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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寺

狮子寺广东潮州饶平县汫洲镇汫西乡青山(狮北)的狮子寺,以其天然石佛、石观音菩萨坐像故又名石佛寺,闻名遐迩。

狮子寺

法泉寺牌楼前石狮雌雄成对,有什么寓意?又怎么区分雌雄狮子呢?

木牌楼根据其形式分有两种类型:一是冲天柱式牌楼;二是屋脊顶式牌楼。 牌楼又称"牌坊",它是一种既具有景区标牌作用,又具有屋顶装饰形式的排架结构,被广泛用于街道起讫点,园林、寺庙、陵墓和桥梁等出入口,是突出景区的一种标志性装饰建筑。 牌坊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主要由柱、依柱石、梁、枋、楼等几部分组成。它的形式有一间两柱、三间四柱等,也有大者能达到五间、七间的牌坊。柱子之间架有横梁相连。梁的上面承接着一到三层石板,也就是镌刻有建坊目的之类文字的枋,枋上面建有楼,有些楼还有特别明显的顶盖。横梁的跨度大,负重也大,容易断裂,为此在梁与柱相连的拐角处多安置有雀替。牌坊多高达十几米,而柱子又处在一条直线上,为了防止它倒塌,每根石柱前后都有依柱石夹抱。牌坊建在陵墓、祠堂、衙署、园林等处,甚至是街旁、里坊、路口,既可作为一种标志,也可用于褒扬功德、旌表节烈等。因此,从牌坊的作用,或是建造意图来说,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标志坊、功德坊和节烈坊。

法泉寺牌楼

标志坊是在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所建的牌坊,作为一种标志,并起着昭示后人的作用。

木牌坊就是用木材建造的牌坊。木牌坊是牌坊中出现最早的形式,因为它用的是木制材料,而木材较为易得,所以木制牌坊也就成为了牌坊中出现最早的形式。石牌坊和琉璃牌坊等都出现在木牌坊之后。元代之前,各类坊门、棂星门等,主要为木材建造,这是中国建筑的传统用材。虽然木牌坊为木料制成,但这只是说它的主要用材。它的基石和楼顶,用的材料大部分是汉白玉石等石材,还有一些使用琉璃瓦顶。

屋脊顶式木牌楼的结构由下而上为:夹杆石、落地柱、雀替、小额枋、摺柱花板、大额枋、平板枋、斗棋、庑殿顶等。

此牌楼是标志性牌楼,牌楼又称"牌坊"。是突出景区的一种标志性装饰建筑。首先从一对守护的石头雕刻石狮子说起,造型呈蹲坐式,前肢斜伸支撑有力,后腿盘曲稳固,双目远瞪,神态镇定严峻,狮嘴宽而方,额下有须,头部鬣毛工整地交叠成涡状半球,项劲配有铃铛和缓带,狮子勇猛,可去恶避邪。狮子,是地球上力量强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其漂亮的外形、威武的身姿、王者般的力量和梦幻般的速度在狮子身上得到完美结合,赢得了"万善之王"的美誉。唐代的蹲狮造型不断为后世所重复,迄至宋代,狮子的精神面貌开始转猛为驯,项劲上开始配有铃铛和缓带。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狮子的造型风格也存在着"南狮"和、"北狮"的差异。

北狮的造型特点是:浑、实、雄、健;南狮的造型特点是:圆、柔、秀、美。

法泉寺牌楼前一对石狮子

地处北京故宫内的太和门大铜狮堪称中国狮子造型的典范,这对狮子雄强伟岸,体形带方,骨线显明,精悍有劲,头部较大,瞪着大眼微微歪头,半咧着大嘴。身披缨络彩带,颈项饰有铃铛,人们称这类狮子为"北狮"。

狮子雌雄成对,左边的雄狮用前脚踩着绣球,示意江山永固,右为足抚幼狮的母狮,背有幼狮,狮子的基座为石须弥座。

在标准的清式须弥座图像上看到上、下枋有卷草纹,上下混面上用仰覆莲瓣组成长条的边饰。束腰部分的拐角用植物组成的束柱,柱后为一段绶带纹,如果须弥座很长,则在中段加一段绶带纹。圭角部分只在接近拐角处用盘卷状的回纹装饰。只是在有的束腰部分除绶带外还加了一些动、植物的形象,在技法上也有深雕与浅浮雕之分。

