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基督像是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大型耶稣基督雕像，位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该市的标志，也是世界最闻名的纪念雕塑之一，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基督像由法国纪念碑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设计，落成于1931年，总高38米，站立在里约热内卢国家森林公园中高710米的科科瓦多（Corcovado）山顶，俯瞰着整个城市。

救世基督像是为庆祝巴西独立100周年而建立的，总重1145吨，张开的双臂横向总长28米，耶稣基督雕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是巴西人民热情接纳和宽阔胸怀的象征。雕像的基座同时也是一座能够容纳150人的天主教教堂。在塑像落成75周年庆典上，里约热内卢的枢机大主教欧瑟比欧•奥斯卡•舍伊德在塑像下为圣母显灵日做弥撒，这使得这座基督像成为朝圣圣地，从此以后天主教徒可以在塑像前接受洗礼和宣布结婚。

Christ the Redeemer Statue

必去理由：世界最闻名的纪念雕塑之一

景点所在大洲： 南美洲【South America】

景点所在国家/地区：巴西[Brazil]

景点所在省、州：里约热内卢州 [Rio de Janeiro State]

景点所在城市：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

儒家世界中的“教堂”与基督世界中的“宝塔”

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沟通中国与世界贸易的重要航线，同时也是中国与欧洲文明得以相互沟通的媒介。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在华传教，标志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开始在华传播，从此中国出现了“教堂”。随后，欧洲的园林中也出现了中国的“宝塔”，甚至弥勒佛成为家庭摆设 …… 这种异国文化符号的交流互动，都以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贸易活动为基础。

温州博物馆副馆长伍显军先生在《论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中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抽象空间概念，实际上并不单指某条海上路线，而是对所有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晚明“隆庆开关”以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不仅增加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也使中国与异域文化频繁交流成为可能。同时期，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主动地加入与中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之中，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后建立。欧、亚两大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宝塔和教堂分别作为中国和欧洲的标志建筑，是各自文明特征的缩影。中欧两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来自异域的“教堂”和“宝塔”，这种文化符号的错位交融是因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而产生，是中欧贸易的历史成果。

传教士与“中国热”

新航路的开辟给欧洲人创造了了解中国的绝好条件，也激发了天主教会向远东传播福音的热情。早在马可 • 波罗的游记中，就有对中国的详细描述，并由此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好奇。但是让欧洲人看到真实中国的文字表述，源自传教士们的书信著录。

冯国荣和侯德彤的《中学西渐的历史线索及相关研究课题》中说道 ：“传教士东来的本意是传播宗教，但许多传教士来到东土后发现中国文化的昌明成熟 , 自觉不自觉地担任了中学西渐的桥梁。”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多隶属天主教会的各系修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圣依那爵 • 罗耀拉于 1534 年创立的耶稣会。在华期间，他们不仅传播着来自欧洲的宗教信念、文化、艺术、科学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新鲜事物，也将他们在华的所见所闻著成书录寄回欧洲，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风情的重要渠道。

18 世纪，源源不断销往欧洲的中国物品再加上传教士们的在华文字描述，给欧洲人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中渲染出一个神秘、富裕、和谐的世外桃源，最终使得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其表现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物品的狂热迷恋、对中国风格的执着追求，因此“中国风格”（chinoiserie）风靡欧洲，皇室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庭院中出现了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甚至还有宝塔。

传教士东来的本意是扩大本国教会的影响力，而结果却与他们的初衷大有区别——天主教和西学没有顺利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反倒是他们的对华传教过程，加快了中国文明在欧洲广泛流传，使欧洲人狂热地追逐起“中国风格”。同样，渴望把宝塔盖到欧洲去的想法，也是出于欧洲人自己的意愿。

建立异乡的“教堂”和“宝塔”

教堂和宝塔既是欧洲与中国各自的典型宗教建筑，也是两地的文化符号，自利玛窦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先例之后，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出现了一位新的神——上帝，此后欧洲风格的教堂建筑开始在中国建立。

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的不仅有关于救赎的宗教信念，伴随其中的欧洲文化与艺术风格也随同进入中国，所以这些教堂建筑往往带有强烈的欧洲风格：

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是始建于 1637年的圣保禄教堂的遗迹。“三巴”是

“圣保禄”的粤语音译。晚明时期，由于官方施行海禁，来华的传教士不能直接进入中国，而葡萄牙人拥有在澳门的居住权，所以澳门就成为怀有“中国梦”的传教士们的第一站。1835年的一场大火使教堂仅存今日所见的正门大墙，这座大理石建筑具有欧洲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墙体的雕塑体现出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尽管大三巴牌坊的装饰元素中出现了汉字以及石狮，但它整体上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也就不再局限于澳门，开始向内陆发展，甚至到了皇城北京，例如始建于 1693 年北京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就是传教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它是典型的哥特建筑——这种起源于法国 13世纪的建筑风格被完整地移植到东方。

