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石河镇近郊的石河土城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先后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粳稻和青铜器等文物数万件，并发现陶祖这一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期的重要标志性文物。经专家鉴定，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鉴赏价值，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认定其为我国南方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由此，一门新兴文化--"石家河文化"应运而生。

中文名：石家河文化遗址

地点：石河镇近郊

历史：7000

类型：一门新兴文化

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玉器发掘记

一、沉睡四千年的肖家屋脊遗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大力倡导开展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并主张把这种研究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结合起来。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考古工作者开始重视对史前大型聚落遗址的调查和研究，石家河大型聚落遗址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现的。

石家河聚落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中心城区西北约 16公里，南距石河镇0.5公里。地形上处于大洪山山前丘陵和江汉平原接触地区，遗址群南为江汉冲积平原和滨湖地区，北为低岗矮丘，遗址群的东、西分别有东河和西河两条自然河流由北向南注入天门河。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古代人们最理想的繁衍生息场所。以石家河古城（屈家岭文化古城）为中心，密集地分布着30多个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各遗址之间在文化堆积上大多没有明显的界限，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它是长江中游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

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公元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严文明先生为队长的石家河考古队，开始有计划地对石家河聚落遗址群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遗址，其中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刻符陶臼（石家河文化）

陶盘（石家河文化）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通高18.5、口径30、圈足径24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泥质灰陶，浅盘，高圈足，圈足上有云纹镂孔。

陶盉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通高24.3、上宽9、下宽15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小口、短流、长颈，肩部有一扳，下部为三袋足。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石家河聚落遗址群的南端，是该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遗址处在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岗上，以前有一户姓肖的曾在此建房居住，故而得名。遗址的东边紧邻东河，河道断面上可看到有文化层。北边与罗家柏岭、杨家湾两个遗址相连，西北与石板冲、三房湾等遗址隔冲相望。肖家屋脊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一条南北向的土公路穿过遗址中部，将遗址分成东西两部分。单从遗址外观上看，很难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暴露出来的断面看，文化层也不算很厚，比起邓家湾、谭家岭遗址要平凡的多，然而奇迹却在这里产生了。

在我们正式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之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遗址的南部已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对肖家屋脊遗址的文化内涵初步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1987年秋季，石家河考古队首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1座，土坑墓13座，其中M7长3.2米，宽1.8米，出土随葬品103件，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在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石家河考古队决定在1988年继续发掘。

在1988年春季发掘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砖瓦厂厂长刘洋同志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纸包一看，惊呆了，原来是一包玉器，有碎片，也有完整的，其中一件虎头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一件玉笄上端的方棱柱上浮雕一只鹰，做工精湛，真是非常精美的玉器。我问刘洋这些玉器从哪里来的，刘洋说是砖厂的工人在砖坯房拣选出来的。这些玉器难道是肖家屋脊遗址上出土的吗？前两次发掘我们怎么都没有发现？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又是什么时代的？我走访了砖瓦厂的工人和推土的司机，他们都说这些玉器是在遗址的土里面捡出来的，在我们发掘肖家屋脊遗址以前，他们也曾捡到过这种小玉器。

玉神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长3.7、宽3.6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白色斑。采用浅浮雕、钻孔、抛光等技法制成。人面五官清晰、匀称，技艺水平较高。耳上方有弯角形饰物，耳垂部穿孔，口中露出两排牙齿，口角有上下两对獠牙。这件头像面目狰狞，应是为古人所敬畏的神人。

肖家屋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使我想起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劲同志讲过1955年中国计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罗家柏岭遗址时曾发现过部分玉器，种类有人头像、蝉、龙形环、凤形环、璜和管等。由于当时的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这批玉器可能是商代的。1981年荆州博物馆在钟祥六合遗址清理了25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发现多数瓮棺中都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器及玉料残片，总数达20件，种类有人头像、蝉、璜、玉块、管、笄、坠和纺轮等。肖家屋脊遗址北边与罗家柏岭遗址相连，因此，肖家屋脊遗址发现的这些玉器决不是孤立的，我们认为应该还有更多更好的玉器出土。

二、神秘的瓮棺葬

为了弄清肖家屋脊遗址采集到的这些玉器的确切地层关系，1988年冬季，石家河考古队第3次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是从10月4日开始的，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县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我是这次发掘的工地负责人。此次发掘由于参加的人员较多，我们采取大面积集中揭露的方法，计划分三批探方完成这次的发掘任务。第一批探方布在第2次（1988年春）发掘的北部，共布55米的探方22个。在发掘第一批探方时，石河镇砖瓦厂砖坯车间主任又交给我们几件玉器碎块，可是在我们发掘完第一批探方后，仍未见到玉器的踪影。第一批探方发掘完后，我们调整了发掘计划，在东西长70米范围内布了第二批探方。

