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雀寺

素有佛教圣地之称的百雀寺，位于宁夏自治区贺兰县城东北习岗镇新平村，距贺兰县城约3公里。寺内有大雄宝殿、千手观世音宝殿、地藏王菩萨大殿、西厢房和东西念佛堂、天堂门一座。据史料记载，百雀寺始建于西夏时期，距今约有近千年的历史，曾建有百雀塔、正、中偏殿数座。由于历史原因，到民国时已破烂不堪，后人经过修建保存至今。寺内佛像林立，每年农历“二月二”、“七月七”庙会都会吸引众多佛教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观光，香火十分旺盛。

寺滩村:佑宁寺旁的百年古村

青海新闻网讯 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佑宁寺曾和塔尔寺齐名，是青海东部的名寺之一。佑宁寺创建的传奇故事以及高僧大德的精彩传说，更给这座古刹带来了神秘的色彩。而佑宁寺边的村庄，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与寺庙相伴，逐渐兴旺、发展。如今，寺院与村落已经融为一体，传承着百年的文化与传说，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游览。

郭隆沟旁寺滩村

从平大公路向东拐入西滩路(五十至佑宁寺)约5公里，便到了寺滩村地界。在郭隆沟西北部的寺滩村广场上是村子的标志性建筑——格日利特尼道桑塑像。当清晨的曙光撒向大地时，塑像尤为显眼。

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率部留驻丹麻镇索卜滩村，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说法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死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互助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供奉。

寺滩村南为山庄村，西邻巴洪村，北接奎浪村，西北接壤拉顿村，东靠佑宁寺。寺滩村地形东高西低，南北窄而东西狭长，村落面积36平方公里，居民1200余人，土族占60%，汉族为30%，藏族为10%，共有十二个社组成的四个聚居地，沿郭隆沟两侧东西方向分布。

地处郭隆沟西南部的一块洼地，是被当地人称作“瓦窑”的自然村，现有30余户分散居住。据村民介绍，这里是郭隆两侧土质最好的地方，是当时修建佑宁寺时烧瓦取土之地，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块洼地其实是当时取土而成的。从这块洼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佑宁寺的规模之大。

瓦窑以东是“前座”自然村，因背靠前座山而得名。

郭隆沟西北部是寺滩村村委办公室和村广场的所在地，当地人称“本布浪”或“本浪滩”，“本布浪”为藏语，意为万人集聚之地。据相关资料显示，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播佛法，来到佑宁寺所在地的本浪滩讲经，听经的僧俗群众多达10余万人，使格鲁派深入人心。

紧邻“本布浪”的是村子二社衙门庄，据村民介绍，1864年在此设立衙门来处理佑宁寺及所辖49座寺院的治安问题而得名。“本布浪”东部的张郎沟是郭隆沟的一条大支流，而张郎沟和郭隆沟汇合的交叉处则是村庄的中心位置，因在夏季时节有大片的马莲花盛开被称为马莲滩，当地藏语称“过芒湾”。

百年名刹佑宁寺

在寺滩村东部一处东西走向的峡谷中，是一座保存比较完好的古代建筑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喻为“湟北诸寺之母”的百年古刹佑宁寺。佑宁寺四面环山，古柏参天，峰峦峥嵘，形如八瓣莲，是佛教圣地。北部为多日杰(即金刚山)，是出现各种吉祥的征兆；前坐山形如大象背上备着鞍子，山顶如海螺口朝天，喻为妙音传向四方，一些修法洞镶嵌在陡峭的山崖上,造型奇特,蔚为壮观。

