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朝笑笑生

第一章大国弈局

一九四三年六月，日军在华中刚刚结束鄂西会战（日方称为江南进击作战）。这一仗里，横山勇的十一军大肆破坏中国军队长江防御工事，打通了宜昌到武汉的水路通道，将困在宜昌的两万多吨运输船顺利带到武汉，缓解了运输船舶紧缺的问题，并重创国军第六战区兵力，算得上一次大胜。东京大本营十分振奋，决心在中国战场继续发动类似的进攻，消耗中国军队战斗力，策应日益吃紧的东南亚战场。

从理论上讲，大本营的指令是有点鬼扯的，因为中国和东南亚相隔上千公里，又有大海夹在中间，无论如何达不成战术策应。但领导的命令就是一切，中国派遣军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还是有策应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中美正在组建远征军，对缅甸的鬼子有严重威胁，所以只要发动几场大的战役、牵制中国主战场的兵力，就等于策应了东南亚战场。

此时鬼子已经开始闹兵荒，到处都在抽调兵力去太平洋守岛，驻华日军兵力明显不足，能够选择的战场也不多。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军找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一是让华北方面军打通平汉铁路，二是在华东大力肃清国共游击队，三是让华中十一军进攻六战区的常德。

第一个方案提出来后，华北方面军的反应并不积极。冈村宁次表示，自己为了扫荡国共游击队，兵力已经十分紧张，暂时无法发动大的攻势，策应东南亚战场。

第二个方案，由华东的十三军实施。十三军显得十分卖力，风风火火地对广德发动了进剿。但他没有抓住“忠义救国军”等游击纵队的主力，自然也达不到“策应东南亚战场”的效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来说，作战计划没有完成，是很严重的事情；而更严重的是，随着飞行部队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中美联合空军又越来越强大，对手不仅敢在重庆打空战，还深入各大战区争抢制空权，搞陆空协同作战；甚至日本陆军航空兵驻华司令中薗盛孝中将也挨了黑枪，在九月九号去广州的航路上被打死了。

眼见战局一天天恶化，畑俊六很是头痛。他并不喜欢盛气凌人的横山勇，可是三个计划里两个都不成功，能向大本营交差的，也就剩下华中的十一军了。

在十一军如何影响东南亚战场的问题上，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都是信心满满的。

不久前的鄂西会战里，横山勇佯攻常德，中国方面第六战区反应失误，将江防军调往湖南南部，结果长江防线被乘虚而入，损失惨重。那时正在云南筹划远征军的陈诚就被召回，紧急坐镇六战区。所以东京和派遣军都相信，只要在六战区搞的动作够大，重庆方面不光会召回陈诚，说不定还能调回缅甸反攻的部队救急，彻底搅黄远征军。

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为什么如此关心远征军问题呢？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在抗战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影响了中国战场上的战略进程。

远征军所处的战场，当年简称C（China） B（Burma） I （India），意思是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下面这张图（来源美国空军）：

这张图里，北面的黑线，就是美国向中国输送物资的驼峰航线。虽然看上去比较短，沿途却都是高原地带，不仅无法建设导航和搜救站点，而且遍布高山，极易坠机，只能用C-46/47型飞机飞行。中美空军付出了极惨重的损失，每月只能保证不到六千吨物资运往中国战场，效费比难以满足战争要求。

对美国来说，想要向中国运输大宗军事物资，就必须启用南部航线。这条航线直线距离长一些，但是航路条件十分优越，可以使用C-54飞机执行任务。四引擎的C-54飞机虽然升限不如C-47那么高，载重量却比C-47大出许多，而且机体宽大，卡车、榴弹炮等重装备都能直接装进去。这条航线打通了，运输量立刻就能增到每月数万吨，可以起到战略上的效果。

南部航线条件很好，鬼子也非常清楚，所以占领缅甸后，立刻在密支那等地修建了大型机场。如果不把这些机场拨掉，行动缓慢的运输机碰到日军战斗机，肯定是死路一条。因此想要接通美国的输血管，就必须进攻图中蓝线代表的滇缅公路—能不能打通这条公路是一回事，至少要占领密支那，把沿线日军机场全部扫掉，保障运输机的安全飞行。

很明显，鬼子也明白这条航线的重要性。考虑到缅甸地方偏远，兵力投送成本极高，单纯把陆空部队派到东南亚丛林沼泽地带，跟美中联军打消耗战，是件十分费力的事情；因此在中国战场反复进攻，逼迫重庆调回兵力，就成为中国派遣军的重要任务。

应该说，鬼子的情报系统是非常发达的。他们不仅弄到了鄂西会战之后，六战区紧急补充七万新兵的命令、以及各路部队调动编成的更新计划，甚至还搞到了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的消息。

抛开其他立场分歧，史迪威同蒋介石在四三年夏秋之际，冲突主要集中在援华物资问题上。

史迪威认为，只要有几个月工夫，集中陆空部队优势全力一击，就能拿下密支那，届时南部航线开通，每月数万吨军火物资源源不断送到昆明，中国战场形势必然为之改观。所以，应当把六千吨物资用在远征军昆明一线上，忍几个月赢来大胜利。

蒋介石认为，现今中国战场已经到了困难极点，亟需各种支援，每月六千吨物资入不敷出，所以应当集中力量保障空军建设，最大程度地支援各个战区。

史迪威和蒋介石都是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他们的想法并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有各自的利弊。中国战场有如一个纵横数千公里、涉及几百万军队的大锅，六千吨物资投进去，就象胡椒面撒进汤里那样，起不到多明显的作用。所以最见效的做法，当然是交给中美联合空军，只要相关战区有机场，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支援，最大程度地抵消日军的优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中国战场的庞大消耗，早已超出了重庆大后方的供应保障能力，中国军队长期面临装备短缺的困境，早已出现枯萎溃败的征兆。所以，只有集中人力物力，把六千吨物资全部用于远征军方向，一举打通空中运输线，才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困境。

蒋介石和史迪威谁对谁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不和，这种战略情报日本人竟然很快就知道了，还把相关任务派到了十一军头上，性质不是一般严重。

就在蒋介石跟史迪威较劲的时候，日本的十三军也在跟十一军较劲。

派遣军司令部很明白，十一军要进攻的常德属于第六战区，帐面上有二十多万人马；南面是薛岳的第九战区，也有三十万大军。虽然这些部队都有自己的辖区要守，但是拉出几万机动兵力是不成问题的，想要顺利攻克常德、歼灭有生力量，就必须尽可能地多配兵力。畑俊六很快把主意打到了旁边的十三军身上。

一直以来，派遣军司令部都认为，十三军兵力密度太大了，比起华北方面军等单位，有很大的空间可挖。四二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十三军一一六师团抽了一个联队去曼谷，现在横山勇要从六、九战区之间掏出常德，自然需要更多的兵力，所以决定，把整个一一六师团都交给十一军指挥。

