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园，坐落在南京北郊晓庄的劳山脚下。是为了纪念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爱国学者陶行知而修建的。里面的景点有有陶行知纪念馆、晓庄烈士纪念碑等。

中文名：陶行知墓

馆藏地点：南京北郊晓庄的劳山

开放时间：1946年12月

著名景点：陶行知纪念馆、晓庄烈士纪念碑

陶行知在上海的“故居”

很多年前，我得知上海徐汇区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挂了纪念陶行知的铜牌，专程去瞻仰，一看是“陶行知旧居”！他因躲避特务追踪，借住在友人任宗德家中，因突发脑溢血在此去世。准确的说，这是陶行知去世地。

余庆路146弄爱棠新邨13号

陶先生一生为国事四处奔波，曾几次来上海，把这座东方大都市当作第二故乡。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在上海度过。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要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500万市民都有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可是，他的生命停止在1946年7月25日，这些愿望也付之东流。

为了“让中国人人受教育”，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教务长之职，放弃了每月五百元大洋的高薪后，从此没有职业，靠卖稿、卖讲、卖文为生。他办学校靠募捐，向武训学习，要饭办学。他把所有的精力、财力、心血，用在办教育上，如他的诗所写：“人人称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时为了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他没有房产，因为无钱购置，更无心思为自己谋划。陶行知多次往返在上海，住处从不固定。

1919年4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之邀，由日本抵达上海，陶行知与胡适等去码头迎接老师。陶行知当时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后，住在旅馆。

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京师范高等学堂

1921年夏，他的另一位著名导师孟䘵来沪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此后4个月，陶行知一直陪同老师进行调查和讲学活动，除了在南京，其它城市的活动，陶行知都住旅馆，为了省钱，住的都是小旅社。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被反动政府查封，他遭到通缉，避居上海。他躲在法国公园旁的孟渊旅馆，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和躲避搜捕的学生挤在一起打地铺。学生不敢出去，陶行知每天半夜出去，回来带包面条，在五更鸡（一种烧火油的小炉子）上下面条，大家分了吃。不久，传来被捕的晓庄学生谢伟棨、叶刚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杀的消息。陶行知心痛之极，喊出：“刀儿，刀儿，嗬嗬！我们还要干！”

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在同乡程霖生帮助下，住进了程家（现泰兴路306号）。后转移至虹口内山书店（现四川北路2050号），在内山完造先生帮助下，流亡日本。

内山书店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先是匿居在法租界，后内山完造为他租了北四川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门牌号不详）。当时，他的通缉令尚未撤销，没有经济收入，只能化名写文章获取点稿费，后得朋友牵线，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合同，以译稿度日。他整天整夜伏案译书，很快就完成了几部书稿，可惜在“一二八”的炮火中全部化成灰烬。

他的晓庄学生方与严、丁柱中等得到消息，找了个小饭店与他见面，问老师有什么打算。陶行知说了日本见闻后，语重心长地说：“要集合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科学家来倡导一个科学下嫁运动”。学生惊讶地望着这位学教育而不是自然科学的老师，充满了疑虑。陶行知说：“要把科学的种子播到千家万户，一个国家要进步，科学是唯一的桥梁。要把科学知识变得像空气一样，让中国每个人都享用，以造就一个科学的中国！”

此时，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聘请，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并以“不除庭草斋夫”之笔名，撰写了大量时评、教育理论及小说。史量才得知陶行知要发动“科学下嫁”运动，十分支持，捐款十万元，作为活动基金，还以《申报》顾问名义，每月发给陶行知生活补贴。

得到史量才的资助，陆续出版的科普书籍也有了稿费，陶行知有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活，他把母亲、夫人汪纯宜和几个孩子接到上海，租武定路石库门（门牌号不详），把家安顿了下来，因钱少，租不起大房子，他自己常常挤在“自然学园”睡。

