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遗址

大营子遗址：位于义隆永乡大营子村西1.5公里的西梁。分布面积3000平方米，地表采集的石器有石锄、石斧、夹砂褐陶残片，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属兴隆洼文化类型。

柳树底遗址：位于义隆永乡大柳树底村南偏东40处，遗址为西北东南走向，西从大柳树底村东到谢家营子村东南。地表遗留了大量三足器和口沿、腹壁、石斧等，属于红山文化类型。

满得图遗址：遗址位于治安镇满得图村已经干涸的池沼边缘，沙丘地带的底部。遗址发现大量红色彩陶片(有的带黑道纹饰)和夹砂“之”字纹陶片。陶器有盘、瓮、罐，石器有斧、石镞、石磨盘，骨器有骨锥、骨刀数十种，还有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此类红山文化遗址、遗迹，奈曼旗固日班花、章古台、图勒恩塔拉、巴嘎波日和、奈林、浩特、苇莲苏、平安地等苏木(乡)均有发现。

上石碑村遗址：遗址位于白音昌乡上石碑村，采集的遗物有陶鬲、陶罍、陶罐、质地为夹砂褐陶，多为手制饰以绳纹或素面，同属于本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

经过多次文物普查，此类型文化遗址在奈曼义隆永乡、青龙山镇莫家湾子、牤牛河北岸、土城子杏树园子村均发现大面积遗址。

扣根村遗址：遗址位于新镇乡东南2.5公里处。遗址出土了折腹罐、四耳红陶罐、石斧、铜戈、青铜刀。从出土器物表明，铜器虽数量不多，但已有铜制武器，随着青铜器的出现，逐渐代替了石器，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类型遗址。古城址

土城子古城：古城位于土城子乡土城子村西南0.5公里处，城的东西多沟壑，南北多台地。古城近四方形，较为完整，周长1419米。城墙高度4--6米，底宽10----14米，均为夯土板筑，有南北两门。城内有大量战国和秦汉时代的陶片和建筑构件。据考证此城是汉代新安平县治所。

善宝营子古城：善宝营子古城位于奈曼旗南湾子乡善宝营子村东南0.5公里处。北距燕长城30公里，牤牛河在古城西南西北向东南流过。古城近方形。四角正处东西南北方位线上，现存东北、东南、西北三面墙垣，墙残高4米，周长1350米。1973年吉林省考古队对古城进行考古钻探和发掘，出土2000余件燕秦汉历史遗物，其中在一陶器上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残部。据考证，此城是后汉废弃的辽西郡六县之一的文成县治所。

西孟家段古城：古城位于平安地乡西孟家段村北，距该村约1公里，城东北约1.5公里处，是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汇合处。城址已被河水冲毁，轮廓不辨，只剩遍地残砖断瓦。据考证，此城是辽代龙化州故址。

五间房城堡：五间房城堡在土城子乡古城东南4公里处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土岗上，东距五间房村约250米，城堡呈正方形，东西北三面为夯土板筑墙。南接烽燧。烽燧的南、东面临深谷，此遗址发现战国、秦、汉遗物很多。

奈曼旗经过多次文物普查，辽代古城还有白音昌乡酒局子古城址、南湾子乡半拉城子古遗址、太和乡舍力虎古城遗址、太和乡偏坡营子古城址。古墓葬

陈国公主与附马合葬墓：位于青龙山镇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墓主人陈国公主耶律氏为辽圣宗侄女，驸马萧绍矩为圣宗齐天皇后之兄，历任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公主死于1018年，年仅18岁。

