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安镇有二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公元前2世纪末,夫余人在这里建都立夫余国。作为汉朝属国,曾是东北文明发祥地之一。

在农安镇黄龙路和宝塔街交汇处,一座辽金宝塔将浓郁的历史镶嵌在繁华街市。宝塔依古城而坐,史传建于寺中。寺是黄龙寺,城是黄龙府。

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俘获徽、钦二帝,将两人一度囚禁于黄龙府。岳家军收拾旧山河,誓要“直捣黄龙”,一雪靖康之耻,正是要直抵金人老巢----黄龙府。据《辽史》记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岳飞所指的黄龙府即现在的农安城。

农安人至今仍津津乐道于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故事,当然,这的确是这座城池名传千古的点睛之笔。

但黄龙府历经千年的沧桑,着眼处却远非一个“靖康耻”而已。至于李大钊先生的“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恐怕也是遥想当年这座城池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威镇四方的峥嵘豪迈。

农安古城位于西部草原与东部丘陵相交会处,扼松花江两岸和南北交通咽喉,因此成为军事和交通要冲。自建城以来,东胡、鲜卑、秽貊、肃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试图攻城掠地,借此占一统山河的先机。从境内出土的大量辽金时期文物及周围23座辽金古城遗址,足见农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繁华景象。

这里见证着夫余、渤海、辽、金等朝代的兴衰更迭。到辽初时,黄龙府已统五州三县,伴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的发展,不仅人口急剧增长,更成为民族杂居、交互往来之地。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述,黄龙府“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方能辩之”。辽上层笃信佛教,黄龙府作为辽六府之一,也大兴佛事,农安县的44米高、八角檐式的辽金宝塔即是在辽圣宗太平三年(公元1023年)兴建,历经千年风霜而不倒。

随着政权的交替,黄龙府也经过多次更名。金代称济州、隆州、隆安府；元代曾一度成为开安路的治所；至明代,这里成为蒙古族的游牧地,并在旧址设驿站命名“龙安”；抵清,黄龙府始设县治,称“农安”,并延续至当代。

虽然-早已远逝,帝王将相也都掩埋进了故纸堆。但黄龙府作为中国辽金文化和北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留给世人的不只有辽金风格建筑群、古城区遗址,芦苇荡漾的波罗湖,更将气吞山河的豪迈烙刻进世代繁衍生息的人们的骨血里。

黄龙古城历经蛮荒到文明,从狩猎到农耕的沧桑岁月,如今,农安县启动了“弘扬黄龙文化,打造东北历史文化名城”工程,计划用3到5年时间完成黄龙府文化遗存的保护以及进行文化项目开发等系列工作。首先将黄龙府古城区遗址内,择地规划兴建黄龙府文化园。包括复原重建辽太祖行宫、徽钦二帝关押处,以及元代驿站,借此形成一组辽金风格建筑群；二是以辽塔为中心,规划复建千年古寺黄龙寺,并兴建黄龙府历史博物馆,全面收集、保存和展示黄龙府各层面的历史文化遗存。

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原因探析

辽代的黄龙府是中原通往东北地区的要道，由最初的罪犯流放之地发展成为东北重镇，对于维护东北多民族地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辽圣宗期黄龙府迁址，与其春捺钵地点迁移联系紧密，并对在春捺钵时遣使赴辽的高丽起到笼络和震慑的作用。

据《辽史》记载，辽天显元年（92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分别攻破渤海扶余府和上京龙泉府，渤海政权灭亡。耶律阿保机率军返回扶余府后，在此期间称有黄龙显现，不久病逝。此后，扶余府改名为黄龙府，经考证黄龙府位于今吉林省农安县。

黄龙府在辽初为流放犯人的地方，政治地位未受到重视。辽保宁七年(975)，黄龙府军将燕颇叛辽，后经耶律何鲁不平定叛乱，并于同年废除黄龙府建制。辽开泰九年（1020），辽朝将宗州、檀州等地汉人迁至黄龙府，充实了黄龙府汉人数量。黄龙府迁址后统辖五州三县，设官员负责军政事务。自辽圣宗开始，黄龙府成为东北四大重镇之一，地位仅次于东京（今辽宁辽阳）。