1931年夏，他租下西摩路（现陕西北路门牌号不详）创办自然学园。这座三层洋房是一犹太人夫妇住宅，主人住三楼，一、二楼租给了陶行知。楼不大，只有两间房，但楼下有厨房，屋顶有晒台，生活很方便。陶行知购置了一些仪器、图书，请丁柱中、戴伯韬、董纯才、方与严住进来，后来高士其也被陶行知请来，加上长子陶宏和他自己，共七人，住在这里，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两间房，既是居室，又是办公室、写作室、实验室，条件虽差，但大家都很尽职，生活既紧张又有趣。每天起床后，他们在晒台晒会儿太阳，陶行知说，这是天然补钙。早饭后就开始看资料、讨论，分头工作。

“科学要从儿童教起”，陶行知计划“自然学园”将编三五百本《儿童科学丛书》，内容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要求既能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和老百姓阅读，其目的是“引导孩子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

来工作的几个有的是欧美留学生，有的是晓庄教师、学生，都有实验、研究能力，但如何写出儿童爱读的科普读物，觉得很困难。陶行知介绍了两位“先生”，一是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听，如有不顺耳之处，就要修改。二是老妈子（“自然学园”烧饭的佣人），读给她听，如她听不懂，“稿子只有扔进字纸篓里去”。

高士其因做实验，细菌钻入脑子，得了后遗症，流落上海生活无着。陶行知把他请来，鼓励他写作，他从“自然学园”写“生理卫生”起步，后来成了著名科普作家。

“自然学园”供吃住，每人每月还发10块钱大洋补助费，只有陶行知，把史量才发他的个人生活费都投入进去，非但不取分文，还把稿费也捐了出来。这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除了高士其，其他人都打地铺，陶行知也不例外。但大家都全身心投入工作，称它为“自由学园”，每个人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有一架十分精密的望远镜，夜晚，全体同仁由陶先生率领在晒台观看满天星斗，一起认识北斗星，天河、牛郎织女，一起研究天文。每人有分工，丁柱中译外国科普著作，陶行知和陶宏研究天文和化学，高士其写微生物大观；董纯才编《十万个为什么》……

“自然学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陶行知领导下，编出了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自己编写的就有科学、天文学、度量衡、空气、肥皂的把戏等。由于他仍在通缉中，这套丛书以陈鹤琴、丁柱中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为儿童系统介绍科普知识的书，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在陕西北路自然学院编写的《儿童科学丛书》

1932年6月，为了给科学下嫁运动建立一个实验基地，进一步开展科学普及运动，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立案，陶行知与儿童书局合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这所学校没有校舍，也没有专职人员，只设了联络处，在爱文义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永裕村，报名处在浙江路5号儿童书局总局内。陶行知任校长，聘陈鹤琴与“自然学园”全体同仁为指导员。他拟了招生广告：“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生存。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生存于现代世界，科学要从小教起。”

通讯学校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形式，编了指导书，书中事例尽可能中国化，所提倡的实验器材，发动儿童自造，如酒精灯用水瓶，玻璃管用竹子，破布、烂棉、铁丝、旧钉都可作替代品，提供自学自做自研究。第一期报名者就有100多人，由于经费困难，所有指导老师全义务，大家还把出书稿费全贴了进去，勉强维持了三年，最后连讲义油印费也付不起了，只好停办。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因经营困难，无力资助，“自然学园”租不起洋房，搬到了租金较廉的法华寺（现法华镇路525号））坚持工作。在诵经声中，陶行知和大家挤在一起，与僧人为伍。夏天没蚊帐，只能用被单盖住身子才能抵挡蚊子，热得发晕，仍然苦苦坚持，最后连破庙也租不起，“自然学园”只能停办。

不久因房租太贵，陶行知退掉武定路石库门，把家搬到法华寺附近的小房子，全家挤在一起，几个儿子只能打地铺。

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冲破了社会种种束缚，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先行者。在艰难困苦中，他和他的团队写成108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他提倡的科学立国，科学强国，“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可以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高瞻远瞩，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科学下嫁运动搞不下去，陶行知进行了反思。他希望晓庄学校复校，但已不可能，出路何在？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同乡程霖生见他无屋可住，再次请他住进自己家（南京西路1550号近常德路），后来几年他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1936年7月出国。

程霖生公馆

1932年10月1日，在宝山大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没有围墙，没有校舍，只在孟家木桥借了一座破旧的红庙，后来又租了菜农张兰庭的房子。

