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叶坪村老村。原为民居，建于1910年，土木结构，悬山顶，座西南朝东北，占地面积27.37平方米。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在此成立，受中央财政部管理，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主任，设有会计科、出纳科、审计科等，负责国家现金的收付和保管等业务。还建立和健全了预算制度、决算制度、金库制度、审计制度等。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昌镐寓所旧址

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31号

该建筑始建于：1936年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2020年照

沈阳“金昌镐寓所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兴街31号(南五马路与中兴街交汇处东北角），始建于1936年，现房为东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用。2004年被沈阳市文物局立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2008年10月27日被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建筑由日本人设计、朝鲜籍侨民金昌镐投资，为当时沈阳惟一处由朝鲜人投资兴建的住宅。该建筑坐北朝南，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两亩左右，建筑规模三层，建筑面积709平方米。楼顶西半部为绿色琉璃瓦顶，东半部为平顶，门前建有雨搭，由两根方形水泥柱支撑，顶部铺设绿色琉璃瓦。该楼花岗岩墙裙、米黄色瓷砖罩面。这座建筑有着中华传统的绿色琉璃瓦顶，门厅设计由具有明显的西洋风格，在沈阳也是独具特色。

这座漂亮的三层楼房，还有一个大院套，院套的南面还有一个漂亮的中式门斗，十分气派。要是搁在天津的第五大道，或是上海的淮海路上，这种建筑，恐怕比比皆是。因为天津有许多前清的遗老遗少，而上海则是大小资本家云集的地方。但是，在咱们沈阳，像这种楼房，真是十分少见。咱们先说说它的外观。咋一看，它有点像是宫殿；整体上看又像是一座封闭式城堡。它到底属于一个什么风格？你说他是洋楼吧，可它却有着中华传统的绿色琉璃瓦顶；要说它是中式建筑，它的门厅设计具有明显的西洋风格。而且，浅黄色的瓷砖罩面，在沈阳也是独具特色。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正门2020年照

在沈阳从来没有发现有跟它一模一样或是类似的建筑。时至今日，对于它的来历以及前世今生，人们十分好奇，前几年楼前挂出了一块“金昌镐寓所旧址”的牌子，大家这才知道，这座楼房的主人曾经是金昌镐。可是，我们沈阳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叫它“高岗楼”。一提起原东北局一把手高岗的小楼。许多人都能想到这是一座位于辽宁省委大院东侧的别墅式建筑。它无声无息见证了解放前后几十年历史变迁。如今的小楼依然是原来的面貌，说起高岗小楼，其实就是金昌镐寓所旧址。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院内2015年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辽沈战役期间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曾在此住过。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座小楼，1950年至1954年，由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副主席高岗居住。后来1955年1月辽宁省副省长黄达也曾在此居住。六十年代“文革”前，《共产党员》杂志社曾在这里办公；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归辽宁省测绘局使用。从1988年起，东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一直使用该楼至今。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院内2015年照

说起金昌镐，今天的沈阳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可是，在伪满州国时期，他却是奉天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开始逐步入侵我国东北，并吞并韩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全境，朝鲜人沦为亡国奴，流离失所。许多朝鲜人，无奈之下来到奉天落脚谋生，其中就有金昌镐一家。金昌镐大约出生于1903年前后，朝鲜黄海道人。他是来奉天定居比较早的朝鲜人之一，最初，他家住在西塔地区，靠开冷面店谋生。

在1921年前后，在奉天城里，有两家比较大的日本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叫大仓组，主要负责盖房子；还有一个叫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负责帮助日本殖民者征用、倒卖土地。他们以购买、租赁、合办、典契、抵押等形式，大肆掠夺沈阳商业、工业、铁路、农业、林业的土地。金昌镐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朝鲜语、日本语、中国语，被东亚劝业公司招募进去。他的第一桶金，就是在东亚劝业公司获得的。他干得第一份工作，就是给公司办理买卖土地的各类手续。老百姓都叫他“金高丽”，也有人叫他“二鬼子”，还形象地管他干得这个活儿，叫“跑地票的”。金昌镐帮助日本人办事，跑来跑去，就发了财。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西侧门2020年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了东北,当时金昌镐在南湖接近浑河一带开了一个沙场,以挖沙石卖给日本人搞建材为业,同时还倒卖名种建筑材料，在五里河,沙岗子一带还拥有150余亩水稻良田。,又在沙岗子经营10间烟草干燥室,因此挣了很多钱,很快富起来,逐步发展成为当时沈阳的富商,因此，获得第二桶金。再后来,自已又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叫大同土木株式会社,承包名种建筑工程,购买了大量土地,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名声进一步扩大。算是大包工头儿吧，因此赚了第三桶金。