本来对这个决定，十三军也是服从的，算得上顾全华中战场大局。但是考虑到游击队活动频繁，十一军出征后，原有地区极可能被游击队渗透，万一端了老窝就不好了，因此希望除掉一一六师团，还得从十三军再抽一个支队出来，加强十一军防务。

在四三年八月的时候，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个想法探过底。当时搞幕僚联络活动，十三军一位高级参谋不知喝高了还是怎么回事，顺口说当前形势大好，十三军除了一一六师团，再抽些部队也没关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当然是大喜过望，决定十三军在广德作战完毕后，立刻抽调四到五个大队组成一个支队，同一一六师团一道，调往武汉。

派遣军的决定，是九月五号左右做出的，相关消息传到十三军，顿时炸了锅。

九月十七号，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勇中将提出，本军处于三角地带，需要确保现在的安定局面，而且要防止情况发生变化，例如敌人可能在温州附近搞潜艇基地（？），或者有新建的机场需要摧毁等，必须保持足够的机动兵力，绝不可能抽出四五个大队来，最多再抽一个大队，已经是极限了。

你们的人明明说了可以，怎么能反悔呢？何况理由这么奇葩。派遣军司令部十分恼火，但是松井总参谋长跟着若杉参谋（崇仁亲王）去上海出差了，木下趁机上蹿下跳，死活不让调十三军的兵。

木下的固执，让派遣军很是为难，如果不能调他们，就只有打华北派遣军主意了。可是华北的冈村宁次刚刚抽出三十六师团支援南方战场，无论如何不好再开口，直接截留三十六师团的话，又会引发其他矛盾。于是派遣军决定，不管十三军意见如何，必须强行抽一个支队出来。

区区一个军参谋长，自然拗不过派遣军的严令。九月二十一日，十三军被迫表示，可以抽出三个大队（三中队编制）组成的支队，转给十一军使用；至于那位敢顶撞领导的参谋长，也受到了清算：两个月后，木下中将收到调令，转去菲律宾搞防空作战了。

我查了一下木下勇的生平，意外发现这位仁兄原来是十一军参谋长，四二年底才到十三军当参谋长，四三年六月升的中将。作为老部队出来的人，竟然对从前的单位一点感情也没有，称得上是条小白眼狼，畑俊六要收拾他，也不算冤。

木下勇于四五年七月死于空难。仅仅一个月之差，他没能活过战争。

九月二十五日，十三军正式决定，抽调一一六师团又一个支队，支援十一军的常德会战。

本来按照计划，十一军应该在十月中旬向常德发动进攻，十一月末结束。但是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中国远征军的出击时间往后推了，于是大本营决定，常德牵制作战也要适当后延，配合缅甸战场的行动。

当大小鬼子磨刀霍霍的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忙成一片，他操心的事情，远比常德要大许多。

一九四三年的六月，鄂西会战刚刚打完，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想找个地方，把英国、苏联、中国领导人聚到一起开个会，协调下大家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举动。因为从局势上看，德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败退，但是实力仍然强劲；同盟各国的利益错综复杂，如果不及时划好势力范围、分配清楚战果，极可能出现某家私下媾和的情况，甚至几个国家相互玩无间道，最后便宜了那帮法西斯。想要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划地盘的重要工作，光靠电报是扯不清的，必须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地谈判。

如此重要而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却不敢领情，因为他跟苏联的关系，实在有点复杂。

抗战开始的头几年，中苏人民的友谊是比较万古长青的，那时国民政府需要苏联军援，苏联还派了空军直接参战。但是好景不长，一亿多美元军火陆续到货之后，随着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差点被赶出莫斯科喝西北风，再也不提下一步对华援助了，只想保持远东地区平安无事，好不断抽调军队去东线战场。面对罗斯福四分天下的建议，蒋介石实在不敢随便接招，只好表示可否请美国、苏联、英国领袖谈判，谈好了自己再来见罗斯福，商量剩下的事情。

收到蒋介石的回复，罗斯福又好气，又好笑。

罗斯福的想法，是扶植中国成为世界级大国，好在亚洲安插一个大号的盟友，这是多少国家排着队都盼不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好事。可是蒋委员长底气实在不足，竟然谦虚地表示，只想在大国开完会后，私下表达一点意见，等于把送上门的机会推了出去。

蒋介石不是胆小鬼，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最为精明的枭雄之一。在罗斯福面前如此保守谨慎，是因为他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美国并不是天生的雷锋，大力援助蒋委员长是有期望的，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多打死鬼子、在东南沿线占据更多的机场，一方面配合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另一方面策应美军登陆，把日本困死在本土几个小岛上，战后则作为牵制苏联的棋子，顶在亚洲一线上。无奈中国军队实力有限，算得上是反法西斯水桶中最短的那块板，因此在面对罗斯福的邀请时，第一感觉不是大国雄起，而是小生意家面对大额投资贷款的犹豫，不得不仔细权衡收益风险，保证自己不在大浪里翻船。

对蒋介石的犹豫，罗斯福心里很明白。他之所以推动中国的大国地位，并非道德崇高同情中国人民，而是大家都有数，这一场世界大战打完，几个战败国的势力范围肯定要清算瓜分，谁来分、怎么分就成了一门学问。如果按美、苏、英三家来算，苏联要占的份额肯定比较多；而如果按美、苏、英、中四国来分，至少日本强占中国的那一大片地盘苏联不好多插手，驻日本占领军也可以多一支中国盟军，而地球人都知道，那时的中国名义上是大国，其实就是跟随美国的小弟。

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就是政治家们耍流氓的高级场所，而能参加国际会议的流氓，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美国拚命挺中国，苏联自然心知肚明，于是拚命在里面做手脚，想把中国从财产分割大会里挤出去。斯大林明明很愿意搞这种活动，却硬是拿捏着不肯到场，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表示，他同日本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跟中国坐在一起开会，有点不合适。

听到斯大叔如此“尊重”国际条约的表态，所有人都是哭笑不得。如果中国跟日本打仗就不能坐一起开会的话，英国和美国也跟日本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斯大林不光跟他们开会，还天天追着屁股要援助呢？

别人可以不给面子，斯大林的面子是必须给的，因为他说的话不管真假，都有几百万凶猛擅战的苏军做信用保障，无论如何招惹不起；而大家也很明白斯大林的意思，并不是真的照顾日本感受，只是不愿意跟蒋介石平起平坐而已。但为了防止轴心国各个击破，提前搞好资产划分是必须的，最后只好研究出一个蹩脚的开会方法：先由美英中在开罗开会，达成协议后蒋介石回家，罗斯福、丘吉尔再赶到德黑兰，跟斯大林继续碰头，敲定具体条款。

