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有一个发生在广西全州非常重要的阻击战，但这个地名叫脚山铺还是觉山铺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让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所议论。

前不久，看了一位网友的留言，故想写这一篇文章。留言能显示一个人的素养与学识，但那网友的留言，主观上或许是好的，意思是为人不要盲目跟风，要有自己的主见。但他留言却用的是粗野的话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将他的留言展示了。就提到一个地方改名的问题，我也不主张轻易改，但也不是绝对不能改，如果改名真的有价值，改一下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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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山红军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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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网友的留言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名，摘录其后几句文明的话：“就像‘脚山铺’，就因为聂帅写成了‘觉山’，你们就盲目跟风。建议你们去才湾向村民们问问。”网友的 意思是，现在用“觉山”，是聂帅题词所致，得不到脚山铺村民的认同。确实，脚山铺的人认同脚山铺，他们的门牌上也用这个词（尽管用觉山铺，他们认为也不算错）。不过，在官方文献的1934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编的《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各县概况》里还有一个名字，此书地图上标注的是爵山。

脚山铺红军凭吊广场

关于《是脚山铺还是觉山铺?》的问题，我曾写过文章，在一些报刊发表过，许多爱看报纸，又关心历史的朋友也可能看到过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聂帅的题词。是不是真的如那位网友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聂帅的题词而改名的呢？其实，这并不像那位网友所说的那样简单。

全州县行政区划图：地名为脚山铺，遗址则为觉山阻击战遗址

首先，谈谈聂帅的题词，是我最先将这个故事向媒体披露的。当时，我与原任全州县党史县志办主任唐兴文在脚山铺，听党史县志办副主任卿助南先生讲的。而卿助南先生说他是听党史办老主任马光瑶同志说的。聂帅在回忆录里写的是脚山铺，而题词写的是觉山铺，当时请聂帅题词的马光瑶主任感到迷惑，问其原因，聂帅说红军经此一战，觉醒了。后来，地方政府称此地名为觉山铺。虽然在我的眼里，无论是马光瑶，还是卿助南先生，感觉他们都不是信口雌黄之人。尽管如此，我后来还是想找马光瑶先生求证，可惜他因病住院，后来离开了人世，未免有点小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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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全州话里，“脚”与“觉”谐音。而众多的官方书籍，有用觉山铺的，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也有用脚山铺的，如《红军长征过广西》。在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的将帅里，聂荣臻在回忆录里用的是脚山铺，而杨成武、李聚奎、谭政等将军在回忆录里用的却是觉山铺。1998年出版的《全州县志》，同一本书，觉山铺与脚山铺则同时用过。

其三，当地老人的说法。我在搞史志工作之前，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到脚山铺了解这事，听一位脚山铺的老人说：“有句俗语叫‘一脚达三乡’。过去，全州共划分为六个乡，咱脚山铺属恩乡，与长乡、宜乡交界，站在咱的地界，一‘脚’能达三乡的地界，不可能是一‘觉’达三乡。这一点，年轻人可能知道得不多。”至于后来又叫觉山铺，脚山人一般人会认为那是1934年红军来了以后的事。当时我也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但也有些朋友不认同。原任党史办副主任刘绍新开始不认同，他认为觉山铺可能在脚山铺之前，但后来找不同证据，最后也认同了。

后来，听现任全州县党史县志办主任奉爱军说，觉山铺并不缘于聂帅的题词，嘉庆《全州志》上面记载为觉山铺。我一查，果然如此！

我觉得问题重大，把查询的结果向这方面的权威人士王文胜先生（现在是桂林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进行了汇报。王文胜先生问了一句，那康熙版的《全州志》呢？在康熙版的《全州志》的铺舍条目查询结果，是觉山铺。

我想，这只是意味着书里面的官铺为觉山铺，那村民居住的村落是否也是这样呢？一查，村落却有长乡的脚山，但名称还不完全是脚山，是脚山鲁家，这脚山鲁家是不是现在的脚山村，还不好说。