石须弥座是高级台明的基座,《营造法原》称为"金刚座"。 "须弥座"是高级建筑物所采用的一种豪华型台基,"须弥座"一词来源于佛教,须弥是古印度传说中的一个山名,即"须弥山",据说它雄伟高大,是世人活动住所的中心制高点,日月环绕它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层层建立。因此用"须弥山"作为佛的基座,以能显示出它的神圣、威严和崇高,故以后将佛像下的基座都敬称为须弥座。实际上,它不过是将台座的外观构件雕刻成各种规定形状的块料,再层层垒砌而成的台座而已。须弥座的用材可为砖雕、石雕和木刻等结构,大至房屋建筑平台,小至神像台座,都可使用。

束腰、上下枋、上下枭、圭角处都进行了雕刻。石须弥座上下枭雕仰覆莲花瓣,上下枋雕正反蕃草、回旋云纹等,束腰雕回纹,圭角用石头镶贴成饰面图案。

圭角又称圭脚,是须弥座的基地构件,相当台座的基脚,一般外侧雕刻有云状花纹,正面为圆弧形。

还雕有植物花卉,雕刻日期为公元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足抚幼狮的母狮

夹杆石为素面装饰长方形。

中柱草书书写对联为"岩前柱杖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边柱为行楷书写的对联:"深堂有月同参佛,请画无人自检书",匾额正面题写有"法泉寺"三字,背面题写"灵仙观"。摺柱花板绘有如意纹样图案。牌坊主要就是由竖向的柱子和横向的枋构成,因而立柱自然是牌坊中不可缺少的构件之一,它主要起着支承的作用,支撑着上面的坊或坊与屋顶。牌坊的立柱有圆柱和方柱两种形式,木牌坊大多使用圆柱,石牌坊立柱则有圆有方。还有一些较为高大的牌坊,其立柱往往是在大柱边附设小柱,以增加承重功能,并显示气势。

字牌是牌坊上用来题写或雕刻文字的板面。牌坊具有标志意义、纪念意义或是其他意义,都从牌坊上的字牌内容显示出来。因为牌坊上的坊名、牌坊是为谁而立、得以立坊者的官职、姓名等内容,都书、刻在字牌上。

字牌板面

雀替雕刻为纹样草龙图案。

草龙雀替就是雀替中的雕刻纹样为草龙。草龙实际上非龙非草,或者说是龙与草的结合演化而来的一种图案。草龙图案只有中心部分有一似龙头的形象,而龙身、龙尾则都是卷草形象。草龙的形象非常漂亮,既能显示出龙的精神与气势,更有卷草的飘逸柔顺之姿。

牌楼雀替是牌楼额枋与落地柱交接处的衬托构件,既起装饰作用,也起加固额枋端头受力的作用。

柁墩雕有各种形状的石榴、莲花等植物图案,大、小额枋绘有夔龙纹样和卷草纹样图案。

牌坊中的横向大构件都是枋,它的主要作用是连接直立的柱子,并与柱子共同承托牌坊上的雕饰以及有楼的牌坊顶。就牌坊雕刻来说,也是大部分雕饰在枋面上或上下枋之间。牌坊的等级和造坊者的经济实力等情况,也能从枋的多少、枋的制作难易、枋上的雕刻上显示出来。

斗栱也进行了简易的彩绘。此图片还有个亮点,你是否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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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栱是由若干个栱件层层垒叠,相互搭交而成的既具有悬挑作用,又具有装饰效果的支撑性构件。组成斗栱的栱件有:斗、栱、翘、昂、升5种基本栱件和相关附件。将这些独立栱件,进行相互组合,而不用任何黏胶和铁钉,就能组成既坚实又美观的受力构件,这是中国古建筑上的一大杰作。

屋脊顶式的屋顶是庑殿顶,宝顶有瑞兽祥禽,宝刹形宝顶,正脊两端安装有雕刻的龙形望兽。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一种屋脊饰件,位于房屋正脊的顶端。和吻兽朝内吞脊不同,望兽的兽头向外望去,故称望兽。

