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 耀州瓷器耀州窑始于唐代，北京听涛文化介绍：耀州瓷分别有：龙凤倒装壶、公道杯、良心壶（又名两心壶）凤鸣壶、倒流壶（又名倒装壶）。每件都有它的传说。耀州瓷工艺礼品，独具中国特色，集实用性收藏性观赏性于一体，是0礼品，商务礼品，外事礼品的上佳之选。本品可大量定做。公道杯的传说：相传，公道杯是唐朝的传家宝。寿王与杨玉环婚喜之日，唐明皇赠此杯并问杨玉环可知用意？杨说：“父皇赐此杯，是教导我们，凡事要适度，不可过贪，否则将一无所得。”唐明皇含笑点首。该杯盛酒可谓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知足者酒存，贪心者酒尽”，寓示世人办事处世必须讲究公道，不可贪得无厌。公道杯赋于人们的千古事理：在于当今社会，提倡精神文明，提倡经营诚信，提倡务实谦让、公平合理，提倡社会美德具有深厚的哲理和现实意义。天工开物之公道杯由工艺美术大师根据传世绝品复制而成，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并通过对“戒盈杯”的赏玩，深刻理解其蕴含着的深厚哲理。当时烧黑、白、青瓷，宋代青瓷得到较大发展，北宋末为鼎盛期。其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旧称同官，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包括陈炉镇、立地镇、上店镇及玉华宫等窑在内。是宋代北方民间青瓷的主要产区之一。耀州窑宋代晚期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面光洁匀静，色泽青幽，呈半透明状，十分淡雅。装饰有刻花、印花，结构严谨丰满，线条目田流畅。纹饰多满布器内外，种类繁多，有牡丹、菊花、莲花、鱼、鸭、龙凤等，风格粗放健美，生动自然。器形有碗、盘、瓶、罐、壶、香炉、香熏、盏托、注子温碗、钵等。耀州窑在宋时北方的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堪称翘楚。于神宗元丰（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的三十来年间，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不凡的制瓷技巧和洒脱活泼的风格对当时各地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范围广阔的耀州窑系。耀州窑系以黄堡镇为中心，襄括了河南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多个窑场。各窑制品均与铜川窑相似，仅由于所用原料有差别，胎质与釉色也有些微不同。主要产品有：碗、盘、瓶、罐、壶、盆、炉、枕、彩合、香薰、注子、盏托、钵等，凡属生活需要的品种应有尽有。产品特征：唐和五代时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簿，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装饰手法上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样中的动物有龙、凤、狮、犀牛、马、羊、狗、鹤、鹅、鸭、鱼、鸳鸯等。人物有婴戏、佛象、力士等。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水草等。图案纹有：八桂纹、三角纹、回纹等。在纹饰上，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时丰富多样，且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日趋简单。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除陕西境内的一大批窑仿烧外，它的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传到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

耀州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王益区黄堡镇，耀州区董家河镇、坡头镇、寺沟镇，铜川新区现辖行政区域。

中国宋代北方刻花青瓷之冠——耀州瓷

2018年是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如今的漆河两岸仍然有窑火在续写着耀州瓷曾经的辉煌。从初期探索到发展兴盛，耀州青瓷是陶瓷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个曾经打破唐代“南青北白”烧造格局、刻花工艺风靡全国、有“十里窑坊”和“炉火不夜”之称的北方窑口，究竟是如何从宋代众多窑口之中脱颖而出的？

196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70年代开始领队发掘耀州窑窑址；至今已经80岁高龄的禚振西仍然在做着耀州窑和耀瓷的研究工作。关于耀州窑，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讲述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 禚振西

发现耀州窑

耀州窑址因1931年修建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咸铜铁路大面积动土，而出土了不少古瓷器，流散出去而引起了民间的关注。但耀州窑一直未被学术界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耀州瓷器的所有著述，均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等等。学术界第一次了解耀州窑和耀瓷，来源于一次偶然发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这些标本由当时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进行鉴定。陈先生发现这批青瓷的胎釉特征和当时的越窑、汝窑、龙泉窑都不相同。并且，他在这些带有刻花、印花的青瓷片上发现了龙凤纹装饰。龙凤纹装饰的出现代表这批青瓷应当是贡瓷。陈先生随即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上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和这批出土的青瓷实物非常相符，所以他初步怀疑这批青瓷应当是耀州瓷。

第二年，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被认为是耀州窑科学考古调查的开始，也可以视为耀州瓷后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声。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在1958年到1959年间，由泾水考古队长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了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