康熙版的《全州志》村落地名有：长乡脚山鲁家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地名资料汇编》（全州县地名委员会编）是这样解释这个地名的：“110人。王、唐、伍、卢四姓，王姓清咸丰年间从竹园屋迁来。此村居于山脚下，早年曾开设店铺，故名。”综合历史与现实，我比较认同这种解释，不知你怎么看？

蒋廷松

邳州人民在徐州会战中的历史贡献之四：禹王山阻击战的战略地位（张可春） 黑山阻击战

禹王山阻击战，是继世纪台儿庄大战之后的又一场更为惨烈的关键之战，也是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中心战场。此次战役是以邳州北部禹王山为主阵地，以迟滞日军占领徐州、掩护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为主要任务，以国民革命军60军为主力，在东起邳州港上西至邳州燕子埠的60华里战线上，进行的一场历时27天的异常惨烈的大型阻击战，是一个最不该忘记的地方。正如作家杨永明在《禹王山七十年祭》中所写：“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座青山会像禹王山那样令云南人永远地耿耿于怀，永远地魂牵梦绕，因为那里永远沉埋着两万名为共和国战死的第六十军将士……任你翻开每一本县志，每一本县志里都长着禹王山；任你访便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心里都装着禹王山；任你走遍每一座山峰，每一座山峰都会侃禹王山的故事。”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10师濑古支队孤军深入进攻台儿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顽强抗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十余日激战，歼灭日军一万余人，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败退，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战令日本国内舆论大哗，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主力集中在徐州地区，攻占徐州，不仅可以把“华中、华东连接起来”，对武汉“施加压力”，也是打击中国主力，挫伤中国抗战意志的良好机会，因此决定徐州作战。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正式下达了徐州作战命令，调集6个师团和大量伪军，总计近30万兵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包围徐州，企图一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4月中旬，重整后的日军第10师团、第5师团以及伪军刘桂堂等部，自枣台铁路南犯，拟突破邳县禹王山一带防线，在陇海铁路会合，进攻徐州。

为扩大台儿庄大战成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准备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于是将大批部队调往徐州第五战区。国民革命军60军奉命由武汉开赴徐州战场，驻守邳县禹王山一带防线。

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其士兵均从云南各族青年中征集而来，排连长以上军官大多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有较强的实战经验和作战指挥能力。其武器均系云南省政府历年从法国、德国，捷克、比利时等国购入，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有“滇军精锐，国之劲旅”之誉。

近一个月的禹王山阻击战中，我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在禹王山上构筑了一道抵御日寇的钢墙铁壁，予敌以重大杀伤，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中第60军官兵阵亡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130人。据抗战史专家、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张曙东研究员撰文指出：“六十军与日军殊死血战，毙敌12000千余，伤敌23000以上，所获战果之大，超过第一次台儿庄战役。”

禹王山阻击战彻底打破了日军“切断陇海铁路，直取徐州”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改变战略，转而从鲁西南微山湖一线南下，以及由苏北连云港登陆，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大迂回包抄进攻徐州。禹王山战役期间，日军战报称：“敌人的战法比以前更为灵活，甚至不像是中国军队，作战中他们表现了决绝的意志。”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这样强烈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为罕见。”在禹王山阻击战接连受挫后，日军于1938年5月10日晚在大连广播中散布谣言，竟说在徐州会战邳北战场上，发现有苏联军官参加指挥作战。

禹王山阻击战沉重打击了骄狂嚣张的日军，牵制了日军精锐部队，掩护我军数十万主力部队实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部署抗战初期最后一场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近一个月的备战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后三次致电60军军长卢汉表示“嘉慰”，并将60军坚守禹王山的战例编入军事教材。时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亦致电龙云表示敬意。

禹王山战役“敢死队队长”、“硬骨头连长”、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佐认为，60军参加的禹王山阻击战，与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台儿庄大战相比，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更多、规模更大、战斗更为激烈、杀伤的敌人更多，我军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018年4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新儿女英雄传”播出：“1938年的3月至4月初，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中击毙日军一万多人，取得重大胜利。在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禹王山因为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而成为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重点，三万五千多名来自云南的60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一道钢铁防线。今天的新儿女英雄传，就为你讲述60军和禹王山阻击战的故事。”