捺钵是辽朝特有的政治制度。高福顺、梁维经统计得出结论，春捺钵在四季捺钵中地位特殊，占比高达67%。通过梳理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的地理位置，发现春捺钵多在四楼之间进行。而辽圣宗除在四楼之间春捺钵，还新开辟了辽南京之东的新区域。自辽圣宗开始，春捺钵地向东北迁移，改在长春州境内的鸭子河等水泊附近。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开始“驻跸鱼儿泺”“如纳水钩鱼”。根据辽圣宗二年正月至三月的春捺钵路线可以推测，纳水与鱼儿泺、长春州地理位置相近。据李建才考证，纳水、那水（那河），就是今日的嫩江；那水包括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辽史》中多见于辽圣宗及后世的春捺钵地名，如鱼儿泺、鸭子河、混同江等均位于东北，并且出现频次高，证明了自辽圣宗开始，春捺钵地向东北迁移的走势。

黄龙府是重要的政治中心。捺钵作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捺钵地也成为辽帝处理军政大事的场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政权中心随皇室而动。每年一月至三月春捺钵之时，辽帝除在春捺钵地进行契丹族传统的渔猎之事，还要处理汉族居住地的人事调动、律法制定等国家政事，同时还要接见周边外藩使者，处理外事事宜。

为了保障辽帝在捺钵地的安全，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设各级指挥史等长官，如“黄龙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黄龙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等保障皇室安全。辽帝在东北进行春捺钵时，皇室的安全不仅在随行中有保障，而且在春捺钵地附近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也设置了外围保护和应急机制。辽开泰九年，黄龙府迁址，这为两年后辽圣宗首次到东北进行春捺钵做了前期探查与准备工作。

春捺钵的众多活动中，最具有仪式感的钩鱼和捕鹅是契丹族渔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春捺钵地也有较高环境要求。春捺钵前的勘察活动，一方面可以寻找适合开展钩鱼和捕鹅的场所，另一方面也为政治中心的到来做扎营的准备工作，以及为保障安全进行实地考察。距离春捺钵地最近的军事政治重镇——黄龙府便担负了以上重任。黄龙府先迁址于东北，春捺钵地再移至东北，这是辽朝政治中心移动精心策划、有序安排的体现。

辽朝统治时期，高丽奉辽为正朔，是辽的藩属国，但其间或战或和。辽与高丽建国年份相近，《辽史》中记载，“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使进宝剑”开启了辽丽交往。942年，高丽以辽灭渤海国是“无道之甚”为由，单方面封闭了与辽的往来。“澶渊之盟”后，宋不再与高丽夹击辽，高丽再次向辽示好。统和十年（992）十二月，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从此掀开了辽国祚存续期间多次对高丽的征伐。随后，辽分别于统和十八年、开泰二年、开泰五年发兵征讨高丽。辽圣宗太平元年，辽与高丽和解，高丽开始称臣纳贡。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辽圣宗期，高丽多在二三月，即春捺钵期遣使赴辽。可见辽圣宗期，辽与高丽交往稳定而持续。

鉴于辽之前与高丽的几次战争，“生还者仅数千人，契丹之败未有如此之甚”的前车之鉴，以及高丽与宋早期交好排辽的过往，辽认为需要对高丽采取防御兼震慑的措施。黄龙府地处东北各民族混居之地，东部的高丽、东北部的女真及室韦各部对辽呈环绕之势。因此，黄龙府对维护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各民族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其中对高丽尤甚。黄龙府作为政治军事重镇，在和平时期可对周边起到震慑作用，在战争时期可作为强劲的有生力量呈辐射状对周边进行战略支援。对于高丽这样有交战史又曾叛辽的朝贡国，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是其居安思危的一种战略布局。

黄龙府是连接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枢纽，其政治地位和军事意义不可小觑。辽圣宗期迁址黄龙府为春捺钵政治中心进入东北做了准备工作，同时也对高丽形成震慑和防御之势，起到了守护辽边疆安全的作用。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国曾大力开发黄龙府，金国建立后黄龙府一度成为其国都