正脊身安装有莲花雕刻的花脊砖,垂脊有一小兽为狮子蹲兽,兽形套兽。

套兽是古建筑防水构件。安装在翼角或窝角梁梁头上,中部掏空,外形常塑异兽纹样。兼有防水和装饰作用。

次间垂兽有一小兽蹲兽象,档檐砖块雕刻有莲花图案。筒瓦、板瓦素面无纹饰。

筒瓦是用于大型庙宇,宫殿的窄瓦片,制作时为筒装,成坯为半,经烧制成瓦,一般以粘土为材料。器表饰较粗的绳纹,器内除素面外还有麻点纹、斜方格纹等纹饰。板瓦是瓦的一种,并非平板,而是带有弧度,由筒型陶坯四剖或六剖制成,即弧度为圆筒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兽面纹瓦当上绘有虎头图案。滴水瓦上绘有植物纹。

滴水瓦,一种中式的瓦,可以保护墙壁的洁净。一端带着下垂的边儿,底瓦于檐口处,其下端有下垂之圆尖形瓦片,盖房顶时放在檐口,在烧制之前,会被绘上植物或者花卉的线条。

勾头瓦当雕刻有虎头纹样,飞椽头图案为"卍"字图案,圆椽头绘有八卦形图案。

「 "现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我国33处文化与自然遗产中,有长城、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皇家陵寝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明孝陵、显陵、沈阳福陵、昭陵、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等,就连以纯自然遗产列入名录的四川黄龙、九寨沟也都有古建筑,古建筑占了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五分之四以上。由此可见,古建筑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中之重要性。"

古建筑是社会发展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承载着文化积淀。一旦损毁,文物本体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都将不复存在,总之,只有把古建筑保护好,维修好,让它们以其原有的面貌长久地保存下去,才能发挥"实物的史书"、"历史的年鉴" 、"文化的载体"等作用。保护古建筑,让古建筑流芳千古,古为今用,为后人服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付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田永复编著.中国仿古建筑构造精讲第二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2] 边精一著.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画.北京:中国建材出版社,2007.2

[3] 王其钧主编.中国建筑图解词典.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2

[4] 楼庆西著.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砖雕石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

[5] 楼庆西著.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雕梁画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

由于本人知识的局限性,对本文编写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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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这座清真寺十分罕见,石柱能断晴雨,门前狮子石料来自阿拉伯

中原腹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老家,不仅是汉人,也包括回人。在河南老省会开封,有一个镇叫"朱仙镇",名列明清四大镇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均汇集于此,有汉有回,而朱仙镇的清真寺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据说,明清以来,阿拉伯人的后裔赛氏家族挺进中原进行商品交易,他们在开封一带先后修建了东寺、南寺、西寺、北寺、中心寺和两个女寺。如今,其他的清真寺已经不存,只有北寺,也就是朱仙镇的清真寺保存下来。

朱仙镇清真寺分别与明嘉靖十年(1531年)和清乾隆九年(1744年)进行了扩建,到今天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由于生长在中原腹地,这座清真寺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些中国传统建筑的烙印,比如采用瓦顶的合院构造,从而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特征。

而朱仙镇的清真寺是坐西朝东,这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圣城麦加位于西方,因此,朱仙镇的清真寺也将圣龛布局在西方。(当然,在先秦、秦代时,中国许多建筑也曾是坐西朝东的。)

整座清真寺由前山门、碑楼、配殿、大殿、窑殿、耳房、南北厢房、沐浴室、以及"回"字形的庭院布局几部分构成,是研究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依据。

据说,当时为了修建这座清真寺,赛氏家族曾远赴阿拉伯半岛,从海上运来了石料,然后经由运粮河抵达朱仙镇,在水中浸泡七七四十九天后,才由能工巧匠雕刻成一对石狮子。如今,这对石狮依然威武地挺立在清真寺大门口。

山门由八根石柱和四根木柱支撑。柱础底部为四角,上部为八角,象征四平八稳。门内廊上,挂着三块横匾。中间的匾,题为"至教真源",这是河南巡抚朱玉琨在乾隆30年所写的。右匾题为"真一寰真",是湖广总督裕禄题写的。左匾题为"未雨先知",是乾隆50年,纪晓岚所写的。