玉飞鹰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高1.9、双翅宽4.2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为黄绿色，表面有乳白色斑。采用圆雕、浅浮雕、抛光等技法制成，雕工精细，难度较大，必须具备很高的工艺水平才能完成，是一件难得的珍品。雄鹰展翅，勇猛无比，被古人视为神鸟，被赋予通天地的灵性。

发掘工作已近两个月了，正当我们对发现玉器失去信心时，工地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周崇云负责的AT1215探方中的一座瓮棺葬W12中出土了一件玉鹰和一件碎玉片，这一天是1988年11月23日。W12虽然只出土了两件玉器，但它却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它证明肖家屋脊遗址确实有玉器存在，以前采集到的玉器应该是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但是，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批制作精美、雕琢精湛的玉器是什么时代的？难道是跟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也是商代的？或是与钟祥六合遗址出土的玉器相同，是石家河文化的？在我们三次发掘中为什么没有发现商代文化层？W12葬具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此类陶瓮的特点是：短直领，厚圆唇，广肩，深弧腹，下腹斜向内收成小平底。从陶瓮的器型特征和纹饰来看，不应是商代的器物，与钟祥六合的陶瓮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玉器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呢？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中要重点把握的问题。W12玉器的出土，将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些瓮棺葬上，在发掘瓮棺墓时也格外小心，可接连发掘的几座瓮棺中都没有发现玉器。

1988年12月第2批探方陆续发掘完之后，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玉器的W12以北地方，即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水塘东南部。我们在取表土的时候，个别探方的耕土层中发现有玉器碎片，这为我们寻找玉器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还会不会再出玉器，谁也没有底。

然而，奇迹往往喜欢在人们毫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生。当所有的表土全部取完以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批分布密集的瓮棺墓。在编号为AT1216和AT1217两个探方内就分布有7座瓮棺墓，其中最大的一座瓮棺墓位于AT1216探方内，编号W6，比W6稍小一点瓮棺墓为W7，位于AT1217探方内，这两个探方的发掘负责人是荆州博物馆肖玉军同志。我跟肖玉军说：“这么大的瓮棺肯定有名堂，一定要仔细发掘。”

1988年12月11日上午，我们集中力量同时开始发掘W6和W7两座大型瓮棺墓，考虑到可能出玉器，清理工作由肖玉军和陈官涛负责，我负责现场指挥和绘图。下午3点左右，W7的发掘已近墓底，正在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肖玉军喊到“有玉器！”，我看到在W7瓮棺底部，肖玉军正在清理一件玉人头像，这是一件管状形玉人头像，也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件玉人头像。随后又出土了一件玉蝉和4件碎玉片。我想W7都随葬有玉器，比W7还要大的W6肯定随葬有玉器，因此，在清理W6时我们格外小心，当把W6坑内的填土清理完后，我们看到的W6是目前江汉地区发现最大的一座瓮棺墓，该墓距地表深0.35米，墓坑为圆形竖穴，坑口直径1.4米，深0.8米；葬具为两件大小相同的陶瓮上下扣合而成，直立放置于墓坑内。两瓮均为广肩弧腹小平底瓮，均从肩部锯开，其中下面的陶瓮还将锯下的口沿部分在装入人骨之后再合上成为一个整体，上面的陶瓮将锯开的口沿放置于瓮棺的一侧。陶瓮经过数千年的挤压，碎裂的很厉害，我们仔细地取出这些碎陶片，发现在上面陶瓮内随葬有两件完整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红陶杯和陶罐，这给我们划定这批瓮棺葬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灰坑中出土有类似的陶瓮口沿和残片，我们断定这批瓮棺墓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那么W12和W7出土的以及遗址上采集到的这些玉器应该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器，包括上世纪50年代罗家柏岭出土的玉器也应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