传播教义固然是传教士们的首要工作，但也不仅仅局限于此，西方的科学、历法、医学等西方文明也通过传教士们被带进了中国，传教士还曾承担起皇家园林的设计和施工。圆明园的西洋楼建筑群就是在郎世宁、蒋友仁等耶稣会传教士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

传教士们在华的福音传播并非为欧洲文明传递至中国的单向运动，欧洲人也正是通过他们了解到更加生动、真实的中国，甚至中国佛教寺庙中的宝塔被欧洲人模仿进了他们的园林中，这要归功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纽浩夫（Johan Nieuhoff）。他在《中国出使记》中所详尽描绘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使宝塔成为中国建筑的典型式样。

大报恩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雨花路东侧。此区域东吴时建有阿育王寺，又名长干寺，宋为天禧寺，元改为慈恩旌忠寺，元末毁于战火。明成祖朱棣修大报恩寺，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佛殿、观音殿、祖师堂、法堂等。在大雄宝殿后的大报恩寺塔，被当时西方人视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塔高 110 米，九层八面，每层的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砌成，拱门上塑有飞天、飞羊、狮子和象等五色琉璃构件。清咸丰六年（1856），寺、塔毁于兵燹。今地面存香水河桥、北宝塔根井、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大报恩寺碑的龟趺、宣德三年（1428）立的大报恩寺碑和三藏殿等。2008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从大报恩寺遗址宋代长干寺地宫清理出土了一枚“佛顶真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以及“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佛教文物，入选“201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 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底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1761 年，英国人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期间收集了大量与中国建筑、园林有关的资料，并于 1761 年在伦敦的邱园（Kew Garden）建造了一座十层宝塔，成为欧洲的第一座中国塔，其正是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摹本仿造。

以南京大报恩寺塔为摹本进行仿造，以表达对中国元素的渴求，并非英国邱园的孤例，邱园只是这个仿造热潮中，仿造得最到位的。

“南京塔”的缩影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宫殿或公园中也能找到，尽管它们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相似。例如，由瑞典国王阿尔道夫 • 福雷德里克于 1753 年下令秘密建造的中国宫，它的外形和宝塔实在难以相提并论，但瑞典的史料却称中国宫的建筑灵感源于南京的宝塔。

在德国的慕尼黑，也有一座类似宝塔的建筑，与“南京塔”相比，它不仅层数上缩减很多，造型也变化很大，而这类的形变中渗透着当时欧洲人对神秘东方文明的无比向往。

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内，拥有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楼”，这是从未离开过欧洲的腓特烈二世凭借自己对中国符号的想象和向往，凭空臆造出来的，除了勉强与蒙古包相似之外，它并不是那么的具有“中国趣味”。尤其是大帝为了营造更加浓郁的东方情调，在建筑的门柱下安置的镀金“中国人”塑像，他们看起来完全是戴着草帽的欧洲人而已。

除了宝塔以外，佛教中的弥勒佛也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出现，在法国画家弗朗索瓦 • 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作品《早餐》中，来自中国的弥勒佛憨态可掬地端坐在靠墙的架子上。

尽管带有中国佛教色彩的宝塔和弥勒佛能在笃信一神论的欧洲基督教世界传播开来，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欧洲人皈依了佛教，事实上他们完全不知道佛教的存在，其原因离不开传教士的刻意为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张国刚教授在《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认为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繁简不一地提到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但口气都是轻蔑不屑的，认为它们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宗教。”他们需要的是强调中国人具有纯洁的天性以及接受基督纯正信仰的根基，以此证明耶稣会具有实行适应性传教的依据。

张国刚教授还写到 ：“如果太突出佛教和在佛教下沉沦的道教，当代儒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那么耶稣会士所树立的中国人的纯洁天性就难以成立，进而其传教策略也失去基石。所以，对佛教与道教轻描淡写也是有意为之，意在让欧洲的读者们不要太注意它们，忽略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力量。其实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的长篇大论根本没有说明佛教的教义，还不及曾德昭 (Alvaro Semedo)说的清楚。佛教教派是和尚们领导的传播迷信、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的宣扬偶像崇拜的危险团体，虽然蒙蔽了许多无知者，但中国的有识之士并不承认它。而这也正是李明和大多耶稣会士所希望读者产生的印象，他们不需要欧洲读者对佛教有太多兴趣，或者他们自身也并非都清楚佛教是什么。”正是这个原因，欧洲人并未完全明白宝塔和佛教之间的真正关系——欧洲的宝塔往往在公园、庭院或喷泉中出现，都不是凝聚信仰的宗教场所。在“中国热”流行的 18 世纪，中国的宝塔可以作为欧洲庭院中最为靓丽的装点。清华大学建筑系陈志华教授《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一文中说到 ：“高耸的塔点染风光的能力很强，何况，塔的异国情调最浓，同现实生活相去最远，最能投合浪漫主义思潮。”陈志华教授还提到 ：“宝塔和教堂分别代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符号，它们最终在另一个国度出现。这两种文明能够得以顺利传播，它既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也是在其形成作用之下的结果。”从外在形式来看，中国和欧洲各自吸取了对方文明的元素，并在各自的土地上生长，但是由于各国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彼岸文明的认知能力和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别。

