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川县城东北面20余公里处，有一座山明水秀、人烟稠密的小村镇，这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一度为中央苏区闽赣省革命根据地指挥中心、闽赣省首府所在而著名的红色湖坊。湖坊原名“浒坊 ”，南宋淳熙年间，许姓由县城迁居，后谐音成今名。

1931年5月，中央红军在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攻克了建宁城，歼灭国民党一个师；接着红一方面军乘胜进入泰宁、黎川等地，中央红军在这一区域迅速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党组织和红色政权，筹集经费和组建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开辟了建黎泰根据地。

建黎泰、信抚、闽北根据地位于闽赣边界地区，连成一片后，成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在1931年就曾指出，闽赣边地区是个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年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为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该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苏区中央局也认为：“黎川、泰宁、建宁、广昌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为了争取这一区域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成立闽赣省。

1933年4月22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征询闽赣省委委员名单的意见。随即由顾作霖、邵式平负责闽赣省的筹建工作，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第40次常会，讨论建立闽赣省的有关事宜。常会认为“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决定“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顾作霖、万永诚、余泽鸿、毛泽民、钟世斌、萧劲光、周建屏、黄道、薛子正、方志纯等25人为委员，邵式平为主席。25名委员主要来自3块根据地，其中黄道、薛子正、曾昭铭、李德胜、邹琦、黄立贵6人来自闽北苏区。

5月5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在黎川县的湖坊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省、县、区和红军代表共300余人。黎川县有代表10人（其中妇女代表4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顾作霖主持，邵式平作了《闽赣省目前中心任务与工作方针》的报告，通过了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正式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5月10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和顾作霖、邵式平，强烈建议省委驻地应设在湖坊。闽赣省的建立，是闽赣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的标志。

湖坊闽赣省委、省革委会旧址

刚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就设在湖坊桥头的“龚家大屋”。这是一幢前展村街北首，后倚高山垅田，右横潺潺河溪，左联街坊店铺的老式屋宇。该屋傍厅两侧有大小房室20余间，厅前天井一方，厅后一片空地，一段长十余米的短廊连接厅堂，直通后院围墙门外，全屋占地面积约200余平方米。1987年12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5月，抚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抚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被列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2月，获批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闽赣省军区司令部旧址位于湖坊乡湖坊村老街西路北侧吴家巷，原为当地吴氏家庙。建于清代，砖木结构，砖石地面，坐北朝南，面宽14.2米，纵深22.4米，占地面积318平方米，外观高大雄伟，为典型的赣派清代祠堂。

1933年4月，闽赣省成立后，以建黎泰警备司令部为基础，筹建闽赣军区。6月4日，闽赣省军区正式成立，经周恩来、朱德提议，中央局同意，萧劲光任军区指挥员（司令员）兼政委，并在此办公和居住。军区主力部队有：19师（师长周建屏）、20师（师长粟裕）、21师（师长黄立贵）、建黎泰独立师（师长周振国）。省军区辖：抚东军分区（司令员郭如岳）、建黎泰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一1933年5月至6月）、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1933年7月至12月）等。

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并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闽赣省委。6月15日，闽赣省委作出了创造红七军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局在闽赣党的面前，提出了创造红七军团的任务，省委认为中央局提出的这一任务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闽赣党必须把这一任务列为今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以最坚决的工作和斗争，于最短期间内完成这一任务”。6月28日，闽赣省革委发出训令，号召闽赣省人民踊跃加入红七军团。7月上旬，红七军团成立大会在黎川县城篁竹街李树坪召开，萧劲光被任命为军团长兼政委，原闽赣省军区所辖的十九、二十、二十一等3个师成了红七军团的主力部队。