关于这"未雨先知"四个字,还有一段典故。据说,右边的础石一旦湿润,第二天必定有雨,一直被作为该寺的镇寺之宝。

此外,关于献殿和大殿之间的建筑也颇具特色:中间留下一丝缝隙,阳光从缝隙中洒下,显得内里更为幽深,颇有一番神圣的味道;而两个殿的屋檐相对无言,在细雨迷离时,更可听到心中虔诚的心跳。

而大殿屋顶、屋脊、雕刻都颇有一番古朴的韵味,每每令人为之驻足欣赏。可以说,读懂这一处清真寺,或许可以对伊斯兰文化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狮子林园与《狮子林图》

狮子林园与《狮子林图》

园林与图画的互动

︱赵琰哲︱

乾隆内府收藏有历代山水画作名迹众多,倪瓒(款)《狮子林图》即是其中之一。自入藏之日起,乾隆帝便对此画钟爱有加,不仅珍藏宝玩、作诗题跋,还多次以此画为底本进行临仿,亦命臣下进行仿画。倪瓒(款)《狮子林图》牵涉对园林的寻访考证以及京师狮子林园的仿建,在访园、仿建、仿画等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观察此画,我们可以切实了解图与景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乾隆帝仿古的观念与意图。

(元)倪瓒(款) 狮子林图(画心部分)

纸本水墨 纵28.3厘米 横39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图与景的相遇

1.因画寻景:对苏州狮子林园的寻访及初次考证

为了探寻狮子林园的下落,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自京师出发的第二次南巡之行中,特地到江南进行寻访。乾隆帝本以为狮子林园或已不存于世,没想到黄兴祖所买下的“涉园”即为狮子林园,且就在苏州府城中。乾隆帝于二月十八日驾至苏州府,待至二月二十三日。乾隆帝正是在此期间,按照倪瓒(款)《狮子林图》寻访到当时已然残破的狮子林园。

当面对这座今非昔比的狮子林园时,乾隆帝心头涌上复杂情绪,化为诗文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画心处。这则长跋体现出乾隆帝的两种情绪:一是寻找到苏州狮子林园的兴奋,一是对园林屡易其主早已不复之前繁荣景象的感慨。乾隆帝喟叹:“故址虽存,已屡易为黄氏涉园。今尚能指为狮子林者,独赖有斯图耳。”乾隆帝特别强调了倪瓒(款)《狮子林图》在寻访园林时所起到的作用—“翰墨精灵,林泉藉以不朽。地以人传,正此谓耶。”可以说,图画与实景终于在乾隆帝的苦心找寻下相遇了。

倪瓒(款) 《狮子林图》 乾隆帝御笔“云林清閟”迎首

时隔不长的初夏时节,乾隆帝再次观赏倪瓒(款)《狮子林图》并对狮子林园进行了一番考证,得到两点认识:一是狮子林园的位置,坐落于苏州府城内。二是强调狮子林园出自倪瓒之手—“早知狮子林,传自倪高士”。只因后来园林屡易其主,才淹没了倪瓒建造狮子林园的声名。

面对失而复得的狮子林园,乾隆帝当即授意重修。这次的修缮参照倪瓒画作进行,为期数年,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基本修竣,形成“有峰、有池、有竹、有松,僧僚宾馆无不具备”之样貌。词臣画家钱维城根据重修后的狮子林园,绘成一幅《狮子林全景图》,“以存庐山真面目”。

苏州狮子林园景

2.携图观景与对景仿图

自苏州狮子林园被重新发现之后,携带倪瓒(款)《狮子林图》到苏州观赏狮子林园成为乾隆帝南巡的乐趣之一。

时隔五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再次南巡。至苏州时,乾隆帝又来到狮子林园游玩观赏。观赏园林景色之余,乾隆帝想起藏在内府的倪瓒(款)《狮子林图》,深感有景无图殊为遗憾,于是特地命人将倪瓒(款)《狮子林图》由京师寄至吴中。展图观园,乾隆帝兴之所至,咏诗二首,题于画上。