1986年6月6日，由内蒙古考古所主持发掘，共用了65天，全墓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西耳室、后室组成。墓穴南北全长16.4米。墓道斜长6.5米；前室南北3.48米，东西1.93米，高2.65米；主室椭圆形，东西径(短轴)4.38米。壁画绘于墓道东西两侧，前室东西两壁及顶部。壁画内容有人物、马匹、仙鹤、云朵、日月、星辰等。后室有砖砌尸床，公主与附马尸体头东脚西，仰身直肢，头枕银枕，身着银丝网络，戴金面具，着银靴，胸佩琥璎珞，束带。公主头戴琥珀头饰，颈戴琥珀珍珠项链，两腕各戴一双金镯，每个手指各戴金戒指一枚，身佩金荷包等。随葬晶共3227件(组)，许多制品是用金、银、玉石、玛瑙、琥珀、珍珠等贵重材料制成，用金约1700克，用银约1万多克。墓中随葬晶丰富多彩，而且保存完整，有些精品为首次发现。代表性的随葬品有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琥珀璎珞、玉柄银刀、金带挎、银挎蹀躞带、镂雕金荷包、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乳钉纹玻璃瓶、提链水晶杯、胡人驯狮琥珀佩、琥珀鸳鸯、双鱼形玉佩、动物形玉佩、绿釉长颈瓶、花口白瓷碗、鎏金铁马镫、缀玉马胸带等。

后双山子墓群：位于新镇乡东北12公里处。1990年秋，后双山子村村民修筑梯田埂时，发现人骨胳和部分陶器，-物部门清理，共发现100多个墓。属于夏家店下层墓群，这是一处排列有序，聚族而葬的墓地，出土的陶器有鬲、罐、壶、豆等300余件。

下地古墓群：古墓群位于青龙山镇西北7公里下地村的台地上，墓为直身仰卧葬，墓四壁用石垒砌，上盖石板。殉葬品有陶鬲、陶、罍、陶罐、质地为夹砂泥质褐陶、饰以绳纹或素面。

杏树园子村古墓群：古墓群位于土城子乡东北10公里处，杏树园子村北小山上，从墓0土陶鬲、陶豆、鬲足数件，陶片数件，质地为夹砂褐陶，多饰以绳纹。

酒局子古墓：辽代，座落于白音昌乡酒局子村东北约200米处。1991年秋，村民大修鱼鳞坑时，挖出此墓。早期被盗，墓内被土填满，所有墓内瓷器全部被破坏，经过认-复后共计出土40余件文物。尤其是石棺的浮雕艺术和被破坏的定窑瓷可堪称辽代一绝。长城、佛塔

燕长城：奈曼旗境内段长约125公里。燕长城从赤峰敖汉旗宝国吐苏木荷叶花嘎查延伸进入奈曼旗境内土城子乡的高和村西岗岗后，经塘坊、苇塘沟、七家子、杏树园子等村，直达牤牛河畔。后以河代城，沿河北溯20公里，又从牤牛河东岸的牡石沟起继续向东延伸，经-山北麓，穿入新镇乡大榆树村，经扣根、哈日干图到朝阳沟，延伸进入库伦旗平安乡的西下洼。长城均以夯土板筑，现今底宽6米，残高1--6米，沿长城设有城堡、烽燧、关隘等。

和硕庙佛塔：位于章古台苏木所在地，建于清代中叶，为自治区重点保护文物。该塔由青砖砌筑，塔身通高约13米，底宽约6米，塔上圆下方，共分5阶。上两阶呈圆状，有铜顶箍、十三天、佛眼等。佛眼分东、西、南、北四向，内有四尊佛像，为首者是-教格鲁派鼻0喀巴。下三阶呈方形，每阶有若干佛像浮雕，四面对应，工整美观。墓志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志置于墓的前室中央，刻志文石料为绿色砂岩，志石志盖一合，呈正方形，边长89厘米，通高28厘米。盖盝顶，中部高16厘米，志盖四个斜面上用线刻十二生肖像，人物头顶为生肖，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板于胸前，而偏右侧身站立。四角各线刻一朵牡丹花，盝顶为平面正方形，边长50厘米，中央分三行阴刻篆书“故陈国公主墓志铭”8个大字。志石厚12厘米，志面四边线刻双栏，填几何纹，栏内刻有楷书汉字志文27行513字，字迹工整清晰。

信阳有哪些古代遗址？

信阳市是河南省最南端的地级市，古遗迹有很多，属红色遗迹较多，因为在建国之前，信阳市处于我党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之内，这里也是红军几支主力部队的发源地。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信阳的红色遗迹啦，只讨论下信阳最古老、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迹，信阳人绝对认可！

城阳城址。城阳城址面积达到46平方公里，是一个很有来头的城，历史很丰富，丰富到哪里呢？因为这座城最开始建于春秋时期，经历一千多年，直到隋唐时期被荒置。该城还曾是楚国国都。从我国建国到现在，这里出土了编钟、青铜器具、玉佩等文物几千件，为我国的考古事业特别是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座城址还是我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常值得一去！！！