11日下午4点，当W6上面的一件陶瓮取完后，我们开始清理下面一件陶瓮。我们仔细地将被锯掉的陶瓮口沿取出，只见陶瓮里面积满了填土，取完第一层填土后，发现了一具成人的肢骨，以往我们发现的瓮棺葬多是小孩的，而W6是一个成人瓮棺墓，可见它非同一般，我们怀着欣喜而焦急的心情等待着。骨架保存情况很差，已成骨渣，难以完整地取出，在绘图和照相以后继续往下发掘。“好多玉器！”肖玉军喊到，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瓮棺内，我们看到在瓮棺中部有一件玉璜和四件玉蝉显露出来，随着肖玉军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出填土，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便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我将所有的民工放走，只留下我们工作人员继续发掘。在一个瓮棺内发现这么多玉器，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种喜悦的心情也是无法形容的，虽然紧张工作了一天，但我们也不觉得累，而且发掘工作更加认真仔细了。由于瓮棺内玉器分布很密集，无法继续向下发掘，经过大家讨论，我决定将第一层玉器取掉以后再发掘，当绘图照相取完上层玉器以后，下面更多的玉器暴露在我们面前，特别是一件人头像和一件玉飞鹰，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此时，天已近黄昏，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玉人头像、玉鹰、玉虎、玉蝉、玉管……，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这一件件精美的玉器所折服，清理时也更加小心谨慎，生怕碰坏和刮伤了这些玉器，晚上7点，W6的发掘工作结束。经过清点，W6共出土随葬品59件，其中玉器就有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虎头像5件、玉龙1件、玉蝉11件、飞鹰1件、璜2件、管10件、坠1件、珠5件、圆片2件、笄2件、柄形饰5件、碎块5件，另外还随葬一件陶杯、一颗兽牙和一件石珠。在一个瓮棺内出土了56件玉器，这在全国来说尚属首次，它不仅再一次证明了石家河文化有玉器存在，而且还说明了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玉神人头像，造型独特，制作精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雕神人头像。类似的玉雕神像，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也多见收藏，但均不清楚其年代和出土地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商周之器，终于因肖家屋脊遗址的出土而廓清了历史的迷雾。

玉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长5.7、0.5厘米。肖家屋脊出土。青黄色，表面有乳白色斑点。人头像雕于一块璜形玉片上，以璜形器的外缘为对称轴，将一个完整的人面一分为二。人像头戴尖冠，冠后有披，垂至后颈，果核形眼，短鼻，大嘴，厚唇，耳较小，戴耳环，下颌和嘴角饰卷云纹，下端穿一小孔。

这是一次惊人的发现，石家河文化大型瓮棺墓墓主人显贵者的身份，在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铲下被一一掀起了神秘的面纱，56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在历经数千年岁月尘封之后，奇迹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当天晚上，我将发掘情况向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和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馆长作了汇报，严先生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祝贺你们！”张馆长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些玉器的安全。由于发掘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当地老百姓都知道考古队挖到了很多宝贝，有的群众甚至还到我们住地要求看这些玉器。工地保管条件有限，为了保证这些玉器的绝对安全，我迅速与天门县博物馆刘安国副馆长取得联系，我和荆州博物馆陈官涛、肖玉军三人租车连夜将这批玉器送到天门博物馆，暂时存放在博物馆文物库房，第二天（即1998年12月12日）我们又将这批玉器安全运回荆州博物馆。

这一次发掘，我们共布55米探方64个，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发现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墓12座，其中三座瓮棺墓出土有大批玉器，这是肖家屋脊遗址发掘以来最大的收获。

此后，我们又对肖家屋脊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不仅仅是在瓮棺墓中出土，而且在一些灰坑和文化层中也有部分玉器出土，特别是在1989年春、秋季两次发掘中，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水塘西南部又发现一个瓮棺墓群，该瓮棺墓群以大型瓮棺墓W71为中心，周围分布有瓮棺墓35座。W71坑口直径0.8米，残深0.55米；葬具与W6的陶瓮相同，瓮内葬有成人肢骨及少量骨渣，随葬有玉虎头像、玉蝉、玉笄、长方形透雕片饰、玉环形器和碎玉片，共7件玉器。

玉龙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最大径3.8厘米、厚0.8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这种早期的龙的形象是猪咀蜷躯、有角无足，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相似。

石家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肖家屋脊遗址共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除发现了丰富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之外，更为重要地是发现了157件石家河文化玉器，这些玉器有109件出于瓮棺墓中，33件出于文化层，1件出于灰坑中，另外还有15件是砖瓦厂工人从遗址上采集的。