据题跋可知,此次南巡至苏州狮子林园时,乾隆帝不仅展图观赏,而且“依样画葫芦”地临摹了此幅画卷,并将仿画留在吴中。绘制仿作源于“倪瓒是图已入《石渠宝笈》上等,不可置此(指苏州—笔者按)而去”,为补遗憾只能“摹其真迹,命永藏吴中”,“装池付留佳话”。在乾隆帝看来,有图无景是憾事,有景无图亦是憾事。图与景两相结合才为两全。

乾隆三十年(1765)春日,乾隆帝第四次南巡。这次他记取上次南巡忘带画卷的疏忽,特意将倪瓒(款)《狮子林图》随身携带。等到行至苏州,乾隆帝再次携图游园。景与图相互参看,乾隆帝感受到“每阅倪图辄悦目,重来图里更怡心”的轻松愉快。同时,乾隆帝还将三年前留在吴地的“壬午所摹卷”取来对照参看。同样的游园情形,还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之时。

(明)杜琼 狮子林图 纸本水墨

纵88.8厘米 横27.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由图澄误:徐贲册页的获得及对狮子林园的再次考证

自第二次南巡寻访到狮子林园后,倪瓒建园的观念在乾隆帝脑中根深蒂固。这一看法在诗文中反复重申,持续了近30年。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最后一次南巡,这一看法才被彻底颠覆。这种改变源于此次南巡途中另一幅图画的获得—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

徐贲于明洪武七年(1374)受如海禅师之请为狮子林园作画。徐画与倪画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分十二景描绘了狮子林园景。

(明)徐贲 狮林十二景图(之“竹谷”) 纸本水墨

纵22.5厘米 横2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在得到徐贲册页后,为自己数十年搞错狮子林园源流大发感慨。于乾隆四十九年仲夏澄清错讹—“瓒自记为如海因公作,是狮林原佛字,以讹传讹,遂成倪迂别业,误矣。”同时又作诗感叹搞错狮林源流—“将谓狮林创老迂,谁知维则创姑苏。册分十二幼文绘,卷作长方懒瓒图。”乾隆帝还撰写考证文章一篇,将诗作与考证文章一并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卷后。乾隆帝对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十分惭愧,明确指出“狮林之创乃自维则”,检讨自己以讹传讹,将其错认为“倪迂别业”。乾隆帝还令臣下梁国治、刘墉等人共同撰写了一篇长文,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卷后,详细阐述了苏州狮子林园造园始末及倪瓒、徐贲画作的先后获得。至此,乾隆帝终于得知“狮林真面”,且因为徐贲册页“又重结一段翰墨缘也”。

可以说,乾隆帝从不知狮子林园所踪至苏州寻访而得,得益于倪瓒(款)《狮子林图》。从认为狮子林园为倪瓒别业到明确是维则所建,又得益于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可见,狮子林图画的获得在加深对苏州狮子林园的认识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帝对于这一错误的澄清是在1784年之后。在此之前,乾隆帝一直抱持着倪瓒建园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京师二处狮子林园的仿建。

(明)徐贲 狮林十二景图(之“含晖峰”) 纸本水墨

纵22.5厘米 横2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仿建与仿绘

乾隆帝对于苏州狮子林园及倪瓒(款)《狮子林图》的兴趣是交错纠缠在一起的。图画与园林、原画与仿本相互勾连,不断衍生发展。

1.以园仿园:圆明园长春园狮子林园的修建

在经过南巡三访苏州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早已不满足于只在南下之时观赏园林,萌生了于京师仿建的念头,选址在圆明园长春园东北部仿照苏州狮子林园兴建狮子林园。

这座由“吴工肖堆塑,燕工营位置”的狮子林园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暮春仿建竣工,且耗资不菲。据内务府于乾隆四十年(1775)复查汇总,实净销工料银134013两5钱8分2厘。

长春园狮子林园虽是仿照苏州狮子林园而建,但因环境本身的差异及乾隆帝新加入的自身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园林景色与苏州狮子林园相比差异甚大。园林西部以建筑为主体,东部以叠石为主体。在苏州狮子林园十二景的基础上,乾隆帝为长春园狮子林园总结出十六处景观,位于园东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乾隆帝亲自题写匾额,挂于十六景处。