“60军在禹王山阻击战筑起钢铁防线”，这是对云南60军和禹王山阻击战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

唐山九百户镇：一场惊心动魄的疫情阻击战 黑山阻击战

河北共产党员网讯(通讯员杨国威 记者李玉杰)正月十一，迁安市沙河驿镇出现首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作为与沙河驿镇只有一路之隔的九百户镇，面临形势十分严峻。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得知消息后，九百户镇党员干部立即行动，成立“党员突击队”，以与疑似病例某有密切接触的郭各庄村人员为核心，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疫情阻击战。

党委书记李菁生、镇长于杰第一时间深赴一线。杨国威 摄

第一时间到场，让群众看见党的身影

九百户镇党委书记李菁生、镇长于杰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赴一线，了解到郭各庄村“两委”6人中，有4人因排查工作间接接触疑似患者，按要求进行隔离观察，目前仅剩一名支委和一名女村委主持工作。这是一个有着2360余人的村庄，如此状况开展工作将会十分艰难。他们当场研究决定，由镇党委副书记张金栓主持郭各庄村疫情防控工作。临危受命，张金栓带领包村干部吃住在一线，同郭各庄全体村民齐心协力，共战“疫”情。3个人的力量仍然薄弱，他们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广泛发动，抓紧招募镇、村党员志愿者，仅3个小时，就有镇、村党员干部40余人争相报名，火速成立的“郭各庄党员突击队”就此向“疫”情宣战。

党员突击队员为各户分发鸡蛋。杨国威 摄

第一时间宣传，消除群众恐慌心理

为保证村庄稳定，消除村民恐惧心理，镇机关党员带头成立“党员宣传队”，通过广播、微信群向村民宣传防疫知识，营造群防群控、科学防控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浓厚氛围。通过大力宣传，村民对新冠肺炎有了正确的认识，防控意识明显增强，外出人员逐渐减少。在卫生部门排查出64人隔离之外，该村又有25名间接接触者主动和村干部联系，说明接触情况，并按规定进行居家隔离。

党员志愿者进行集中消杀。杨国威 摄

开展全面消杀，让群众看见党的行动

九百户镇党委千方百计联系购置消毒液5500余瓶发放给郭各庄村，同时邀请卫计部门专家到村进行专业消杀培训。组织8名女党员组成“志愿消杀队伍”，每天早、中、晚三次，对郭各庄村横竖35条街道、70000余平米街道进行全面消杀，对隔离户、村委会、卫生室、垃圾点、超市等人员聚集场所进行重点消杀。同时，向各户免费发放消毒液500余桶，由各户进行户内消杀。

九百户镇党委副书记、郭各庄第一书记张金栓（左二）安排防控工作。杨国威 摄

设立党员先锋岗，筑牢疫情防线

镇党委协调派出所，抽调年轻党员同郭各庄村党员共同设立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轮流值守，同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为强化疫情防控，镇党委购置铁丝网、彩钢瓦3200余延长米，对该村各进出口进行封闭，总计封锁路口35个，仅留一应急通道供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应急车辆进出。党员突击队员、公安干警24小时不间歇看守，期间劝返试图外出人员50余批次，80余人。

保障到位，让群众到感受党的关怀

村庄封闭式管理，但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得以有效保障。镇党委对该村慢性病需定期外出购药情况进行统计，协调上级部门为该村40名慢性病患者提供送药上门服务。为保证村民的营养均衡，该村通过广播、微信告知群众，各户上报需求，镇党委统一联系蔬菜销售商送至村口，并由党员突击队员统一放置各户门口，截止目前，已统一为450户村民配送蔬菜9200余斤，免费为各户发放鸡蛋1350斤。突击队员送货上门的方式，既保证了村民的生活需求，又有效防止了村民外出，减少病毒传播隐患，更是在特殊时期送去了组织的关怀。

目前，全村人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积极加入到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九百户镇上下齐心协力，誓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