经过一番复杂细致的协调准备加扯皮，已经过去了快半年工夫。终于到十一月中，蒋介石收拾好行装，千里迢迢地赶到埃及，开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会议。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有钱人的面子永远最大。罗斯福是二战的最大投资商，他的会也就开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完全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奋斗的大会，更是成功的大会。开罗会议的会员们回顾了大家既不渊远、将来也难流长的友谊，贯彻落实了三个开会代表的精神（美，英，中），热烈讨论了日本的下场和相关殖民地的结局，最后发表了《开罗宣言》。在这份痛快淋漓的公报中，美英中三国共同要求，日本必须归还从中国侵占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东北和澎湖列岛，同意朝鲜独立，并剥夺日本从一八九五年来占领的所有地盘。

敲定这份大礼，蒋介石终于确定，他打的是一场物超所值的抗战。六年来他耗干所有兵力，拚命吐血也不肯放手，无非是要求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连东北都没有收复的希望，至于台湾根本想都不敢想；而随着罗斯福的大手一挥，他将跟随美国战车的后尘，顺手收复从清朝割让出去的领土，在几十年窝囊的中华民国史中横空出世，成为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美国和英国同意这样做，连斯大林也在第二天点了头，同意把台湾、东北归还给中国，这样最终胜利就是板上钉钉，只等日本战败投降！

而当日本看到开罗宣言的时候，龟缩在皇宫里的裕仁终于明白，几十年的残杀侵略不是没有代价的，报应已经近在咫尺。除非他能跟希特勒打赢这场世界大战，否则就必须把掠夺的果实全吐出来，把扩大的版图重新缩回去，乖乖地举着双手向盟军称臣，而且还是无条件投降，一点谈判的余地都没有。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第二章开局不利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派遣军下发命令，要求十一军在十一月上旬，对常德及附近地区发起进攻，目标是尽可能摧毁中国军队战力，策应缅甸的战事；完成任务后撤回原地（兵力不足无法占领），计划代号よ（yo）作战。

收到畑俊六指示的时候，横山勇已经准备了很多天。

常德所在湖南腹地是产米重地，号称第六战区的大粮仓，如果在这一带大打出手，不管最后有没有兵力占领常德，至少孙连仲的几十万大军要饿肚子是肯定的。而且从地图上看，再往南面是第九战区，薛岳在那里有三十万人，实在不好随便招惹；孙连仲既要守长江防线，又要守湖南粮仓，很容易顾此失彼，正好可以拿来再练一把手。

几个月以前的鄂西会战，横山勇摆出打常德的架势，把长江防线打得稀烂；这次横山勇决定换一个方式，伪装进攻长江防线，然后转向常德，把六战区再度搅得天翻地覆。

在常德方向，中国方面有过认真的作战预案，准备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沅江西岸地区，利用水网地形加以歼灭。

我相信，国军在制订计划时，肯定对鬼子的习惯，分析过很多次，因为他们假定的进攻，就是鬼子一贯玩的尖兵突进、包抄迂回那一套。按照这个预案，横山勇如果派一到两个师团来犯，肯定会被拖在泥潭里进退不得，最后在优势兵力围攻下头破血流，甚至全军覆灭。当然，如果是十一军倾巢来犯，那就不是六战区能解决的事情了，需要军委会乃至最高统帅过问，各大战区一齐出动。

这份预案，鬼子也弄到了一份，并在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详细研究了多遍。

六战区知道的事情，横山勇也知道，甚至做个估计，如果没有派遣军大力加强的话，十一军驻守之余能派出的部队，还真就不过一两个师团。但是有派遣军大力支持，他的实力显然不止于此，在经过加强后，十一军决定一改从前的风格，从三个方向多路推进、相互呼应，全面突破防线，不给对手任何取巧的机会。而经过努力，他的进攻部队已经远超出一两万人规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战役集团：

第三师团 包括三个步兵联队（各两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工兵三个中队，辎重兵两个中队，其他部队留守警备；

十三师团 步兵五十三联队、一零四联队满编制，山炮十九联队主力部队（两个大队），工兵联队主力部队，步兵一一六联队长指挥一个大队，联队重火力部队。其余两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留守警备；

一一六师团 步兵三个联队，野炮一一二联队第一大队由山炮大队临时充数。各步兵联队留一部警备；

三十九师团

六十八师团

户田支队 四十师团三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

佐佐木支队 三十四师团步兵三个大队，山炮一个大队

宫脇支队 十七独立混成旅团三个大队

柄部支队 三十二师团两个步兵大队

古贺支队 十三军三个混成大队

同以往不一样的是，横山勇专门下了命令，所有部队一律在夜间行军集结，防范中美联合空军侦察与轰炸，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支持横山勇的进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真的是把家底都搜罗出来了。整个进攻部队番号包含六个师团、一个混成旅，连华北方面军的三十二师团都慷慨支援了两个大队；再加上第三飞行师团的一百多架飞机，算得上是全力以赴，对常德志在必得。

在他们的对面，第六战区代理司令孙连仲，也在奋力备战。

由于先前的鄂西会战中，鬼子声南击北，六战区调出了江防军南下，结果险些震动重庆。因此在战后检讨里，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没有百分百把握，绝不能调动北面的江防军，以保证陪都安全。根据这个原则，在通往四川的方向上，六战区布置了三十多个师，只要日本人敢再来，立刻可以进行夹击，一雪上半年之耻；而对非防御重点的南面包括石门、常德，只放了两个集团军、一共十二个师，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希望他们尽量凭自身力量击退来敌，不要麻烦战区总部。

这个布局，等于误判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但是对孙代司令来说，最为难的事情还不是长江或常德，而是人事。

六战区司令本来是陈诚，部队也以土木系为主，只不过陈司令要组建远征军，所以才让他挑大梁。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同土木系的郭忏参谋长一道，既要负责长江沿线的安全，又要保证湖南产粮基地的供应，端的是任重如山。而在横山勇磨刀霍霍的时候，土木系刚刚栽了一个大跟头，此刻地位十分微妙，实在不是打硬仗的好时机。

土木系栽的跟头，叫陈诚。

陈诚一直处在矛盾中，因为他反对组建远征军。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陈诚的优点是做事认真，缺点是做事太过认真。奉命组建远征军的时候，他看到种种问题，尤其是云南物价飞涨，从湖南等地调来的部队经费不足，加上政治腐败、军纪废驰，同理想中的革命军队相差实在太远。因此接手工作之后，陈司令反复跟蒋介石谈的事情，不是如何远征，却是如何取消远征。

领袖的想法是打通国际交通线、从美国取得装备援助；陈诚想的是收缩战线、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强军目标。从战略上讲，蒋介石要利用外部力量解决问题，陈诚却认为打铁必须靠自身硬，主张勤练内功。