圆明园长春园狮子林园遗迹

2.因园仿画:《仿倪瓒狮子林图》的绘制

在长春园狮子林园落成之时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暮春,乾隆帝亲临观园。为了纪念园林建成,乾隆帝不仅取出内府珍藏的倪瓒(款)《狮子林图》展卷欣赏,而且亲笔仿画一幅。

此幅仿画多用枯笔干墨,在画法上虽有意模仿倪瓒笔意,又略显孱弱,是乾隆帝亲笔之作。仿画与倪瓒(款)《狮子林图》在构图、内容及画风上十分近似,可见是乾隆帝有意照临。画卷引首处有乾隆帝自书“艺循清”四字。卷后题跋明确提及临仿的缘由—“兹御园规构狮子林落成,复仿倪迂意成卷,并题一律,藏之清阁,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觌。而吴民亲爱之忱,尤恍遇心目间。余之缱情,固在彼而不在此。”

乾隆帝在仿画过后又不断作诗数首,并书写于画卷之后。这些诗作或表达出将千里外的园林连同五百年前的画作共同收归京师的志得意满,或称赞倪瓒开创《狮子林图》的意义,或澄清观园赏画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逸乐,而是“却予缱念在民艰”。

值得一提的是,仿画卷后题跋处钤有多枚乾隆帝印玺。除“乾隆宸翰”“得象外意”等常见印玺外,另有三枚印章特别引人注目——“师子林”“云林清”“师子林宝”。“师子林”玺是在长春园狮子林园建成后镌刻并在圆明园狮子林园中陈设。这几枚印玺对狮子林园和倪瓒画作的指向性正配合了画作内容。可以说,乾隆帝在仿画中苦心营造出诗、书、画、印四美兼备的意境。

(清)弘历 仿倪瓒狮子林图 纸本水墨

纵28.3厘米 横39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质之原图:乾隆帝的不满

不过,皇帝对长春园狮子林园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由刚建成时的“宛若粉本此重临”的得意,逐渐变为种种不满。

乾隆三十七年仲夏,乾隆帝在题咏云林石室时就对园中松柏无古意颇为不满,觉得“假山虽肖吴中,稚松皆新种,固不如田盘古松林立也”。

及至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显露出来。乾隆帝感慨:“试问狮林境,孰为幻孰真?涉园犹假借,宝笈实源津。”乾隆帝认为狮子林园的精神应以内府《石渠宝笈》所载倪瓒(款)《狮子林图》为源头。黄氏涉园虽是狮子林园旧址,但因年久荒废与原貌差之甚远,更何况长春园所仿建的狮子林园!乾隆帝感叹长春园狮子林园相比于苏州狮子林园,只得形似而不得神韵—“此间结构是蓝本吴中涉园,质之原图,反有不能尽合者矣”。

在同年稍晚时候,与皇太后共游长春园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忍不住再次抱怨长春园狮子林园假山的人工雕琢之气—“御园叠石劳摹拟,那及天然狮子林!”

其实,长春园狮子林园中的叠石假山是特地延请苏州工匠所作,但由于乾隆帝对倪瓒画风的推崇以及倪瓒(款)《狮子林图》给乾隆帝留下的深刻印象,导致其在观赏长春园狮子林园时总感觉不满,认为比不上倪瓒画作—“然其亭台峰沼但能同吴中之狮子林,而不能尽同迂翁之《狮子林图》”。这种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导致乾隆帝萌生了再次仿建狮子林园的想法。

(清)弘历 《仿倪瓒狮子林图》迎首题字

4.以图仿园:热河文园狮子林园的仿建与仿画

乾隆帝将这一想法立即付诸实践。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再次仿建一处文园狮子林园。与长春园狮子林园一样,文园狮子林园同样设置狮子林、虹桥、假山等十六处景观。虽然景致相同,但此次再建狮子林园,乾隆帝记取长春园狮子林园的教训,更多以倪瓒(款)《狮子林图》为仿建蓝本。

相比于长春园狮子林园,乾隆帝显然对文园狮子林园更有信心:“塞苑山水天然因其势以位置,并有非御园所能同者。”在乾隆帝看来,再次仿建狮子林园并不为多—“二亦非多,一亦非少”。倘若有人将其与吴中狮子林园作异同之比较,“惟举倪迂画卷示之”,那才是临仿的根源呢。

