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单位，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这里主要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重要作家、文学流派的文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

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巴金先生密不可分。文学泰斗巴金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现代作家，他在晚年时意识到自己有将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他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现代作家作品。1981年2月14日巴金先生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

1981年10月13日组建建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筹委会委员有：巴金、冰心、-、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朱子奇、张僖等，其他成员：李枫、王乃瑾、曹琳、吴福辉。

1982年，在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选定北京万寿寺西院作为文学馆临时馆址。

同年11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召开成立会，-等同志参加并为“筹建处”挂牌。

财政拨款150万元作为修缮馆舍和购置基本设备的经费，巴金先生捐款15万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基金。

1984年修缮工作基本完成，馆内举办“茅盾生平和创作生活展览”、“老舍生平和创作生活展览”。

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杨犁任文学馆第一任馆长。

同年3月26日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巴金先生亲自主持，-、王蒙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知名作家出席了开馆典礼。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

电话：010-57311800

官方网站：http://www.wxg.org.cn/

开放时间：

9:00-16:30（周一休馆）

门票：

20元

信息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福大学子走进现代化余光中文学馆

7月19日下午，福州大学赴永春实践队在永春县文化馆副馆长周良泉的带领下参观余光中文学纪念馆，同行的还有永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金电、人大办公室姚成荣副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宏云老师等。

据悉，余光中文学馆于2015年建成，展厅分上下两层，占地400多平方米，兼具展览、名人馆及舞台剧场等空间功能。其中展厅共分《乡愁四韵》、《四度空间》和《龙吟四海》三个篇章，全方位展示了余光中的人生经历、文学著作以及个人荣誉等。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文学馆设有交互式体验机器，采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让参观者有更直接的感受，充满现代化气息。

据周副馆长介绍，余光中生于南京，1950年底随父母赴台。其父是永春桃城镇洋上村人，每每忆起永春，难以忘怀，因此余光中对永春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时空沧桑化不尽这许多愁，“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首《乡愁》引起海外游子的共鸣，是天下华侨的共同情愫。

实践队队员王芙琳表示：“文学馆通过现代化技术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有血有肉的文学大家，余老先生用脚步丈量着故乡的土地，用文字书写对故土的热爱，十分令人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不论以后去往何处，我们也要心存家国情怀，不忘故土。”

来源： 福州大学赴永春“桃园画织海丝梦，白鹤拳出刺桐城”实践队

完

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现行农历（紫金历）由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之美誉的紫金山天文台编撰、发布。紫金山天文台名扬在外，除了农历的编撰发布外，其悠久的历史以及丰厚的学术积淀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这一期中，小伙伴们就来随小星一起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游览紫金山天文台吧。

紫金山天文台旧址

01、起源与波折

191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邀请了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劳积勋神父（法国人）代表中国出席会议，而中央观象台仅被允许列席会议，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断然拒绝参会。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从那时起，国人尤其是包括高鲁在内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拥有现代天文台的重要性，此后高鲁为此多方奔走。

1927年11月，高鲁的提案“建国立第一天文台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获得通过。翌年4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这便是现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前身，高鲁被任命为研究所秘书兼所长。1928年底，高鲁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所长一职出现空缺，由高平子担任代理所长，但建造天文台的事宜被暂时搁置了。1929年7月，余青松接任所长，他将台址改为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峰，建台事宜随即重启。此后虽然遭遇了经费不足、长江水灾等众多问题，但在余青松等老一辈天文学家的坚持和努力下，辗转周折，紫金山天文台于1934年8月终于建成，当年9月1日举行了落成仪式并开始天文观测。

紫金山天文台奠基纪念

紫金山天文台正式落成之时拥有全国甚至全亚洲名列前茅的“天文四大件”，包含：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此处的赤道仪可理解为安装了赤道仪的天文望远镜，下同）、200毫米折射赤道仪、135毫米超人差自动子午仪、100毫米罗氏变星摄影机，其中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为当时远东地区口径最大的望远镜。

600毫米反射大赤道仪

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推进，天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部分仪器于1937年8月23日起被迫陆续疏散、转移，撤出南京，辗转于长沙、桂林，最后落脚于昆明，余青松在昆明东郊的凤凰山选定台址。1939年春，凤凰山天文台落成，这便是现在云南天文台的前身。同年5月，中断近两年的天文观测在凤凰山恢复了。

1941年1月，余青松辞职，张钰哲被任命为专任研究员兼所长。数月后，张钰哲组织了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队。此时正值抗战时期，观测队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在9月21日成功完成了这次日全食观测。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计划观测的国外观测队取消了行程。这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对日全食进行科学观测，对于当时的中国天文学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抗战结束后，张钰哲出访美国，陈遵妫任代理所长。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5月重新迁回南京，而凤凰山天文台则由天文研究所和云南大学共同管理。两年后张钰哲回国，继续担任所长一职。