陈诚的愿望总地来说是好的，眼光也是独到的，但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他没有搞清楚两点，一是领导永远比下属站得高、看得远，领导认为该从外部解决问题的时候，作为下属提提意见是可以的，老叨念自已的主张是不可以的，反复认为自已正确则是绝对不行的；二是他认为不主动整军肃贪，整个战线有可能全面崩溃、抗战就要彻底失败，实在太悲观了点。因为事实证明，虽然问题多多，中国最终还是撑住局面，挺到了抗战胜利。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陈诚就充满悲观情绪，说远征军困难太多，不可能打赢日本人。虽然史迪威和龙云都很给他面子，但国军内部派系十分复杂，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等人有何应钦撑腰，多次公开顶撞陈司令，让他心里无比失望。这时偏偏又闹出一件大事，把陈诚弄得灰头土脸，终于到了撑不下场面的地步。

作为三大嫡系（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中最清廉、最正直的代表，陈诚在年轻军官中威信极高，也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干劲十足的愤青。这帮人办事十分有冲劲，但想法也是异常激进，平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总是长吁短叹政府那帮高层天天腐败（这个是事实），把委员长的英明主张全部执行走了样。大家说的次数多了，就偷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将校团”，团长是远征军长官部作战科少将科长，王凤起。

天天在茶馆里骂人混蛋是没有用的，那时大街上又没有日本车可砸，王科长和他的团员们为了实现抱负，决心一不做二不休，绑起蒋介石搞兵变，再把看不惯的官僚政客全部收拾掉，实现革命理想的真正大团结；甚至还制订了具体行动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

王凤起不知道，当他们高谈阔论、唾沫星子满天飞的时候，有人也在用冷森森的眼睛盯着他们。

在国军三大嫡系里，胡宗南同军统的关系最好，有什么事大家都是私下解决；汤恩伯也相当懂做人，对特务们经常礼遇有加；唯有陈诚心高气傲，一副老子天下第二（蒋委员长第一）的架势，经常嘲笑胡宗南没什么才能（这个似乎是真的），汤恩伯天天只知道弄权，连何应钦都不过是个庸人，至于天天听墙脚打小报告的特务头子戴笠，当然更不是好人，只能算滥人。

陈诚不搭理戴笠，戴笠自然也不客气，找着机会要摆他一道。陈司令不亲共、不贪污，普通罪名扳不倒他，王凤起的案子正好给了军统绝佳的机会。那帮愤青搞特务工作自然不是专业人士的对手，很快戴笠就弄到了他们的组织章程、计划纲领及行动日期，然后把证据直接交给了蒋介石：陈诚打算学张学良，搞兵变。

收到消息的蒋介石大吃一惊，马上下令陈诚交出人来，给戴笠审讯。好在那帮年轻人虽然没脑子，却还讲义气，不管戴笠如何问话，就是不肯牵扯长官；委员长没有发话，军统也不敢随便动刑，只得把相关当事人全部关进大牢，一直到内战时才放出来。

本来就没有信心，鼓不起一点干劲，关麟征、何应钦等人又在跟他顶牛；连军统也跳出来插一脚，把自已的作战科长抓走，还偏偏就是自己的问题。对陈诚本人来说，这个远征军司令是再也干不下去了，一片灰心之下，他向蒋介石递出了辞职信。

收到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十分震怒，立刻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十七张纸的回信。

虽然整封信是用普通公文纸写的，又是毛笔大字，十七页加起来没有多少，不过能在百忙之中写这么多字，足见委员长用心良苦。在这封少见的长信里，蒋介石怒斥陈诚骄横跋扈，说远征军的事情都是依着你的意思办，要什么给什么，居然现在还要闹情绪，态度比军阀还要傲慢，架子摆得这么大，难道要我给你三跪九拜不成？！

自跟随蒋介石以来，陈诚还从没被如此严厉地骂过。作为嫡系老部下，他倒也有几分硬气，不仅不老老实实去干活赎罪，反而上书分辩，说自已是“忠诚直言，任劳任怨”，委员长习惯了“谄媚逢迎”，所以才对他发火，总而言之，我没错。

心理压力太大，加上工作操劳，陈诚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时更是一落千丈，终于导致胃病大发作，吐着血直接送进了医院，实在没有办法上班。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在四三年十一月下令，让卫立煌接替远征军工作。

陈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整个土木系的代表。他用这种方式失宠并倒下，就意味着整个土木系都成了没娘的孩子，没有委员长发话，别人对他们只会公事公办。在一个官僚环境里，拖着官腔扯皮耍赖式的公事公办，从来都不稀奇；而要命的是，陈诚有麻烦的时候，横山勇正好开始找麻烦。

十一月一号，准备就绪的横山勇正式出击，他从北路砍出了第一刀，目标是六战区第十集团军。

按照先前的战术规划，鬼子兵力已经吃紧，能骚扰六战区的不超过两万人，准备工作也是按这个数字进行的。可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王敬久显然是个明白人，一开打就发现不对劲：对面敌人的兵力虽然不清楚，可番号却有四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混杂在一起，实在不象两万人搞的小演习！

第十集团军构筑了几条防线，防御核心是一个小镇子，名叫暖水街。这个镇子往西北通往渔阳关和江防工事，向南则能包抄常德，是孙连仲下过死命令要确保的地方。可王敬久也知道，按老孙头的安排，他阵地前面就不该有那么多鬼子。

想一点地方都不丢是不现实的，硬要死守阵地，肯定人地两失。王敬久是正规训练过的中央军，又有在浙赣线打运动战的经历，经验极其丰富。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他下令集团军所辖五个师全部放弃一线阵地，转入二线防御，不必死守。

当北线开始绞成一团的时候，按照横山勇的时间表，中线鬼子在十一月三号也发动了进攻，目标是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

二十九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分别是四十四、七十三军。这两个军都在鄂西会战里露过面，其表现分别为四十四军追击时损失惨重，而七十三军则被打得极为凄惨，是厂窑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都是刚打败仗，都是重新整补，司令官居然也都姓王，可是两个集团军情况，那是相当的不一样。王敬久是中央军出身，属于黄埔一期人马，根正苗红；而王缵绪却是川军的弟兄，因为竞争四川省主席失败才出川抗日，水平觉悟都相当有限。二十九集团军里，四十四军属于川军老底子，七十三军却是湖南湘军，两个军出身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连口音都不一样，当兵的互相讲起话来，得打手势才能明白；碰到困难时王司令更加不厚道，经常想着把七十三军拉上去堵枪口，四十四军躲到后面保存实力。

无论如何，仗还是打响了，大批鬼子在炮火支援下，冲向二十九集团军的阵地。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湘军和川军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没有立刻崩溃，而是节节抵抗，退向二线阵地。

几天后，第十集团军向孙连仲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们打死了日本十三师团一个叫樱井的中佐参谋，这个中佐身上带着相关的进攻命令，甚至还有十三师团打完仗后，调往太平洋战场的材料。