远远望去,苍翠的松柏参天挺拔,郁郁葱葱,寺院点缀在山间,甚是美观。山岭、古树、殿堂交相辉映,更增添了寺院的庄严、肃穆和恬静的气氛。佑宁寺依山傍水,环境幽静,气势恢宏,寺与山层层叠叠,浑然一体。寺前山溪交汇，组成一幅“二龙戏珠”图案，是青海省一处很有吸引力的旅游风景区。沿山间小路拾级而上,便通向了山腰的各个殿堂,犹如置身于云雾之中,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佑宁寺原名郭隆寺，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时期，有大小经堂、僧舍等2000多个，僧侣7700多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其属寺达49个。清雍正、同治年间，寺院两次被毁，两次修复，雍正帝曾赐额“佑宁寺”。

“文革”中，这座名寺被焚为灰烬，现修复的佑宁寺，有殿堂28座，僧舍434间，僧侣190人，规模远不及往。佑宁寺原有大小活佛22位，在历史上曾涌现出大批在海内外有声誉的高僧哲人，被宗教界公认为佛学研究圣地，其影响曾一度超过了塔尔寺。由于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国内外信士、游人慕名前来朝觐、参观者络绎不绝。

佑宁寺东北方向2公里处是其属寺天门寺，也是该寺僧人修习密法的静修房，因石峰和松柏遮掩下不易看到,当爬上陡坡过一石洞门,天门寺突然出现在眼前而得名。据说天门是佑宁寺寺主嘉色活佛初建郭隆寺时,寺僧讲修佛法的地方。这里石灰岩造型地貌千奇百怪,流传众多有关佛教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寺前面矗立的18座小山峰,据说是嘉色活佛从西藏带来的十八罗汉。

因寺得名渐兴旺

寺滩村传统民居为院落式布局，坐西面东，土木结构抬梁式建筑。雕刻有莲花、牡丹等图案，象征平安、健康、富贵。主房一般为三间，正中为堂间，右为佛爷房一般供奉有地方保护神、旦木建(土语，红花爷)或其他佛像。意为保护宅院平安，主人富贵。左为客厅，设有满间大炕为家中老人或长辈卧室。院内正中有正方形的小花园，花园的中心部位有嘛呢旗杆，靠主房的园墙顶部设有藏炉。院墙用黄土夯筑而成，白土抹墙。

据调查，寺滩村属于杂姓村落，而姓氏的混杂与寺滩村形成的原因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清朝时佑宁寺香火鼎盛，寺庙规模庞大，不但吸引着众多善男信女前来朝拜，也有不少周边的民众迁移而来。这些迁移而来的人中，有信奉佛教的信徒，也有一些在寺庙旁边经营小生意的普通民众。也有的群众长期租种寺院管辖的田地做“庄户”。于是，随着迁移而来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村落。因村落的产生离不开佑宁寺，所以也就取名为寺滩村。由于村落逐渐形成，又属于杂姓混杂而居，所以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太多的资料及传说来还原当时村落的情况。但根据村落围绕寺庙而建，及当年佑宁寺兴盛的程度，不难想象出当时村寨的规模。

其实寺滩村的历史我们可追溯至元末时期。有传说认为，很早以前就曾有过印度的八十位大成就者来此修炼，留有佛像和文字，并在附近的石崖上留有手、足等印迹。后来萨迦派僧人在此修建了寺院，有喇嘛数千人。元末萨迦派寺院衰落，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古城墙及城门遗址仍然遗存。

元代古城墙，位于佑宁寺北部300米，呈拱手型。西面由城墙、城门(遗址)组成。总长度592米。南北两侧城墙分别延伸至沟口的南北两山坡石崖处，南残墙长205米，北残墙长108米，西残墙长279米，东面以象征性石堆代替(以似坛城)表示护寺。

归元寺五百罗汉百年不坏的秘密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由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策划、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十二集系列节目《微游——湖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第一季）采用微纪录片方式,用镜头讲述文化故事，展示民间文化艺术风采，传承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湖北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下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追寻属于乡村的文化之本、民族之根。

“北有泥人张，南有泥人王”,泥塑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工艺，湖北名刹归元寺里的五百罗汉出自黄陂泥塑艺人之手，历经百余年多次水灾，却依然不腐不烂。此次，节目组来到位于武汉黄陂木兰云雾山下的“泥人王村”进行实景拍摄。