（作者：戈畅，南京博物院馆员，本篇文章刊载于大众考古2016年4月刊）

武汉四大名寺之一，因外观像基督教堂而走红

武汉的旅游景区中，以黄鹤楼和东湖最为知名。黄鹤楼位于长江大桥武昌一侧，始建于三国时期，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不过武汉还有几个不那么知名的景区，也很有特色。

在汉口有一座寺庙，叫做古德寺，因从外边看起来像教堂而意外走红，成了许多游客到武汉必定打卡的地方。古德寺始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已有100多年历史。

在武汉的寺庙中，古德寺与归元寺、宝通寺、莲溪寺并称为武汉地区四大佛教丛林。许多人首先会被古德寺的外表所吸引，跟传统印象中的寺庙差别太大。

古德寺运用了古罗马建筑的结构，内外墙之间的回形步廊和许多方柱，立面墙上的圆窗和长窗，却是基督教堂的建筑样式，融合欧亚建筑风格于一体。

古德寺的匾名由黎元洪亲手题写。在武昌起义时，古德寺的僧人自发救治起义军，并掩埋革命烈士，受到了政府的嘉奖。

圆通宝殿是古德寺的主体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这座寺庙保留着哥特式、罗马式、拜占庭式以及伊斯兰教建筑风格，是国内唯一一座造型如此奇特的寺庙建筑。

在圆通宝殿和天王殿之间的院落中，还有一座四面佛，是从泰国请来的。四面佛法力无边，不能供奉在殿堂之中，四面分别代表慈悲、仁爱、博爱和公正，也为古德寺增添了东南亚风情。

每日一宝 | 基督和圣约翰福音传教士 • 14世纪 •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基督和圣约翰福音传教士

基督和圣约翰福音传教士雕像，材质为镀金橡木，整体高92.7厘米，宽64.5厘米，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这座雕像是位于瑞士斯瓦比亚的雕塑群中的一个，十四世纪时期，许多关于圣约翰的雕像摆放在多米尼加和西多会修道院的小教堂里作装饰。

☟☟点击下方收听【基督和圣约翰福音传教士】

基督和圣约翰福音传教士

雕像中的这两个人并排坐在一张长凳上，他们穿着简单的长袍，长袍外披着斗篷，脚趾从褶皱中露出来，放在一个狭窄的台阶上。

坐在左边的基督慈祥地看着前方，他的左臂温柔地环绕着圣约翰的肩膀。年轻的传教士懒洋洋地把头靠在基督的胸膛上，嘴角微微上扬，两个人的右手牵在了一起。

这个雕塑反映了植根于那个时期关于神秘主义的基本宗教信仰。

在西方，神秘主义始于古代希腊，在柏拉图哲学中得到了发展。在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并且与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教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基督教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一场旨在激发人们对基督受难和苦难进行思考的运动。神秘主义鼓励个人的奉献和宗教形象，称为虔诚的形象（andachtsbilder），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大量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基督下葬》卡拉瓦乔（意大利）

根据天主教会的说法，福音传教士圣约翰是使徒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三个被接纳进入耶稣特权核心圈的使徒。圣约翰写了第四部福音书，也因其崇高的神学而被称为“神圣的约翰”。

《施洗者圣约翰》达芬奇

基督在死前把母亲圣母玛利亚托付给门徒圣约翰。玛利亚与约翰住在以弗所，直到在耶路撒冷就职。玛利亚升天之后，圣约翰开始了他在小亚细亚的传教探险。

但是他在多米田皇帝统治时期被捕，多米田皇帝试图用油煮他，约翰奇迹般地得救了，不但没有死，而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圣母子》拉斐尔

之后他被放逐到爱琴海的帕特莫斯岛。在这个岛上，圣约翰写了《启示录》、《新约》和《基督教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后来圣约翰前往以弗所，他受到圣灵的启示，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福音》。

书中写到，他称基督教为天主教，意思是“为所有人”。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比，约翰的福音更具神学和哲学色彩。他作为福音传教士的象征是鹰，他用先世的崇高思想来开启《福音》：“起初是道，道与神同在，道是神。”

《最后的晚餐》达芬奇

约翰是十二使徒中最年轻的，因此在关于基督教的艺术作品中，他经常被描绘成没有胡须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坐在耶稣右边的约翰看起来很年轻。约翰也是唯一没有殉道的使徒。他活到90多岁，死于自然原因。

阿富汗的国家宝藏：“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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