《宋史岳飞传》记载：“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这里的黄龙府到底指的是哪里呢？

据《辽史》记载

：“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

也就是说，黄龙府原本是渤海国的扶余府。辽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大军征伐渤海国，一路长驱直入，攻破渤海国王城忽汗城，渤海王投降，渤海国被改名为东丹。

辽太祖回师途中，又顺便占领了渤海国重镇扶余府，并住在这里养病。这一年的七月，辽太祖病重。某一夜天有异象，一颗巨星落于太祖殿前，次日天刚亮，但见扶余城上空有一条黄龙盘旋缭绕，身长一里多，浑身光芒四射，金光耀眼。不久，这一条黄龙便装入了太祖的行宫，顿时紫气遮天，黑烟蔽日，整整一天时间方才慢慢散去。九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驾崩，终年五十五岁。黄龙出现，人所未见之异

象

，辽国便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当然，如此充满玄幻的传说其实不过是为了神话辽太祖，我们大可不必太当真，但黄龙府之名确实是由此而来。

辽

国

占领黄龙府后，对这里大力开发，辽初黄龙统辖之地达五州三县，作为辽

国

六府中重要的一府，辽朝对这里苦心经营，加固城池，军事驻扎，大量拓民，黄龙府在政治、经济、交通发展的同时，人口也急剧增长。作为辽朝北方重镇，黄龙府可谓是人烟密布，城郭相望，南来北往做买卖的人不计其数，这里不仅住着契丹人，还有渤海人、汉人、女真人，并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族人。多民族聚居下的黄龙府，人们和谐相处，虽民族风俗不尽相同，却仍显出一片和平安宁之象，民族不同则语言也不同，于是”，“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方能辩之。”汉语成了诸国人的通用语言。

辽

国

在北方兴盛了百余年，结果在辽朝末年的时候，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腐朽的辽

国

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在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势力下，辽军节节败退。坚城黄龙府此时虽有混同江（即今之松花江）作为天险，阻绝完颜阿骨打过江，但是他想出一个法子，令一人骑赭白马过江，汹涌的江水一下平静下来，平安到达对岸，完颜阿骨打鞭梢一指，全军乘马过江，水刚好没过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完颜阿骨打认为这是天助灭辽。后阿骨打的孙子金熙宗完颜合剌，改黄龙府（通州）为济州，军名利涉，也就是说天助金人渡江灭辽之意。

辽亡金兴，女真人对于黄龙府的兴盛繁华由衷感叹，黄龙府曾短暂成为金朝国都。随着金

国

国力的鼎盛，便开始觊觎北宋，不断派兵南下，金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破北宋京师东京府，掳走徽、钦二帝，并曾将他们一度囚禁于黄龙府。岳飞几度北伐，对黄龙府念念不忘，心系两帝，曾对部下说

：“直抵黄龙府，与君痛饮尔！”

沧海桑田，时异变迁，古城黄龙府几经毁弃，几度繁华，演变为农安县城。

黄龙府，指的就是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县城。

如今农安县镜依然保留不少辽金时期的遗迹，如建于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的农安辽塔，是东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辽代古塔，此塔共13层，高44米，为实心建筑，外形为八角檐式，建筑精美华丽，屹立千年不倒，是辽代佛塔的代表之作。农安县城还保留有当年宋徽宗被囚禁于此的囚室。而从农安境内出土的大量辽金时期文物及周围23座辽金古城遗址，都无一不在见证黄龙府当年的重要地位和繁华景象。

辽宁锦州龙台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6月辽宁省锦州市锦凌水库建设工程开工在即，辽宁省文物考古所研究所对水库淹没区的龙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现将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一、地理位置和遗址概况

龙台遗址位于锦州凌海市板石沟乡大牛屯东约1.5公里处，东南距锦州市区约14公里。遗址位于一个北高南低的坡地上，北侧为断崖，断崖下即为小凌河（图一）。遗址西北角临近断崖处有一座烽火台，现存高约5米。中心地理坐标：北纬41 17′78″、东经12097′92″，海拔75米。

