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图是描绘天上恒星分布和排列组合的图像，它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记录星空的某种反映，也是研究和学习天文学的重要工具。

三垣和二十八宿示意图

自古以来，灿烂壮丽的星空一直吸引着不同人类文明的目光。最初人们仰观天空，并不能理解其中的规律，随着对星空观察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不同星体位置及特征的认识不断清晰起来。于是，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忆，先人把夜空中的繁星划分成群、联合成象，形成了不同的星官或星座。为了传播和交流这些星官，人们将其绘制于不同材质之上，便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星图。

清代咸丰年间六严绘制的《恒星赤道经纬度图》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

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认为天上的某些天象与地上发生的事件相对应，且这种对应关系是固定持久的。现存的早期星图大多出土于各类墓葬当中，这些星图主要以壁画的形式绘制于墓室的顶部和四壁。墓葬星图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史记》中就有秦始皇陵“上具天文”的记载，这应当就是在墓室顶部绘制星象图。墓葬星图历经两汉、南北朝，至隋唐而盛行，一直到宋辽时期仍时有发现。

河南濮阳西水坡45 号墓中的青龙、白虎蚌壳图

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用蚌壳等拼砌而成的青龙、白虎和北斗图形， 这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较早的示意性天文星象图。

在墓葬中，壁画是描绘星图最好的载体之一。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现有一座西汉壁画墓，其年代约为西汉晚期宣元之后（汉宣帝、汉元帝之后）、王莽即位之前（约前73～8年）。壁画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中间用朱红色菱形几何纹隔开。壁画的下半部分为象征性的波浪状山川，以及在山中觅食的虎、鹿、野猪、天鹅等禽兽，代表人类生活的大地；壁画的上半部分主要为墓室顶部的天象星图。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图

这件壁画星图多处采用人物或动物形象来表现传统星官。例如，毕宿八星原本为捕捉鸟兽的网形器具，图中将其画成一人执毕跨步追赶兔子状，十分生动。又如，因为古人看到由鬼宿星团所有恒星混在一起发出一团朦朦白光，犹如鬼火，所以古称鬼宿星团为“积尸气”，因此把鬼宿画成两人抬舆、上坐一个怪物的样子。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图“井宿”“鬼宿”局部

此外，图中的牛宿绘成牛郎牵牛，女宿绘成织女，表明了牛、女二宿向牵牛和织女星官转化的迹象。星图中使用动物形象的画面则包括有娄宿绘有一只奔跑的动物，昴宿绘有马，以及觜宿绘有鸱鸮等。

2003年，河南洛阳尹屯发现新莽时期的壁画墓，其中包括星图壁画。尹屯新莽墓星图与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图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以直线连接诸星形成星官，且兼顾星与象的绘制。

河南洛阳尹屯新莽墓壁画星象图（局部）

2015年，在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发现一处早期被盗的汉代壁画墓，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晚期。该墓由墓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室为砖券拱顶结构，墓室平面近“日”字形，墓室顶部绘有三垣、二十八宿及其他不同星官的星图。

该天文星图以“北斗”为中心，以二十八宿为边界，主要描绘了二十八宿以内天区的主要星官，整体结构属于早期“三垣二十八宿”体系，且大多数星宿和星官有题名，并绘有人物或动物图像，是一幅兼具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汉代天文图。杨桥畔东汉墓星图由于同时具有星宿题名和图形，被认为是近年来关于二十八宿星图和早期星图的重要考古发现。

陕西靖边县杨桥畔

东汉墓墓室结构

陕西靖边县杨桥畔

东汉墓星图壁画

除二十八宿外，杨桥畔东汉墓星图壁画中还绘有“三台”“天牢”“五车”“军市”“弧矢”“狼”“司命”“司禄”等星官，部分星官同样配有人物和动物图像，如“弧矢”和“狼”就反映了“弧矢射天狼”的场景。另外，还有做牵牛状的“牛郎”和做织布状的“织女”，以及伏羲、女娲的形象。

