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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汉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

郭大顺

应邵国田同志邀请,在敖汉旗新州博物馆杨晓明馆长、朝阳市德辅博物馆王冬力馆长、赤峰市源古博物馆朱俊杰馆长协助下,于2018年8月17-21日到敖汉旗造访考古遗址。先后考察了城子山、赵宝沟(18日)、大甸子、西台、小山、兴隆洼、兴隆沟(19日)、草帽山、小古力吐(20日)。其中兴隆洼文化2处,赵宝沟文化2处,红山文化3处,夏家店下层文化2处。

敖汉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

我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多次来敖汉旗考古,其中除1973年在敖汉旗作过调查以外,1976年6、7月、1977年6、9月和1983年6月,参加过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的发掘。2001年5月应县博物馆邀请参加过草帽山积石冢清理发掘,1992年还曾参观过正在发掘的兴隆洼遗址,这三处遗址这次是旧地重游。其他几处则是经常引用资料尚未有实地考察的机会,可以说是想往已久的地方,这次一并实现,自然收获很大。以下按时代和考古学文化分别记录。

一,兴隆洼文化,共参观兴隆洼和兴隆沟等两处遗址。

兴隆洼遗址。1982年秋冬文物普查时发现。1983-1992年发掘。1996年被

公布为第四批国保单位。遗址位于牤牛河上游兴隆洼村东偏南,东高西低的缓坡地。杨虎同志主持发掘时,我曾于1992年和田广金同志随严文明先生到过现场。也曾议论过遗址在发掘后的保护展示问题。又回忆起1986年在沈阳召开的第六次考古年会上苏秉琦先生特意提到这处遗址,建议全面揭露。杨虎同志遵循苏先生建议,历经数年,共发掘房址180多座(1983-1986年度发掘60余座,其中1983年发掘7座、1992年7-10月发掘66座,还有窖穴和灰坑173个,居室墓葬30余座及聚落围沟),1983年10期和1997年1期《考古》发表简报。在2007年邓聪先生主持编写的《玉器起源探索》一书的“编后记”中,刘国祥同志在回忆兴隆洼遗址玉玦发现过程时,还透露过将1983-1986年发掘回填的房址又重新揭开,找到12座居室葬,其中2座墓有玉玦出土的趣事。当然,居室葬的发现,大大增加了兴隆洼遗址的分量,特别是F180-M108以一雄一雌两只整猪随葬的首领级人物和M135人头骨两侧各一玉玦证明玦为耳环的实证,以及M130一对玉玦除内外径相同外,重量竟然也一致等实例。这次到现场,知县里在发掘结束后对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作了大量工作,已将遗址范围全部征地,以立砖标识出诸房址轮廓,内外植草皮,四周围木栅,前设木架门,无其他新建设施。虽房址轮廓有点生硬,草地未修整,大门及标志已陈旧,遗存如房址也缺少具体文字说明,但因少人工干预,基本能体现八千年前先人活动环境,展示效果较好。

附近有兴隆沟遗址,1982年普查时发现,是刘国祥同志于2001-2003年主持的发掘项目,报导见《考古》2000年9期和2004年7期。也与最近被公布为国保单位(2013年,第七批)。获有身躯以石、陶片摆塑的一对猪首龙形物(H35),多件石、骨、贝质小型人面像(以贴贝齿石人面像和人头盖骨雕人面像为重要)、右眼眶嵌玉玦(M4)、成人男女二人葬(F36-M23)、采样孢粉中鉴定出人工栽培的黍及粟等重要资料。此遗址地势为缓坡,西高东低,四周较为开阔,与兴隆洼相近。这个遗址最为神奇之处,是地表可见上百处成行排列的灰土圈,以下即为房址,说明虽历经近万年的漫长时间,除近现代辟为耕地外,再无人为扰动。1998年测绘时确认145处,其中东北部一区52座,11行,中部二区67座,12排。西部林地有破坏,26处,10排。兴隆洼遗址也见相同情况,但从报导看,兴隆沟遗址地表所显示的房址轮廓似更清晰。兴隆沟遗址现仍为耕地,无其他保护措施,只有国保标志。由于敖汉被评为世界粟作农业遗产地是以兴隆沟遗址粟的发现为重要依据的,附近乡镇也打出“世界小米之乡”的大标语,可见政府对此遗址也是十分重视的,但因距兴隆洼遗址较近(在东南13公里),所以兴隆沟遗址未再有征地的措施,自然也无遗迹的展示。

可惜的是,这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报告至今未发表,令人期待。

二,赵宝沟文化。参观赵宝沟和小山两处遗址。赵宝沟遗址是赵宝沟文化命名地,小山遗址是四灵纹陶尊出土地。由于辽西一直缺少这类遗存发现,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亲自到过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而且一到就是两处,还都是重点遗址,机会十分难得。

赵宝沟遗址属高家窝铺乡,距新惠镇较近(25公里),所在处为西北高东南低的山坡地,四周有群山环绕,东南有教来河。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引起苏秉琦先生注意,认为是一种新文化类型,遂于1986年6-7月由刘晋祥同志主持发掘,1997年发表报告书。2006年被定为第六批国保单位。共发现18座房址,F6出鹿纹陶片,F13出鳞纹陶片,F103出陶人面。还有60多个单元未发掘。坡东南岗地发现石筑遗迹,只作了试掘,发掘报告称为石头堆遗迹,此石筑遗迹南北长18.5,东西宽17.5米,残高1.3米。边缘有墙,平台四面呈坡状。推测为祭坛。遗址所属村落因地处偏僻,依当地农村脱贫政策,已搬迁,遗址现为耕地,只立有保护标志,未见有其他具体保护措施。南部祭坛有较多石块散布,有近人盗掘痕迹。如再作清理,可望揭露出祭坛底部轮廓,是一件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值得再作工作的事。

