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鲫（原名白壳鲫鱼）盛产于赤壁城西北约33公里处的松柏湖，因鱼体呈银白色，故称银鲫，系长江优质鱼类，美味传颂湘、鄂两省。原松柏湖与柳山湖连成一片，与长江相通，赤壁之战时是周瑜扎寨练兵之地。1965年围垦，建闸筑坝兴修成松柏湖，后扩建成既能排灌又能养殖的中型水库，养殖水面近3000亩，湖泊水质纯净，属营养型湖泊，是鱼类繁衍的好地方。享有美称的银鲫产于此湖，每年所捕的银鲫有数万公斤。而且一年四季可以捕捞。单个鱼重一般为0.5公斤，最大的可达1.5公斤。肉质鲜嫩、汤汁乳白、味道鲜美，别具风味。因而远近闻名，民间早有赞美银鲫的歌谣：“松柏湖里鱼儿多，唯独银鲫长白壳，肉白鲜嫩称佳肴，四季品尝味不错。”( 赤壁)

新银川，老银川，逛吃银川

9月3日，一路大雨，从景泰到银川，终于走出了甘肃。

十三年前自驾在银川住过一晚，那时的银川城市不大，人少安静，街道干净，道路通畅，印象很好。这十几年是中国城市飞速扩张的阶段，银川扩大了十倍不止，这次住在金凤区，感觉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与印象中的老银川完全不同，姑且叫做新银川吧。

办好酒店入住手续，出来寻找吃食。到了银川，怎能错过羊肉呢？宁夏的美食，简单说就是羊肉＋各种主食。宁夏滩羊是目前国内公认的羊肉中的上品，其中的滩不是河滩，而是戈壁滩、荒滩。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那些生长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羊都比不上荒漠上的羊好吃，比如内蒙最好吃的是苏尼特羊，主要生长在从四子王旗到苏尼特左旗的荒漠草原上。有一年十一在新疆自驾，路上遇到羊群，那个时节的羊是最肥的，羊屁股后面长出两个肉球个个有足球大小，看到现宰的羊，那两个球里面完全是白色的，全是脂肪，当地人都嫌太肥而不用这个季节的羊肉来做羊肉汤面片。过去有一种说法说秋天的羊太肥，倒在地上自己爬不起来，得靠人给翻身。以前我不相信，从那以后就信了。

羊肉好，做起来却十分简单，最好的吃法是清炖手抓。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白水煮，除了姜不放任何调料，盐也不放，吃的时候再蘸着盐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

饭馆选了吴忠人开的传统老字号国强手抓，最经典的就是手抓+沙葱+油香三件套，肉、菜、面营养搭配十分合理。

油香一般是指油饼，当然也会有不少花样，比如更加软糯香甜的烫面油饼。宁夏的主食吃法可以说是甘肃和陕西的叠加，尽管在银川随处可以吃到地道的陕西面食，但本地人传统吃法更加接近甘肃，甚至完全相同，除了面，还有花样繁多的馍、饼、包子等等。总之，一个甘肃人到了宁夏，在饮食上完全体会不到离开了家乡。实际上不仅仅在历史上，即使1949年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宁夏都是属于甘肃省的，因此饮食习惯非常相似，甚至大多数时候完全相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沙葱过去都是戈壁滩上野生的，现在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基本都是种植的。如今除了传统的凉拌沙葱，又有了凉拌枸杞芽，更加突出了宁夏特色。

中午吃太饱，需要运动一下，手机一搜，酒店周围体育场馆非常多，这就是新银川的好处。午休后到会展中心打了一小时羽毛球。

晚上打车来到银川著名的怀远夜市，完全是年轻人的天下，逛的是一个热闹。如今全国夜市品种日益统一同质化，烧烤基本一统天下，银川的特色还是羊肉，最佳搭档还是烤羊肉和啤酒。