“弧矢”和“狼”

（“狼”即为天狼星，图中狼的左上一颗星代表天狼星；图左一圈星为“弧矢”）

女娲和伏羲

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墓室壁画星图多为象征性，星数一般不多，位置通常也不够精确。北魏元乂墓星象图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是已知星图中较早具有写实性质的星图，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星图从示意性向基于天文观测的实测星象图转变的过程。

元乂（484～525 年）字伯隽，北魏宗室大臣，道武皇帝五世孙，太师京兆王世子。他曾得宣武灵太后（胡太后）赏识得以握国柄，后与宦官刘腾发动宫廷政变。其后胡太后重新掌政后，元乂被赐死。因为元乂之妻为胡太后之妹，他得以优葬，被封为“江阳王”。元乂墓位于河南洛阳孟津县朝阳镇，在1974 年考古调查时获残留墓志一角，内容与北魏江阳王元乂墓志密合，得以确定墓主人为元乂。

其墓室的主室为方形，穹顶结构。此墓先后于1925 年和1935 年多次被盗掘，墓室四周壁画全部被盗墓者破坏，仅有四象残迹依稀可辨。墓室顶部天象图则保存尚完好，该图呈不规则圆形，施以淡蓝色波纹的银河纵贯南北，图中绘有300 余颗大小相似的红色星点，亮星之间有的还用红线连接，组成不同星官，其中大多可以辨识。

元乂墓墓室顶部天象图

黄道十二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二星座，大约是在隋代通过佛经翻译传入中国的。在墓葬壁画中也有黄道十二宫的“身影”。

1971年，在河北宣化发现了辽代晚期张世卿家族墓葬群，共计十几座，年代分别自大安九年（1083年）至天庆七年（1117年），墓主人大多是没有官职的汉族平民。这些墓葬中基本都有精美的壁画，其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堪称辽代壁画的瑰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座建于天庆六年的墓葬，墓主人为辽代汉族官员张世卿。

张世卿墓穹顶上绘有一幅彩色星象图，直径约为2.17米，被称为“宣化辽墓星象图”。该图也是已知较早绘有黄道十二宫的中国古代星图，反映了隋唐以来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等地区的天文学交流情况。

张世卿墓穹顶星象图

张世卿墓星象图中的

黄道十二宫局部

另外，在张氏家族墓葬群中的张文藻和张匡正等墓葬中也绘有类似的星图，风格也基本一致。

张文藻墓穹顶星象图

张匡正墓穹顶星象图

除了壁画星图，古代墓葬中的一些器物上也具有星图图案，有的起着装饰效果，有的则具有天文上的实用性。这些不仅具有装饰性，而且也反映了古人死后希望能通天或重生的愿望。

李亮：十二星座与古代中国

本文摘编自《灿烂星河：中国古代星图》一书。

作 者：李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后、法国巴黎天文台客座教授、德国马普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大统历法研究》《明朝科技》《古历兴衰——授时历与大统历》《铜与古代科技》等，译著有《4000年中国天文史》，古籍整理有《历引三种》《治历缘起》《明大统历法汇编》等。

《灿烂星河：中国古代星图》

ISBN 978-7-03-067385-5

定 价：88.00元

星图是描绘天上恒星分布和排列组合的图像，它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记录星空的某种反映，也是研究和学习天文学的重要工具。作为重要的天文资料，中国古代星图历史悠久、种类众多、绘制精美，是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一项重要成就，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本书共介绍有中国古星图，以及受到中国星官体系影响的韩国和日本星图，共计一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披露的新材料。通过这些源自古籍、档案、文物或最新考古发现的资料，让读者能够领略古人如何认识和理解星空，以及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独特的星图和星官文化。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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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葫_李居明2020年九宫飞星开运吉祥物 李星

今年第二个要化泄的大煞，是在家中的正南方，二黑病符的飞伏之地。因为很多住宅都有南方窗，来自南方的风有病符的污染，特别恶毒，家人的健康很容易出问题。今年亦应坐北朝南的房子，地球的南方有病符和瘟疫。