此次发掘是中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开始。而这8万件出土的耀瓷标本，则成为包括禚振西老师在内，众多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基础。此后，1973至1976年，特别是1984年至1997年，禚振西与其丈夫杜葆仁，对耀州窑开展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考古资料。

耀州窑对“南青北白”格局的打破

北宋 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 高21.9cm 拍卖信息： 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 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专场 成交价： 5,480,000 HKD

耀州瓷一般以烧造青瓷著称，然而在烧造出精品青瓷之前，耀州窑经历了相当长的摸索阶段。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唐代中国瓷器的烧造格局为“南青北白”。即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南方以青瓷烧造最为兴盛。在创烧之初，耀州窑更多是在烧造黑瓷、白瓷和唐三彩。

顺着“南青北白”这阵潮流，耀州窑最开始也是在烧造白瓷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胎料、釉料和化妆土含铁量高的原因，虽然耗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

禚振西说：“瓷器含铁量低，才能烧成白瓷。含铁量的高低决定着白瓷的烧造精细程度。我将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白瓷的原因总结为‘三高’。第一是耀州窑胎料中的含铁量比较高，胎料中含铁量较高，烧造的白瓷就不会白。第二是耀州窑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高。第三是耀州窑化妆土本身的含铁量也高。三种原料含铁量都比较高是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耀州窑与当时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的邢窑作对比。邢窑白瓷的原料、胎料、釉料都比较好，所以不用上化妆土，邢窑就能烧造出精白瓷。中国古代烧造精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是在0.6%以下，白瓷最低也要在1%以下，然而耀州窑的含铁量是大于1%的。大于1%的含铁量已经超过了粗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更无法达到精白瓷标准。由于含铁量高，所以耀州窑最初在烧造白瓷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一层化妆土。即便如此，耀州窑所烧造的白瓷仍然无法和当时的精白瓷相比较。”禚振西说。

顺应着当时社会潮流发展的耀州窑，在尝试烧造精白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耀州窑的工匠们在烧造白瓷的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制瓷原料的特点：原料虽然不适合烧白瓷，但耀州窑的釉料非常适合烧造青瓷。从而工匠们大胆创新，重点发展青瓷器的制造。这一转变可以视为耀州窑在北宋发展至鼎盛的发端。

耀州青瓷的创烧，在唐代当时的瓷器烧造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格局，最终成为北方青瓷的烧造代表。

为什么耀州窑鼎盛于宋朝？

唐代中期，耀州窑开始烧造青瓷，到唐晚期，耀州窑青瓷已经烧造得相当精细了。经过晚唐、五代，耀州青瓷最终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发展。

耀州窑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鼎盛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有整个社会手工业大发展的影响，有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但禚振西老师认为，如果从耀州窑自身来说的话，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耀州窑在制作和烧成工艺上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

她说：“北宋时期耀州窑在烧成工艺上的三项大改革：一是发明了用畜力，也就是用牲口来进行泥料的粉碎，代替了以前的人力用碓臼加工，畜力保证了高质量泥料的大规模生产；二是唐、五代时期，耀州瓷烧造过程中，拉胚的轮子是木轮，到了宋代改革成了石轮。改用石轮不仅指将木轮的材质进行简单的更换，且对木轮里的轴承等构件也进行了改革。石制拉胚的轮子不仅速度快，同时非常平稳。由于此项改革，北宋时期耀州窑开始烧造出了许多大器，而唐、五代时期耀州瓷没有大器。现在耀州窑博物馆内就藏有大约30至40厘米的瓷盘和大瓶；三是当柴烧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耀瓷大规模的生产，耀州窑将原来的柴烧窑炉改革成了煤烧。耀州窑是我国第一个发明用煤来烧造瓷器的窑口。用煤做燃料，是耀州窑对北方制瓷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过这三项大的改革，耀州窑的烧成工艺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三方面的改革必然会使耀州窑的烧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宋朝成为了耀州窑鼎盛发展的时期。

宋瓷在所有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中的占据比例是75%，也就是说，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数量众多的宋代窑址足以说明宋代工商业的发达。禚振西认为：“宋代虽然军事上较弱，但是文化、科技、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北宋时期，即使南宋偏安江南，也依然可以靠工商业支撑起整个国家财政。乡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所以用“瓷窑如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我认为非常贴切。”

可以说，耀州窑自身在烧造工艺上的大变革和宋代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共同促进了耀州窑的大发展。

从“青瓷刻花之最”看耀州窑装饰工艺

同样是青瓷，作为北方青瓷代表的耀州窑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相比，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耀州青瓷的透明度比较高，由于是煤烧，所以耀州青瓷在釉色上会略偏一点黄。和越窑青瓷釉面呈半透明相比，耀州瓷的釉面相对来说比较透。因为釉面较透，所以耀州瓷更适合釉下装饰。