番国故城遗址。番国故城遗址是东周时期的文化遗迹，经考古发现，这座故城的规格已经探索清晰，虽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遗迹今日还存有城墙，该遗迹还出土了春秋时期的的一套编钟，共计九枚。番国故城对考古学家研究那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非常有帮助。

黄国故城。黄国故城是周朝遗址，形状来看总体是座长方形城池，面积较大，这座故城周边曾出土大量同时期文物，是我国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有兴趣可以去实地领略下。

新密有座极为罕见的远古时代古城遗址

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为东西长方形，现存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座城门缺口。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城址面积17650平方米，最高处达十六米，最宽处达四十余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南河，宽34至90米不等。在古城寨城址的东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此处原为低洼地带，筑城时为扩大面积，不惜调用大批人力物力、垫土夯墙基，最深处达10米，墙基宽度多在60米至100米之间，再加大地面之上的高大城墙，其工程之大，在中国早期筑城史上极为罕见，其中已清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且与城墙的方向一致，为南北长方形，长28.4米、宽13米，面阔7间，南、北、东三面有回廊。

新密古城寨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迄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北、东三面城垣和南北相对的两个城门缺口。北垣长460米，南垣长345米，东垣长345米，西垣被溱水冲毁，复原长度为370米；存高约7－16米，墙基宽约42－102米。南城门缺口因西侧城墙被起土破坏，宽18.7米，北城门缺口宽10.7米，城址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环绕，壕沟宽34－90米，深约4.5米多。城西是溱水，水宽而沟深，成为自然屏障。城内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龙山、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153座、陶窑4座、水井8眼，房址4座，墓葬5座。

一号房址（F1）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北处，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有回廊，为夯筑高台建筑，方向281度，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米，面积369.2平方米。

四号房址（F4）位于一号房址以北7.4米处，是一座廊庑式建筑，由三道墙基槽、门道、门卫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房址方向281度，现已发现长60余米，基宽4米，三道墙基槽南北并列，每道宽30－50厘米不等。

根据城垣和遗迹的地层关系及出土文物判断，古城寨城址为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其年代和地望来看，均与古史传说中的祝融时期相近或大体一致。今本《竹书纪年》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此“郑”系指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而言。清嘉庆七年（1802）黑峪沟白衣观《创建火神庙碑记》云：“密本古郐地，高辛氏之火正祝融旧墟也。”清道光九年（1829）原密县老城南关《重修火神庙碑记》谓：“密，故祝融墟也。”由此看来，古城寨城址似与祝融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城内宫殿建筑遗迹的规模来看，其规格甚高，很有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500米的岗地上。北距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约10公里，南去箕山北峰约7公里，西有王岭尖，东为卢医庙坡，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颍河流经南侧，五渡河从其东南注入颍河，形成一处小型的河谷盆地，王城岗就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央。其东南因被五渡河常年冲刷，已成为北高南低的断崖，而岗的西面地势却比较平坦开阔。

王城岗城址分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西垣就是西城东垣。东城城垣大都遭到破坏，现存南垣西段残长约30米，西垣南段残长约65米，南垣与西垣的交角为88度，近乎直角。由于古代五渡河道的西移，将东城大部分城垣冲毁。西城除东垣与东城共用外，南垣残长82.4米，其东端有一段长9.5米的缺口似为城门设施；西垣长92米；北垣西段残长29米。西垣与南垣的交角为90度，直角相接。两座小城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曾发掘出多处龙山文化夯土基址遗存。其中分布在中西部较大的两处：一为长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左右；一为方形，面积约70平方米左右。在夯土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10多个奠基坑，坑内填埋有数量不等的人骨架和零散人骨。

外城亦称大城，其北垣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城外有城壕，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4－2米，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垣与城壕已被毁坏。大城将小城包括在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共分五期，根据内城灰坑和奠基坑中出土骨头测定的年代数据，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一期为公元前2190－前2110年，或公元前2190－前2105年；二期为公元前2132－前2082年，或公元前2128－前2084年；三期为公元前2090－前2030年。一期是内城的始建期，二期是内城的使用期。外城的始建年代与内城相当或略晚。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则王城岗城址始建年代应早于夏代，在五帝时代的积年以内。