第二天一早打车来到老城南门，开始了一天的闲逛。

南薰门为银川古城六大城门之一，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惟一的最完整的城门楼，被称为小天安门，看上去还真像，令人哭笑不得。后来在玉皇阁看银川老照片，原来银川解放初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1953年，人民政府拆除了南薰门东西两侧的城墙，开辟了南门广场。1979年在门楼两侧修筑观礼台，南北种植花草树木，就更加接近天安门了。

从南门步行到鼓楼不过十几分钟，相比新城，还是老城人多热闹一些，即便如此走来依旧感觉街道宽敞，人流稀疏，丝毫没有拥挤的感觉。

银川鼓楼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通高36米，以台基、楼阁、角坊组成，台基中心建有十字歇山顶重檐三层楼阁，与以往常见如西安鼓楼不同的是，台基四角建有四个角坊，给人以堡垒的感觉，这一独特造型令我印象深刻。

玉皇阁就在鼓楼不远处，抬头可见，遥相辉映。

玉皇阁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是一座重楼叠阁、飞檐相啄、结构紧凑、玲珑别致的传统木结构大屋顶建筑。现在免费开放，可登楼参观，设有新老银川图片展，可以直观地了解银川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台基的东南角还各建有3层的飞檐角亭一座，可登高远眺。

离开玉皇阁，扫码骑行共享电动单车前往海宝塔，骑到海宝公园东门还车步行进入公园，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而空旷的公园，不少当地人在里面骑车，原来环绕海宝塔寺建成的海宝公园是银川市最大的开放式公园。

走到湖边，远远望见高耸的宝塔，十分雄伟。海宝塔俗称北塔，是一座方形9层11级楼阁式砖塔，通高53.9米。明清时代列为宁夏八景之一，称为“古塔凌霄”。

走近才发现海宝塔寺关闭，只能隔着院墙欣赏，当地人告诉我们因防疫已经关闭挺长时间了。

据说海宝塔过去的名字是赫连塔、赫连宝塔，后来传着传着就成了海宝塔，有说是赫连勃勃下令修建的，也有说不是赫连勃勃创建，而是他修复的。就是那个建立了大夏国，征发岭北十万胡人、汉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修筑匈奴第一王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要一统天下、统治万邦的赫连勃勃。现经考古初步确定海宝塔及海宝塔寺院始建于北朝晚期至隋唐年间，时间大体吻合。倘真如此，不禁令人唏嘘，那座千年大计雄心勃勃要一统天下的统万城建成后不久，胡夏即为北魏所灭，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反倒是这座赫连宝塔保留至今。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宝塔是1961年宁夏唯一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我心目中最能代表宁夏的西夏王陵直到1988年才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比之下，我依然觉得西夏王陵是宁夏最具历史价值和观赏性的文物遗存。

穿过海宝公园，选了一家固原人开的饭馆，主菜选了羊脖子，这是一道凉菜，因为只有冷藏后才能切割的这样整齐，蔬菜选了凉拌扁豆芽，主食浆水面，所有菜都非常美味可口。不少南方朋友感觉手抓羊排有点肥腻，如果羊排吃腻了，可以换羊脖子试试。当然吃羊肉首选还是手抓，手抓最好的部位还是羊排。

什么地方吃得好？标准怎么来说？孙立平老师的标准是：穿着拖鞋溜达过去，就能吃到好吃的。按照这个标准，银川算一个吃得好的地方，毕竟在这里随处可以吃到最好的羊肉。

吃完饭往酒店溜达，顺道进了一家房产中介，聊了聊银川的房价，刚刚看上去很不错的海宝公园湖边兴庆府大院的花园洋房二手房价格大约在一万三四每平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学校和环境，这边基本上是银川最贵的房子了，银川最高的新房价格也就一万多，一般八九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