我们在发掘肖家屋脊遗址时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了大量土坑墓，而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没有发现一座土坑墓，取而代之的是发现大量瓮棺墓（共77座），这说明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葬成为石家河先民的主要的埋葬习俗。这种习俗在1991年荆州博物馆发掘荆州枣林岗遗址时得到了印证，枣林岗遗址共发掘了46座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墓，而且绝大多数瓮棺中都出有玉器以及边角废料。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墓主要集中分布在同期水塘的东西两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两个较完整的瓮棺葬墓地。水塘东侧的墓地以大型瓮棺葬墓W6为中心，在2020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了28座瓮棺墓，而且以墓地南部的分布最为密集。水塘西侧的墓地以W71为中心，在东西长18、南北宽11米的范围内集中分布了35座瓮棺墓。这些瓮棺墓墓坑平面形状主要为圆形，葬具多为小口矮直领陶瓮，这种陶瓮器体均较大，可能是专门用作瓮棺葬葬具的，少数瓮棺用生活中常用的陶鼎、缸、罐作葬具。大型瓮棺墓一般是用两件陶瓮相扣而成，其它稍小的瓮棺一般是用陶盆、钵、圈足盘、豆和器盖作盖。多数瓮棺墓的人骨已腐，仅残留骨渣，少数墓中残留肢骨或头骨，较大的瓮棺墓，一般是成人墓，为了便于装殓，像W6、W7和W71这种大型瓮棺的肩部都被整齐地锯开，装入尸骨后再扣合而成。有些较小的瓮棺墓则为婴幼儿墓。77座瓮棺葬中有17座墓有随葬器物，随葬品中除少量的陶器、铜矿石和兽牙外，绝大部分均为玉器。玉器均出自较大的成人瓮棺墓中，这些瓮棺一般用小口广肩瓮作葬具，容量均较大，腹径在0.4米以上，随葬的玉器多寡不等，一般不超过10件，最多为W6，出有56件，最少的仅一件。容量较小的或是临时用作葬具的，如圜底缸、盆形鼎、广肩罐等一般不随葬玉器。

玉柄形饰

石家河文化 1988年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长6.4、宽0.6cm 玉石受沁，泛枣红色。器身圆雕，有五道凸棱，新石器时代的玉柄形饰或与商代类似器物有联系。

玉璜

石家河文化 1988年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内角间距5、最宽2.2、厚0.4cm

三、巧夺天工的琢玉工艺

玉器埋入土中，经过一定的年代，受土里所含其它物质的作用叫做受沁，而产生的颜色变化称为沁色。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玉器一般保存较好，只有个别的受沁较严重。绝大部分玉料为青白玉，呈黄绿色，深浅不同，有玻璃光泽。玉器受沁后，表面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乳白色或灰白色的斑点及斑块。北京大学地质系对在肖家屋脊遗址上采集到的五件玉器碎片进行了鉴定，发现其硬度内外不同，表层硬度＜5.5，核心部分＞5.5。化学成分主要为SiO2（二氧化硅），大多在56%以上，其次为MgO（氧化镁）、CaO（氧化钙）、Al2O3（三氧化二铝），含有少量的FeO（氧化亚铁）、Na2O（氧化钠）等。由于受表层风化作用，沿裂隙表面不同程度褐铁矿化和粘土化，故定名为“表层风化透闪石软玉”，软玉一般是具有交织纤维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矿物集合体。如按颜色分类，此类软玉可称为“青白玉”。

软玉主要有两种地质产状类型，即产于镁质大理岩，或产于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两种类型软玉由于原岩主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软玉主成分和某些副成分微量元素含量都存在着差异，即产于镁质大理岩中软玉的铬、镍、钴含量比产于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中的相对较低。因此，铬、镍、钴含量可判别考古遗址出土玉器的主体地质产状。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经过科学检测，微量元素Cr（铬）、Co（钴）的含量明显偏低，可能来自镁质大理岩类型。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研究所对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2件软玉标本进行氧同位素测定，其中1件标本（TX：1）的18O值为3.8‰，从现有资料看在新疆和阗玉和辽宁宽甸的18O值范围内。1件标本（TX：2）的18O值为1.1‰则与甘肃临洮的接近。4000多年以前，石家河人当然不可能采得和阗和临洮的软玉，其玉材主要应当是就近采制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化学成分属钙铝硅酸盐岩类，玉料属南阳独山玉。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制作过程主要有锯割、制坯、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序。

锯割一股是用线锯，个别的采用片锯。操作时大多先从一面切割，待切到一定深度时，再从另一面切割。两条锯口如不能重合，便会在玉片上留下切割的痕迹。也有的玉块是在两面切割到一定深度时从中间敲断的。