王城岗城址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夏部族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古字通。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传说中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太平御览》卷115引《帝王世纪》说：“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伯即一方之长，在此指部族首领或古国的国王，因其活动在嵩山一带，嵩即崇字，故曰崇伯鲧。《山海经中山次经》云：“萯山之首……南望蝉渚，禹父之所化。”“禹父”指的就是鲧。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谓：“禹都阳城。”从其方位判断，禹所都的阳城应为登封王城岗古城。王城岗城址的始建年代稍早于禹，可能就是禹父夏鲧之城，后来成为禹都阳城。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夏鼐先生认为，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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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远古史话”！考古遗址揭秘古代岛民史前生活

蓝字

岁末年初，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半岛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椰林中的稻田和黎安港内的渔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半渔半农的村庄。距黎安港不远的一处地势略高的台地上，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内角遗址进行发掘。这将进一步填补海南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序列中的空白。

陵水桥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纺轮 武威 摄

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以万宁—陵水—三亚东部沿海一带为代表的海南东南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石器时代海南先民的生活印记和繁盛的海南史前文明正逐渐清晰。

国家力量

助力海南史前文明发掘

在一片海防林和一小块菜地间，整齐分布着4个100平方米的土坑——考古工作中称为探方，这就是内角遗址的发掘现场。在一个个探方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超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锲而不舍地破解着海南史前文化的密码。

这是一项持续多年的工作。事实上，早在2012年，黄超的老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傅宪国研究员与他的同事们已经在海南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特殊的海南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经陆续“迎接”了多次个人或集体发起的考古行动。1950年，考古学家韩槐凖在其家乡文昌发现凤鸣史前人类遗址，从此拉开了海南史前考古帷幕；经过1958年的考古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陵水大港村遗址被确认为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种种原因，以上考古工作并未深入推进。

但学界对海南史前文明的探索并没有停止。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海南省政府共同签署了合作开展海南考古研究框架协议。这意味着，海南史前文明发掘注入了国家力量。

2012年，傅宪国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先后对陵水、三亚、东方、昌江四县市进行了更细致、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复查。

海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王明忠是联合考古队的负责人之一。“史前人类对于村落的选址十分讲究，一般村落周围都会有淡水河经过，以确保村民的用水等问题。”王明忠告诉记者。

通过查询陵水三才镇附近的地形资料，调查队发现，桥山附近有一条淡水河，且在实地调查时发现很多陶器碎片露在地表。“随后联合考古调查队采用螺旋式钻杆对该地沙丘进行钻探，结果更是让人吃惊！我们发现桥山下面竟然是一个保存相当完好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而且文物数量十分丰富。”这一结果让调查队十分震惊。这是海南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陵水桥山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片拼接修复成的陶器 武威 摄

随后，调查队以桥山遗址为辐射点，相继发现陵水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大量而细致的考古发掘，不仅为研究海南史前文明提供重要材料，也让海南考古收获颇丰。

桥山遗址的发掘荣获了2016年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田野考古二等奖”。以三亚英墩遗址、陵水莲子湾遗址和桥山遗址为代表的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一项目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考古》杂志社评选的2015年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5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是海南考古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构建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起到标杆作用，提升了海南考古在环南中国海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中的形象与地位。

丰富文化遗存

揭开史前生活面纱

在内角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米多深的考古坑口已被工作人员根据土质形状、颜色、所含杂质情况在剖面划线分层。一旁的工人正收集探方里的沙土，用筛子分离出其中的贝壳、陶片、兽骨、石器等历史遗存并初步分类。

对于专家而言，海南考古有其特殊之处。包括海南在内的环南海及南太平洋地区沿海一带，受沙丘遗址自身特点及埋藏环境的影响，不仅木炭、植物遗存等有机质很难保存下来，且出土的陶片多为碎片。

莲子湾出土的双肩石器　

即便如此，考古学家们仍在遗址发现了大量文化遗存证明，逐渐揭开了岛屿古人史前生活的神秘面纱。

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南东南沿海地区属于砂质海岸地貌，常年受潮汐、风浪影响，形成多个潟湖、海湾等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通的地理小单元。各地理单元内，海生、陆生生物资源丰富，颇适于古人繁衍生息。