红庙（左后）大扫除

最高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庭家

那时大场离市区很远，交通不便，陶行知住在常德路，去一次工学团要来回好几个小时。他送抽水机、医疗药品、图书下乡等，无法回市区时，就住在工学团，与他的晓庄学生工学团团长马侣贤挤在借来的房子里。

大场地区农民像所有的农民一样，过着贫困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小的孩子要为家庭分忧，割羊草、卖菜、种田，几乎没人上学。工学团提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适应了大众的生活。陶行知亲自下田教农民使用条播机种棉，使棉花产量成倍提高；遇大旱，他募捐来抽水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送到田头帮农民抗旱；没有钱请老师，他发动小孩子当“小先生”，即知既传人；他办共和茶园，放映电影，请来冼星海、聂耳、田汉……实施乡村艺术教育，倡导“三元大洋结婚”，改革陋习……

1934年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推广小先生制作动员报告

陶行知无力扭转乾坤，但他以赤诚的心，尽自己最大能力，改造乡村，为农民谋幸福。他常常在简陋的泥屋里，与农民谈笑风生，把希望送到他们的心里。

1933年11月16日下午，陶母见陶行知衣服扣子掉了，要他脱下上衣，飞针走线，把扣子缝上，又检查了一遍，把衣服穿在儿子身上，忽觉头痛欲裂，步履跚跚地想上床睡觉，一个踉跄，她倒了地上。陶行知和陶宏把老太太抬上床，她拉着儿子手，断断续续地说：“不碍事，别急……”她勉强张开眼睛，想说什么，再也发不出声，手也放开了。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已不省人事，待送到上海国立红十字医院，医生只会摇头。

陶行知父子在病床前守了29个小时，老太太呼出最后一口气去了。任凭儿孙千呼万唤，她再也听不到了。朋友们知道他清贫，筹了一笔款子。他办完丧事，抚棺回乡，把母亲葬在晓庄他父亲墓旁。家破了！他的知音、妹妹文渼已于1929年英年早逝；为他持家、养育儿子的母亲走了；他的夫人汪纯宜因不堪生活重压患精神分裂症已多年，自己忙于事业，四处奔波，这个家怎么办？老友姚文采劝他把夫人送进精神病医院。法华寺旁这间小房子不租了，三个儿子住进法华寺内的“自然学园”，三儿子一直有病，无法正常生活，托付给了姚文采。

法华寺

家散了，从此，陶行知一家再没能在一起生活，夫人于1936年在医院去世，陶行知正在广西准备出国宣传抗日，丧事是朋友帮助料理的。

母亲的人寿保险费一万多元，陶行知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供新安旅行团和山海工学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新安旅行团带着它走遍大半个中国，陶行知对母亲的孝和爱，播送了几万里。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将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写了首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破产，假如中国有一万个陶行知，农家子弟幸福真无穷。”农民用明明白白的“大众诗体”，向农民的朋友托出，两万名团结在山海旗帜下农民赤诚的心。

这一次，陶行知走得很远很远。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在香港尖沙咀码头乘“哥夫”轮出发，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遍走欧、亚、美、非四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国民外交使节，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支持。在大洋彼岸，在陶行知的奔波下，世界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日”的热潮，大量捐款寄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各个角落。

1938年8月，他风尘仆仆地回国，未及休息，他马不停蹄去重庆，在古圣寺创办育才学校。为国培养人才，他殚尽竭虑，是真正的“要饭办学”。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与吴树琴结为夫妻，两人度过了十年甜蜜的夫妻生活。直到1946年4月，他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抗战胜利了，他的老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回到上海，向他抱怨说：“没有房子住”。陶行知也没有房子，他为翦先生借了房子，自己借住同乡许士骐之兄许德臣家房子，吕班路（现重庆南路）53号胜利饭店三楼的亭子间。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

房子很小，仅一丈六尺见方，里面放了张生锈的铁床，一张方桌，一个小五抽屉柜。西面有扇窗，整个下午西晒太阳照进来，热气腾腾，剩下的空间，只能站两三个人。他和续弦夫人吴树琴住在这里三个月，几乎天天战高温。

陶行知雄心勃勃，抗战胜利了，国家和平了，可以好好地办教育了。他在这间小屋宣布他的宏愿：“我来到这个东方大都市，想在这里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还要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要在上海实现我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他救国救民的壮志勾划了一幅美丽的蓝图。