制坯是根据设计图样，用线切法将玉片四周多余的部分琢磨掉，使玉坯的轮廓和成品基本一致。这样的玉坯，类似于成品的正投影。在肖家屋脊玉器中，有一件虎头像，即属于这类玉坯。玉坯实际上已是半成品。

雕琢是对玉坯作进一步加工，主要是饰纹。石家河文化玉器有浮雕、圆雕和透雕三种。浮雕是主要雕法，阴纹阳纹都有，阳纹采用减地法。当时磋磨纹饰时已使用砣具。圆雕很少，工艺水平很高，肖家屋脊玉飞鹰即为一件上乘之作。透雕也不多，其饰纹方法是先在玉片上画好纹样，再在纹样上钻孔，最后用线锯将孔眼扩锯成纹。

钻孔方法有管钻和实心钻两种。管钻水平很高，有些喇叭形玉管内外壁非常圆正，钻这种孔用的管钻可能是被固定在一种简单的旋转机械上。实心钻，使用很普遍，玉器背面和侧面的一些小孔就是用实心钻钻成的。

抛光技术使用很广，但一股只用于玉器的正面，反面绝大多数都不抛光。

四、璀璨多姿的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品种主要分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两大类。装饰品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环、玦、鹰、鹿头像、羊头像、璜、坠、珠、笄和管等，生产工具有纺轮、刀、锛和凿等。

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最具典型意义和最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发现的五批玉器中，就有四批出有人头像，总数有10余件，在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7件。形态特点有正面的、侧面的、片状的、圆柱形的。肖家屋脊遗址W6：32，头像雕于一块三棱形玉片上，玉的反面内凹，正面呈棱形。玉料为黄绿色，表面有乳白色斑点。人头像长3．7厘米，额顶最宽处3．6厘米。头戴浅冠，头两侧上方有弯角形头饰，角下方有两道略向上卷的飞棱。梭形眼，宽鼻梁，鼻尖向外突出。耳廓分明，耳下戴大环。口略开，口内露出四颗牙齿，口的两侧各有一对上下獠牙。下颔较尖削，略向前伸。颈部有一道细凹槽。从头顶到颈底有一纵向穿孔。肖家屋脊W7：4，人头像浮雕于一玉管的表面。玉管上端较粗，下端较细，中间略向内凹，全长3．9厘米。玉料呈青黄色，表面有灰绿色斑点。正面经抛光。人头像戴箍形冠，箍在脑后起结。五官为浅浮雕。眼似果核，外眼角上挑，内眼角下钩。鼻较长，轮廓线上端与眉相连。口形较宽，微开。耳廓有内外两层，耳下垂环。肖家屋脊W6出土的另一件侧面人像W6：1 7也是难得的珍品。这件玉器的绝妙之处在于构思，头像浮雕于一块长5．7厘米璜形玉片上，玉工以璜形器的外缘为对称轴，将一个完整的人而一分为二，分雕于玉片的两面，两面人像相同。人像头戴尖冠，冠上有抓钉状纹饰，冠后有披，直拖后颈下，眼如果核，外眼角上挑，内眼角略向下钩，眼眶和眼珠凸出。鼻较短，下端稍尖。大口微开，厚唇。双耳戴环。下颌和口角有卷云纹，面部表情庄重威严。从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这些人头像来看，虽然面部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都穿戴整肃，表情壮重，并都佩戴耳环，这类人头像大概是代表巫觋一类的神职人物，或是共同尊奉的神祗形象。

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蝉是最多的一种，总数有33件。玉蝉在古代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但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玉蝉，而且在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因为蝉能够蜕变，羽化后又能“饮而不食”，对于古人自然是一种神秘莫解的现象，这也是古人视蝉如神虫的原因。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蝉都是带羽翼的成蝉，蝉体一般为长方形片状，身长一般为2～3厘米。其中有些蝉雕琢非常逼真和精致。如肖家屋脊W6：8，蝉体近似长方形，片状，长2．6厘米。蝉头部口吻凸出，目近似椭圆形。颈部较宽，微向上鼓，绘两个卷云纹，颈后有三道平行凸线。双翼收合，翼上有两道细脉，翼尖向上和向两侧弯翘。翼间露出带节的身和尾。左目和左翼尖的反面各有一个和侧面相通的小圆孔。肖家屋脊W6：12，蝉雕于一块厚玉片上，长2．5厘米。蝉体较宽肥，反面中间自上而下有一道凹槽，槽下端有细密而平行的横线。玉为黄绿色。蝉头部口吻凸出，双目近似椭圆形，颈部较宽，左右两侧各饰一对反向的卷云纹。颈后部有五道平行的细凸线纹。双翼收合，翼面上有两条筋脉，翼尖向上或向外侧弯翘。翼间露出带节的身和尖尾。