耀州窑有“青瓷刻花之最”之称，刻花装饰是耀州瓷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刻花装饰事实上是由最开始的剔雕花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耀州青瓷的装饰演变可分为划花、剔花、刻花、印花几个过程。这几种装饰工艺在耀州瓷上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从探索到追求艺术性，再到提升装饰工艺制作效率的过程。

划花是耀州青瓷最早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以尖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禚振西说：“晚唐、五代时期，划花开始运用于耀瓷之上。五代时期，耀州瓷在运用划花的同时，还发明了减底剔花工艺，这种工艺一般常见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耀瓷之上。减底剔花工艺由匠人们逐一在瓷器上进行雕刻，艺术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减底剔花生产比较费力，产量低，所以供不应求。于是，北宋早期开始出现了刻花。刻花也被称为两刀刻法，一刀深刻，一刀削泥，相比减底剔花，刻花的工艺制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这种刻法既保留了减底剔花的立体感效果，又体现出刻花刀痕的犀利，具有了宋代耀瓷的独特特征。”

宋 耀州窑刻花碗 局部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印花连生贵子纹笠式盌 局部

左：缠枝菊纹盏内范 右：青釉印花缠枝菊纹盏 耀州窑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耀州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刻花也有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于是在北宋中期，耀州窑又进行了工艺装饰的大变革。

禚振西说：“由于制作速度的供不应求，刻花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印花。印花是先在泥料上刻出不同的纹饰，然后将泥料做成馒头型的‘印花模具’，然后工匠们按照模子的造型和尺寸确定高度与大小，再将拉胚制作好的碗盘类圆器素坯倒扣在印模上，就能得到精美而复杂的印花纹饰了。这种印花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按照印花模具来做的，所以工匠们一般在模子上会力求完美和多样化，整个花纹布局和图案构图会非常丰富多彩。”

印花装饰工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耀州青瓷日益见长的需求，这种类似于现代工厂“流水线”一般的纹饰工艺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禚振西说：“印花工艺是根据刻花工艺演变而来的，而且影响到众多窑口的学习和使用。宋代整个瓷器的印花装饰一种是模仿定窑模具，一种是模仿耀州窑模具，这是两种不同的装饰风格。尤其是耀州窑的缠枝菊花纹，当时风靡全国。耀州窑之所以在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在国内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就是因为有耀州窑印花工艺的推广。”

五代精品耀州窑是否是柴窑？

五代耀州窑花口盏 高4.7cm；口径14cm 拍卖信息：西泠印社2017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成交价： 103,500 RMB

欣赏耀州瓷，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向了五代时期的天青釉耀州瓷。无论是釉色还是装饰工艺，五代精品耀州青瓷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让许多人叹为观止。

1985年，禚振西提出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有可能是柴窑的观点。她说：“最开始，我们发掘耀州窑遗址的时候，虽然有零散的天青釉五代器出土，但是并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地层，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85年，我们发掘出了五代耀州窑的地层。在最开始研究五代耀州瓷的时候，我以《坦斋笔衡》文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为依据。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耀州窑曾经是仿汝的。最初我一直将耀窑天青釉器作为仿汝瓷来进行研究，但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年代上不吻合。汝窑的烧造时间是在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时期，如果耀窑是仿汝，那么年代一定是要比北宋晚期还要晚的。但是，根据我们发掘出的五代耀州瓷地层出土的瓷器来看，这批天青釉的时间明显比北宋还要早。这说明早在五代，耀州窑就已经烧造出了天青釉。”

禚振西将不同地层出土的不同年代的瓷片进行对比，从形、胎、釉、造型、纹饰、图案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排列比较。当她发现五代天青釉碎片在宋代的地层下面时，她便开始研究比宋代还要早的天青釉到底是什么。她查阅各种文献，最终发现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器与《格古要论》中记载的柴窑特征一模一样。她说：“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支撑我的观点的是我发掘出土的瓷片实物和地层关系。”

五代耀州窑究竟是不是柴窑，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问题，在尚未有定论之前，也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耀州窑，研究柴窑。

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导致耀州窑青瓷走向衰退

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耀州窑当时曾为朝廷烧造“贡瓷”。古书记载，耀州瓷在最辉煌的时候，漆河两岸陶坊非常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炉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