二、地层堆积

受地貌限制，遗址发掘分为两个区：I区位于烽火台东侧，西北距烽火台约30米，布55米探方22个（图二）；II区位于烽火台南侧，北距烽火台约20米，东距I区约30米，布55米探方10个（图三）。两个发掘区地层堆积都较简单。

I区以IT0201南壁为例（图四）。

图一：龙台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龙台遗址I区探方平面图

图三：龙台遗址II区探方平面图

图四：IT0201南壁剖面图

第①层，耕土层，黄色沙土，土质疏松，厚30-40厘米，出土较多夹砂灰陶片、布纹瓦、瓷片及少量夹砂红褐陶片。

第②层，扰土层，黄褐色，土质较硬，厚10-20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灰陶片和布纹瓦。

第③层，辽金时期文化层，黑褐色，土质较硬，厚5-25厘米，出土较多夹砂灰陶片、布纹瓦和瓷片。I区遗迹均开口于此层下。

第④层，黑色，土质较粘，厚5-10厘米，未出土遗物。

④层以下为生土，黄色，土质较粘。

II区以IIT0104南壁为例（图五）。

图五：IIT0104南壁剖面图

第①层，耕土层，黄色沙土，土质疏松，厚10-20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灰陶片、布纹瓦、瓷片。

第②层，扰土层，黄褐色，土质疏松，厚10-25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灰陶片。

第③层，扰土层，灰褐色，土质疏松，厚10-25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灰陶片。

第④层，辽金时期文化层，黑褐色，土质较硬，厚25-35厘米，出土大量夹砂灰陶片、布纹瓦、瓷片及少量夹砂红褐陶片。II区遗迹均开口于此层下。

第⑤层，黑色，土质较粘，厚10-15厘米，未出土遗物。

⑤层以下为基岩。

I区①、②层与II区①、②、③层相同，均为耕土层和扰土层，出土遗物较乱，包括辽金、明清及现代遗物。

I区③层与II区④层相同，为辽金时期文化层，出土夹砂灰陶片、布纹瓦，白瓷片、铁器等辽金时期遗物。

I区④层与II区⑤层相同，土质较粘，不出遗物。

此次发掘的收获主要以辽金时期时期遗存为主，另有少量青铜时期遗存，下文以时代先后顺序分别予以介绍。

三、青铜时代遗存

在对遗址调查和发掘中，采集到较多的青铜时代遗物，但在发掘区域内仅发现两座该时期灰坑，即H12、H15。

（一）遗迹

I区H12位于IT0404探方南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其南侧压在IT0403北隔梁下，未全部揭露。灰坑已发掘部分平面呈不规则形，直壁，平底。坑内堆积不分层，为灰褐色沙状土，土质疏松，夹杂有少量石块，出土夹砂红褐、灰褐陶片及石铲、石斧、石凿等。口径长约1.92米，宽约1.40米，深0.24米（图六）。

图六：H12平剖面图

I区H15位于IT0404探方北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被H14打破，其北侧压在北隔梁下，未全部揭露。灰坑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半圆形，直壁，平底。坑内堆积不分层，为黄褐色沙土，夹杂有少量石块，土质较疏松，出土夹砂褐陶片、石铲等。口径长1.2米，宽0.9米，深0.3米（图七）

图七：H14、H15平剖面图

（二）遗物

1.陶器陶系以夹砂红褐和灰褐陶为主，不见泥质陶。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见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器形可辨有鬲、盆、钵、罐、纺轮、网坠等。

鬲口沿残片较少，鬲足较多。标本I采：4，口沿残片，夹砂红褐陶，圆唇，敞口，唇外侧饰一周附加堆纹并在附加堆纹上压印花纹，矮领，领部以下残。残高7.1厘米，壁厚0.9厘米（图八：1）。标本I采：2，鬲足，夹砂红褐陶，腹部及足尖部均残损，素面。残高11.1厘米，直径5.1厘米（图八：8）。标本I采：13，空心鬲足，夹砂红褐陶，表面施绳纹。残高5.7厘米，壁厚0.8厘米（图八：4）。