他的朋友、学生得知他回沪，陆续来胜利饭店探望。沈钧儒与他讨论民盟开展活动，田汉来探讨文化、戏剧创作，晓庄学生希望复校；育才学生讨论迁校；大场农民要恢复山海工学团……屋子虽小，却盛满了希望，陶行知在这里热情接待一拨又一拨旧朋新友。

人民盼望战后能过安定生活，政府却挑起内战，上海掀起了澎湃的民主浪潮。陶行知到处演讲，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他在这间小屋日夜写作，演讲稿、诗、文章，不断从笔下写出。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站上主席台，正义凛然地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陶行知在这间小屋，写下了痛彻心扉的悼诗：“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陶行知在上海的一百天里，为和平民主事业作了一百多次演讲，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投枪似的文章，他对反动派的罪行，揭露得如此有力，继李公朴、闻一多后，他被列入黑名单上的第三名。

周恩来派陈家康同志到这间小屋，忠告他：“你的门前就有特务监视，最好不暂住此地，随时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日夜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并于7月16日给育才师生写了一封告别信：“两方面朋友都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将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死了一个人，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万人。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7月23日，郭沫若和几位朋友要来看望他，因屋子太小，改去郭宅，同去的有马叙伦、茅盾、田汉、郑振铎等。陶行知建议，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联名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中国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将国民党罪行公诸于世界。大家一致赞同，推陶行知草拟电文。

离开郭宅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郭沫若送陶行知到门口，再三要他保重。他说：“我是黑榜探花，不怕！”为防不测，这天，陶行知离开胜利饭店，独自到爱棠新村13号任宗德家里过夜。

他连夜拟致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文，第二天上午，托人把电文送郭沫若，请他修改后，让上海文化界人士签名，他自己首先签了名。下午一时起，他整理自己的诗集，连续工作五小时。在许士骐家晚餐后，他又回到任宅，在桌前继续工作。吴树琴和二儿子晓光来此看他，夫人见他双目通红，面容憔悴，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要加紧工作，我必须赶在死神的前面。”他们走后，陶行知与任宗德畅谈国事，直至午夜后，又开始整理诗稿。

他疲累至极，伏在桌上小憇，用冷水擦一把脸又继续工作，挥笔写下最后一首诗：“……要达到文化为公，学者有其校”。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望着窗外，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发出深重的叹息。一阵困倦袭来，天旋地转，他摸上衣口袋，高血压药未带来，他呼唤树琴，夫人不便随他来此借宿。他挣扎着走进卫生间，轰然一声，倒在地上。

夜寂静无声，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不朽的灵魂飞离了躯体，1946年7月25日，在无人知晓的凌晨，陶行知因工作紧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倒在他战斗的岗位上，在他借宿的友人家中去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立即赶来，他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他致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朱德当天向胜利饭店发了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沈钧儒、田汉、司徒敏、陆诒、廖梦醒、任宗德、许士骐与陶夫人、儿子等围在陶行知遗体旁，听到周恩来深情的悼词，都流下了眼泪。

上海各界5000人在震旦大学举行追悼会。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柩由上海53个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护送抵达南京和平门车站。董必武、沈钧儒、罗隆基等与数千群众在车站举行迎梓典礼，灵前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冯玉祥及各人民团体敬献的花圈，陈设着董必武的《哭陶夫子》诗。从火车站到晓庄，送梓队伍越走越长，沿途家家设香案路祭，人们跪倒在地，以我们民族的最高礼仪哭别陶先生。灵柩所到之处，香烟缭绕，哭声四起，哀歌声声，泪雨纷飞。

工人、农友、学生、妇女、报童、伤兵、流浪儿……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呼喊着陶行知，晓庄的农民个个哀恸欲绝，“陶叟啊，你说要回来的啊！”

灵柩上覆盖着“人民导师”四个大字，在千百人的悲泣声、呼唤声中，徐徐落葬。一生飘泊，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陶行知，身穿旧学生装，脚套破皮鞋，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回到了他办第一所学校的劳山脚下，在他最后的“住处”，与父母、妹妹、夫人团聚，与他在雨花台牺牲的十几名学生永久相伴。