玉蝉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长2.5、宽2厘米，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粉状白斑。采用浅浮雕、钻孔和抛光等技法制成。雕工细致，形态逼真。古人视蝉为能获得超脱和再生的神虫，此玉蝉的用途应是佩带或缀于某物体上，在祭典时作为一种通神的工具。

蝉形佩

新石器 石家河文化，长2.9厘米、宽1.8厘米、厚0.6厘米。

此器长方形，宽首，凸圆眼，短胸，颈部有阴刻线纹和卷云纹，尾部圆钝，长宽翅，末端弧形外撇，表面饰脉纹。首部有对称的穿孔。蝉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形象，造型固定规范，是比较成熟的玉器种类，并在历史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虎头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形体较大、制作较精的玉器之一，数量仅次于蝉，在肖家屋脊遗址共出土了9件。在中国古代，虎是神威勇猛和不可战胜的象征，也是沟通人与神关系的神兽。肖家屋脊W6：19，虎头像雕干一块较薄的玉片上。玉为黄绿色，表面轻度受沁，呈灰白色，正面抛光。虎额顶有三个尖状凸起。近中偏右边缘有一个半圆形豁口。虎面正中有一道竖凸棱。耳廓近似树叶形，耳角向斜上方伸出，耳内有旋涡状纹，耳涡穿小圆孔。鼻宽大，鼻梁线与眉相连。网眼，颧部较鼓。额顶至鼻端间距2．1厘米，两耳尖间距3．6厘米。肖家屋脊W71：6，虎头像雕于一块近似正方体的玉块上。此头像构思极其巧妙，正面浮雕虎头面部，正面上端两侧浮雕虎耳，这两只耳向额顶转弯，并向顶面两边延伸。从整体看，耳廓像尖长的柳树叶，耳涡内钻约0．2厘米深的小洞。正面下部两侧琢虎目，以阴线表示眼圈，眼珠有凸出感。颧部稍向外鼓。鼻梁宽大，鼻下端向底面转弯延伸，浮雕于底面的上端。底面中间透雕出长方形口，此口与顶面上的圆洞相通。两侧面各向内钻一圆扎，左右相通。四个侧面上的孔均从玉块中心汇通。

玉虎头像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长3.6、宽2.8、厚1.1厘米，荆州枣林岗了出土。浅黄色，半透明，质地坚硬，裂纹较多。扁圆方形，虎额顶有三个尖突，冠状耳，耳廓宽大外张，圆耳窝，圆眼，宽鼻，两侧有对钻孔，左右贯通。

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飞鹰，也是精美之作。这件飞鹰出自W6，是一件圆雕作品，鹰身长1．9厘米，双翅尖间宽4．2厘米。鹰双目圆睁，作展翅飞翔状。形象矫健有力。扁钩形喙，小圆眼。背较宽，尾较圆，有浮雕羽毛纹。双翅略向上抬举，并向后斜展。翅肩突出，翅近尖处分叉。每翅上有四道平行而带勾的羽翎。像这样精雕细刻的玉鹰，在新石器时代玉器中，还很少见。在古人的观念中，鹰是神鸟的一种，可以充当巫觋的助手。

龙、凤也是石家河文化最主要的装饰题材。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龙W6:36，造型独特。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灰白斑。龙体首尾相卷，成玦形。上颌尖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颈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最大外径3.8厘米，体侧宽约1.2厘米，厚0.8厘米。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艺术造型是丰富多采的。在那些以人面、虎面、蝉、鹰、凤和龙为题材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堪称新石器时代的珍品。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文化的某些玉器，如带獠牙的神人头像、凤和鹰等，在加工方法和纹饰特征上，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作品十分相似，而良渚文化中流行的玉琮，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发现，说明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工艺受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影响。

绝大部分玉器属于装饰品，品种包括人头像、虎头像、蝉、龙、鹰、鹿头像、羊头像，还有璜、坠、珠、笄、管、柄形饰等。从其形状及钻孔部位等特点分析，有些玉器可能是用线穿连，悬挂于某一部位，有些玉器则可能是用线缀缝于软质的冠服上，还有的可能是镶嵌或缚扎于木质之类的对象上。