按照惯例,在文园狮子林园落成后,乾隆帝再次以倪瓒(款)《狮子林图》为底本仿画一幅。仿画虽未得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尚未公布),但根据乾隆帝之前的仿画传统,可推知此画应是照临倪瓒之作。绘成后,藏于文园狮子林园清阁中。

热河避暑山庄作为行宫之一,是集政治会见、军事训练、休闲避暑等多重功能为一处的场所。离开紫禁城的乾隆帝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数月,选择在此仿建狮子林园,将内府所藏倪瓒画作带来欣赏并仿画,无疑是政事之余的一大乐事。

山庄文园狮子林园景照

5.一再仿画一再咏:臣下的任务与倪画的影响

就临仿画作来说,乾隆帝不仅御笔亲临,还下旨令臣下仿画。仿画的底本大多根据内府所藏的倪瓒(款)《狮子林图》。

宫廷画家方琮曾“奉旨敕摹倪瓒笔意”,绘制一卷《仿倪瓒狮子林图》。画卷迎首处有乾隆帝御笔所题“法其逸趣”四字,画心处有乾隆帝御题诗文一首。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如意馆档案的装裱记录,可知此画绘成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从画面上看,这卷仿画并不是完全照临倪瓒原画,而有所改换。方琮画幅扩展为倪瓒(款)《狮子林图》的二倍之多,画中景物如屋宇叠石、松柏修竹等也相应扩展绘制。但从绘画构图与内容上看,此画无疑是根据倪瓒(款)《狮子林图》而来。其中所绘具体景物更是与倪画十分形似,这一点从画幅下方扭曲生长的卧龙梅即可见一斑。

可以推知,方琮在绘图时一定观察过倪瓒(款)《狮子林图》,否则不可能绘成如此形似之仿作。作为供奉于内廷的宫廷画家,方琮是有机会接触到内府所藏古画的。乾隆帝常将内府所藏古画送至如意馆或画院处,令院画家根据原本进行临摹。

更值得一提的是,获观倪瓒(款)《狮子林图》对于方琮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同年绘成的另一幅画作—《岁寒吟兴》中。两图对比,无论是层叠的假山、一字排开的屋宇,还是二株并排的松柏、院墙内外的修竹,《岁寒吟兴》都显现出倪瓒(款)《狮子林图》的画中元素。在《岁寒吟兴》册页中部下方的院墙外,我们再次见到那株形状奇特的令人过目不忘的梅树。

(清)方琮 山水八帧(之七《岁寒唫兴》)

纸本设色 纵25.7厘米 横6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岁寒吟兴》册页主题内容与狮子林并无关系,却出现诸多倪瓒(款)《狮子林图》画中元素。结合方琮曾于乾隆三十一年获观并临摹倪瓒(款)《狮子林图》的经历,不免使我们推想如此相似的原因是来自获观并临摹倪画的后续作用。临仿古画,向来就是宫廷画院训练画家提高技艺的一种方式。方琮很有可能将其临仿倪瓒画作的经验,运用到其他画作的绘制中去。

除去方琮,词臣画家董诰亦曾在乾隆帝的授意下,根据热河文园狮子林园景象,绘制了一卷《文园狮子林园图》。画面中表现的景致与倪瓒(款)《狮子林图》不全相同,但在整体构图以及供奉佛像的小香幢局部上,透露出倪瓒画作因素。

(清)董诰 文园狮子林园图

纸本设色 纵24厘米 横18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可见,宫廷画家、词臣画家所绘的《狮子林图》更多的是参考倪瓒笔下的狮林图像,而非亲眼所见的狮林实景。倪瓒(款)《狮子林图》对于清宫仿画的影响,远比苏州或京师狮子林园实景更大。在乾隆帝眼中,倪瓒(款)《狮子林图》才是复原狮子林园的根据所在,也是其于京师仿建狮子林园的精神范本,更是其及臣下仿画狮林景象的学习对象。

作者为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大匠之门》第17辑《实景、图画与天下——倪瓒(款)<狮子林图>及其清宫仿画研究》

(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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