02、 新生与发展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天文研究所归其领导。1950年5月20日，天文研究所的名称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他担任该职务直到1984年7月退休，此后仍然是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直至1986年7月21日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紫金山天文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里创造了中国现代天文史上的多个第一。它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天文研究机构，是中国近现代天文学的发祥地；拥有东亚最大的天文图书馆；是我国第一批天体物理、天体测量和天体力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2009年12月，中国第一架近地天体望远镜在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站正式运行，它是我国最大的施密特望远镜，为小天体搜寻、探测立下了汗马功劳。

盱眙观测站近地天体望远镜

与此同时，紫金山天文台先后负责承建了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津纬度站和各地的人造卫星观测站等许多天文台站；1962年8月，原属紫金山天文台的佘山观象台和徐家汇观象台合并组建上海天文台；1958年凤凰山天文台改名为紫金山天文台昆明工作站，之后于1972年扩建为云南天文台。

凤凰山上的云南天文台总部

由于光污染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紫金山的天文观测与研究逐渐减少，仅保留太阳观测等在白天进行的项目，其他观测项目慢慢由下属的其他台站承担。1994年，紫金山天文台将明清古天文仪器陈列地和紫金山上风景优美的区域划为参观区，面向公众开放，紫金山天文台旧址则于1996年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紫金山天文台旧址全景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使紫金山天文台从中国现代天文观测的创建者逐渐过渡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践行者，从紫金山天文台衍生出的众多天文台站已成为当今我国天文学界的主力军，取得了众多令世人瞩目的天文发现，“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之美誉可谓名符其实。

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原标题：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引题）

薪火相传 诠释文明（文化脉动）（主题）

人民日报记者 王珏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1921年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并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开端，我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发现取得丰硕成果。

图①：四川德阳三星堆遗址考古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资料图片

图②：河南洛阳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外景。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历经不断探索

呈现繁荣景象

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西方学术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达尔文进化论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地质学、生物学获得重大突破，西方考古学产生，历史唯物主义诞生。西方思潮来到中国，对学术界和思想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在这个背景下，1921年，以寻找中华文明源头的仰韶村发掘开挖了第一铲土。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也走过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中国现代考古学经历了起步期、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蓬勃发展期。

从1921年诞生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了起步期。自1950年起，陕西半坡、河南殷墟、北京明定陵等一大批考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新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了初步发展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20世纪50年代，中原地区构建起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直线发展范式，最终演化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原之外地区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加上新的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数据的公布，周边地区古代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考古学逐步建构起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等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区古代文化，都被认为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涌现出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河南偃师商城、新疆小河墓地、四川三星堆、陕西阳陵和法门寺地宫等一大批重要考古发现。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快速发展期。陈星灿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新的方法和理论得到具体的运用。其中最明显的进步，是各种科技手段被应用到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中，中国考古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倾向。在此期间，受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剧增，专业队伍也有了很大增长，出版物则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蓬勃发展期。党和政府将考古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无论在考古投入、考古项目数量，还是考古技术、考古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显著增长。同时，中国考古学与国外的联系日益加强。目前，我国已在海外开展11个援外文物保护工程和40余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的24个国家。中国考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延伸历史轴线

丰富历史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说，考古学的大量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系统，基本上建构了史前史，重构了先秦史，在中华民族起源、中国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起源和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早期发展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考古学为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为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考古学成果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体系，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性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文献遗产等的体系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留下了科学的方法体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中国考古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并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方法体系。这既包括科学的技术体系、研究理论体系和学科人才教育培养体系，也包括符合国情的遗产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综合利用多学科和技术手段进行考古研究，已经成为行业普遍共识和学科发展内在动力。在考古发掘和遗产管理等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中国考古学在发现与研究、实证中华古代文明和对人类历史贡献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考古和公众的关系也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一系列考古成果及时向社会发布，一些考古发掘过程适当向公众公开。中国考古学和公众的互动，普及了科学考古知识，激发了人们对考古和历史的兴趣，增强了文化自信。

此外，考古发掘和成果需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更好地融入社会，促进地方文化事业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贺云翱说，中国考古的学术成果在文旅事业融合，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在城市城镇建设、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软实力和国家文明形象建构，在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增进交流互鉴

增强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长时段观察历史的尺度，这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是对过往历史研究的贡献，也是对未来发展的贡献。”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所长、研究馆员林留根说，考古学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面对未来”的探路者。中国考古学丈量中华五千年文明所走过的路，探索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凝聚了一代代考古人的贡献和付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种建荣说，我们几代考古人，始终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求真致用，诠释文明，薪火相传，奋斗不止，奠定了今天中国考古的辉煌与成就，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就应当肩负起构建国家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要扛起“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任，再铸考古新辉煌。

致力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成为保护利用考古遗址和成果的重要抓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方勤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考古未来发展一个重要内容。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组织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比如正在进行的实验室式三星堆遗址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理念、方法、技术和水平的体现。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展示中华悠久文明的文化和旅游标志，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中国考古学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陈杰说：“中国应该积极欢迎国际合作，汲取国外学者的先进方法和优秀成果。同时，中国考古学要积极走向世界，通过国际合作达到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并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