纺轮、锛、刀等，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生产工具，肖家屋脊遗址这些玉质的生产工具，已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礼器。

玉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长3.2、宽2.2、厚0.8厘米，荆州枣林岗出土。青黄色，正面浮雕，背面平。人像头戴半月形冠，棱形眼，宽鼻，嘴微张，耳廓较宽，戴耳环，方形脸，宽下颌，长颈。

社科院考古所藏西安张家坡M17西周墓葬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神面玉饰改制的玉器

玉凤

1955年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

最大径4.7厘米 厚0.6-0.7厘米

器呈牙白色，卷曲状，作首尾相衔团凤形，镂空透雕。头顶有勾形长冠，圆眼，尖喙，肩连双翼，短翅，长尾。尾部又分为双叉，其中一叉与凤头相连，爪卧于腹下。玉凤翅膀用阳线琢出羽翎纹，凤尾部上方琢一圆孔，孔为单面钻，孔里填实，孔旁外有一凸榫。器身一面较平，一面微隆起，两面纹饰相同。

一周一墓——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

地理位置：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江汉平原北部

石家河文化遗址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天门市，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它位于天门市石河镇，毗邻镇北，分属土城村，芦岭、唐李村、东桥村辖地，东南距天门市城约16公里。遗址占地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1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石家河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石家河遗址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演进轨迹

石家河文化遗存从相当于大溪文化阶段开始，经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有一个基本连续演进的过程。其演进轨迹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000---4600年。这一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开始大发展，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作生产工具，纺轮数量大为增加且质量变得小巧，制陶开始普遍推广快轮技术。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

第二期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这一时期，石家河居民在积蓄屈家岭文化能量的基础上，积极大胆地进行变革创新。生产工具改进很大，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私有制有了较大发展，原始宗教有了进一步规范，城乡分化更为剧烈，其文化特征明显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三期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这一时期，北方气候趋于干冷，华夏集团谋求连锁式向南迁移。在此大背景下，中原的原始文化大举南下，强烈影响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融入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传播空间

石家河文化，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为中心，在600多年的演变中，不断向外传播，形成了较大的文化空间。其大致范围是，西进三峡，北到河南南部的上蔡、西平一线，东抵大别山麓，南至湖南的洞庭湖一带，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传播路线、传播能量和地域文化面貌的差异，石家河文化的空间范围分为一个主区、五个副区。

石家河主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包括天门、京山、钟祥等地；青龙泉副区（以郧县青龙泉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和汉水上游，包括恩施、十堰、河南的淅川等地；季石副区（以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宜都、枝江、当阳、松滋、荆门、宜昌等地；西花园副区（以随州的西花园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北的随枣走廊一带；尧家林副区（以通城的尧家林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鄂东南的通城、咸宁、麻城、蕲春等地；划城岗副区（以湖南安乡的划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岸和北岸，包括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地。

聚落分布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中心聚落是一座古城，规模达120万平方米。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0000---50000人口。在这个中心聚落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部落联盟组织，它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因此，石家河聚落群，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生产状况

石家河聚落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加之土地肥沃，气候温暖，这样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还有酿酒、饲养家畜和捕捞野鱼。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的石器，器体较小且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得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

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防卫体系

石家河聚落的防卫体系主要是修筑城垣。如今还有部分城垣遗迹屹立在那里，似乎是在见证那段历史的辉煌。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50米，上宽4---5米，高达6米多。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城墙以外开挖环墙壕沟，再外就是台岗。武士们在御敌时，使用的武器有石斧、石钺、石镞、石矛，捕鱼的石镞、石矛以及骨镞、骨鱼镖等也会派上用场。石镞的数量很少，磨制不精，形式主要为宽扁柳叶形。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比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大溪文化时期的防卫体系以壕沟为主，城垣为辅，表现为壕沟宽深、城墙矮窄。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防御体系大多以城墙为主，壕沟为辅。石家河古城则是城墙、壕沟并重。这种变化，既体现了筑城技术的进步，又说明了石家河文化已进入了原始文化的一个新阶段。

财富分配

石家河聚落的财富分配，明显存在不公，权势财富向少数上层首领集中。这可以从墓葬的形制大小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看出。

石家河文化早期，一般实行土坑葬。有的大型土坑墓里，有石钺等，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而一般的只有二三十件，少数墓葬甚至没有葬品。石家河文化晚期，普遍实行瓮棺葬。在天门石家河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了77座瓮棺葬。其中有一座瓮棺的形制特别大，随葬玉器特别多，达到56件，其数量几乎相当于其它所有瓮棺内玉器的总合，其质量更比其它瓮棺葬内的玉器要好的多。这就表明，聚落内部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

