址的大溪文化层中发现了房址，墙身两面加抹了一层泥，约1厘米厚，泥料中含有少量稻壳和稻草截段。在湖北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遗址还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宜昌红花套、江陵毛家山等处。

当然，郧阳乃至湖北地区的先民，还不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类。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彭头山遗址中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地层里，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存有稻壳印迹，而且在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经鉴定都是栽培稻而不是野生稻，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有一个仙人洞，考古人员在洞穴遗址中找到了一些植物的硅酸体，认定为12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无独有偶，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12000前的3粒稻子，同样也有硅酸体。在距今7000至65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一所干栏式房子地板下堆积了上百平方米的稻谷壳和稻叶，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个陶釜里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大米、做成米饭了。后来，人们又在河姆渡旁边的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面积有八九十亩的一块稻田区。

尽管大寺人种植水稻没有上述的地方那么早，但对于今人认识大寺文化，乃至认识郧阳文化依然有着积极意义。至少，在6000年前，郧阳人种植水稻的技术已经成熟，这是那个时期的郧阳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

大寺文化遗存向我们展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郧阳人的生产生活面貌：人们用石质工具挖掘出窖穴，在里面建筑各种形制的房屋，用竹篾编织成光洁的竹席，用陶制纺轮捻线织布和结网。人们的生活来源依靠种植业、饲养业和渔猎，采集只是补充手段。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从农业中脱离了出来而专门从事原始手工业，有的制陶、有的制石 （玉）、有的制骨角、有的编织生活生产器具。（黄忠富）

来源：十堰日报

作者：黄忠富

延伸阅读：

郧县大寺遗址

（转载自十堰博物馆网站）

2006年10月，在对郧县大寺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首次在鄂西北地区清理出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和部分仰韶文化遗物，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期鄂西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交流融合及仰韶文化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大寺遗址位于十堰市郧县境内，东距县城约3公里。处汉江与堰河交汇处的三角形台地上，遗址的文化内涵以新石器文化为主，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较少的龙山文化遗存。

处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丰富，除了在陶器上的特点外，在丧葬习俗方面也有其特色。在大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首次在我们鄂西北地区发现了两座仰韶文化丛葬坑，这座丛葬坑属于多人二次合葬墓。

二次葬，亦称复葬或迁葬，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传统葬俗，特指对死者尸骸作二重处置：人死，先采用埋土、风化、架树、水浸、置洞等方式处理肉身。待皮肉腐烂，再发冢开棺，拣取骨殖洗净晾干，放入特制的陶瓮等容器内，择日选地置放或深埋，即重新安葬。在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二次葬习俗已经形成并盛行起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大批二次葬坑，分单人二次葬和集体二次葬两种形式。在我们十堰地区的这座墓坑，属于多人二次葬。

二次葬的动机一说是古人认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死者灵魂才能脱离尸身进入阴间；一说是为实行氏族或家族合葬的需要。其实，二次葬的习俗不仅仅只存在于新石器时代，至今在我国的南方一些地区仍然很盛行，如壮族和客家族多采用这种葬式。

此外在大寺遗址还发现另一种葬俗——瓮棺葬。

这种葬俗具体是：将未成年人（多是婴儿）夭折后的尸骨放入陶瓮中，盖上盖子，埋于地下。这些陶瓮以及瓮盖不是专门烧制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储物器随机拿来用于埋葬之用。因此，出土的瓮棺规格不同，形状各异，其中瓮盖也是由陶片、陶钵以及陶盆等随机组成的。众多的儿童瓮棺墓，既显示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低下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现象，也说明儿童受到了特别的照顾。此外，很多瓮棺底部或用作棺盖的盆上，大多有一个小孔，有的钻成很规则的圆形，有的则是敲击成不规则的形状，小孔上往往还加盖一块小陶片，其内表面还涂有红色颜料。关于这些葬俗种种，说法很多，主要有：

一种意见是，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似乎也是同类意见的艺术性表达。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

另一种意见是，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此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意识是一致的(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我国南方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都发现了不少这种瓮棺式的丧葬习俗，而在我们十堰出土的这些陶瓮棺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瓮棺都发现于房屋遗址的附近，这说明这些地区的先人多将瓮棺埋葬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这种丧葬习俗延续年代久远，据考古发现证实，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