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底巷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北郊新光村西，西依虞山，北濒长江，海拔3.1—4.1米。面积近4万平方米。

中文名：钱底巷遗址

所属年代：新石器时代

红色景点 | 厦门革命遗址：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旗杆巷联络站遗址

中共（闽中）厦门工委旗杆巷联络站遗址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旗杆巷1号。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这里是地下党员吴学诚、胡冰夫妇的住所，也是中共（闽中）厦门工委的联络站。

临危不惧排险情

1946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已经是11点钟了。在旗杆巷1号的一个房间里，电灯还亮着。更深夜静，四周静悄悄的，这个房间特别引人注目。

旗杆巷1号大门

这个房间是厦门《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吴学诚的宿舍。他和他的爱人胡冰都是地下党员，他的宿舍也是地下党活动的场所，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秘密举行。

眼下，吴学诚夫妇虽然已在套间里就寝，套间外小客厅里的秘密会议还没有结束。参加会议的有五个人。身穿夹克衫、华侨模样的年轻人，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其他还有中心县委委员郑种植、朱义斌和泉州党的重要干部颜家祥、傅维葵。他们围着一张四方桌坐着，讨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有五个伪警察犹如一小撮魑魅魍魉，步步向吴学诚的宿舍逼近。

“不许动!

五个伪警察一齐拥进许集美他们开会的小客斤，并把枪口对准他们。五支枪是清一色二十响驳壳，快慢机全上了，只要扣动扳机就可开火。

这一突然袭击，使小客厅的空气紧张得几乎要凝结了。一边是手持武器的敌人，处于有利地位;一边是赤手空拳的革命同志，全无抵抗条件。五位同志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许集美在伪警察拥进来的一刹那，迅速地把一张通知同志疏散隐蔽的信，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吞到肚子里去了，保住了党的秘密。但是，作为中心县委书记，他还有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的责任。在那种情况下，许集美决定牺牲自己来换取其他四位同志的安全。他轻移脚步，慢慢靠近敌人，准备抢夺敌人的枪支，让战友们趁机冲出去，一场流血的搏斗就要发生了。

在中共（闽中）厦门工委旗杆巷联络站遗址上改建的房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套间里就寝的吴学诚，快步走入客厅。他一边用身体护着同事，一边对警察喊着：“不准动手！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中央日报》编辑，这里是中央日报社的宿舍，你们来干什么？”警察被这突然出现的威慑声镇住了，呆了一下。

“我们是来抓赌博的！”其中一个头目模样的警察，向吴学诚说明来意。

原来，旗杆巷1号这幢房子，住了许多户人家，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以赌博为职业的。伪警察就在夜间借抓赌来敲诈勒索。今晚闯进吴学诚的宿舍，大概是看这里还有灯光，以为是在赌钱。

伪警察的话,使小客厅的空气缓和了许多。许集美放弃了夺枪的打算。吴学诚的态度也不像刚才那么强硬，他接过伪警察的话头，用轻松的口气解释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只是来玩的，你们就搞成这个架势！”

“那他为什么想跑？”伪警察指的他，就是准备夺枪的许集美。

“他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看你们这样杀气腾腾，怎么不怕？”临危不惧的吴学诚随机应变，对答如流，使敌人看不出一点破绽。

五个伪警察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又慑于吴学诚的威严，只好夹着尾巴退了出去。

吴学诚的机智和勇敢，最终使同志们化险为夷。在五个伪警察走远以后，许集美等五位同志，为了防止敌人再来，便立即按计划散开，各自到地下联络站去了。

来源：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五）

（五） 其他铸钱遗址及钱范出土地点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

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

二、上林三官讨论

（一） 何为上林三官

关于上林三官铸钱的记载，在《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中几乎相同，均载：“其后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而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何为上林三官？文献记载没有明确说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测及探讨。南朝宋裴骃认为，可能是均输、锺官、辨铜，虽是推测之语，却一直被史界所引用。陈直根据发现的“锺官火丞”（图五，6）、“锺官钱丞”（图五，5）、“技巧钱丞”（图五，7）、“辨铜令丞”封泥，认为应为锺官、技巧、辨铜。此后，汉长安城及户县兆伦村遗址分别发现了“技巧火丞”（图五，3、4）、“锺官钱丞”封泥，似乎也支持陈直的观点，因此，得到钱币学界的赞同。但丁之方提出异议，认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确如陈直所言，上林三官为锺官、辨铜、技巧，之后省技巧而由锺官总揽铸钱之事，将负责运送铜料与铜钱的均输与锺官、辨铜，合称上林三官。

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四）

（四） 窝头寨铸钱遗址

1962年，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对长安县窝头寨铸钱遗址进行了调查。该遗址西距沣河1公里，北距渭河6公里，包括窝头寨、黄堆村、金家村，面积较大。在此发现大量五铢钱范，还有许多西汉砖瓦，包括“上林”瓦当，黄堆村还曾出土过“上林农官”瓦当。发现的钱模有穿下半星、穿上一横及无记号三种。钱范上有4、6列钱模，范模上有“元凤”年号铭文。铸钱时间应为汉武帝至西汉末年。遗址在上林苑范围内，应为上林三官的一处铸钱工场，但具体属于哪一官，尚需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2012年，阿房宫考古队又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出土一块带“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铭文的范模，明确为宣帝时期铸钱的遗物（图四）

（五） 其他铸钱遗址及钱范出土地点

汉长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还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如好汉庙遗址、郭家村遗址等，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以往好汉庙遗址发现很多新莽钱范，但具体位置比较模糊。陈直认为在三桥镇北五里，这里出土的陶范多长方形阳文正书的范模，浇铸以直流合范为主，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的高台上，民国时台上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庙建在曝衣阁的遗址上。因周围的北沙口、新军寨、孙围墙、吕围墙和双楼寺五村共结为庙社，所以这五个村都称为好汉庙。这一区域位于汉武帝建章宫西南面，发现大量王莽时期的钱范。目前因没有发现建章宫宫墙，因此范围不清。有的学者把好汉庙归到建章宫区域铸钱工场范围内，很不恰当。从发现的钱范看，二者铸钱时间不同，建章宫区域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的铸钱遗址，好汉庙是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郭家村遗址位于汉长安城东部，包括郭家村、三九村、张家堡和尤家庄等几个村庄。1958年，郭家村发现内含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中除王莽铸范外，还有铜环、刀削、车马饰等陶铸范，并在其西北方探出一个窑址。1986年，西安北郊三九村发现一座放置大泉五十陶铸范的窑炉，窑内放置成包的叠铸范，每包叠铸范，铸范层层相叠近50层，一次可铸150枚铜钱。郭家村、三九村均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且相距不远，所出均为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报道说两窑都是烘范窑，说明这里是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铜器的作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给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这种认识应有误，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南部，郭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相距较远。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于制作铸范的，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而且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铸范。

汉长安城内还有几处钱范出土地点，如石渠阁、桂宫、柯寨、何寨、直城门大街等，发现大量陶背范，但罕见范模，更未见铸钱遗迹，可能是相家巷钱范被转移到了他处。2001年，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北岭发现一处新莽“小泉直一”制范遗址，出土百余件小泉直一陶范模，大部分钱范被掩埋在路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