今年的二黑病符之恶，是因三煞、岁破同时降临南方，变成二黑、岁破、三煞合袭南方！由于今年子午相冲，南方属「火」，代表身体上的头部、心脏、血液及眼部，以及代表[水」的肾脏、子宫等等健康面临威胁。今年家宅南方的化煞风水物使命重大。

「和合葫」是以「和合二仙」融合在一金色葫芦上，故称「和合葫」。在葫芦化病的基础上，以和合二仙的灵力，是加强「合化」的风水效应。不好的磁场不能对抗，用金色物来化二黑土煞，非常有效。「和合葫]放置于家宅南方，是全家人得到健康最重要的物品。

为强调对抗厄疾的风水功能，和合二仙手持超大灵芝，葫芦背后亦刻有八粒灵药，[二八」合[十]为化。葫芦顶又有葫芦，以助化解三煞及岁破降灾。「天医高照]刻在葫芦底座，希望以天医之力，守护宅主南位，以免病符入侵。「和合葫」中可放入铜币或十蚊银等世界各地的硬币，可增加其化病符的功能。

除了在家中的正南方摆放[和合葫」之外，八铜钱是每年应付病符的最重要的武器，今年仙鹿飞临守护！家家必要在南位挂放「仙鹿祥寿八铜钱」为要！特别是南方为大门和气口，必要在门顶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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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江西文化名人丨吴有训：“两弹一星”看桃李 李星

吴有训

“两弹一星”看桃李

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中，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吴有训先生，与严济慈、华罗庚等科学巨擘赫然并列名人殿堂。

吴有训先生1897年出生于高安一个小山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7岁时入家塾，习旧学。因扎实的学习功底和沉着的回答，他被破格录取瑞州中学。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昌二中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用自己的努力敲开了知识的大门，在知识的海洋中，现代物理学仿佛对他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他想要出国铸就“铁肩”来承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

吴有训28岁时在X射线散射研究中，以系统、精湛的实验和精辟的理论分析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做出了贡献，蜚声中外。1921年，吴有训考取了江西官费留美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次年成为康普顿教授的第一批研究生，从一开始就与康普顿教授一起进行X射线的研究。

大多数人不知道，诺贝尔奖的提名本来是康普顿教授和吴有训两个人，“康普顿效应”差点成了“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有训被导师告知提名后却婉言拒绝，表示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康普顿作为一名物理大师，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此项伟大发现中的重大贡献，在自己的著作和多种场合经常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自己晚年还对吴有训赞扬道：“吴有训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他本也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6年秋天，吴有训回国后在一些大学任教。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教授，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包括 1938年以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中国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

1936年4月，吴有训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该院院士，成为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

吴有训于1950年12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有训桃李满天下。数十载教书育人，培养了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栋梁之材。1926年，吴有训回国后因材施教，指导多届学生完成毕业学术论文。指导王淦昌测量清华周围每天的氡气以及变化的强度。引导有文学强项的钱伟长弃文从理，成就他“要学造飞机大炮”，以振兴中国军力，来抗击日本侵略的远大理想。说服杨振宁改化学专业为物理专业，使其最终因不懈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钱三强，因仰慕吴有训的物理才学，从北大转学至清华，并由化学专业转为物理学研究，最终成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吴有训是我国核物理的奠基人，一个注定被铭记的人。他主持创立我国最早的核物理实验室，撰写我国最早的核物理教材，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队伍中，有9位科学家直接受教于吴有训先生。在一次私下聚会中，他深情地说道：“是我的学生们为我圆了梦，我要谢谢他们。”

在吴有训的家乡江西高安，建有吴有训纪念馆。国家为纪念中国物理学界几位老前辈，设立了吴有训物理奖，以奖励在原子核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个人，或在科学技术上对中国物理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的科学成就、教育思想、伟大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砥砺前行，爱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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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听见江西丛书

编辑：胡代江 复审：朱峰

终审：刘莎、骆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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