盆标本IH12：4，夹砂红褐陶，侈口，圆唇，弧腹，腹下部及底部残。腹部饰数周弦纹，在弦纹带之间拍印绳纹，绳纹经过抹平，不清晰。口径34.7厘米，残高11.3厘米，壁厚0.6厘米（图八：6）。标本IH12：5，夹砂红褐陶，上贴附一鸡冠状器耳，器表饰弦纹，在弦纹带之间拍印绳纹，绳纹经抹平不太清晰。残高7.2厘米，壁厚0.6厘米（图八：3）。

钵标本IH12：6，夹砂红陶，敞口，方唇外侧回泥呈叠唇，腹下部及底部残，素面。残高6.5厘米，壁厚0.9厘米（图八：2）。

罐标本I采：8，夹砂灰褐陶，仅存底部，下腹弧收，底为台状底。腹部饰细绳纹。底径6.8厘米，残高4.9厘米，壁厚0.7厘米（图八：7）。标本IH12：7，夹砂红褐陶，侈口，尖唇，唇外侧回泥呈叠唇状，束颈，颈部以下残，叠唇和颈部饰抹平绳纹。口径35.0厘米，残高11.1厘米，壁厚0.9厘米（图八：5）。

纺轮标本IT0101③：5，夹砂红褐陶，花瓣状，中心厚，边缘薄，中间有一圆形穿孔，系制作时直接戳刺而成，边缘有压制的沟槽。直径5.7厘米，孔径0.5厘米，厚1.8厘米（图九：9）。标本IT0502②：1，夹砂红褐陶，整体呈陀螺状，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中间厚边缘薄，中心有一对钻的圆形穿孔。直径4.6厘米，孔径0.7厘米，厚2.7厘米（图九：10）。

图八：出土青铜时期陶器

1.陶鬲（I采:4）2.陶钵（IH12:6）3、6.陶盆（IH12:5、IH12:4）4、8.鬲足（I采:13、I采:2）5、7.陶罐（IH12:7、I采:8）

网坠标本IT0204②：1，夹砂黄褐陶，两端均残，中部有一穿孔贯通。残长4.1厘米，圆径1.2厘米，孔径0.6厘米（图九：11）。

2.石器磨制石器较多，打制者较少。器形可辨有铲、斧、凿、磨棒，锄、饼、镞等。

铲均较扁薄，顶部平，有窄肩。标本IH12：1，直刃，刃部有残损。长13.3，宽8.1厘米，厚0.8厘米（图九：1）。标本IH15：1，肩部以下残。残长9.8厘米，宽7.8厘米，厚0.9厘米（图九：5）。

斧标本IH12：2，顶部较平，刃部有破损，两侧有密集的崩片痕迹。长9.8厘米，宽5.4厘米，厚3.6厘米（图九：6）。

凿标本IH12：3，整体呈长方体状，顶部较平，两侧边平直，刃部残。残长6.4厘米，宽1.6厘米，厚0.9厘米（图九：4）。

磨棒标本I采：16，整体呈圆柱体状，仅存一半。残长9.2厘米，直径6.3厘米（图九：7）。

锄标本I采：1，整体经打制呈亚腰形，顶部较平，刃部较钝。长17.6厘米，宽13.2厘米，厚3.0厘米（图九：2）。

饼标本I采：12，整体经打制呈圆形，两面局部磨制。直径10.5厘米，厚0.8厘米（图九：3）。

镞标本IH12：8，燧石打制，整体呈弧边三角形，凹底，边缘、底边两面琢压而成。长2.2厘米，底宽1.3厘米，厚0.3厘米（图九：8）。

图九：出土青铜时期石器

1、5.石铲（IH12:1、IH15:1）2.石锄（I采:1）3.石饼（I采:12）

4.石凿（IH12:3）6.石斧（IH12:2）7.磨棒（I采:16）8.石镞（IH12:8）9、10.纺轮（IT0502:1、IT0101③:5）11.网坠（IT0204②:1）