金高丽借着日本殖民者的光，十几年下来，发了大财，1936年，他在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备用地，买下该旧址的地皮，请日本人来设计，盖了这座楼房。金昌镐中等身材，文化程度不高,但善于与人交往,他在中国与各方面交往都很广,据说,每天都穿戴十分整齐,西装革履,从这座寓所出发,他的皮鞋后跟,还镶有一圈白金。金昌镐腰缠万贯,为了显示自已对同族的帮助,他兴办朝鲜民族教育,资助学校学生，在1937年,他出资捐建了西塔寻常高等小学校的礼堂,西塔寻常高等小学校就是西塔朝鲜族小学校的前身,现在是沈阳市朝鲜族第6中学,原来的礼堂已拆毁。

▲图为金昌镐寓所旧址2015年楼内照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金昌镐一看形势不妙，自知对自己不利，谎忙带上金银细软，留下空楼一座，脚底板儿摸油——溜了。据说是携家带口地跑到了韩国，从此以后，便人间蒸发，杳无音信。1946年，国民党统治沈阳时期，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曾经在此居住。1948年11月2日，我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就从哈尔滨迁至沈阳郊区，靠前指挥，在辽沈战役的硝烟炮火中开始办公。沈阳解放第三天，即194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从沈阳郊区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城。机关一部分职能部门，就曾经在金昌镐的这座公馆里面办公。因为，高岗当时任东北局主要领导，之后又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务。因此，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顺理成章地住在这座寓所里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老百姓就把这座小楼，称之为“高岗楼”。但是，叫归叫，这里绝对不是高岗个人的私家府邸。沈阳解放后，它的正确称呼应该是叫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所在地。当时随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一起进入沈阳，入住这座小楼的不仅有高岗，还有陈云、李富春、伍修权、陶铸等一大批我党领导同志，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下一张照片是我党东北局早期领导人在开会，左起依次是肖劲光、刘亚楼、罗荣桓、林彪、高岗、陈云、洛莆、吕正操等。

▲图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1946年照

我现在再来介绍一下高岗；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在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图为高岗照

沈阳解放后，金昌镐寓所旧址它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所在地。这是一处革命遗址。因为它不仅见证了日伪时期，沈阳人民屈辱的苦难历史，也见证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它是重要的东北革命历史遗迹，理应更好地保护、利用、开放和开发。

（字数：3040，本文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百度网的“乌何有之乡大树上的博客”；“搜狗百科金昌稿公馆”；“狐狸看沈阳”和《价值研究与传播计划》一书中吉林省赉县五棵树镇中心小学校刘国才撰写的“金昌稿寓所旧址”一文，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程晓陆 （和平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员）

编辑：赵洪雷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厦门革命遗址上的故事∣厦门赤色总工会旧址

粘文华

粘文华，1905年出生于泉州市浮桥镇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粘文华10岁时，因鼠疫流行，他的祖母、父亲等7位亲人在20天内相继离世，他被舅父带回养育。他仅念四年半小学就辍学了，15岁和18岁时两度南下新加坡打工谋生。

1924年初，年轻的粘文华忍受不住外国资本家的欺凌，回到了祖国，在厦门馆仔内(即大同路)延风糖店当店员。

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厦门的工人运动日益兴起。尤其是五卅运动爆发后，一股反帝怒潮席卷了整个厦门。粘文华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参加控诉声援大会、万人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英货等斗争，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1925年6月，厦门第一个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度门分会成立。1926年2月，厦门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在厦大建立，5月，厦门店员总工会以半公开的形式成立，粘文华担任理事长。10月，北伐军之东路军从广东进军福建。在这大好形势下，厦门的基层工会纷纷建立，厦门总工会筹委会也于年底成立，粘文华积极参与了总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1926年11月，北伐军击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驻闽的主力，击溃了张毅部队。张毅的败兵逃到同安前场(即杏林，要挟万顺号客轮载他们逃往安海。粘文华当时正好在万顺号客轮上，他与船员商量对策，决定由司机到机舱将海底阀打开，让水入舱，把船弄沉，使败兵想乘此船逃的企图落空。

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工人的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报名参加工会，工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

1927年1月24日，厦门总工会(筹备会)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会址设在大同路土堆巷红楼。

厦门赤色总工会旧址（麦仔埕40号）

总工会成立后，粘文华工作更加繁忙，他继续着力发展基层工会。到4月份，基层工会增加到30多个，会员从1万多人增至2万多人。这支工人阶级队伍，成为厦门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坚力量。