按照日本的说法，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樱井中佐，是在十一月八号，由于连日暴雨、部队联络困难，所以亲自去第三师团司令部联络，中途遇到敌军被玉碎的；十三师团发现死了这么重要的人物，立刻派出大批人马搜索，最后把樱井身上的文件全部找了回来。但是我很怀疑，鬼子在给领导打报告的时候，改动了相关的记录，因为就在十一月五号，孙连仲突然下了命令，长江沿线部队南下，江防军第十八军、八十六军十三师向第十集团军推进，第二十六、三十三集团军开始机动准备。

从十一月一号到五号，在日军突然进攻下，孙连仲在保持了完整的战线和阵地，还大至判明了敌人的进攻方向；南面第七十四军则从九战区开往桃源，驻守常德的五十七师更是枕戈待旦，可以说是开局有利。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九集团军仍然是孤军奋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增援，他们面前的日军却是越来越多，眼看就要突破防守极限了。

图中最上方的是北面39D（三十九师团）。这个师团负责佯攻渔阳关方向，牵制江防军。由于没有直接进攻常德，很多地方对它都是一略而过，但在事实上，它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有了这支部队的牵制，孙连仲的指挥可以说是“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放心增援常德，战区集中了两个集团军的重兵，想要消灭或赶走它，却无法解除威胁。最后这个师团全身而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时的39师团刚刚渡过松滋河，正在控制进攻节奏，保持跟主力的同步。

三十九师团往下一点，就是横山勇经过大力加强的主力十三师团。这个师团兵分三路，分别是大坪部队、海福部队、伊藤部队，相互呼应攻击，遇到强敌迅速迂回包抄。横山勇对他们的期待，是以迅速而连续的攻势摧毁第十集团军，占领暖水街到王家厂一线（图中蓝色圈位置），一方面切断渔阳关的江防军增援路线，另一方面同三十九师团呼应，摆出北上架势，威逼江防军不敢南下。在王敬久的指挥下，十三师团被挡在西齐-邓家铺一线，第十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战线和建制。这个师团的攻势受挫，其他部队也被迫跟着调整节奏。

十三师团再往下，是主力第三师团。它同十三师团都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罪行累累。第三师团攻击面处于第十、二十九集团军接合部，11月5日攻到彭家厂。

第三师团下面，是从十三军调来的一一六师团。这个师团在水网地区同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缠斗。

最南面的是六十八师团。由于常德东面水网纵横，无法设置大兵团相互呼就，只有孤立的要点，对鬼子的汽艇、船舶机动很有利。横山勇组织了水面运输部队，打算让六十八师团越过湖泊，成为突击常德的奇兵。攻击开始的时候，这个师团的五十七、五十八旅团（主要兵力各约两个步兵大队）正包抄二十九集团军防守的安乡，再由户田联队（原属四十师团，调来加强六十八师团）向后包抄，打算一举围歼。结果各部进展都缓慢，一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守军抵抗后发现敌情严重，从容撤走。

第三章长战折旗

十一月七号，横山勇四路大军渡过长江。重新集结后，十一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北面的第十集团军退至二线后，刚在王家厂、暖水街、红庙重新构筑防线，立刻陷入重点攻击里，暂六师伤亡十分惨重。眼看局势危急，王敬久不得不再度改变战法，下令全军机动作战，分割成小块不断突击，同鬼子打运动仗。

面对强敌压境，居然全军逆袭打运动战，一方面是情况实在危急，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王敬久战术功底过硬，部下水平也够扎实，才能跟鬼子玩躲猫猫，硬是搞得横山勇在暖水街进退两难，始终没有办法占领这个小地方。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敬久此时最需要的，是谁能看党国份上增援兄弟一把，蒋介石却发来电报，命令集团军立即“集中主力”，击破当面的日军，并把情况上报给他。

拿到最高统帅越级指挥的电报，王敬久心头有一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

他的五个师不过三万多人马，正面有三十九、十三师团，还有十三师团侧击，所有兵力已经散开，全靠超常的战术发挥牵制鬼子，连集团军司令部都遭遇过袭击，可谓是险象环生。毫不夸张地说，北线战场已经是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崩溃。

区区五个师兵力，能顶住鬼子已经不容易了，居然还要玩防守反击，实在是不知所云。孙连仲倒是个明白人，他告诉王敬久，你务必再坚持三天，只要坚持三天，我就有办法。

比起蒋委员长的瞎指挥，孙司令显然更加靠谱些，但王敬久也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孙长官明知他正面的鬼子数量有压倒优势，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前线支援，而是把六战区机动部队二十六、三十三集团军全部派到最北方，对日军三十九师团发动侧击。

从孙子兵法上讲，孙连仲这一招应该叫围魏救赵。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当年孙子他老人家能救得了赵，是因为手上的齐国军队对魏国有战斗力；而现今孙老头手上的国军，不管装备还是训练，跟对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绕弯路强行发起进攻的效果，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二十六集团军是鄂军出身，三十三集团军则是张自忠的老部队，张自忠英勇战死了，冯治安还在，部队仍然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孙连仲只能拜托冯治安，最好他能象当年的张自忠那样，来个侧后翼包抄突破，把三十九师团打得溃不成军、逼十一军北转援救，然后再同第十集团军联手，把横山勇赶回武汉去。

对孙连仲的期盼，冯治安只能认为，老长官真是想太多了。

张自忠早已入土为安，他创造的奇迹有如流星划过夜空，光芒闪完就算到此为止，指望冯司令顶着炮火监督大刀队冲锋，实在有点为难。冯司令戎马生涯一辈子，从来都是中规中矩，说不出软话办不了硬事，既没有突出的业绩，也不犯离谱的错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他是位福将。指望他奇兵突出，吸引几个师团的注意力，实在是找“对”了人。

不给一线部队直接派援军，就是把第十、二十九集团军送到火坑里了。王敬久敢同优势日本人打野战（一般部队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已经是阿弥陀佛加太上老君联合保佑，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却无论如何支持不下来。他的防区处于战场中部，到处水网纵横，需要大量分兵防守，鬼子抓住这个特点，不停地搞迂回包抄，顿时把战线拉成一团浆糊。

早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二十九集第四十四军一六二师，就在安乡同六十八师团干了一仗。鬼子用两个旅团正面进攻、一个联队包抄，没想到沿路都是湖泊地形，兵力施展不开，连包抄的户田联队也赶不到位置，直到十一月六日才占领安乡，守军发现情况不对，早已迅速撤走。