忽然想起玉门油田的老同学新近在四川都江堰买了养老房，每平米价格也在八九千。其实对于西北人来讲，四川湿热阴冷的气候还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银川的气候和饮食则完全不需要适应过程，而且同样的价格很难在成都买到不错的房子，只能���虑成都周边。当然，养老不一定非要买房，走到哪里喜欢就住一段，最好的季节在喜欢的城市换着住，自由自在，才是我喜欢的方式。

走着走着就感觉好像走出了城市，新城空旷冷清，只有马路没有街道，马路又太宽，不是十车道就是八车道，烈日当头，实在太晒，还是骑共享单车回酒店。银川现有常住人口二百多万，我的感觉是现有的城市规模增加到五百万人同样宽松。好处是开车基本不会拥堵，我喜欢成都的繁华热闹，也喜欢银川的安静宽松。

回酒店午休后前往宁夏博物馆。博物馆就在马路斜对面，考虑到马路太宽阔，日头正晒，还是开车前往。这一片围绕着银川市政府，分布着新建的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科技馆、会展中心等新建筑，个个宽大威武。

博物馆一楼的贺兰山岩画和二楼宁夏通史展中的西夏王陵出土文物是主要看点。我的感觉如果想要全面了解贺兰山岩画，在博物馆看展览比去现场更好。

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铜牛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我的最爱，要是有缩小版的复制品出售就好了。

傍晚去网红地——览山公园看落日，这是一处利用山势仿照古罗马剧场建造的露天剧场，面朝西，眼前是湿地湖泊，远处是贺兰山。

或许是天气原因，并没有感到日落特别惊艳，倒是再一次领略了新银川的宏大，看来之前感觉现有的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一倍到五百万人同样宽松的想法还是格局太小了，现在看来至少是按照千万人口来规划的。问题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宁夏总人口为7202654人，也不到一千万啊。

写到这里，刚好看到朋友圈里孙立平老师的一个视频，摘录一段：

我们这代人，在子孙后代的眼中，很可能是很荒谬、很愚蠢，甚至是很可耻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最独特的一代人，就我们这一代人，就把地球演进数亿年形成的埋在地底下的财富给弄出来用光了，煤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资源，能烧的基本上都给烧了。有人说了，还有不能烧的高楼���厦。那么多高楼大厦，总算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吧。各位，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能有50年？现在看起来是财富的这些高楼大厦，以后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有地放没地放都不知道。千万不要把盖的这堆房子看得太重，将来子孙后代比我们会盖房子，将来对他们来说盖房子是很简单的事，那时候，他们面对着你给他们留下的这堆烂楼，质量低劣、面目可憎的烂楼，他们不是感谢你给他留下的财富，而是发愁这堆破楼怎么办，怎么拆，拆出来的垃圾往哪放？各位，这一点都不是笑话。

当然并不是在针对银川，相反，在这方面，就这些年走过的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言，银川绝对算是好的，虽然摊子铺得大了些，但没有到处建满了高楼大厦，看不到脚手架林立，也没有看到烂尾的现象，我看到了大量的绿地、湿地和公园，保留了大量空地，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而未来的未来，既不取决于历史也不取决于自然环境，更不会由时间自然成就。能否真正成为焕发光芒的塞北明珠，取决于当下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努力和选择。

银行历史 | 近代史上首家民营银行《四明银行》

来源：田米爱读书

从2014年起，我国银行业开始向民营资本放开，开始试点民营银行。之后民营银行陆续获批开业，到2019年5月，江西裕民银行获得银保监会筹建批复，成为全国第18家获批的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的成立，打破了我国商业银行国有垄断的格局，是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也必然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

在已开业的17家民营银行中，除了1家亏损外，其余民营银行均实现盈利。不过，多数民营银行面临着资本补充工具较少、负债成本高、业务创新面临瓶颈等问题，公司结构治理等方面风险也需要谨慎防范。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成立民营银行，在我国并不是新鲜事物，实际上早在111年前，我国就有了民营银行的先例。这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四明银行上海总行旧址