然而，一个窑口的盛衰并非人力能左右，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总体来看，金代基本延续了北宋时期且继续发展，但金代晚期和元代，耀州窑青瓷开始转型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耀州窑青瓷没落的原因，禚振西认为：“金承宋制，宋以后的金代对耀州窑青瓷仍然有所发展，我们一般认为，耀州窑唐代开创且多方探索，五代成熟，主烧青瓷。之后的宋、金一直以青瓷为主，金后期的耀州窑青瓷开始衰落，逐渐走大众路线，将原有以烧高档青瓷的特征，改为大量烧民间用瓷。史书《铜川县志》记载，耀州窑的没落原因是毁于金元战火，对于这种观点，我本人持不同意见。”

战争是影响窑口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五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期，然而五代的耀州窑却烧造出了精美异常的天青瓷。禚振西认为，耀州窑青瓷衰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瓷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她说：“商品经济决定了人们在选购瓷器时，必然要‘货比三家’，要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即‘龙泉青瓷兴盛之日，就是耀州青瓷衰败之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异军突起，在薄胎厚釉技术、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频现突出成就。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达到了质量高峰，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基本属于青瓷中的‘后起之秀’，然而它一进入市场，便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禚振西说：“就像耀州窑曾经‘取代’了越窑一样，龙泉窑同样在南宋‘取代’了耀州窑。龙泉窑之所以能取代耀州窑，是因为它集南北青瓷之大成，特别是南宋晚期，它直接面对的是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然而耀州窑在此时，基本处于和国际市场脱节的状况。我们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的盛衰必然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窑口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就包括了瓷器原料影响的要素、所处环境的要素等等，我们要多方面去分析。”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南宋整个经济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禚振西认为：“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和它窑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同样和统治者的需求、要求、扶持有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两宋之后耀州青瓷的衰退，我们应该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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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博物馆耀州窑精品瓷器鉴赏

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在唐宋时期，此地归耀州治理，故取名耀州窑，古时候窑口命名多以窑场所在地命名，耀州窑从唐开始烧制，经历了五代，宋，金，元几朝千年时间，在北宋时期达到全盛，最后终于元初。

下面小编带领大家欣赏下各地博物馆馆藏得耀州窑精品瓷器

1、五代耀州窑剔花双凤首壶

2、五代耀州窑剔花兽首壶

3、五代耀州窑剔花双流壶

4、五代耀州窑剔花壶（残）

5、五代耀州窑剔花壶

6、五代耀州窑剔花兽首倒流壶

7、辽、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

8、辽、五代耀州窑刻花莲瓣纹盖罐

9、北宋耀州窑刻花提梁兽首三足壶

10、北宋耀州窑刻花镂空三足香薰

11、北宋耀州窑刻花执壶

12、北宋耀州窑刻花梅瓶

宋金时期河南耀州系青瓷的比较研究

《猛虎 • 文物考古》2019年第5期

宋金时期河南耀州系青瓷的比较研究

作者：李旭

引言

纵览中国陶瓷发展史，青瓷发祥于南方，较成熟的白瓷则自隋代起由北方窑场率先生产。北方青瓷最早烧成于北朝时期河北曲阳、河南的安阳、巩县以及山东淄博、曲阜、枣庄至苏北徐州等地区的相关窑场。唐代则形成了分别以北方邢窑和南方越窑为代表的“南青北白”的陶瓷产业格局，但全国各地区域工艺交流频繁，除了青瓷白瓷外都形成了装饰风格多姿多彩、工艺品别繁多的陶瓷产品。

五代以后，不仅北方白瓷迅速传播到南方，在安徽、江西等地区开枝散叶；北方也吸收借鉴南方青瓷的先进技术，涌现出了高品质、大规模的青瓷生产新基地，自后周世宗柴荣“指天为色”，定烧“天青色”瓷器，耀州地区的黄堡窑场异军突起，率先把北方青瓷生产引领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左图：五代 耀州窑青瓷摩羯形水盂 辽宁省博物馆藏

1971年辽宁北票水泉M1出土

右图：五代 耀州窑 青釉提梁倒灌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68年山西彬县出土

北宋时期皇室和士大夫阶层对青瓷的推崇，民间需求的大量增加，客观上都刺激了北方地区青瓷窑场的迅速崛起，西北耀州窑场和河南中原地区窑场成为两大重要区域，到北宋时期都发展到巅峰，交入金元后更进一步辐射扩散。至此，青瓷生产成了北方地区最重要的陶瓷品类之一，窑址密布。