湖坊红军广场

闽赣苏区形成后，成为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是连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在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阶段，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从地理环境看，境内有武夷山脉由北往南连绵不断，特产丰富，地势险要。由此东进可威胁南平、福州；西出可直逼抚州、南昌；南伸可支持赣南、闽西；北面与赣东北相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闽赣省内设立并先后管辖过建宁、黎川、泰宁、崇安、光泽、邵武、建阳、浦西、广浦、广丰、上铅、上广、资溪、贵南、铅山、东方、建东、金南、黎南、宁化、清流、归化、彭湃、泉上、将乐、沙县等26个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影响看，闽赣省的成立，标志着这块苏区有了中央和省的直接领导。此前，中央苏区只有江西和福建两个省。至此增加了一个省份，扩大了政权规模，在政治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苏区中央局指示：“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

从军事影响看，在一个省区组建一个军团，人员之众，规模之大、力量之强，是不容忽视的，加上闽赣军区所属部队，其军事支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红七军团组建后，在保卫中央苏区和反“围剿”战斗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3年7月，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机关由湖坊迁驻黎川县城邓氏家庙。9月，县城失守，机关迁德胜关井水和关上村。11月，再迁建宁县城，并在建宁文庙召开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将省革命委员会改名为省苏维埃政府。其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又相继转移至建宁县伊家都上村、宁化县里坑村、县城，12月撤出宁化后，先后驻泉上、枫溪、安远等地，转入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

1935年1月，闽赣省所辖苏区均被国民党军占领，省党政军群机关随所属武装转入游击战争。5月，队伍转战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交界的紫山。11日，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等人叛变，带600余人下山全部被国民党第9师缴械俘虏，省委书记钟循仁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等突围后被迫出家为僧，导致闽赣根据地的丢失。闽赣省的机构，历时两年至此结束，机构解体。

闽赣省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工会、农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建地方武装，踊跃参军参战和筹粮筹款支援前线。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闽赣省建立初期，只有17个县。随着苏区形势的发展，根据地迅速壮大，全省先后成立了建宁、黎川、泰宁、崇安、光泽、邵武、建阳、浦西、光浦、广丰、上铅、上广、资溪、贵南、铅山、东方、建东、金南、黎南、宁化、清流、归化、彭湃、泉上、将乐、沙县等26个县。全省面积最大时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先后管辖过现在福建、江西两省三明、南平、抚州、上饶、鹰潭5市21个县市的全部或部分区域。在中央苏区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闽赣省所辖县区仅次于江西省，人囗占中央苏区总人囗近四分之一，面积超过四分之一。

作为“江西省十大红色旅游胜地”之一的湖坊村，毓秀钟灵，孕育了一代代勤劳淳朴的人民。历史的硝烟散去，英雄的湖坊人民在这块红土地上，正在续写着更加灿烂的篇章。

来源：江西民政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之二——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

【回顾2019】

2019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我们深入讲好“三个故事”，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开辟《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专栏，缅怀老区光荣历史，弘扬老区革命精神，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开设《脱贫攻坚看老区》专题，报道老区脱贫攻坚的新成就，推介脱贫攻坚新经验、新做法，展现老区群众攻坚克难的精神;推出弘扬老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形成读者和我们共同的回忆。

年末是盘点的好时机，2020年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精彩的篇章!

【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之二——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最大时期版图约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西南出击，逐步开辟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至1931年，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1931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次尝试、重要实践。1933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留下的部分红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江西省瑞金市旧貌

根据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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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根据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实践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预演地。根据地坚持把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作为推行土地革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奠基工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为以后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党的建设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告成立。

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委员在瑞金叶坪村合影

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党员13万人以上。

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政权建设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都。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现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示意图

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议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辖省、县、区、乡四级政府。其中，中央苏区内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省级苏维埃有5个，即江西省(38个县)、福建省(20个县)、闽赣省(25个县)、粤赣省(9个县)、赣南省(8个县)，另有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个中央政府直属县。除中央苏区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下辖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鄂豫皖省、川陕省、湘鄂西省、湘鄂川黔省、陕甘边区、闽东、琼崖、左右江等省(特区)苏维埃政府。

遭敌轰炸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法制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刑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约120部。

《苏维埃组织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宁都县苏维埃颁发的结婚登记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后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内设刑事、民事、军事法庭等机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后称工农检察委员会)是最高检察机关，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各项法律、法令，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犯罪行为提起公诉。