历史上首家民营银行

在晚晴时期，宁波人几乎控制了上海的工商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工商界1800余名人当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00多人，占1/4。在1902年，上海商业公议所（上海总商会前身）成立，由宁波人严信厚掌管，此后商会主要领导人数次变更，均由宁波人掌管。

由于创办新兴工商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宁波人袁鎏、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民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为什么取名“四明”现已不可考证，但想必与位于宁波境内著名风景区四明山脱不了关系。

四明银行规定资本150万两，实收75万两。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并在南京、汉口、宁波等地设立分行，其中周晋镳为董事长，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实际由虞洽卿负责经营。

四明银主要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是商业部，主要经营存款、贷款、贴现、汇兑、发行洋票等业务；一个是储蓄部，主要收取零星款项。其中存款、贷款、贴现、汇兑、发行洋票是主营业务。

在四明银行创办之初，经清政府批准可以发行纸币，而且货币发行权在民国时期依旧得以保留。享有货币发行权，既成就了四明银行，也为四明银行后期发展埋下祸患，后面会详细分析这一点。

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

四明银行的发展与壮大

四明银行成立后，并没有像袁鎏、虞洽卿等人预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刚刚成立的四明银行，就遭到了外资银行和洋行的挤兑，加上内部管理沿用的是钱庄票号管理的一套制度，并没有像后来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样，建立完善的现代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导致刚刚成立的四明银行差点破产！

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缓口气的四明银行，又受到1910年10月爆发的“橡皮风潮”影响，致使总理、协理在次年3月辞职。

1911年4月，四明银行决定改组，实际负责人虞洽卿决定邀请孙衡甫（宁波人）担任总经理，当时孙衡甫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有钱庄从业经历，因此对如何将四明银行从本质上的钱庄，改制为现代化的商业银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改组后的四明银行，仿佛获得新生，迎来了黄金发展10年。在孙衡甫的带领下，四明银行从内部整顿入手，建立健全现代化银行制度，着力开展存款和储蓄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三年后不仅弥补了亏损，并安稳度过1916年爆发的殖边银行上海分行引发的挤兑危机。

1918年，四明银行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行之一；

1919年，四明银行设立汉口分行；

1921年，四明银行上海总行迁入位于北京路240号的自建大楼；

1927年，四明银行资本补足到150万两；

1930年，四明银行设立南京分行；

1931年，四明银行改革，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虞洽卿等7人任董事，向凤楼、郑锡棠为监察人，并改革记账法，由旧式簿记改为新式簿记，开始大力发行钞票和经营房地产业务。

1933年，废两改元，四明银行资本金改定为225万元；

1934年，四明银行存款达到4400万元，房地产遍布上海、宁波、汉口，仅上海租界就有房屋1200余棟；

1935年，四明银行发行钞票达1922万元。

四明银行汉口分行旧址

精准打击，四明风光不再

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

四明银行在孙衡甫的领导下，从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十几年间，就成为上海滩排的上名号的银行，可谓凤凰涅槃。但可惜的是，四明银行还没风光几年，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笼罩在四明银行的头顶上。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实施金融垄断政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

1931年，“金贵银贱”风潮，银价下跌，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四明银行将资金业务大量投向房地产。

1933-1934年，美国为了转嫁危机，放弃金本位制度，货币准备金改“金三银一”，并于1934年实行《白银法案》，开始高价购买白银，导致我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1934-1935年，我国爆发“白银危机”，银价上涨，地产泡沫破灭，价格狂跌，给资金大量投放于房地产业务的四明银行带来沉重打击。

193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暗中大量囤积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于6月1日指使手下分批前往四明银行挤兑，并到处散播四明银行即将倒闭的谣言，形成挤兑风潮。带领四明银行多次度过危机的孙衡甫，这次再也没有希望度过此次危机了，因为孔祥熙对付的不仅仅是四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早已被国民政府控制，通商银行、实业银行、国货银行等等银行，亦在收编范围之内。