石家河聚落的居民，对财富的分配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生产性支出较大。如厚葬、尚玉、追求精美的陶器，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宗教习俗

原始宗教特别是祭祀上天、庆贺丰收，是石家河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聚落的宗教活动，其主要场所在邓家湾，三房湾、肖家屋脊是两个次要的场所。石家河居民主要在邓家湾组织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场地是经过仔细平整的。场地上有大量的陶缸，陶缸相互套接成线条式摆放。陶缸上刻画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代表获得了大丰收的收割场面。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场地上还有无数陶偶和陶塑动物等。陶偶有各种姿态，大多为跪坐抱鱼式：即双腿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姿态虔诚恭敬。有的陶偶作舞蹈状，表示庆贺。大量的陶塑动物则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品。

在祭祀时，把玉人头像当作崇拜的神灵形象。在用玉器制作的各种动物形象中，背面都有小孔，专职的巫师将这些玉器缀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舞起法具，通过这些动物神灵，沟通天地人神的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按照童恩正和严文明的观点，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氏族的上层集团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由此可以分析，石家河聚落的首领们在实行统治时，把宗教当作了一种组织和影响部落居民的手段。正是依靠这种手段，石家河古城的构筑才得以完成，内部的分工才得以落实，庞大的部落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秩序，并得以控制较远的部落，得到发展兴旺。

文化影响

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江苏新沂的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新石器时代多彩的文化画卷，共同推动着史前文化走向文明的门槛。4000多年过去了，创建石家河文化大厦的居民，他们的容颜躯体早已随风消散。但是，这座史前文化大厦闪耀着的时间幽光和绚丽光辉，将会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

发掘历程

在1955年至1993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队已对该遗址的9个地点进行了20次规模不等的发掘，发现的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对于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编年和聚落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具有典型意义。整个遗址除大自然的剥蚀外，没有遭受大规模、大面积的动土破坏，保存基本完好。从地面上看，石家河遗址古城的西垣和南垣保存较好，土城的城垣高耸地面，城周围的护城河清晰可见。

石家河遗址发掘现场历史图片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五十年代。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于1987年6月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石河考古队从1987－1991年，在此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

考古新发现

2015年，重启湖北石家河遗址考古。11月底至12月该遗址出土了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的数处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结束。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正式确认，石家河印信台遗址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价值来说，石家河古城是中国目前已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类发展进步的宝贵文化遗产。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遗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内涵丰富，废墟形态保存较好，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外，还可以为海内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学人进行专业考察提供研究园地。众多的原始艺术品，堪称当时的艺术杰作，具有传承借鉴价值和审美价值。

2015年石家河文化天门遗址最新考古出土物件欣赏

历年出土可考石家河文化物件欣赏

石家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发布5项重大考古成果！

近日，国家文物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发布了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

包括河北康保兴隆遗址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陕西石峁及寨山石城遗址等

五项考古工作新成果从聚落组织、信仰习俗、动植物遗存、出土遗物、宫城建筑、古城遗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填补了史前考古中国的多项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石家河遗址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在距今约5900至3800年主体时段内，遗址的文化与聚落经历了初兴、强盛、渐变、突变及衰落等阶段性变化。

▲谭家岭城垣与城壕 - 复件

2014至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相继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严家山、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共计发掘面积6212平方米。根据考古发掘，以谭家岭大型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大发现最为瞩目。

▲谭家岭W8虎座双鹰佩

谭家岭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7万平方米，远大于同时期同文化性质的其他遗址，是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还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瓮棺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在敛玉葬等级划分上的中间缺环，9号瓮棺代表了目前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玉器组合中包含了神人头像。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多与制陶有关，同时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显示出制陶作坊的典型特征，可以确认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

▲三房湾遗址废弃红陶杯局部

除上述四个遗址以外，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朱家坟头揭露了一片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延续至晚期的一片小型家族墓地。蓄树岭遗址清理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与居址相关的房基、灰烬层、烧土堆积、灰坑、灰沟等遗迹。罗家柏岭遗址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黄土堆积台基。这些发现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表明了遗址群存在功能区划，同时揭示了生产专业化与社会阶层化的总体趋势。

专家认为：

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将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500年，而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提示遗址的中心地位可能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夏纪年时期。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表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文化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的态势。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与文化格局仍是今后发现与研究的重大攻关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