对六十八师团的迟缓，我一度十分疑惑，因为六十八师团对这次进攻，是做过精心准备的。

湖南内陆河川纵横，道路狭窄，守军又专门修了地形，到处只有河堤能通过，道路最宽不过五米，国军在路中央设下堡垒，彼此用机枪火力支援，可以有效防止鬼子搞迂回。对这种地形，增援六十八师团的四十师团户田联队很有经验，他们攻击堡垒群时，往往兵分两路，一路吸引对方注意，另一路则脱离火力掩护，向另一个堡垒后方发起急速突击，达成突破。六十八师团战前对此战法进行了深入学习，并在华容集结时还搞了推广训练，没想到在安乡试手，刚开始就碰了钉子。尤其是两个旅团之间的配合，怎么看怎么别扭。

后来，我看了一下两个旅团长的资料，大概猜到一点原因。

六十八师团的五十七步兵旅团长清水正雄，是陆士二十一期毕业生，直到四二年才升少将；五十八步兵旅团长太田贞昌比他晚两届，却在四零年就升到了少将。在高度重视资历的旧时代，两个人平时关系估计不会太好，因为在后面作战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相互别苗头。

虽然安乡的守军头两天表现不错，但是王缵绪心里明白，他的二十九集团军，处境真的十分危急。

由于第三师团、一一六师团多路进攻，他的四十四军十分吃紧。为了反击鬼子的迂回包抄，王司令只能见招拆招，跟着把防线往侧面拉伸，很快战线铺开几十里地，随时有漏，随时需要补漏，仗打得着实辛苦。眼看中线危在旦夕，湘军七十三军汪之斌很清楚，把部队拆开了去补漏，迟早要被各个击破，索性丢开防线，直接带着三个师杀入敌阵，同鬼子绞缠在一起。这种不要命的混战果然起到效果，硬生生把日军拖在原地，不能前进一步。

最高领导估计错误，直接领导不给增援，两位王司令在常德北线和中线一个打运动战，一个打胶着战，居然硬生生顶了十天之久，让横山勇前进不得，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过情况很明显，只要孙司令不能及时送来援军，前线迟早要出大问题，战局的关键，在谁的反应更快。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横山勇。

从一号打到十二号，十一军象掉在胶水里一样，走不脱也进不去。横山勇的计划本来是打下暖水街、吓唬江防军不敢南下增援，趁机向下突击常德，同南路的“奇兵”六十八师团会合。可王敬久竟然是属膏药的，甩又甩不掉、打又打不死，时不时还要搞个逆袭，十分影响鬼子官兵的情绪。如果不想点新招，等六战区的增援赶过来，这次攻势就黄了。

打自进攻开始，横山勇一直非常注意节奏，第三、十师团两路日军保持同步，动作不紧不慢，防止孙连仲猜到他的目标；否则第十、二十九集团军再怎样勇猛，也不可能顶住十天之久。现在一切都还在掌握中，只有暖水街一带的第十集团军一直打游击，死活拿不下来，在手下纷纷建议添兵进攻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在地图上画出另一道弧线。

对十一军来说，暖水街并不是核心目标，它只是一个依托，用来威胁江防军、支持大部队南下常德。既然不是真的要北上，拿不拿下这个小镇其实不要紧，只要国军不能利用暖水街反攻，就算目的达成。因此横山勇决定，北路部队抓紧时间迅速转向，暖水街方面不跟王敬久纠结了，留两个联队构筑阵地，其余主力绕过阵地南下，直扑石门、包抄常德。

横山勇的战术机动实在是漂亮，因为比起他来，孙连仲又迟钝了一步。日军在暖水街停止进攻之后，孙司令没有及时反应，只是庆幸江防军解除了威胁；六战区没有抓住时机反击增援，反而命令第十集团军就地休整、巩固江防军侧翼，一幅等着过年的架势。

当北路鬼子全力南下的时候，中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九集团军节节败退，很快七十三军军长汪之斌收到命令，让他带队去后方的石门，那里有预先建好的国防工事，可以就地防御。

对上级的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是有想法的。他的四十四军处境也不好，损失也很大，凭什么让七十三军跑到后方当二线，让川军弟兄们顶在一线的澧水上？

但是生气归生气，军令仍然要执行，于是川军们只能悻悻地呆在前线，看着湘军兴高采烈地撤到后方。满心不痛快的王缵绪不知道，他的部队没有后撤，实在是万幸中的万幸，因为七十三军接到命令时，他们的一只脚已经陷进了鬼门关。

当汪之斌来到石门的时候，他愕然明白了，神马叫民国政府搞的国防工事。

好点的国防工事有钢筋、有水泥，还有伪装和交叉火力点，国军情况比较差，通常也要搞个砖砌的地堡，上面铺几块木头。可战略要地石门的国防工事，只是一条随便挖的散兵壕，既没有躲避炮火的地方，也没有隐蔽火力点，纯粹就是豆腐渣工程！

虽然民国流行贪污，但贪到一线工事上，那就是要亲命了。倒霉的汪之斌刚刚赶到地方，就碰上北路鬼子绕过暖水街南下，正好跟他对撞在一起；更要命的是他前方的王缵绪闹起了情绪，竟然一声招呼都不打，把四十四军撤出了阵地，留下他一个残军，孤零零地守石门。

石门是湘西防务的中枢、日军进攻的重点，汪之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骤然间陷到了死地中。北路鬼子拚命要打他，中路的日军也抓住机会，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常德、一路分兵接应北路部队，准备在石门来个小会师，然后包抄常德后路。

汪之斌手头上只有一个被打残的军，他的北面、东面是两个主力师团，而军委会的任务，是依托豆腐渣工程，守住石门。很明显，任务是完不成的，石门也是早晚守不住的，一切只在于他能坚持多久、能否等到援兵。

一切是显然的，孙连仲没有给汪之斌派援兵。

横山勇转向的时候，是十一月十二号，汪之斌遭到夹击，是十一月十三号。仅仅一天时间，六战区形势急转直下，眼看就要被各个击破，成为鬼子横行的修罗场。

应该说蒋委员长还是有点头脑的。此时他马上要去埃及见罗斯福，百忙之中还不忘作战指挥，指示孙连仲马上把部队集中到慈利一线，准备决战。可是孙连仲反应着实迟钝，面对突然出现的变化，他并没有及时安排对策，甚至连第十集团军也没有给一点增援，更不要说南面的慈利了。

孙连仲不肯动作，因为六战区一提到半年前，日军攻破北面长江防线时的险情，大家就全部头痛。所以他坚持认为，长江防线实在太敏感，不能轻易调动江防军，再搞一次历史回放。

战区司令如此不够意思，中线的王缵绪自然也不会够意思，眼看自己要面对前后夹击，索性带着四十四军逃出了澧水，把阵地全部扔给横山勇，不带走一片云彩。当鬼子兴高采烈地穿过战线后，石门的七十三军立刻落入了包围中，如果要突围，路上横着一条澧水河，而河的对岸，悄无声息地布满了日军。