举目无望！

次日，孙衡甫在上海《申报》登报，称病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当时民国政府指派叶琢堂（蒋介石同乡）继任，四明银行由财政部接管。

1936年10月，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四明银行增资扩股到400万，其中财政部以公债预约券366.25万元为官股，原来225万股份减值为33.75万元。

1937年2月，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卸任，董事均由国民政府指派，自此四明银行完全被国民政府掌控。

四明银行的衰落固然有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因素，也有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经济统治政策的因素，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民营银行的资本逐利性，通过追逐高利润，从而埋下高风险隐患，给了孔祥熙可趁之机。

四明银行汉口分行旧址

教训之一：贷款管理不善

截止1935底，四明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1500余万元，主要集中在政府、招商局、三北、鸿安轮船等。

当时列强对招商局、三北轮船等公司进行倾轧，是导致四明银行贷款逾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明银行贷款又高度集中度在这些民族工商业上。由于贷款集中度过高，一旦出现风险，容易导致资金周转困难，为后面国民政府的挤兑埋下巨大隐患。

对关系人发放大额贷款又是贷款大量出现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明银行对内部高管发放大量信用贷款，其中董事虞洽卿本人及其名下三北和鸿安轮船公司，逾期的不良贷款就高达四百余万元。

当时虞洽卿名下的两家轮船公司，先用信用贷款5到10万，购进旧船，然后进行修缮，再以15至20万的估值再到四明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周而复始，成就了虞洽卿航运业巨子的美名，但留给四明公司的，只是一堆烂账。

后排左四即为虞洽卿

教训之二：投资集中度高

四明银行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房地产部，将募集的大量资金投放房地产。这些投资资金大部分是来源于四明银行资金发行的纸币和客户存款。

虽然四明银行在“金贵银贱”风潮当中，狠赚了一笔。但在随后的“白银危机”中，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四明银行资金周转困难，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挤兑控制四明银行一个绝佳的机会。

到了1935年底，四明银行共发行纸币1922万元，而且自称储备金达十分之六，实际储备金远远达不到这一比例。而此时四明银行名下投资的房地产多达1200余棟，投入1500多万元，加上贷款逾期较多，实际可利用头寸极少。

1935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取消了四明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四明银行由于大量资金困在房地产上，不少抵押品不能及时兑现。而这时孔祥熙幕后对四明银行进行精准打击，持币挤兑，直接导致四明银行信用破产，最后被官僚资本接管兼并。

孔祥熙

教训之三：内部管理混乱

四明银行自孙衡甫接管以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四明银行从濒临倒闭的泥潭里走了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出现很多大银行病，比如负责人独断专行，管理不善，贪污腐败等情况。

困难时期的需要孙衡甫力排众议大力改革，但到发展后期，这种力排众议，演变为孙衡甫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孙衡甫既任董事长又任总经理，更是让孙独揽大权，任人唯亲，互相包庇，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且孙衡甫从钱庄出来，他的管理风格带有很强烈的钱庄色彩，长期账目不清，公私不分，甚至贪污腐败、侵吞公款。

据1934年4月24日的《大晚报》一篇名为《四明银行总理孙衡甫被控侵款千万》文章报道，四明银行股东方俊千控告孙衡甫侵吞四明银行公款，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1936年，孙衡甫下台后，财政部对孙进行彻查，发现孙挪用公款达500多万。

孙衡甫

后记

自被南京国民政府兼并改组以后，四明银行开始了“官商合办”阶段，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并称为“小四行”，但已不复往日荣光。

上海解放后，四明银行被接收，改组为公司合营银行。1952年，并入上海金融业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四明银行在华商银行中，虽然与“南三行”、“北四行”有一定差距，但其发挥地缘人缘优势，以宁波藉人士主导的上海工商实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也曾取得不俗的成绩。