陕西和河南两大青瓷生产区域的工艺史渊源和关联，对于唐以后北方青瓷工艺的基本架构和交流传播的历史动变等研究方向，有着重要学术价值，遵万斌老师嘱托，集中对宋金时期河南出产的耀州系青瓷进行一次分析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 河南耀州系 宋代青釉印花器四例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拟在已有考古成果基础上，对北宋至金代（公元960年-1234年）的河南各相关窑场的耀州系风格青瓷——即业界沿袭的类型学上，在青釉釉相、造型、装饰手法和制造工艺等方面大抵类同的产品，主要是耀州窑风格的刻花、印花及素面青瓷等器物遗存，包括原本习惯上归类为“临汝类青瓷”等器物，做相对集中的排查和小结，尽可能勾勒出河南地区该类产品的历史分布状况，展示其工艺美术细节。并与陕西耀州窑产品做大致的比较分析，探求两者的工艺史关联。

北宋初期，河南耀州系青瓷开始出现在中部地区伏牛山一带的窑场；宋金时期，其烧成品的品质和数量都达到了巅峰；至金末时，烧成品质量逐步下降，但所涉及的窑场几乎遍布整个河南地区。

二、河南耀州系青瓷的考古历程和成果

河南地区耀州系青瓷的发现与学术界对汝州地区“汝瓷”的调查研究密不可分。在20世纪30年代，原田玄讷（日本）等人就到临汝县进行过调查，采集到的标本中大多数是耀州系青瓷，因此不少国外的学者曾一度认为汝州是北方青瓷即耀州系青瓷的主要产地，至1935-1936年故宫博物院选送清宫旧藏的汝窑、官窑器物，参加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后，才初步认识到“汝官瓷”和耀州系青瓷的区别。

50-80年代，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等人先后对河南中部相关窑场进行了调查，均发现了大量耀州系青瓷标本，并且冯先铭先生首次提出这些为民间烧制的素面或印、刻花青瓷为“临汝窑”，用以区别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天青釉“汝官窑”[1]。

90年代至今，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省内大多重要窑场进行了考古发掘，更加明确了河南省内耀州系青瓷的烧制时期及分布范围。

以下就窑址出土、墓葬出土及其他考古发现等情况，分别予以简要说明。

1.窑址出土

从已有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宋金时期，河南地区烧制耀州系青瓷的窑场众多，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地区。包括以汝州为中心的中部烧造区（鲁山窑、临汝窑、严和店窑、清凉寺窑、钧台窑、扒村窑、登封窑、密县窑等）；以新安、宜阳为中心的西部烧造区（新安北冶、庙后和城关窑，宜阳城关、锦屏山窑等）；而南阳内乡大窑店窑场和黄河北岸太行山南麓一带的当阳峪窑、鹤壁窑场等，是河南地区南、北部较为分散的兼烧耀州系青瓷的窑场，其烧成品的品质、产量均低于河南中西部地区窑场。

宋金时期河南地区耀系青瓷烧制区域图

2.墓葬出土

目前可查到的墓葬出土的耀州系青瓷有：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出土青瓷碗3件[2]；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出土青瓷碗3件、盏2件[3]；洛阳安乐出土窖藏瓷器45件，其中16件青瓷[4]；山东宋墓出土青瓷碗、盘各一件[5]。

宋金 青釉鬲式炉 三门峡市博物馆藏

1990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区宋墓出土

3.其他相关记载（馆藏或遗址出土器物）

北宋 青釉印花碗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90年河南省郑州市服装总厂出土

北宋 青釉刻花碗 洛阳博物馆藏

河南省洛阳四道北砖瓦厂出土

金代 内乡邓州窑 青釉碗、青釉盖碗、青釉印花盘、青釉洗河南省博物院藏

1992年河南省淅川县丹江水库沉船出土

金代 青釉刻花罐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90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化工厂工地M18出土

三、河南地区各窑场耀州系青瓷的生产状况和特征分析

宋金时期河南中西部是耀州系青瓷主要产区，下面对其中比较典型的窑场加以介绍。

1.鲁山窑

鲁山窑位于今河南省中部，平顶山市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也称“段店窑”、“鲁山段店窑”。

鲁山窑青釉瓷产量较大，且工艺成熟，应为本窑高端产品，主要有碗、盏、盘、盂、洗等制品。按釉色及制作工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类“汝官窑”的天青色满釉支烧器[6]；另一类是以印、刻花工艺为主的耀州系青瓷。

北宋 青釉印花碗 平顶山博物馆藏

鲁山窑场烧制的耀州系青瓷，胎质坚实略粗，呈灰褐色或灰白色，釉色匀净而富有变化，天青、灰青、粉青、豆青、灰白等都有发现，大多开片细密。器物内壁多见印花，有少量刻花的情况，外部多刻划直线放射纹或弦纹。