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设置的检举控告箱

军队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负责全国武装力量的作战和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

高峰时的红一方面军共有6个军团、15个师、45个团，12.1万人，是三大红军主力之一。

1932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后，红一军团指战员合影。

经济建设

中央苏区部分国有工厂统计表

农业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中第一位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等，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种植作物，多种经营，改善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赣南闽西一带1933年农产品数量比1932年增长了15%。

瑞金东区农民耕田证

工业

中央苏区还大力发展民用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有5000多名员工的中华钨矿公司，年生产量1800吨，年产值约200万银元。

于都县丰田镇中华钨矿公司旧址

财政金融

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财政、贸易、信贷、货币政策，发行了铜币、银币、纸币和各种债券，财政金融工作成为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有力保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铜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文化教育

中央苏区开办了中央党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华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以及各类专业技术学校，提高了党、政、军干部和专业人员的政治文化素质。

瑞金沙洲坝中央党校旧址

苏维埃大学学员证书

至1934年，中央苏区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

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识字课本

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报刊达130多种，出版发行的政治、军事、科技、文艺等各类书籍350余种。

《红色中华》报

《斗争》杂志

沙洲坝工农剧社旧址

医疗卫生

中央苏区先后建立数十所规模不等的医院，培训了数百名医务人员。

瑞金洋岗下村中央红色医院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

邮政事业

中央苏区邮政开办了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信汇、包裹等业务，发行了面值不等的邮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旧址

毛泽东、朱德手令：“保护邮局，照常传递。”

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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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军

部分中央苏区县参加红军统计表

踊跃参战

中央苏区群众踊跃参加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赤色警卫队、洗衣队、慰劳队，仅赣南苏区就有60多万人参加支前作战。他们不但在反“围剿”斗争中配合红军作战，而且成为红军主力部队的主要来源。

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的赤卫队

购买公债

1932年，中央苏区分两次共发行革命战争公债180万元。1933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广大群众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积极购买公债，支持红色政权。他们还积极响应中央临时政府发动的“退还公债，不要还本付息”运动，大部分人没有兑付债券。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券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券

勇于牺牲

据统计，赣南苏区牺牲的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为10.8万余人。闽西苏区3万多人(占中央红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参加长征，仅湘江战役就牺牲了6000余人，只有2000余人到达陕北。

福建省龙岩市闽西烈士陵园

中央革命根据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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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子参军

在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将8个儿子全部送到了红军部队。尽管杨荣显知道打仗就会有牺牲，但他坚信8个儿子不可能全部阵亡。不幸的是，杨荣显的8个儿子后来全部牺牲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直到杨荣显离世的那一天，他仍在盼望着哪怕有一个儿子归来……

2.血盐

由于国民党封锁，中央苏区极度缺少食盐。南门乡苏维埃政府在一天深夜召开会议，研究到白区购买食盐的事情，大家都争着去白区买盐。乡党支部书记余为品说：“大家别争了，我和儿子以及曾文书3个人去。”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买到 50斤盐，并巧妙通过许多白区关卡，向中央苏区方向赶回。就在距离苏区不远的最后一道敌人关卡，他们遇到了几个敌人。随着“抓贩盐的!”几声大喊，敌人的枪声响了起来。余为品的儿子背着盐包正跑着，突然中弹牺牲。余为品顾不上掩埋儿子，小声对曾文书说：“你背上盐包快跑， 我掩护!一定要把盐包带回苏区!” 余为品故意暴露自己往另一个方向跑去，曾文书背着盐包顺利脱险。