陶行知只有一处私产，办晓庄学校前，他收到《平民千字课》稿费二万多元，这笔钱用于晓庄开办。他下决心办乡村学校，自己要农民化，便在晓庄学校大礼堂犁宫旁造了茅屋，泥墙茅草顶，屋前种了五棵柳树，他称这座茅屋为“五柳村”。他把家从南京迁来，母亲、守寡的妹妹、夫人、四个儿子，在这里团聚。自1927年晓庄开学，至1932年他把全家接至上海，全家在此住了共五年。前三年，晓庄办得红红火火，妹妹和夫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晓庄担任指导员，母亲操持家务。陶行知工作繁忙，但因家在学校，生活方便，全家其乐融融。1930年晓庄被封，夫人受惊吓，落下病根。陶行知为避敌人通缉，匆匆离家，妹妹已去世，老母亲苦苦撑持家，两年得不到儿子一点音讯。五柳村凄风苦雨，老母以泪洗面，儿子无法读书。直到1932年，陶行知回乡把全家接至上海。此时，夫人已病入膏肓，不认识他了。

犁宫 南京晓庄师范大礼堂（右后为五柳村）

陶行知唯一的私产五柳村，于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这里，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全家在一起生活得最长的地方。1946年他回乡祭拜父母亲，五柳村已踪影全无，只有门口仅剩的一株柳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与他相看无言，泪眼朦胧。

此后他再没有私产，没有后人可永久纪念的故居，但是千万座丰碑，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浩气长在，英灵永存。

来源：上海宝山官方微信

太原师范学院举行山西陶行知研究馆揭牌仪式

太原师范学院有着悠久的学陶、师陶、研陶、践陶历史，新落成的“山西陶行知研究馆”是该院1991年建立的“山西陶行知纪念馆”和2007年扩建的“山西师陶馆”的传承与发展，建设过程历时近一年，共投资500余万元。馆内陈列的数千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翔实地展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思想、伟大人格以及为中国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也充分彰显了师院学陶师陶的鲜明特色。长期以来，太原师范学院从实际出发，大力传承行知思想，凝炼形成了“行知统一、造就良师、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大力弘扬以“德育为本、实践第一、创新教育”为主要内涵的行知精神。校园内高高矗立起陶行知先生的塑像，以蕴含行知教育思想的名称命名校园建筑和道路；成立了行知文化宣讲团，开办了行知实验班，定期开设“行知讲堂”；连续十余年开展“师魂颂”演讲比赛、陶行知教育思想烛光诗会，成为文化品牌；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爱满天下》入选山西省高雅艺术进校园名录，并多次赴全省大中学校巡演。2015年太原师范学院荣获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颁发的“全国优秀陶研学校”称号。

太原师范学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陶行知研究馆今后将成为省级思想政治工作协同育人中心——行知文化协同育人中心的重要基地，在师德建设和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并成为全省研究传承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神、爱国主义教育和师德教育的重要基地。

教育家陶行知的上海时光

陶行知逝世的地方，13号3楼

上海余庆路过去叫爱棠路（EdenRoad），至今小区门口有“爱棠新邨”几个大字；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在弄堂深处146弄13号3楼突发脑溢血病逝。上海，留下了陶行知先生最后的人生呼吸。

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逃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和赫德路交界处的好朋友程霖生家中。风声更紧了，政府在晓庄被捕的人士中查出共产党员，认定陶行知是幕后指使者，于是加紧了对陶行知的追捕。陶行知悄悄地转移到虹口，躲藏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不久，1930年一个早晨，程霖生派人来悄悄地告诉陶行知，情况紧急，请他尽早离开上海。于是，陶行知悄悄地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1930 年年年底，好消息传来，政府撤销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令，他于1931 年春天回到上海。

《申报》老板史量才聘请陶行知、黄炎培和戈公振为报馆顾问。在1931 年至1934 年间，陶行知参与策划、修改和撰写《申报》的时评。1931 年9 月2 日至1932 年年初，他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辟“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总共写了104 篇文章。

