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保护范围：墓葬占地范围外延5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延15米。

芜湖传说|周瑜墓之“芜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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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鱼市街 24 — 28 号院内有一墓，为圆形土冢，面积约为 200 平方米 ，封土高约 2 米 ，墓周有少量太湖石，世居居民传为周瑜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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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墓之“芜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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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周瑜（公元175-210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他死后，到底葬于何地，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

总的来说，一般有“五地说”。所谓“五地”，即宿松、庐江、芜湖、繁昌以及江西峡江。

但这些“地说”中最为可靠的是芜湖。据《三国志周瑜传》载，他是庐江舒城人，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诣京见孙权，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于巴丘（今岳阳），“孙权素服哭之，迎其丧于芜湖”。照理来说，周瑜是舒城人，死后理应归葬于乡，可是由于当时战火纷飞，而且当时江北属于曹操管辖，所以孙权无法将其爱将送至庐江安葬。

贰

清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蒋廷锡重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有关章节和康熙年编的《太平府治》卷十四《陵墓芜湖县》以及嘉庆、民国所编《芜湖县志》中都有同样的记载：“城北周村铺，吴置守冢户”，意指周瑜墓在芜湖故城。

周村铺就是后来的鱼市街。据说鱼市街老邮局28号隔壁巷内有一冢墓，就是传说中的周瑜墓。

叁

早在清代，礼部尚书黄钺（公元1750-1841年）在其《壹斋集》卷七《于湖竹枝词》中记下了这一传闻。

其词第二十四记述了芜湖当年著名的三座古墓：“居仁远在白沙藏，深道依然表道旁。可慨周村置守冢，至今扃秘失周郎。”

居仁为陶居仁（公元1243-1264年），南宋镇江录事参军，城陷不屈为元军所杀，后葬于故乡芜湖白沙圩。

深道即北宋芜湖人韦许，字深道，自号“芜阴居士”，与苏轼、蔡襄、黄庭坚相交甚密，宋高宗封其官，不受，死后葬于城内。

而对于周瑜墓，黄钺所记颇为详细，他在词下自注：“今城西鱼市街民家，墙围古冢，相传为瑜墓。有窃视者，中为隧道，链悬其棺。”

当时芜湖故城在咸保圩，鱼市街正在其西北。

肆

黄钺对周瑜墓的记载，对后世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这个冢墓仍在。从邮局隔壁一条小巷走进去，可见约10余米高的土包，隆起在逐渐增高的土地上，其右有古井一口，石圈有粗绳子勒出的深印痕迹。土包上盖有房屋，房基下有石板覆盖，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周瑜墓。

从东汉建安十五年至今已有1700余年，年代久远，一座葬于街市之中的古墓，自然损毁甚重，这里是不是真的有周瑜墓也无从考究。

其实，在《三国志庞统传》中记载庞统将周瑜灵柩护送至东吴（即今苏州）。

转载自芜湖镜湖城事

叩访艾芜故里，这方土地静水清流……

《南行记》里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小说的作者就是艾芜！艾芜的童年是在彭州度过的，他和彭州之间有着难舍之缘。前不久，彭彭带着对艾芜的敬仰走进了“艾芜故居”，探访他传奇的一生！

过了一条人工渠，便能看见新建的艾芜故居了。这是一座仿造的川西坝子农家院落。一道龙门儿，有点高的门槛。院中有三株茂盛的大树，其后就是一座艾芜先生的雕像。

不知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怀着一份崇敬，迫不及待地想去探寻艾芜的故事。

艾芜六岁发蒙，由祖父教导，九岁时，因父亲在清流场街上教书，便进入其学校读书，认识品学兼优的何秉彝，后何秉彝在上海五卅惨案中牺牲，艾芜写文章赞美“光荣地走在自己前头，如同黑暗中一束燃得很亮的火把”。艾芜十一岁回到彭县竹瓦三兴寺继续读书，为其后来考入新繁县县立高等学校奠定良好基础。十八岁的艾芜离开了曾经求学的三兴寺，别了老家的竹林盘，在新农埝渡过青白江，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南行。当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何方。

其实，他开始了人生的南行。带着理想的艾芜离开成都，辗转到了云南，又从昆明流浪到腾冲，经过梁河、盈江，沿着大盈江漂流到缅北八莫一带。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出现一位讲述传奇性故事的青年人。青年的故事里有着一层淡淡的灰色，仿佛是笼罩上一层极轻、极薄的灰纱，让人领略一种神秘的梦幻，里面出现许多俏皮可爱又带有乡土气息的四川方言，让人享受浓浓的地方味。这就是影响当时中国文坛的《南行记》。

后来，艾芜在中缅边境茅草地客店打工时，还偷闲写了《在茅草地》、《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偷马贼》、《森林中》、《乌鸦之歌》、《私烟贩子》等作品。他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的反抗行动”。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性情中的真、善、美。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艺术感染力的形象。