与落笔洞人不同，这一时期海南先民的生活十分富足，从出土的文化遗存就可见一斑——

有的平底盘形釜器形较大，口径一般为40厘米左右，或许是用来盛装面积较大的食材；有的陶罐罐体较高、陶肚较深，表面有明显的烟熏痕迹，或许是用来烹饪汁水丰富的鱼肉或者汤类食物；还有的磨光红衣陶片，陶质较硬、打磨精致，经过修复发现它们的器型并不规整，有罐、釜、杯、碗、钵等，器身上的纹饰有刻划和拍印的菱形纹、方格纹、水波纹、弦纹和绳纹等，说明当时出品的陶器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他们用骨头或石块制成圆形网坠，把绳线交织结成一张大网，去捕获大自然的馈赠。

“有的物品造型很美，表明这里的先民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蒋新荣的描绘中，内角遗址先民们的生活状态仿佛历历在目——

陶制的网坠、数量巨大的贝壳、大大小小的鱼骨，勾勒出先民们向海而生的生存状态；偶尔发现的兽骨，表明他们也会在陆地上狩猎采集；陶制的纺轮、细细的骨针，可能用来纺织衣物，也可能是织造渔网用的；石斧、石锛造型精美，不仅刃部光滑锋利，四面都有精心磨制的痕迹，既美观又趁手；光滑的石环几乎能够拼凑成规整的圆形，与手镯如出一辙；一些陶片上依稀能看到精美的花纹……这些无不表明，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得先民们有了追求精神生活的动力。

海南史前文化序列

不断完善

“从史前考古的眼光看，海南在史前绝非荒蛮之地，而是有着丰富遗存和繁盛文明的地方。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表明，距今6000年到3000年间，有很多人类群体在此生活。”黄超表示。

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以万宁—陵水—三亚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海南东南沿海地区目前至少明确发现了五种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为英墩第一期遗存、英墩遗存、莲子湾遗存、桥山遗存、踏头遗存。

我们不禁好奇，考古文化序列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在英墩遗址发现了陵水莲子湾遗存（即英墩第三期遗存）晚于英墩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陵水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遗存早于桥山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黄超告诉记者，莲子湾、英墩、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以英墩、莲子湾、桥山遗址为支点，即可初步建立起“英墩文化”→“莲子湾文化”→“桥山文化”这一海南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这是构建海南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重要基石。

莲子湾遗址出土陶尊（口径14 残高7.8厘米）

随着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开展，目前以万宁—陵水—三亚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海南东南沿海地区已初步建立“英墩第一期文化遗存”→“英墩文化”→“莲子湾文化”→“桥山文化”→“踏头文化遗存”这一基本文化序列。这一年代框架尚存在一定缺环，将随着陵水内角和万宁湾仔头遗址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而不断细化和完善。

在考古专家们看来，海南考古还有很多惊喜有待发现。“岛屿遗址、岛屿文化有其独特之处。为适应相对隔绝而又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先民们创造出了独特的岛屿文化或海洋文化。我们还在继续研究，希望能拨开更多历史迷雾。”黄超表示。

新石器时代

其他考古遗址

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滨海平原和靠近河流的台地、阶地上。按照发现遗址的地形，可分为沙丘（贝丘）、台地（山坡）类型的遗址，分布范围上偏重于本岛南半部地区。

陵水石贡遗址

遗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南约1公里的南湾半岛。遗迹有灶、红烧土、房址、柱洞、灰坑、陶片堆积和石块堆积等，遗物主要有石器和陶器，另有少量兽骨、贝壳，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甚少。陶器以夹粗砂褐陶为多。石贡遗址距今约4900－4400年（依据碳14测年数据经树木年轮校正）。

陵水移辇沙丘遗址

遗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移辇村东北的海边沙堤上。发现三处灶址和居住遗迹，出土和采集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动物遗骸等。灶由呈三角形排列的三块石头组成，明显被火烧烤过，灶中心部位出土大片陶釜口沿，大量鹿、猪、鱼等动物骨骼和牙齿，以及少量炭粒、红烧沙土等。其年代为距今3610年至3430年。

来源：海南日报、陵水旅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