陶行知更渴望做的事，是回南京恢复晓庄师范学校，但已无可能，他决定利用庙宇、公共场所或民房来办学，继续推广平民教育。

1932 年春天，陶行知在沪太路孟家木桥车站看到一座古老的红庙，于是利用它作为校舍，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1932 年（民国21 年）10 月1 日，山海工学团正式开学。

农友问啥叫山海工学团？陶行知解释道：“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上海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山海关危急，取名‘山海’有共赴国难的意思。为什么叫工学团呢？工就是做工，靠自己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就是学习，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就是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权利。我们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农友们对山海工学团响应热烈，于是，先后有青年、儿童工学团、养鸡、养鱼、棉花工学团等十几个工学团成立，有数百人入学学习。

陶行知带领教师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相处融洽亲切。

“大家都觉得陶先生讲的话，就是我们农民心里要讲而又讲不清的话。经他一指点，便豁然开朗了。所以，陶先生每到村里来，农民不管是男是女，或老或少，都热情地围拢去，无拘无束地跟陶先生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人。”一位当事人回忆道。

1932 年6 月，陶行知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永裕村创设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推广科学教育，该校直至1935 年因经费无法维持才停办。

1933 年秋天（民国22 年），棉花工学团成立，陶行知、张劲夫担任顾问，他们把新棉种迅速推广到整个大场地区，还有附近的顾村、罗店等地。

从1932 年起，陶行知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同时创造并推广“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

1934 年1 月28 日，陶行知在儿童工学团大会上正式提出“小先生制”。小学生制就是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当小先生，在校帮助低年级同学和参加学校管理，回家则给父母兄姐上课。陶行知还编印《小先生丛书》。

陶行知前往杭州、萧山、南通、无锡、淮安、南京、天津、济南、九江和汉口等地，鼓吹推广“小先生制”。

小先生

有个在静安寺电车站卖报的报童申广圣年老后回忆：我们看到一位穿粗布长袍戴眼镜的先生，笑嘻嘻地主动走上来买报。一份报4 个铜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角或二角，都不要报童找零头。他还对报童说，“你们不都是逃荒来的吗？国家现在穷得连灾民都接济不了，苦了你们这些小朋友。”十二三岁的报童听了都感动得流出眼泪。

一天， 陶行知在静安寺电车站又遇到报童，问他们什么时候休息。报童说，早上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傍晚卖晚报，中午有空。

“你们把报纸卖给别人，自己看得懂吗？”陶行知问。

报童回答看不懂。

“读了书就看得懂，你们愿意学习吗？”陶行知问。

“没人教啊。”报童说。

“我请一位先生来教你们。”陶行知说，“你们还要教家里人和邻居的孩子，读一课教一课。”

陶行知派了一位十七八岁老师来到报童居住的地方，从上午10 时到下午2 点为他们上课。

陶行知还对大先生和小先生进行培训，每年寒暑假请人来办讲习会，邀请艾思奇、邹韬奋、薛暮桥、田汉、聂耳和冼星海等人，前来主讲时事、政治、哲学和经济等。

陶行知在外日夜忙于普及教育，不料家里发生状况了。

1932 年，陶行知把家从南京迁到上海。1933 年春季的一天，大儿子陶宏突然失踪。陶行知十分焦急，四处打听，均没有消息。他想会不会儿子出事住进医院了呢，于是赶到红十字医院，果然看见了儿子。原来，他骑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场昏倒在地，被路人送往医院，经过两三个月才恢复健康。

不久，母亲曹翠仂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陶行知和儿子陶宏在医院日夜守护。他晚上让儿子睡在床上，自己打地铺。那天深夜，母亲病情急剧恶化，陶宏跑去叫医生，医生还没有赶到，陶行知已经看到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山海工学团、多个学校和陶行知的朋友和学生都送来花圈，陶行知对大家说，如果送钱他是接受的，因为办学需要钱。陶行知捐献了为母亲储备的10 年保险费1000 元，买了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赠送给山海工学团。

陶行知山海工学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从1932 年“一•二八”到1937 年“八•一三”，“山海工学团”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开办了6 个分校；帮助农民建立了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以及幼儿园和农忙托儿所。硕果累累，蔚为壮观。