4月9日凌晨，厦门国民党右派勾结海军警备司令部，出动武装包围厦门总工会，逮捕了总工会正副委员长罗扬オ、杨世宁以及学联负责人黄埔树。

罗、杨等人被捕后，粘文华、柯子鸿等继续领导工人与反动派作斗争。当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派工贼接管总工会时，总工会人员不畏强暴，不承认被接管，拒不移交;基层工会也拒绝接管，工人们甚至用扫帚把工贼赶出门去。为抵制那些工贼走狗改组工会，粘文华领导店员总工会由红楼搬到出米埕。工贼们不罢休，包围了出米埕店员总工会。粘文华又将店员总工会搬到新租的雍菜河达华理发店二楼秘密办公，继续领导店员与反动派作斗争。

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幸存的总工会委员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他们在粘文华、柯子鸿的带领下，先后在虎溪岩、莲花寺、妙释寺等地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重新组织赤色工会。经过努力，印刷厂、电厂、海员、码头、店员等行业的工会，很快又恢复起来。

由于粘文华、柯子鸿均有“色彩”，国民党出动大批特务四处搜捕他们。两位工运领导人只好暂时撤离厦门，赤色工会暂由白文庆、曾炎等负责。

1930年春，粘文华、柯子鸿相继回到厦门，又担负起领导工运的重任，把厦门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30年4月9日，在粘文华和柯子鸿等领导下，各基层工会派出代表300多人，在菜行口隆重举行“四九纪念大会”，悼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著名工运领袖罗扬才和杨世宁。会上，工人们高呼“纪念罗扬才、杨世宁”、“打倒国民党”、“工农兵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4000余份。工人们在纪念会上庄严宣誓:“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奋勇前进!

1930年4月25日，粘文华在厦门天主教堂召集基层赤色工会代表开会，筹备成立厦门赤色总工会。1930年5月4日，厦门赤色总工会在中华中学礼堂宣布成立，粘文华任总工会委员长，柯子鸿任副委员长。

厦门赤色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厦门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第二次大高潮。

柯子鸿烈士

柯子鸿，原籍晋江青阳，1893年9月15日出生于厦门太平妈街一户贫民家庭。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厦门人民无比愤恨，掀起了一场反帝大风暴，全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在这场革命风暴中，柯子鸿认识了罗扬才，并在罗的启发帮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柯子鸿长期在工人中活动，努力接受救国救民的新思想，领导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在斗争中立场坚定，表现突出，1926年2月厦门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后不久，他就被吸收入党。1926年4月，中共厦门特别支部成立，柯子鸿担任大中支部书记和特支工运委员。

1927年1月24日，厦门市总工会(筹备会)成立，柯子鸿担任宣传部长。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恐慌。1927年4月9日，厦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政变，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中共厦门市委立即组织营救。柯子鸿也积极地找粘文华、颜泗等工会委员商议，研究营救办法。

由于柯子鸿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四九反革命政变中和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反动当局四处张贴告示，派大批侦探跟踪追捕，下令通缉柯子鸿、颜泗等共产党人。

有一天，他参加秘密会议归来，被埋伏在太平妈街的几个侦探发现。柯子鸿勇敢机智，迅速躲入他叔父家里。侦探追至门口，见门斗高挂“大美国籍民柯国水”(该人系华侨，加入了美籍)的牌子，不敢岐声，夹着尾巴溜走了。

柯子鸿眼见处境越来越恶劣，就暂避于电台山下一处花园的山洞里。该花园位于华侨的别墅区，长期雇聘一位名叫吕秒的人管理花园。吕秒是柯子鸿的亲戚，十分关心柯子鸿，三餐送饭给他吃。当夜幕降临时，柯子鸿又出来进行革命活动。

在白色恐怖面前，柯子鸿毫不畏惧，经常化装后出现在市区大街小巷。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出侦探到处侦查柯子鸿的去向。后来，柯子鸿不得不携带妻儿暂离厦门，先后在海澄白水营下尾村、同安西柯、埭头等地，隐姓埋名，以镶牙、开药铺等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反动派的阴谋没有得逞。

风声稍过，柯子鸿又勇敢地回到厦门，在省委领导下，与粘文华等总工会负责人起开展地下斗争。1930年5月4日，厦门赤色总工会成立，枯文华、柯子鸿为正、副委员长，把厦门工人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1932年2月7日，他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长期过着艰苦斗争生活的柯子鸿终于积劳成疾，大量吐血。但他隐瞒病情，仍然坚持斗争，最终于1937年12月30日不幸病逝。厦门工人阶级痛失了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柯子鸿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