泥人王村图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片中镜头真实展示了泥人王村的山清水秀。村落旁古老的青石板路带着时光印刻的深痕慢慢地向远方延伸，泥人王村一如从遥远时光中走出的智者，逍遥静谧，见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让我们感受到这里厚重的历史和人文气息。

泥人王村图

黄陂泥塑已有千年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兴盛于清道光年间。归元寺五百金身罗汉和木兰山古建筑群的泥塑就出于黄陂李集街泥人王村的泥塑匠人之手。黄陂泥塑的制作工序有十多个严格的步骤：选土、筛土，去杂，再经过木棒捣练捶打、摔、揉、搭骨架、捏制……直到成型。节目组来到黄陂泥人王村，拍摄泥塑传承人的制作工艺，向我们展示了泥塑的过程与细节。

泥塑材料图

泥塑艺人制作图

泥塑艺人制作图

泥塑艺人制作图

黄陂泥塑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片中展示的最后一道工序——着色，泥人作品色彩艳丽，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颜色材料图

泥塑着色图

着色完成图

黄陂泥塑传承人陈友芳老先生向我们介绍：“黄陂泥塑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武汉归元寺的五百罗汉。”工艺上采用“脱胎漆塑”，又称“金身托沙塑像”。先用泥胎塑成模型，然后用葛布生漆逐层沾贴套塑，称为漆布空塑，最后饰以金粉。它的特点是抗潮湿，防虫蛀，经久不变。两百年间罗汉堂几次受水灾侵袭，罗汉满堂漂，但水退后罗汉仍完好无损，可见雕塑工艺之高超。

归元寺五百罗汉图

据说从任意一尊罗汉开始，顺序往下数完自己现有的年龄，这最后一尊罗汉的身份、表情和动作便可昭示命运。

归元寺五百罗汉图

片中还展示了黄陂泥塑陈列馆，介绍黄陂泥塑运动的蓬勃兴起。上世纪70年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新闻媒体前来黄陂拍摄录制节目，湖北省人民出版社多次出版《黄陂农民泥塑》刊物，并多次获奖。

泥塑陈列馆图

泥塑作品图

黄陂区不仅有着浓厚的泥塑创作氛围，还注重泥塑的文化传承与发展。2006年，泥塑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陂区先后成立了黄陂泥人协会、泥塑协会等，先后有近百名匠人加入。李家集街建造了泥塑博展馆，并配套两千平方米的厂房，供农民进行泥塑生产，学习和展示。这些匠人用自己的技艺与匠心表达着黄陂民间精神的发展、延续和传承。

泥塑作品图

鸣谢单位：武汉市黄陂区文化和旅游局

《微游——湖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之黄陂泥塑

首播时间：湖北影视频道8月27日11：00，

敬请关注！

下集预告：

《微游——湖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之黄陂旅游篇

（湖北影视频道 播出时间：

8月28日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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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寺叫板白马寺，被历史湮没近百年古寺有啥能耐

有人向“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叫板了！“释源祖庭”、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埋葬地，现在，没在你那儿，在我这儿喽。

这个叫板的，叫慈云寺，近百年湮没无闻，为何最近英姿勃发？难道是因为被450亿元砸中的缘故？

高手过招，讲究一击必中。慈云寺有啥绝招能把白马寺掀下马？白马寺有啥绝招予以致命回击？

言苏伦 | 文

白马寺“释源祖庭”坐得稳当当的

现在有人跳出来跟它争夺了

450个亿是啥概念？这个真没概念！以前听说贪官贪污个一亿两亿的，就烧坏了多少台验钞机；这450亿，要烧坏多少验钞机啊？……这不是重点，我今天想说的重点是，有个融创集团，看上了个寺庙，就准备用这么多钱把它砸晕。