山海实验村学校牌匾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工学团所在地区成为中日战区。“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部分师生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里弄工学团；部分师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中共建政前，山海工学团在沈家楼复校。1949 年10 月，山海工学团改为公办制，更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1951 年8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小学。1953 年，大场镇北郊的育才学校正式更名为行知中学。

人们怀念陶行知，1986 年在山海工学团旧址兴建了陶行知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就看见陶行知的塑像，还有雕刻在围墙上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12 个大字。笔者在馆内看到了300 多件图片资料和实物，看到了陶行知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　

作者摄

在生命的最后100 天

1946 年4 月11 日，陶行知离开重庆，回到阔别10 年的上海。

陶行知借住在一家饭店三楼，在8 平方米的亭子间开始勾勒新的教育蓝图。他一面忙于育才学校的迁校和筹办上海社会大学，一面积极参与领导民主运动，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在3 个多月演讲100 多次，同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 年4 月21 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演讲《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 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还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和沪江大学等演讲。陶行知重申“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他特别指出，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6 月23 日，以马叙伦为首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团”要到南京请愿，上海10 万人在北站集会为他们送行。陶行知走上大会主席台发表演讲，讲到激动处振臂高呼：“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马叙伦等11 名代表在南京下关下车，遭到了一群暴徒围殴。中央社、《中央日报》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民众冲突”。25 日，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谈话，严正指出：殴打民众代表是政府中某团体所主使。反动力量已逐渐将三民主义变为法西斯的组织。如果美国仍继续支持国民党，那么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他要求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

第二天，上海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以《陶行知博士为下关事件等问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为题，报道了陶行知的谈话。

7 月12 日，知名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暗杀，陶行知闻讯后奋笔写了一首挽诗，题为《追思李公朴先生》。他在诗中写道：“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

7 月15 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杀害，郭沫若、翦伯赞等人提醒陶行知，他已上了暗杀名单，当心黑枪。陶行知坦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李公朴先生

闻一多先生

陶行知先生

7 月16 日，陶行知写信给育才学校的师生。他在信中说，他的生命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他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因为“只有肯为民主牺牲，中华民族才能活得下去”。他告诫育才师生说，平时要以“仁者不优，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美德相勉励。这封信成为陶行知的最后遗言。

面对暗杀传言，陶行知搬到老朋友任宗德的家。

1946 年7 月25 日早晨，任宗德见8 点钟已过，可陶行知还没有下来吃早饭，就叫人上楼请。那人上去就奔下来说“陶老师犯病了”，任宗德赶忙跑上楼，看见陶行知半躺在卫生间里的地上，满面通红，大口喘气。任宗德赶忙拨打多个电话。

一会儿，沈钧儒和他的医生儿子沈谦过来了。他抢救后说，陶行知是突发脑溢血，送医院瑨不及了。大家把他抬到床上，在他额头上敷上冰毛巾，期待奇迹的发生。

12 点30 分，陶行知逝世了。

中共驻上海代表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赶到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

沈钧儒先生

周恩来

报纸新闻

1946 年10 月27 日上午9 时，上海震旦大学礼堂内外聚集了4000 余人，陶行知追悼会在此举行。陶行知生前的好友、社会各界名流和美国友人，分别从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城市赶来。

礼堂舞台上正中，安放着陶行知的巨幅画像；台口横向悬挂着蓝底金字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两旁挂有“天下为公，文化为公”和“满腔热血为民主千秋自有定论，毕世功勋在育才万代长出新苗”的挽联。

追悼会开始，在哀乐声中来宾纷纷脱帽默哀致敬。

追悼会主席陈鹤琴致辞：“陶先生是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他认识‘人’有无穷力量，所以发动学生儿童来推行教育。他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以至去年提倡的‘民主教育’，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是万世导师。”

史学家翦伯赞介绍了陶行知的生平：“……家境清贫，借债赴美留学，先后入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名教育家杜威所器重……”

与陶行知共事5 年的美国友人艾德甫先生用中国话说道：“……纪念他，我们要联结起来，为他所生活的、所努力的、所死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一位山海工学团的农民上台讲述：“我们得到陶先生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叫他做老先生，他叫我们做老朋友。他首先叫我们一面读书，一面做工……”