3.夫妇买公债

1933年秋的一天，西江县西江区苏维埃主席正在圩场上传达上级苏维埃指示，动员大家购买公债。他的话音刚落，年过半百的农民许先沐大声喊道：“我买30元!”区苏维埃主席吃惊地问：“许老伯，大家的日子都比较困难，30元可不是小数，你一下买这么多行吗?” 许先沐回答：“为了支援苏区搞好建设，支援红军多打胜仗，我准备把买棺材的20元钱拿出来，再把几十只鸡鸭鹅卖了，说啥要凑够30元。”散场后，许先沐把报名购买公债的事对老伴一说，老伴有些不高兴了：“你把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买债券，等我俩死了怎么办?” 许先沐对老伴说：“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买公债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应该支持。”许先沐一阵劝说，老伴点头称是。老伴对许先沐说：“那咱再买10元钱的公债。” 许先沐说：“家里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拿什么买啊?” 老伴回答：“年轻嫁过来时有点嫁妆钱，我压在箱底一直没舍得动。这次全拿出来买公债吧。”次日，许先沐拿着筹集到的40元钱买了公债。

中央革命根据地导览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部分地区，其中江西省主要有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就位于赣州市的瑞金市。福建省主要有龙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南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其中古田会议旧址、福建省委旧址、福建省苏维埃旧址等景区位于龙岩市，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位于漳州市，闽赣省委旧址位于南平市。中央红色交通线旅游景点主要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

原国家旅游局推荐的中央苏区旅游线路是：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这条线路的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江西省瑞金市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于都县红军长征出发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红色金融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一） 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

1928年年底，国民党湘赣粤三省大军围攻井冈山。彼时红军尚不够强大，坚持一个多月，因力量悬殊无法击退敌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艰难转战，于新军阀混战、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之际，抓住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在赣南、闽西地区大踏步来回对敌作战，开创了赣南、闽西十几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间爆发了参战兵力高达100多万人、时间长达7个月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大战，50多万人战死，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忙于征服地方军阀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无暇他顾，主力尽调军阀混战。

新军阀混战的1930年，给革命带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时机。红四军展开行动部署，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千年来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动农民捍卫革命成果，扩大工农武装和苏维埃区域。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全军发展到4万人，初步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红军战斗力不断提高，能承受的作战规模越来越大。

中原大战结束不久，对共产党充满忌惮的蒋介石从1930年年底到1931年7月间，依次调派10万、20万、30万地方“杂牌军”和嫡系部队，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利用杂牌军和中央军的利益矛盾，灵活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将长期被敌人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成功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创建的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也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全国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十几个省二百余县，面积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拥有1000多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1933年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辖省、县、区、乡四级政府，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其中，中央苏区内由中央政府直辖的省级苏维埃有5个，江西省（38个县）、福建省（20个县）、闽赣省（25个县）、粤赣省（9个县）、赣南省（8个县），另有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个中央政府直属县。除中央苏区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下辖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鄂豫皖省、川陕省、湘鄂西省、湘鄂川黔省、陕甘边区、闽东、琼崖、左右江等省（特区）苏维埃政府。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大举入侵华北，铁蹄肆虐，山河破碎，近在咫尺。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全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此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革命力量大受损失，最后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于1934年10月仓促退出根据地。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与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一）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述略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事补给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经济问题，毛泽东率先思考的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

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决议，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首次告诫边界党要重视经济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否则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城乡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下《寻乌调查》一文，解决了土地革命中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几项重大政策问题，也进一步深化对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所有权的认识。

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对经济战线的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回应。“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要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193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前往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成《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总结了关于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等领域工作的群众经验和规律认识。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中心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时阐述了关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这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回答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目的、动力、方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阶级立场、发展模式、革命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二）毛泽东中央苏区经济思想实践：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与金融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针对劳动力问题、生产资料问题、水利问题等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从政治上发动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以国家财政信贷方式支援，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殖畜产，组织和调剂劳动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兴办劳动竞赛、鼓励深耕易耨，组织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副产品。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百废待举的艰苦条件下，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处处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势头。

战时经济一切企业的发展首要保障供给红军。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军需、后勤需要有基础的工商业经济作后盾。中央苏区地处贫瘠山区，工商业都十分落后，手工业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下每况愈下。面对如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发展公营经济、群众集资合作社经济，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对不同的阶级采取累进税、信贷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税收更多放在剥削阶级身上，银行低息或免息贷款给广大工农群众，反对为争取工人阶级而采取教条的、片面的短视福利观，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