撬动这么多的资本，那要多牛的寺庙才够这资格啊。牛不牛，先问你：巩义市青龙山慈云寺，听说过没有？估计不少人会摇头，河南的寺庙一大片，唯独没怎么听说过它？它凭啥？凭的是“释源祖庭”！

“释源祖庭”？说的不是白马寺吗？现在怎么平地里跳出个慈云寺！它是怎么来的？原来，慈云寺是“被发现”的：1995年，原巩义市文保所所长席彦召，发现了一个1910年印刷的陇海铁路郑汴段宣传册，其中介绍沿途景点时，就提到了一座寺庙——汉代慈云寺。一上来就是“汉代的”，看着怪吓人的，他就查地方志等历史资料，但没啥收获，就叫了几位老先生，跑到山沟里亲自看看。

到那儿一看，就看到了明代进士、河南府知府虞廷玺撰写的《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铭》。从碑文上，就看到了“岁月屡更，风雨颓圮，碧瓦飘尽，栋折垣墙坍塌，所存者惟殿基屋址而已”之语。也就是说，当时的慈云寺坍塌得只剩下地基了。

就这么个寺庙，明代重修以后，又经多次重修，香火似乎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之后，整个的20世纪，慈云寺似乎没了和尚，断了香火。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兴修水利时，挖出部分古碑，但被村民当做建材使用了；若不是这几位老先生的偶然发现，估计慈云寺还躺在深山人未知呢。

慈云寺究竟是“释源祖庭”

还是白马寺的下属道场？

22年前才“被发现”的慈云寺，居然抱负不小，要跟白马寺争夺“释源祖庭”的位子，白马寺能愿意吗？

说自己是“释源祖庭”，不是你说是就是，要有扎实的真东西。那么，慈云寺有啥真东西呢？

慈云寺拿出的证据，一个就是《庆赞慈云主持南宗顺禅师行状碑铭》，其中说到，临济宗二十五祖、明代高僧南宗顺南行时，路过慈云寺写下了“果然是祖庭”的话，那意思是，慈云寺是临济宗的“祖庭”；另一块就是明景泰元年（1450）的碑刻，上面第一句就写着：“窃闻古刹慈云寺，乃释源大白马寺，慈云古道场，自汉、唐、宋、元敕建重修”。在这儿，把慈云寺当做了“释源大白马寺”了。

就这些证据，能说服洛阳人不？曾任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徐金星，就有点看不下去了。他专门撰写了文章予以反驳。

他说，在今日白马寺所存的古代碑刻中，刻有“释源”、“祖庭”四字者，尚为数不少，且其中有多方古碑是早于明代的。因而，至迟在元代，洛阳白马寺就有“释源”、“祖庭”之称了。比如，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所立《扶宗弘教大师奉诏修白马寺纪实》刻石，即是由“释源住持嗣法小师、讲经律论沙门净印立石”；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所建的《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即元代白马寺住持慧觉）塔铭》，标题及文中都有“释源”字样；元代至顺四年（1333年）所立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碑文中即称白马寺为“祖庭”、“释源”。要比碑刻，白马寺随便拿出一通，都要比慈云寺“高古”多了。

徐金星下了结论：若论整个中国佛教的“祖庭”，只能是一个，即洛阳白马寺；而后世的各宗各派，都可有自己的祖庭，如少林寺为“禅宗祖庭”、临济院为“临济祖庭”等。从慈云寺现有的资料看，在明代南宗顺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是没有人将慈云寺称为“释源”、“祖庭”的。从这一点上说，南宗顺仅仅根据“窃闻”就大胆“创新”，是犯了“不妄语”之戒的。

至于“窃闻古刹慈云寺，乃释源大白马寺。慈云古道场……”那段碑文，徐金星认为，是断句有误。应该断为“窃闻古刹慈云寺，乃释源大白马寺慈云古道场……”如此一断句，这就变味了，慈云寺成了大白马寺“下属”的慈云古道场了，而不是要“掀翻”白马寺，与白马寺平起平坐了。按当时的情况，慈云寺只有22亩地，白马寺是它的3倍以上，这也能看出谁才当得起“大白马寺”的角色。