四、辽金时期遗存

此次发掘共计发现辽金时期灰坑23座，房址4处。

（一）遗迹

1.房址共4座，破坏严重，范围较模糊，分南北两排，呈东西向分布，南侧F1、F2、F4，北侧为F3。

I区F1，位于IT0101西部。开口于③层下，打破④层和基岩。房址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平面呈长方形，由灶、烟道、部分炕体及室内活动面构成。房址通长4.46米，宽3.48米。灶台位于房室中东部，北以烟道与火炕相连，平面近圆形，直径约1.22米，残高0.15米，顶部石块和布纹瓦覆盖；灶眼位于灶中部，平面呈圆形，直径0.6米；灶膛平面呈亚腰形，接近灶门的一端有盖石，长1.08米，宽0.40-0.65米，深0.25米，壁面烧结坚硬且较厚；灶门位于灶南侧，长方形平顶，顶部有盖石，宽0.37米，高0.25米；操作坑平面近方形，火烧痕迹明显，长1.06米，宽0.94米，深0.25米；烟道共有3条，并列排置，于西侧交于一处，三条烟道形制大致相同，宽约0.15-0.25米，深0.15米；活动面位于灶的西侧，烟道南侧，其南部被破坏范围不清，平面残呈长方形，长约2.31米，宽约1.50米，深0.15米（图十）。房址活动面、烟道、灶址内出土较多夹砂灰陶片、布纹瓦及铁镞、铜钱、瓷器等遗物。

I区F2，位于IT0201西北角。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和基岩，被H10、H11打破。房址北高南低，因破坏严重平面形状不明，由灶、烟道、部分炕体及室内活动面构成。房址通长4.06米，宽3.26米。灶台被H11打破，仅余西北一角，平面形状不详，深0.25米；灶眼亦遭破坏，形制不明；灶膛平面呈亚腰形，两侧有立石，立石面和火道壁被烧成红褐色，长约0.85米，宽0.40-0.65米，深0.30米；灶门位于灶西侧，平面长方形，宽0.39米，高0.29米；操作坑平面近方形，火烧痕迹不明显，长约1.05米，宽约0.96米，深0.25米；烟道共有三条，并列排置，于北侧交于一处，三条烟道形制大致相同，宽约0.1—0.15米，深约0.1米；出烟口平面呈圆形，直径0.30米，深约0.30米（图十一）。活动面范围不清，推测位于灶址北侧和烟道西侧的基岩上。房址、灶址和烟道内出土少量夹砂灰陶片和布纹瓦。

2.灰坑23座。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坑壁多为直壁，少数弧壁；坑底以平底者居多，锅底状和不平者较少。

I区H4，位于IT0402东部，部分压在隔梁下，未全部揭露。开口于③层下，打破基岩，被H3打破。坑口形状呈不规则形，直壁，平底。坑内堆积不分层，为褐色土，夹杂有黄色小石块，土质较疏松，出土大量夹砂灰陶片、少量瓷片及铁匕、铁钉、铜钱等。发掘部分长径2.27米，短径2.04米，深0.32米（图十二）

图十：IF1平剖面图

图十一：IF2平剖面图

图十二：IH3、IH4平剖面图

II区H4，位于IIT0104东北角，开口于④层下，打破基岩。坑口形状呈椭圆形，弧壁，底不平。坑内堆积不分层，褐色土，夹杂有大量的黄色料礓石块和红烧土粒，土质疏松，出土较多夹砂灰陶片和瓷片。口长径2.10米，短径1.66米，深0.35米（图十三）

图十三：IIH4平剖面图

II区H8，位于IIT0105南部，部分压在隔梁下，为全部揭露。开口于③层下，打破基岩。坑口形状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坑内堆积不分层，为褐色土，夹杂有大量黄色料礓石块和红烧土粒，土质疏松，出土较多夹砂灰陶片、铁锄、铁铲、铁钉等。已发掘部分长径1.60米，短径1.34米，深0.46米（图十四）。