小山遗址在兴隆洼村东,牤牛河上游河南,属宝国吐乡。隔沟东北与兴隆洼遗址相对,东距石砬山红山文化遗址500米。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4年10月和1985年10月发掘。地势与赵宝沟遗址相近,也为西北高东南低的坡地,似坡度更大,散布有七、八片“灰土圈”。已发掘的两处房址包括出土四灵纹陶尊的第二号房址,都在西北部高处,应是至尊的位置,向东南除房址群外,有无祭坛一类遗存?看来与赵宝沟遗址一样,也仍有继续发掘的条件和必要。此处不是国保单位,但仍设一保护监控设备。由此向东北可遥望兴隆洼遗址全景,当年赵宝沟人是如何面对早约千年先人活动地景象的,可以作些推想。附近乡镇有以此遗址所出四灵纹图像作标志的,可见也已得到当地有识人士的重视和认可。

考察这两处遗址想起有关赵宝沟文化的定名事。由于小山遗址的发掘时间早于赵宝沟遗址,又于1987年在《考古》上发表了简报,曾一度为以哪个遗址命名有所议论,最后还是苏先生在一次会上称为“赵宝沟文化”,才“一锤定音”。

三,红山文化。共参观三处:西台、草帽山和小古力吐。

西台遗址为此次考察我最为关注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处,遗址在村落西部台地,故名。也为一缓坡。因为发现北、南城壕,北城壕内发掘10座房址,南城壕内9座房址,且在南墙开三门。北城壕内的F202和F4和南城壕内都出有陶铸范,其中F202所出为两扇完整的陶范,其余都为残范,共6件。此遗址的年代属红山文化中期前后,约距今6000年,所以所出陶铸范为国内出土冶铜文物中年代最早的一批。现遗址全部为耕地。未见任何保护标志。偶有陶片散布,不过这次竟采集到玉器的一残角,虽甚小,色黄白,但仍很令人振奋。西台遗址因只在《北方文物》发过一个简报,当时杨虎同志已去世,其夫人林秀贞代为编写,所以只引用了很少材料,似尚未引起各界重视,可能也未定为保护单位。可这是目前所知说明红山文化聚落线索最多、规格也较高的一处红山文化居住址。只有再作发掘,与此前材料一并整理发表,才可能引起进一步关注并适时公布为国保单位和采取保护措施。一处难得的更为理想的红山文化居住址,一个垂手可得的果实,谁为有识者?

草帽山没想到也已是国保(2013年,第七批),但保护情况令人不可思议,保护标志座落在祭坛上,将祭坛大部扰动或破坏,积石冢边界则多为新砌,使辨认原保留部分甚为困难,可能是委托乡镇所为,但积石冢边界是按测图摆放的,不知操作时有无了解情况的专业人员在现场。相邻的那处积石冢有最近车辙,是盗墓者痕迹。保护令人堪忧。

小古力吐所在山坡较陡,也是背山面川,有碎石堆成的墙体,约为方形,前有突起。也散布筒形陶器,形制结构似冢似坛,是所见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的新现象。李新伟等曾作过调查(发表于《考古》2005年3期)。此遗存的石墙外新置多处坟墓,石墙内居然也有一座新坟,保护也甚堪忧。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共参观两处:大甸子和城子山。

大甸子遗址现也为耕地,只有国保单位的保护标志(1996年 ,第四批),无其他保护和展示措施。想到1983年最后离开时曾于刘晋祥同志绕遗址一圈,算是告别,却在露出的门址处看到两壁和底部砌和铺有石板,还采集到陶鬹残片,预示此遗址很不一般。现此门址缺口仍存。听说社科院考古所有再挖大甸子计划,如实现可能会有重要发现。

城子山遗址地势甚高,面积甚大,据报导,面积有6.6平方公里,分六区,232个单元,北部最高处的中心区,15万平方米,有马面和十余个门道。东南单元最多。已测绘遗址平面实测图,但无正式简报发表。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国保单位。此址是这次活动的重点,也是用时最长的一处。上下山坡和在山上城址内走动距离最长,好在当日为漫阴天,气温不高,遗址也没有想像的那么高陡,大家心情甚好,还采集收获了一大包野韭菜。踏查中注意到遗址所见陶片稀少且多为红褐色,与其他高地遗址一致,估计文化堆积不厚,但石砌墙体保存段落较多,有的也较长,据赤峰县初头朗西山等遗址材料,墙下似有更深也砌筑更整齐的石墙。如今后有机会揭示出来,会很壮观。此处正在作保护监控设备,工程规模还不少,看来是近年敖汉史前遗址保护的重点。

种种迹象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确如苏先生80年代所预言,应有较大甸子级别更高的一处遗址,所以我于去年提出:寻找关外二里头!这次参观大甸子和城子山,有进一步思考。城子山遗址虽面积甚大,但地势太高,堆积不厚,附近缺少开阔地带。相对应的平地遗址,一直未有线索。倒是大甸子处于山中央低台地,四周有同时期遗址环绕,西北靠大山及山上山坡遗址群,东南开阔平川也分布诸多同期遗址,是中心遗址所在的较为典型的地貌。寻找更高一级都邑遗址,大甸子遗址群的特点,是重要参照物。

以上所记,有旧地重游勾起的美好回忆,有实地考察后再查资料的对比享受,更有对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的解悟与顿悟,新的感受不少。虽然七八月间地表为庄稼遮盖,不是调查最佳时间,但仍可以说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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