中央苏区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约120部。有关财政、经济、金融的法案如《经济政策》《劳动法》（1931）《暂行财政条例》《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2）《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纷纷出台。为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工农联盟，针对帝国主义手中的企业和手工业，“实行国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船业、矿山、工厂等）”；针对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工人监督生产”；针对私人资本，允许其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

成立国家银行巩固金融。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的货币体系；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金融信贷，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切断帝国主义豪绅买办的吸血管，倾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货币金融体系，必须破旧立新：建立苏维埃政权国家银行和金融组织，发行苏维埃货币，取缔国民党反动派杂钞劣币，控制和集中现金，将资金更多地投向革命事业和工农阶级。

统一财政加强财政管理。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初创之时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红军筹款取之于敌、自筹自给的财政方针为工农武装割据作好了财政和物资准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发《暂行财政条例》和《暂行税则》，要求各级财政收入统一送交中央财政部，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给予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同时运用财政杠杆，区分不同阶级采取没收、征发、捐款、累进税等不同办法，把财政的征收重点放在剥削阶级上，彻底推翻靠向人民征收数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来豢养王侯贵族的剥削阶级专政体制。

《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颁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发展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带领群众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建设新民主主义财政、经济、金融体系。到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工厂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中央钨砂公司、造纸厂、纺织厂、材料厂等32个，私营工业和手工业80多家，形成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纸业、农具、炼铁等生产合作社开办了二三十种。粮食调剂局、国营饭店、工农药店、对外贸易局、中华商业公司等商业机构使红色腹地的商业渐趋活跃。

中央苏区部分国有工厂统计表

但从1933年后，军事、财政、经济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不同阶级者，执行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打击富农、私人资本，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影响国营企业和工农业生产，财政支出剧增，收支严重失衡，苏币不断贬值。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金融是一国经济之命脉。没有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政治与军事势必受制于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就决心在苏维埃区域内创建独立自主的统一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残酷战争环境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创办的国家银行，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家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是建立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国家银行的伟大尝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金融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国家银行玉印，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刻制启用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经济金融的保障刻不容缓，来不得半点迟疑和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毛泽民负责筹备国家银行，调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协助，其他还有3名工作人员，会计1人，出纳1人，勤务员1人兼管兑换。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至1943年9月27日）

毛泽民，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毛泽东的弟弟，毛家英烈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早期为数不多的金融奇才。毛泽民担任总经理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发行了最早的红色股票；1925年，毛泽民调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在大革命的狂潮风暴中，在北伐的狂飙突进中，在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为党的革命书刊出版发行出生入死，在全国20多个城市乃至香港、巴黎和柏林建立分销处；1932年，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任行长，短短几个月，筹建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间的贸易“特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银行基金实力；长征时，在遵义，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于12个昼夜间发行和回笼“红军票”，古今中外未有所闻；全面抗战时期，毛泽民与邓发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在盛世才政府担任代理财政厅厅长，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新疆政局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快刀斩乱麻治理财政乱局、改组银行、改革币制，引进陕甘边区政府法令与章程，造福于新疆人民。不幸的是，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所谓的抗日“同盟者”忌惮出卖，盛世才奉蒋介石之命将其杀死在迪化。毛泽民牺牲时年仅47岁。

曹菊如（1901年5月至1981年1月）

参与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另一位红色金融家曹菊如，1901年5月出生在福建龙岩，1920年初出国任印度尼西亚组织华侨救国会秘书，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闽西总工会秘书，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会计科科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后，他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长征到达陕北后，曹菊如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相继担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代理厅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委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在不同时期的金融工作岗位上，以全部精力和才智，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巩固、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当年，曹菊如等四名工作人员在毛泽民的带领下，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后来随着业务发展，国家银行总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日渐增加，至1934年7月迁往赣州云石山陂子村时，正式工作人员由初创时的五人发展到了七八十人。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