图十四：IIH8平剖面图

（二）遗物

1.陶器，陶系以夹砂灰陶为主，少量夹砂红褐陶和泥质陶，器表素面磨光。器类可见有罐、器盖、纺轮、圆陶片等。

罐标本IH4：5，夹砂灰陶，下腹斜收，平底，素面，器表轮旋痕迹明显。底径10.4厘米，残高4.2厘米，壁厚0.6厘米（图十五：6）。

器盖标本IIH2：1，夹砂灰陶，顶部较平微内凹，蘑菇状钮，素面。口径10.8厘米，高3.1厘米（图十五：7）。

纺轮标本IG1：6，圆饼状，由夹砂灰陶布纹瓦磨制而成，呈圆饼状，中间有一两侧对钻的穿孔。直径9.0厘米，孔径1.2厘米，厚2.4厘米（图十五：10）。

圆陶片标本IF1：7，夹砂灰陶，由布纹瓦磨制而成。直径3.2厘米，厚1.8厘米（图十五：9）。

2、瓷器，白釉瓷和酱釉瓷为主，多数器底不施釉，器表偶见有弦纹。器类可见有碗、罐、鸡腿坛等。

碗，4件。据圈足形态可分为两型。

A型，2件，圈足较高。标本IH7：1，敞口，尖唇，弧腹。腹内壁底部有明显的支烧痕迹，唇外侧饰一周弦纹。圈足及近底部不施釉，余皆施白釉。口径23.1厘米，圈足径7.8厘米，通高7.3厘米，圈足高1.1厘米，壁厚0.2-0.6厘米（图十五：1）。标本IH4：3，仅存器底部分，下腹弧收。除圈足外遍施白釉，腹内壁底部支烧痕迹明显，腹外壁下部有清晰的轮旋痕。圈足径6.2厘米，高4.1厘米，圈足高1.0厘米，壁厚0.8厘米（图十五：4）。

B型，2件，圈足较低。标本IF1：2，敞口，展沿，尖唇，弧腹略鼓。腹内壁和外壁上腹部施白釉，内壁底部可见两个支烧痕迹，外壁下腹部流釉明显。口径17.5厘米，圈足径6.4厘米，通高4.3厘米，圈足高0.8厘米，壁厚0.5厘米（图十五：3）。标本IT0601②：3，敞口，圆唇，唇外侧加厚，深弧腹微鼓。腹内壁施白釉，釉色微黄，底部有支烧痕迹；腹外壁及底部施酱釉，上腹部施一周弦纹。口径19.3厘米，圈足径5.1厘米，高6.5厘米，圈足高0.4厘米，壁厚0.7厘米（图十五：2）。

罐标本IIH4：1，仅存器底，高圈足外撇，器表施白釉，圈足及内壁不施釉，釉色发黄，腹内壁有明显的瓦棱纹。圈足径10.5厘米，残高6.0厘米，圈足高1.1厘米，壁厚0.7-1.3厘米（图十五：5）。

鸡腿坛标本IIT0104④：1，侈口，双唇，束颈，肩部饰一周弦纹，腹部及底部残，周身施酱釉，腹内壁不施釉，可见清晰的瓦棱纹。口径5.1厘米，残高5.8厘米，壁厚0.3-0.8厘米（图十五：8）。

图十五：出土辽金时期陶、瓷器

1—4.瓷碗（IH7:1、IT0601②:3、IF1:2、IH4:3）5.瓷罐（IIH4:1）6.陶罐（IH4:5）7.器盖（IIH2:1）8.鸡腿坛（IIT0104④:1）9.圆陶片（IF1:7）10.纺轮（IG1:6）

3.铁器，种类较丰富，以镞最多，其它有钉、铲、刀、匕、钩、甲片等。

镞，22件，据形制可分为三型。

A型，2件，铲形镞。标本IIH5：1，平锋，扁柱状细铤。长8.0厘米，宽2.6厘米，镞身厚0.2厘米，铤部厚0.4厘米（图十六：3）。

B型，13件，矛形镞。标本IT0301③：1，剖面呈卵形，后部为銎状。长5.9厘米，镞身厚0.2厘米，銎径0.8厘米（图十六：1）。标本IT0301③：2，镞身前部呈矛形，剖面呈菱形，铤部剖面亦为菱形。残长4.4厘米，镞身厚0.7厘米，铤部厚0.4厘米（图十六：2）。标本IIT0105③：1，剖面呈卵形，铤部剖面呈圆形。残长8.7厘米，镞身厚0.2厘米，铤部圆径0.2厘米（图十六：4）。