仗打到这个时候，不光六战区司令部惊慌失措，连军委会也是乱成一团，个个知道要出大事，却没有任何人能做主，谁都不敢趟这汪浑水。最后是军令部次长刘斐一咬牙，眼看七十三军要全军覆没，他站出来充了一把好汉，违反指挥原则越过了孙连仲，直接给王缵绪发电报，允许汪之斌立刻突围至慈利。

由于在几年后那场内战里，刘斐充当了共谍的角色，不少人对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也是大加抹黑，恨不得把他同汪精卫之类人物并列。但实事求是地说，刘斐的本意，是不想看着七十三军白白被歼灭；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汪之斌无论撤不撤，七十三军都不会有救，因为应该守在前面的四十四军已经溜之大吉，鬼子从三个方向上，封住了所有退路。

十一月十四号晚上，汪之斌率领七十三军从石门开始撤退。按照计划，四十四军还守在澧水，他们只要趁着夜色渡过大河，就能顺利突出重围、南下慈利。然而涉水半渡的湘军们没有想到，河对岸突然响起密集的枪炮声，鬼子早就布好了阵地，正在岸边象打靶一样消灭每一个移动目标；加上正面的日军跟着发起进攻，措手不及的七十三军顿时大乱，在交叉火力下伤亡惨重，尤其是负责殿后的暂五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彭士量也战死在一线。

在漫长的抗战历史中，有不少师长军长战死，特别点出暂五师师长彭士量，是因为他的师比较特别。

暂五师最先在国军序列里露脸，是郭汝瑰当师长的时候。这个师本来是湖南保安部队改编的，不少人自已就是土匪出身，全“师”缺额严重。郭汝瑰上任后兢兢业业，狠抓训练风纪，不肯贪污一分钱，硬是把一个土匪师变成了主力师，还在长沙会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以郭汝瑰的能力，当一个师长显然是屈才了，很快他就获得高升，成为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为蒋介石解决战略问题。而暂五师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重新堕落，失去郭师长之后，他们重新迎来了新的领导：彭士量。

作为黄埔四期毕业的老资格，彭士量早在三二年就进了中央陆大深造，是根正苗红的嫡系人物。他在抗战中表现极为勇猛，先后多次立下战功，并且和郭汝瑰一样不贪污、不捞钱。以他的资历，本来是不用去一线当师长的，可却在高升的时候主动要求上前线，挑起了暂五师的大梁。七十三军奉命守石门，他就写下遗嘱死守阵地，七十三军奉命撤退，他又主动承担起殿后重任，希望能用生命为主力争取撤退的时间。

无论上级指挥如何，力战身亡的彭士量尽到了军人的本份。

虽然暂五师作战很勇猛，但七十三军仍然还是在交叉攻击下覆灭了。从火网冲出来的汪之斌拚命收容散兵，最终只收容到十六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其他人马都在横山勇的攻击下损失殆尽；鬼子十三师团甚至派出了汉奸队，在毛家山吹响集合喇叭，骗散兵前来集合，随后一举消灭。

以下是十三师团在石门的战果记录（注意第三师团战果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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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二吨

米：一八三吨

遗尸：三零九三

俘虏：一五九四

溺死：三零零

山炮：十一

步枪：三四四

手枪：五

刺刀：一四六

炮弹：七一六一

迫击炮：十八

重机枪：二四

轻机枪：十八

掷弹筒：二十四

手榴弹：一三八二六

步枪弹：三二三四五零

掷弹筒弹：九八五

鬼子一贯喜欢浮夸战绩，但对这个数字，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七十三军确实在石门损失殆尽了。只是步枪的缴获数量偏低，有点不合常理，极可能是鬼子同随行的汉奸伪军们达成了协议，让他们取走步枪作为奖赏。因为十三师团和三师团随后接连进攻，没有时间清剿石门的败兵，而汪之斌收容到的部队极其有限，中间差的人去哪了，很可能就是那些汉奸队在使坏。

蒋介石也对石门之战恼怒不已，后来索性把汪之斌一撸到底，赶回老家去种田。新任军长知道他冤枉，派人带了巨款去安慰他，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报国无门，要钱何用！

必须要说明的是，虽然七十三军伤亡很悲惨，他们都是奉上级军令打仗的，后来还依靠十几个残连向横山勇努力进攻，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汪之斌虽然是湖南小个子，精力却特别充沛，善鼓动讲话，深得军心，每逢会战，部将肯替之生死，石门之败，非战之过。

四十四军跑路，七十三军覆没，孙连仲顿时面临着巨大的难题，是如何派人截击横山勇，保卫常德城。

前面说过，六战区有三十多个师守在长江防线，只有十二个师部署在湖南南部的二线阵地，其中北线第十集团军有五个师，中线第二十九集团军有七个师，南线的七十四军，平时并不归六战区指挥。

第十、二十九集团军都在鄂西会战里吃过大亏，把他们放到湖南南部的次要阵地、去产米区休整练兵，本意是对他们的爱护。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就会发现，孙司令在一线只摆了两个集团军，后方没有留任何预备队，也没有给任何增援。按照孙老头的说法，鬼子机动兵力最多两万人，正好凑两个乙等师团，以国军的战斗力，一个集团军能对抗一个师团，所以南面有两位王司令在，肯定万无一失。

因为孙连仲的万无一失，常德终于要万一有失了。

虽然七十三军打得很英勇，但战败就是战败，从石门失陷的那一刻起，横山勇已经拿到了常德的通行证。十一军前进的大路通行无阻，胜利的号角已经快要吹响，接下来仿佛只是时间问题。

图注：蓝色部分是11月5日到15日的日军动态图。

最北面39师团依然执行牵制任务，把握节奏向前进攻，既不能孤军深入，又要威胁渔阳关。11月15日，它们到达仁和平北面，同孙连仲派出的援军第18军先头部队遭遇，39师团立刻集中安藤部队（步兵232联队第2大队主力）、吉武部队（步兵233联队主力）一部，连同古贺支队（13军约两个混成大队）共同击退之，随后同三十三集团军八十六军第十三师反复拉锯。由于十八军在鄂西会战损失很大，此刻尚未恢复元气，三十九师团对它的评价是“战力贫弱”。很明显，没有一个集团军以上的增援，王敬久是无法在暖水街达成突破的。

13师团已经占领暖水街，一路向西冲到太平街、子良坪，但是始终无法消灭王敬久，于是在构垒防守后，主力大举南下，从西北侧包抄石门；同时第3师团从王家厂西侧集结后，也扑向石门；116师团从澧水向西进攻，一路人马分兵临澧。

理想的战场情况，是七十三军和四十四军紧守澧水北岸，为南线前来救援的王耀武争取时间，同时孙连仲给王敬久派一个集团军援兵，加强北线的侧击。这样横山勇南下受挫，北面后勤又面临切断危险，大军在湖泊山地进退两难，多半会师老无功。但是这就意味着，整个二十九集团军要在十一军三个师团及配属部队夹击下，承受全军覆灭的代价。面对这样的态势，王缵绪带着四十四军直接渡过澧水，躲过了第三、一一六师团的夹击，虽然在对岸受到追击损失惨重，却逃脱了被围歼的命运；而此举的代价，是七十三军迅速灰飞烟灭，王耀武在慈利立足不稳被击退，通往常德的通道门户洞开，整个战役再也无法收拾。