由于资金运营过程中太过于集中和冒险，无论是发放贷款、发行钞票，还是投资房地产，都过于追逐高利润，而忽略的风险控制。后来孙衡甫当上董事长后，独断专行，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导致四明银行内外交困，最终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被官僚资本所兼并，实在令人惋惜。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赏大清银行股票：析中国银行并购大清银行历史（图）

大清国消亡，民国成立。

旧的国家银行必须消亡，新的国家银行必须尽快成立。

民国成立至中央银行成立只化了2个多月时间，何以那么神速，这是中国银行史上的奇迹，是中国银行史上最早、最完美、最成功的并购改组案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此时，迅速建立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是非常紧迫的事情。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家有规模、有效率、又要有大量的分枝机构、大量的熟练行员的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只有将大清银行并购改组过来这条捷径可走。当时财政部、中国银行、大清银行三方合力是促成这次并购改组成功的关键。

大清银行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国家银行，基础雄厚。以新的中央银行并购改组大清银是再合适不过了，大清银行付监督、民国财政总长陈锦涛认为，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于是陈锦涛常驻上海，于汉口路大清银行楼上专门筹划此事。陈锦涛开始借助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力量，着手以建立中国银行改组大清银行事宜。

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出方案，于1912年1月初正式上书孙中山，建议中国银行改组大清银行，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一面停止大清银行贸易，实行清理。其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地点各行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一面组织中国银行，购买大清银行房屋生财等项，统归接收应用。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照票面价额，换给股票作为旧股，另再加招商股500万两。”报告还对中国银行如何并购改组改大清银行的具体办法提出了意见，另设大清银行清理机关，附属于中国银行内，另置簿据；自财政部批准之日起，作为筹备期间，由财政总长委任正副监督会同大清银行股东代表筹办一切。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据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

陈锦涛立即以财政部名义，于1912年1月24日将上述指示书面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瀛为正副监督。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召开股东大会，传达了批示。大会决定由股东会职员组成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负责与正副监督筹订章程，并管理全行事务。

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召开会议，筹备成立中国银行。接着由财政部支持，中国银行实施并购大清银行，

1.大清银行产权，各分行房产器材由中国银行以1281000元购买。

2.大清银行股权，分为官股与商股，官股抵消战时损失自行消灭，商股500万两，50000股由中国银行置换。

3.大清银行债权、债务，亦分官存、官欠与商存、商欠，官存自行消灭，官欠继续追收。商存共有5871790余两，500两以下者先退，其余全部转为中国银行存单分一至三年结付，存单期满可换股票，商欠继续追收。

4.大清银行行员，除最高层官员撤换外其它行员大多由中国银行延用接收。至此中国银行并购大清银行成功，民国中央银行成立。如果没有大清银行的基础，重启炉灶，那民国中央银行的成立不知要晚多少年。如果没有财政部支持，出文出令，暂支暂垫款项，中国银行并购大清银行将困难重重。

1912年2月2日，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停业清理。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庆祝成立并开始营业；1912年2月14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在南京城内珠宝廊宣布开业；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西交民巷原大清银行旧址成立，上海中国银行随即改称上海分行。随后，天津、汉口、济南、杭州、广州、南昌等地的大清银行也都在中国银行依次购并重组后，相继设为各地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

伴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民国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成立了。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中国银行开始了她不寻常的前进历程。

注：时代不同，当时无并购一词，但当以今天的银行并购规则看当时中国银行与大清银行关系，那是一起非常完美的银行并购。完全附合了当今银行并购规则：银行并购是指银行间通过收购债权、控股、直接出资、购买股票等多种手段，取得被并购方的所有权，而后者则失去法人资格(即被吞并)或改变法人实体行为，或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银行。

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股票：票面上“已换存库”章，

是中国银行与大清银行股东进行股票股权置换后入库封存时所盖之章。

股票文化收藏专栏得到了赵善荣先生的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