C型，7件，凿形镞。标本IT0404③：1，扁锋，斜刃，镞身为四棱柱状，铤部剖面呈圆形。长8.2厘米，镞身厚0.7厘米，铤部圆径0.5厘米（图十六：5）。标本IF1：6，扁锋，平刃，镞身为扁长方体状，铤部剖面呈圆形。长9.8厘米，镞身厚0.3厘米，铤圆径0.3厘米（图十六：6）。

钉标本IT0201③：4，由铁条锻制而成，钉帽平面呈长方形，钉身细长，剖面呈长方形。长7.9厘米，宽0.8厘米（图十六：8）。

铲标本IIH8：2，铲身内折呈三角状，銎部残，窄肩，肩部以下内凹，铲头部圆弧。长14.5，宽5.4厘米，厚0.5厘米（图十六：12）。

刀标本IT0101③：3，弧背，直刃，尖状短茎。通长14.4厘米，宽4.3厘米，刀身厚0.6厘米，柄长5.1厘米（图十六：10）。

匕标本IH4：2，直刃，柄部残。残长9.7厘米，宽约1.8厘米，厚0.2厘米（图十六：7）。

钩标本IT0204②：2，形似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挂缰钩，截面呈菱形。长8.1厘米，宽7.3厘米，厚0.9厘米（图十六：11）。

甲片标本IG1：2，上端平直，下端圆弧，周边排列10个穿孔，穿孔两两成组。长8.4厘米，宽3.3厘米，厚0.2厘米（图十六：9）。

4.铜钱，数量多但种类较单一，多为宋钱，另有少量开元通宝。

标本IF1：1-4，开元通宝，钱文真书，对读。直径2.4厘米，穿径0.6厘米，重3.7克（图十六：13）。标本IF1：1-1，皇宋通宝，钱文真书，对读。直径2.4厘米，穿径0.6厘米，重3.9克（图十六：15）。标本IF1：1-2，皇宋通宝，钱文真书，对读。直径2.4厘米，穿径0.7厘米，重4.0克（图十六：14）。

图十六：出土辽金时期铁器、铜钱

1—6.铁镞（IT0301③:1、IT0301③:2、IIH5:1、IIT0105③:1、IT0404③:1、IF1:6）

7.铁匕（IH4:2）

8.铁钉（IT0201③:4）

9.甲片（IG1:2）

10.铁刀（IT0101③:3）

11.铁挂钩（IT0204②:2）

12.铁铲（IH8:2）

13—15.铜钱（IF1:1-4、IF1:1-2、IF1: 1-1）

结语

龙台遗址青铜时代遗存性质较为单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其核心区域位于今赤峰、朝阳境内，年代从夏代中期至商代。小凌河流域以前所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较少，见有锦西邰集屯①、锦州前西山②等；临近的大凌河流域已发掘遗址较多，有北票丰下③、北票康家屯④、义县向阳岭⑤、朝阳罗锅地⑥、建平水泉⑦、阜新平顶山⑧等。龙台遗址的青铜时期遗存与上述遗址遗物相似，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无疑。

龙台遗址辽金时期遗存比较丰富，所发现的四座房址尤其是保存较好的F1对于研究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心腹地的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受发掘面积的限制，未能对遗址有全面的了解。

另外龙台遗址在调查和发掘过程中，于地表采集大量青铜时代遗物，但在发掘过程仅发现两座灰坑属于青铜时期，此与晚期人类活动破坏有关。推测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应与遗址北侧烽火台修建时大量取土有关，根据该遗址辽金时期遗存保存较好的状况，判断烽火台的年代不晚于辽金时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市考古所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白宝玉，参加田野发掘人员有：白宝玉、褚金刚、李霞、王宇、崔雷、尹世丹、马红光、姚志勇等。遗迹线图由马红光绘制，遗物线图由李霞、王宇绘制。发掘过程中得到锦州市考古所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执笔者：褚金刚、刘潼

注释

①吉林大学考古系等：《辽宁锦西邰集屯古城址勘察与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1集，1997年。

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前西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4年。

③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

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3集。

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罗锅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4年。

⑦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3期。

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5期。

原载：《东北史地》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