北宋 鲁山窑 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2.清凉寺窑

清凉寺窑场位于宝丰县西的大营镇清凉寺村，地处伏牛山余脉的丘陵之中，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在1987年到2000年间，先后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7][8]，通过采集到的瓷器标本可以看到清凉寺窑场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烧造区域：清凉寺村至村西北一带以烧制天青釉“汝官瓷”为主；村南至韩庄一带以烧制耀州系青瓷为主。

北宋 清凉寺窑 青釉划花瓶标本

2015年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

北宋 青釉刻花牡丹纹盘标本 河南考古研究所藏

宝丰清凉寺出土

北宋 青釉凸线纹碗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89年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

清凉寺窑场烧制的耀州系青瓷，烧制时间上略早于“汝官瓷”，多采用支钉或垫饼支烧，胎质紧实多呈灰白或土黄色，釉色以豆青色、青绿色或青灰色为主，有素面、刻划花和印花三种装饰手法。其中印花器物居多，缠枝菊纹最为常见，而刻划花则继承了唐代的工艺特点，先刻出花卉轮廓，而后蓖划出花叶脉络，突出主题。

清凉寺窑耀系青瓷有部分精致的印花器，其纹饰清晰、线条流畅、胎体轻薄，有别于其他河南耀州系窑场常见的胎体厚重纹饰模糊的情况。另外该窑较为特殊的产品有一种浅腹印花碗，碗内有六或十等分的分格，分印折枝花卉，构图精巧。

北宋 清凉寺窑 青釉印花碗 宝丰汝窑博物馆藏

1988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Ⅰ区出土

北宋 青釉刻鹿纹盆标本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2000年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出土

北宋 清凉寺窑 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3.严和店窑

严和店窑位于临汝县城南12公里左右的蟒川乡严和店村北的丘陵地带，文物部门在1953年至1989年期间多次对严和店窑址进行了考察、发掘。遗存瓷器主要为民间日用的碗、盘、盏、罐、尊、瓶等耀州系青瓷，仅发现少量类“汝官窑”标本。

北宋 严和店窑 青釉刻花钵

汝州博物馆藏

严和店窑场烧制的耀州系青瓷，施釉均匀，器形灵巧。器物胎质薄，质地紧密，多呈灰色，釉色以豆青色为主，深浅略有差异，多采用印、刻花工艺，装饰图案丰富多变，写实性较强，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风格[9]，少部分碗的内底花纹中间有“章”、“吴”、“童”等方形铭文。

北宋 严和店窑耀系青瓷标本 汝州博物馆藏

北宋 严和店窑 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4.宜阳窑

宜阳窑东临洛阳和新安县南北相连，窑址在宜阳县城和县城西李沟的二里庙、三里庙一带，被分别称为宜阳城关窑和宜阳锦屏山窑，均为主要烧制耀州系青瓷的窑口。

北宋 宜阳窑 青釉印花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宜阳窑烧制的耀州系青瓷以豆青色釉为主，一般施釉较厚，釉面气泡较多。器表除去素无纹者外，刻花和印花占多数，还有少量的划花或刻、划兼作，以及刻、划、剔地等技法并施的。在装饰纹样中有各类缠枝花卉、分格折枝花卉、海水游鱼、细线划花以及戳印米粒纹等。与周边窑场所不同的是该窑碗内多满刻菊瓣纹，器物外壁或器盖顶也多刻线纹，形成以盖纽为中心向四周的放射线，简捷而生动。

北宋 宜阳窑 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5、内乡窑

内乡窑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伏牛山南麓的南阳地区，窑址位于内乡县城西约25公里的岞曲乡大窑店村西一带。

内乡窑所烧青釉瓷以碗、盘类耀州系印花青瓷为大宗，大部分为凸起的阳纹。装饰题材常见花卉和水生物纹。北宋早期烧制的青釉碗多为外壁刻莲瓣纹，之后的印花青釉器则发展为模印兼刻的制作方式，金元时期多为内壁分格开窗印饰花卉，或以水生物纹样装饰。

北宋 内乡窑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内乡窑青瓷的特点是：施釉厚且多有垂釉，釉色介于禹州、清凉寺窑之间；该窑烧制的青釉碗不同于河南中部地区窑场所采用的宽矮圈足，多为高窄的圈足；印花纹饰也比河南中部窑场的同类产品更为凸起，立体感更强；内乡窑印花碗外壁没有常见的刻划叶筋纹的情况。