一名15 岁的女孩上台就放声大哭，她呜咽着说，“陶先生天天出去募捐，来维持学校，人家说：你算了，你关了门吧！这不是抱着石头在游泳？他说：不，我是抱着爱人在游泳，愈游愈有希望，愈游愈有办法……”

陶行知逝世后，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

先前，陶行知以民盟中央领导成员的身份，参加重庆民众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的庆祝会。毛泽东飞返延安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送行，并与毛泽东、陈诚、张治中等在机场合影留念。

1946 年12 月1 日清晨，陶行知灵柩由上海运往南京晓庄公葬。

中国近代多灾多难，“教育救国”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陶行知一生都在为中国教育探寻新的发展之路，并30年如一日践行他的平民教育。他的理念，他的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史并放射散出一束独特的光芒。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民主大胆发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格光彩，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

人物档案：陶行知

陶行知（1891 年10 月18 日－1946 年7 月25 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陶父母生育一子二女，仅有陶行知和陶文渼长大成人。

陶行知字世昌，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說改名为知行，后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

陶行知于1909 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 年秋，陶行知回国。他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和南京安徽大学校长等职。

1923 年他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6 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于1927 年春舍弃教授生活，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32 年起，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和“晨更工学团”等。1936 年7 月到1938 年8 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前往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和考察教育，足迹遍及欧、美、亚、非4 大洲28 个国家和地区。1938 年10 月，陶行知回国抵达重庆。1945 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1946 年7 月25 日，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55 岁。

延伸阅读：陶行知和白求恩丈夫

1937 年7 月30 日晚上，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上，陶行知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

陶行知介绍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希望得到国际友人的援助。白求恩当即表示：“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

1938 年3 月，当陶行知第4 次访问加拿大时，白求恩已率领医疗队奔赴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在抗日烽火中抢救中国的伤员了。

陶行知在加拿大医疗援华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说：“我真诚地感谢白求恩大夫，感谢加拿大人民和医疗援华会。你们募捐和征集了许多医疗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正义的行动！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

他的演说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延伸阅读：陶行知教子

陶行知道和妻子（右）和妹妹（左）

1914 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同年与妹妹的同学汪纯宜结婚。

陶行知共有4 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有国家正式文凭，其他三个儿子都没有上过公办学校。

1940 年年底，第二个儿子陶晓光将到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看学历证明

书。陶晓光没有正规学历，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求助，很快要到了一张毕业证明书。

陶行知在重庆闻讯后，电告儿子将此证明书寄回，接着又寄出一封家信。他在信中对儿子讲，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如果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同时跟各位学术专家学习。万一因证明不合传统，连工作和学习的机会都被取消，那末，你可以回重庆，这里有金大电机工程，或许可以去。

延伸阅读：陶行知和武训

1944 年夏天，陶行知约见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册《武训先生画传》，希望把行乞化缘办学的武训事迹拍成电影。陶行知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1950 年年底，孙瑜拍摄完成电影《武训传》，100 多位中央委员在中南海观看电影试映，朱德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 年春节后，电影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

很快，第一篇公开声讨电影《武训传》的檄文《不足为训的武训》发表。1951 年5 月20 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江青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全文在《人民日报》刊出。

全国掀出了批判武训的政治运动，陶行知受到了新政权的冷落。

作者简介：

柯兆银，副编审，现任某杂志副总编辑 摄影：丛名正

担任主编的图书（部分）：

1.《上海滩野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2.《老上海丛书》主编

丛书分册有《老上海名人故居》《老上海财富故事》《老上海侨民生活》《老上海摩登女性》《老上海迷人风情》（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主要作品：

1.长篇小说《高考的故事》（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第1版）

2.《嬴在起跑线上》丛书3种：

《学生成才的42条建议》（少儿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0位杰出中学生成才纪实》（少儿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学生成才地图》》（少儿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大德必得其寿：书画家李成勋丰年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建有自媒体《上海故事周末茶座》公众号，在今日头条平台同名同步发布，并被平台认证为优质文化领域创造者

工作简历：

多年来担纲主编过多份杂志，亦曾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

采访过众多的海内外各界精英人物，采访文章以及和散文随感作品，刊登于《联合时报》《上海商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萌芽》《沪港经济》《上海滩》《档案春秋》《国际市场》等报刊

作品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