东汉十八罗汉“西天取经”

争来争去就是为了争正统

慈云寺与白马寺要一争高下，其背后牵扯到的是两座寺院的历史渊源问题。而它们的历史渊源，跟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扯上了关系。根据《魏书》的记载：永平七年，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到又高又大的金人，头上有光环还会飞。第二天让大臣们一起来解梦，有一位大臣就说这是西方的佛，类似于中国的神，汉明帝一听高兴了，西方的神都给朕托梦了。于是立马挑了十八个人组队去西方请佛了。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西天取经”了。

西行十八人组在天竺碰到了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然后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带着两位高僧一起回洛阳了，这时候是永平十年。

汉明帝亲自接见两位高僧，让他们住在招待所鸿胪寺，二位高僧就是在这里翻译出著名的《四十二章经》。但是，不能一直住招待所呀，于是，永平十一年，汉明帝就下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寺院让两位高僧安家。为了纪念白马驮经，就取名白马寺。

那么，慈云寺怎么来的？明代进士、河南府知府虞廷玺撰写的《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铭》上说，“汉明帝永平七年，有僧摩腾（摄摩腾）、竺法兰始创白马寺于洛阳城东，既而云游此山，因其山川之秀，遂开慈云禅寺。……”也就是说，两位高僧“始创”的是白马寺，“既而”才开了慈云寺，这说明啥？说明白马寺在慈云寺之前。

谁在前，谁在后，这似乎是明摆着的。之所以要争，是因为都很眼馋两位高僧，谁跟他们关系越深，就越能证明自己最正统。

两位高僧很“忙”

死后都不知道埋在了哪里

现在争“释源祖庭”不说，慈云寺还跟白马寺争起了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埋葬地。埋在哪儿就是哪儿，现在，两位高僧泉下有知，恐怕自己都弄糊涂了：自己到底埋在哪儿？

慈云寺有啥证据说明自己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埋葬地呢？原来，它有一通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青龙山慈云寺五十三峰圣境之图》，上面清晰地刻着“祖林”两个字，并且还刻着一座金光闪闪的舍利塔。同时，还刻着明代南宗顺的《赞二老谈经偈》，标注着二老谈经的位置。

据他们的考证，“祖林”这个“祖”，以及“二老”，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林”就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埋葬地；“祖林”就是这二位印度高僧的埋葬地了；而且，人家的舍利还在这呢。

有文章为慈云寺说话，说没有慈云寺的“祖林”，白马寺也许就不会有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墓地了。因为白马寺不过在崇祯七年才立下墓碑，两个土冢才强行“划”在了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名下。那意思似乎是，白马寺的两个墓，是有“需要”才划归到两位高僧名下的。

白马寺确实有两座高僧的墓，在钟楼和鼓楼之下，东西对称相望，顶上种着兰花，，墓碑上分别刻着“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和“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碑刻的封号是宋徽宗追封的。

从典籍记载的角度来说，白马寺是有底气的。《魏书释者志》上说：“……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南朝梁释惠皎《高僧传》也说：“摄摩腾……后少时，卒于洛阳。……竺法兰……后卒于洛阳，春秋六十余矣。宋代崇宁二年（1103年）的碑刻上有宋徽宗的圣旨，追封摄摩腾为“启道圆通大法师”、竺法兰为“开教总持大法师”，旨“下西京白马寺”，“今后每迂圣节，各许进奉功德”。

还有清代清代如琇《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直接说宋代皇帝在白马寺开过两位高僧的墓，看见两位高僧的仪容呢，怎么现在会跑到慈云寺？

是啊，怎么跑到慈云寺去了？我也很想知道。我总觉得，慈云寺“祖林”这个“祖”，以及这“二老”，是不是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二位，确实需要确凿的证据，仅凭石碑上的图就定论，那让考古的童靴们情何以堪？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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