北宋 内乡窑青釉瓷标本 故宫博物院藏

6、新安窑

新安窑是宋元时期的一处大型窑场，目前已经发现的古窑址有二十余座，其中位于畛河支流北岸的北冶、庙后窑，位于县城西南角的城关窑，是具有代表性的耀州系青瓷窑址。

新安窑耀州系青瓷胎质细腻坚实，多为灰色或灰白色；釉色有天青、豆青、豆绿等，清透明亮，极少垂釉现象。新安窑耀州系青瓷以印花装饰为主，纹饰多见缠枝菊纹，中心饰团菊纹。个别器物还刻印“吴”、“杨”、“张”等姓氏铭文。另外也有各类花草纹、水波纹、动物纹等等，其中耀州窑独特的“一束莲”纹也有采用，可见其与耀州窑有紧密的联系。

北宋 新安窑青釉瓷标本 网络数据采集来源

7、钧台窑

钧台窑场位于禹州城与古钧台一带，东西长约一公里。其中以八卦洞为中心，西至钧台，南至马号门街是主要烧制汝系、耀州系青瓷的生产区域。

北宋 青釉刻花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钧台窑址出土

钧台窑耀系青瓷胎色多见黄或灰色，胎质略粗且坚实，烧成温度较高，釉色主要有天青、豆青等，多微泛黄是其特点。装饰工艺上多以印花为主，兼有刻、划工艺，纹饰多为各类植物花卉纹、海水游鱼、禽鸟等图案，器物外部也见刻划直线纹或柳叶纹等。

北宋 钧台窑 青釉标本一组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钧台窑址出土

四、河南耀州系青瓷与陕西黄堡窑、陈炉镇窑青瓷的比较

耀州窑场主要分布于陕西省铜川市辖区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上店村、玉华村及耀县塔坡等地，尤以黄堡窑为其代表性中心窑场，面积最大，产品工艺、质量和影响力最优，刻花印花青瓷为其标志性产品，素以“巧如范金”著称。

关于河南耀州系青瓷与耀州窑的关系，大部分学者持两种观点：一种是河南耀州系青瓷源自对耀州窑青瓷的仿烧；另一种是“既有早期汝仿耀的方面，又有晚期耀仿汝的方面”[10]，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观点，下面具体作以比对说明。

1.器型比较

河南耀州系青瓷多为民间日用器物，涵盖碗、器盖、瓶、盘、洗、盏及盏托、盒子、罐、执壶、炉等。

耀州窑青瓷的器型更为多样，装饰工艺更加繁复精致，可以分为餐具、茶具、酒具、化妆用具、生活用具、卫生用具、医药具、文房具、陈设具、宗教祭祀具等，每一种器物有不同的造型，整体而言，不下千种[11]。

2.纹饰比较

河南耀州系青瓷在发展初期多以素面和简单的线条纹作为装饰，北宋早期为其发展期，刻花技艺已经娴熟，为提高生产效率等，印花青瓷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发展，时间上要早于耀州窑印花青瓷，之后印花工艺趋于成熟，并成为之后河南耀州系青瓷的主要装饰手法，纹饰上根据题材不同可分为文字类、花卉类、动物类、人物类等，文字类多以单字为主也有“窑司”等词，均置于碗类器物内心，周边多为放射性菊瓣纹，再搭配缠枝牡丹、莲花、海水游鱼、螺等，构图紧凑丰富多彩，后期还采用多种装饰题材配合使用，或者采取分区装饰，在碗、盘的器物内壁分为6-10等份，在每份上再饰以花卉纹饰等，装饰题材异常丰富。

耀州窑青瓷在北宋早期同样多为素面，少数器物有划花或剔花装饰，之后逐步演变为以刻花工艺为主要装饰手法，纹饰包括菊、莲、牡丹等花卉图案，龙、凤、狮、鸭、鱼、瑞兽等动物图案，印花青瓷也开始出现，至北宋后期印花青瓷的数量已经超过刻花青瓷，图案上新增了松、梅、竹、蕉、鸳鸯、雁、鹤、云雷纹等，金元时期，印花、刻花仍同时存在，纹饰简化[12]。

3.胎釉比较

胎质方面：河南耀州系青瓷或许是受到原材料或工艺影响，其胎质稍粗部分有可见杂质，胎色以灰色或灰黄色居多，大多胎体厚重；耀州窑除早期黑胎器物胎质酥松、施化妆土外，之后的胎质均坚实细密，以灰白胎质为主，鼎盛时期胎体薄且精巧，多见二次修足，晚期逐渐变厚。

釉质方面：河南耀州系青瓷色泽光亮清透，玻璃质感较强，多有细密开片，初创期以灰青、青黄（褐）为主，之后以或深或浅的豆青色为主流，然后在此基础上，豆绿、青绿釉逐步盛行，新的品种如鱼肚白、葱绿等也开始出现；耀州窑早期釉色不稳定，多青中泛黄，鼎盛时期为凝重光洁的橄榄青色，略呈玉质感，被冠以“越器”和“类余姚秘色”之称，后期釉色发灰，其创烧的月白釉是后期耀州窑青瓷的代表。