对于常德会战前期发生的一切，大都是这样评论的：横山勇很凶恶，王缵绪很狡猾，而孙连仲很迟钝。老实巴交的孙老汉猜不到鬼子的花花肠子，军委会作战指导又缺乏魄力，所以这一仗没打好。总之，不是国军无能，而是日军太狡猾。

我最开始也相信这种说法，直到后来对着地图仔细琢磨，才发现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横山勇确实蛮勇，军委会也实在疲萎，但要说孙连仲廉颇老矣，却未必是真的。孙司令打仗向来风行虎掠，早在西北军的时候就威名赫赫，明知日军作战序列和番号，却坚持反应迟钝，里面多半有文章。

几个月前，在鄂西会战的时候，孙连仲曾经想确保长江防线，结果蒋介石把他的兵调到常德，直接导致江防要塞被攻破；如果不是横山勇兵力不足的话，鬼子一路直攻重庆，保不齐就能把国民政府一网打尽。所以在随后的部署里，六战区严格贯彻了一个原则，就是务必保证长江防线的安全，不惜代价。

当王敬久、王缵绪在南面布防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六战区给出的预案，其实就是最终方案：敌军在两万以内，你们自己解决；敌军超出两万，保证江防要塞为先！

这是绝不会形诸于文字的规则，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叫潜规则。孙连仲派两个集团军进攻最北面的三十九师团，并不是围魏救赵，而是消除对江防军的威胁；只有百分百保证北线的安全后，江防军才会抽调南下，援救常德。在此之前，援军不会越过暖水街一步。

当然了，这样的打法，也就意味着，一旦横山勇全力进攻常德，十、二十九集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但是身为军人，奋战到最后一刻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既然踏进了这个大杀局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情还不止这样简单。六战区坐拥四十个师、二十多万大军，却打算在敌军攻击南线时坐不援救，听任两个集团军覆灭、产粮基地抢掠一空，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明说的。否则不光是王敬久和王缵绪军心不稳，政治上也说不过去，湖南老百姓会丧失信心，甚至倒向鬼子一边。所以一旦南线有失，军委会必然要抓几只替罪羊，作为丧师失粮的借口。

类似的设想，绝不是凭空诬蔑。事实上，蒋介石和孙连仲，以及军委会全体成员，都是多年征战的军事家，绝不可能拿到敌军计划、反复确认番号后，反应还如此迟钝。而在打完仗后，损失惨重的汪之斌固然被撤了职（王缵绪是川军背景，二十九集团军抗战爆发时六万六千余人，中间补兵四万五千，抗战结束剩不到两万，事关四川后方又屡次付出重大牺牲，不能随便处分），连奋战到底、表现突出的王敬久也挨了批评，军委会硬是说他不该及时出击、攻破暖水街之敌，从而导致渔洋关的援军无法南下，对战局不利负有重要责任。

第十集团军的表现，应该是十分合格的。但是产粮区被蹂躏、后勤发生困难，以及无数平民陷入敌人铁蹄之下，光拿一个湘军军长出来顶罪，显然说不过去，所以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必须跟着打板子，才能一碗水端平。虽然王司令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是对他的批评，却黑纸白字记到了文件里，等于在史书上永远扣了一口大黑锅。

很明显，蒋介石对这一切，心里十分有数，只要看他发的电报就明白。石门危急，鬼子将攻慈利而取常德，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他发的电报里，只是含混地说要增援慈利，却不肯明确指示江防军立刻南下，故意逃避了关键点；而孙连仲也是心领神会，继续让江防军跟三十九师团在北面胶着，听任常德城陷入危急，只调了南面七十四军两个师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命令他们赶到慈利一线堵漏。

这样做的后果，是常德城固然陷入重围，但将来评定责任的时候，没有人会指责蒋介石；反而都认为蒋公高瞻远瞩，只是孙连仲魄力有限，不敢调出江防军，这才导致战局危急。当然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国军人，孙连仲懂得默默地承担下一切，作为对领袖声名的支持。

王敬久和横山勇都不知道这条潜规则。但是，横山勇的战术素养不是吹的，他第一时间发现，国军对南线战事反应迟钝，于是只留少数兵力在暖水街一线固守，其余人马转道南向，直扑常德。

一切都按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横山勇没有北上长江防线，但三十九师团在附近，让人吞不下又吐不出；孙连仲不敢南调江防军，只好听任南线门户大开，常德顿时陷入四路夹击中。此时能够指望的，只有最后一支部队，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这是一支重要的战略预备队。

王耀武的军事才能，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网上吹嘘张灵甫的神段子，很多都是王耀武的战功。

七十四军是四大攻击军之一，也就是蒋介石亲自组建的战略预备军，平时不负责具体地段的防守，专用于关键战场投入攻击，属于不折不扣的救火队。有这个军在常德，再加上九战区的一零零军策应，相当于布置了一个加强的集团军。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单纯守常德，七十四军的五十七师镇守城区、其余两个师在周边策应，确实是极好的布置；现在因为西面连连失利，不得不把王耀武的主力调出，赶去慈利救火。

石门失守、彭士量战死的时候，是十一月十五日。三天后，横山勇第三、十三师团大举南下，准备合围常德，蒋介石却离开了重庆，前往开罗参加开罗会议。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开罗会议的重要性，都比常德会战要大。但是委员长这一走，孙连仲顿时感到雪上加霜，因为这就意味着，名义上负责全国军事的军委会，要开始颠三倒四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情，并不是孙连仲的级别高到没人领导的地步；恰恰相反，他的情况是领导太多，哪一个级别都比他高，可是全都有心无力，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已经莫名其妙了很多年。

按照现代军队理念，应该要有一个总参谋部之类的机构指挥军队，可是军委会却没有这种部门，只有一个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军委会的光杆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上将，何总长管的却是军政部，不负责军令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倒是负责具体参谋部业务，身份偏偏是军委会普通成员，没有发号施令的资格；有实权的副参谋长白崇禧不是中央嫡系，主要工作是桂林行营主任，平时主管桂系相关的事情，轻易不干涉总部的业务。总之，号称集体负责的军委会，其实是集体不负责，没事都在上班，有事全管不着。

如此天才的人事安排，自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精心设计的权力平衡。在这种安排下，总司令想找个跑腿的毫不困难，并且只要侍从室不发手令，军委会就没有人能做主，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居中控制的政治原则--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委员长不在的时候，不能干活。

蒋介石出差的时间不过十来天。而出事，也就需要十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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