4.烧造工艺比较

河南耀州系青瓷窑场和耀州窑场所采用的窑炉基本相同，都是北方地区常见的马蹄形窑炉，区别在于耀州窑的窑炉通风口较长。河南窑场在后期逐步出现变化，出现了葫芦形、长方形连体窑等，而耀州窑窑炉的形状前后没有明显变化。

装烧方式上，河南耀州系青瓷窑场和耀州窑场均采用筒形、漏斗形匣钵装烧，采用火照来监测炉温。支垫方式上略有差异，河南耀州系青瓷多采用垫饼垫烧、堆砂垫烧、支钉支烧等；而耀州窑除垫饼、堆砂垫烧外，还有采用泥丸支烧工艺。

从以上的比对中不难发现，二者有着各自独立又相互交融的关系。河南窑场始烧青瓷的时间不晚于耀州窑场，隋代相州窑、唐代巩县窑已经烧制出成熟的早期青瓷器物，但是在唐代经历了“南青北白”的低迷时期，北宋早期同样处于一个初创阶段，都出现釉色控制不稳，泛黄、范灰，胎质粗糙等特征。根据两地县志所记载，宜阳锦屏山窑场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设立德应候碑，耀州窑于元丰七年（1084年）建立德应候碑，可见两者的发展至少是同步的，只是其烧成品各具特色。河南耀州系窑场以生产印花青瓷为主，而耀州窑场以剔、刻花为主。虽然两者在烧成品的品质上耀州窑场更为出色，但是无论剔、刻花器物或者印花器物的装饰题材、布局和技法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应为二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相互学习交流的原因。

小结：

耀州系青瓷在中国宋代南北两大青瓷系统中，代表了北方繁缛风格青瓷的最高成就，尤以剔花、刻花和印花工艺冠绝一时。

耀州系青瓷产区示意图

北宋时期，河南耀州系窑场和耀州窑场都进入了鼎盛时期，两者烧成品的釉色及装饰风格相似，但是由于地域和发展方向的不同，两个窑场的差异逐步扩大。

宋金时期河南地区窑业非常发达，大部分窑场都开始烧制耀州系青瓷。由于河南地处耀州窑系与磁州窑系的中间地带，黄河以北的部分窑场受到定窑、磁州窑的影响主要烧制磁州窑系产品，兼烧耀州系青瓷，产量占比也很小；黄河以南的河南中西部窑场以烧制耀州系青瓷为主，兼烧磁州窑系产品，窑场密度相对较大，技术传播也十分密切，可以随市场需求而及时调整所产瓷器的品种。元代之后中西部的青瓷窑场多注重釉质与釉色的控制与提高，逐步转烧乳浊厚釉的钧釉瓷。

而地处陕西地区宋元时期的耀州窑场，一直以生产青瓷为主。从出土地来看，以辽墓居多，并且辽墓的等级较高，多为身份显赫的契丹贵族墓，大部分的器物输出应该是通过皇室间馈赠、供御以及榷场贸易这些渠道，可见北方契丹人对耀州窑青瓷的认可。至宋末金初，辽境鲜见耀州窑青瓷，而耀州附近的关中地区以及西北部出土了大量的耀州窑青瓷，比如蓝田吕氏家族墓群出土了大批耀州窑青瓷，彬县洪龙河窖藏一次就出土了五十余件耀州窑青瓷，表明此阶段耀州窑的销售区域转移至窑场周边地区，并且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发现了大量耀州窑青瓷，还通过山东和浙江沿海的港口远销海外，这一时期是耀州窑青瓷流布最广的一个阶段，也使得耀州窑场的规模空前壮大。

耀州窑卓越的工艺技术和成功的市场表现，也对河南新安窑、临汝窑、宜阳窑、内乡窑、宝丰窑、禹县钧台窑等窑区的生产取向显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整个中原地区相继形成了众多的该类风格产品生产基地，风靡了整个北方地区，进而再辐射影响四川、福建、两广等地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陶瓷史上影响深远的耀州窑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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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2] 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7期。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12期。

[4] 张剑，《洛阳安乐宋代窖藏瓷器》，《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1999年。

[5] 马玺伦：《山东沂水宋墓》，《考古》，1985。

[6] 孙新民：《鲁山县段店唐至元代瓷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

[7]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11期。

[9] 毛宝亮，赵志文，赵文军：《河南临汝严和店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 禚振西：《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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