慢慢地，人们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汤道耕，来自恬静闲散的川西坝子。五十年代，他曾重走南行路，出版了《南行记续篇》、《艾芜文集》等作品，以内容新鲜、描写生动、笔调优美而引人注目。

七十年代中期，恢复出刊的《四川文艺》刊登《高高的山上》，署名艾芜，又一次引起文坛轰动。人们说，还是《南行记》那样的笔触，让人们再次感受大凉山的生境。不久，他沉寂了，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人性的作品。

仲秋，我们一行人沿着艾芜曾经走过的童年、少年足迹，叩访其南行印记留下的绮丽色彩与神秘，朦胧里，原来有着川西坝子的影子。

他的旧居陈列室，在距离原居住地半里地的地方。他的家族与四川众多移民一样，是在明末清初从湖南移居来的。入川始祖汤承烈“偕妻负子，贸易人川，转徙彭县，改业归农。始居彭县东善人桥，又迁桐麻林，继迁竹瓦乡三兴寺附近。”善人桥，在彭县九尺东北，至今尚存；桐麻林，在今濛阳镇，三兴寺，在今濛阳镇天星村境内。在三兴寺，曾有着汤家祠堂，因家族分支，其祖辈在三里地外的新繁清流乡境内租田为生。不久，祖屋发生变故，祖父购得祖屋房产，其父与四叔重新搬回三兴寺，父亲一直在清流街上学校任教。

我们离开旧居陈列室，绕道三兴寺，想寻找艾芜童年读书、嬉戏的院落，遗憾的是，只有一片竹林，老屋不在了。只好在汤家家谱里，以及艾芜先生的作品里寻找。

现存《汤氏族谱》修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艾芜的籍贯，是彭县还是新繁县，具体情形还是需要考释。《汤氏族谱》载，“彭邑之东三兴寺侧，我始祖来川首创室家发祥地也。聚族于斯，庐墓相属，迄今几二百年。”传至第五世孙“德”字辈，弟兄七人，“壮年弟兄析爨”，老五汤德润“迁居繁邑界”，也就是紧邻彭县竹瓦乡三兴寺的新繁县水村三甲曹家碾，即现在的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三组。汤德润“分得欠水瘠田。颓蔽宅舍”。但他“胼胝备至，不数年间，硗确化膏腴，堂室渐修葺，种植佳木，缭以周垣，浓阴青翠”。从此，汤氏家族分出一支就在新繁县清流乡定居下来。

再传“正、乾、坤”三世，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个男孩诞生在曹家碾的张家院子，按字辈取名“汤道耕”，他就是后来的艾芜。

很清楚，艾芜先祖入川的定居地是彭县，到艾芜的高祖汤德润时才迁居邻县新繁县。艾芜的堂曾祖母一家人，大都吸鸦片，年年变卖田产。到民国六年(1917年)，连居家的院子及附近的田地也要出卖了。汤姓族人不忍他们的祖业变成异姓所有，就劝艾芜的祖父汤乾围把它买下来。汤乾围买下新院落后，艾芜的父亲汤坤庸一家和艾芜的四叔一家就迁进新院落居住。这座院落与原来的住宅相隔不过三四里路，但属彭县管辖，名叫李家碾李家院子，在今彭州市竹瓦乡天星村四组。

1925年，艾芜出川南行，就是从李家院子出发的。对此艾芜是这样说的：“我们父亲这一家人，和四叔的一家，……变成了彭县所管的居民了，但父亲却仍然在新繁教育界服务”。这时候，艾芜的远房堂叔祖来到设在三兴寺的小学教书，艾芜和弟弟汤道安便转到三兴寺小学读书。艾芜是这样描写当年的三兴寺的：“三兴寺这个庙子，位在彭县境内，相当贫穷，四周的土围墙倒了，也没修起，人们随时可以从后面的竹林，走进大殿里去。菩萨的袍子，脱了金了，显得相当褴楼，脸色也像有些潦倒似的。”

环顾田野，依旧是乡村农民辛苦耕耘的地方。较之艾芜先生南行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直的水泥路四通八达，连接着座座农民新居。时而，一辆小汽车飘然而过，摩托车、自行车不时来往。已经是大地蔬菜基地的濛阳镇，瓜果成熟了，一棵棵小青菜嫩得要滴水儿。

故乡，仍是一幅幅和谐、美丽的风景画，我们依然感慨于“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句话，且一直被激励前行。

文字：杨本旻

图片：雨滴 洁 柒柒

编辑：梁丹 责编：王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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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中国杰出的南行“流浪文豪”（下）‖ 黄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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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中国杰出的

南行“流浪文豪”（下）

黄慧清

从鲁迅教诲中找到文学奋斗的方向

1931年2月，艾芜在厦门受到中共地下党的接待。在等候赴苏区龙岩、永定之时，他读到了上海出版的《萌芽》《拓荒者》《奔流》等进步刊物，激起了他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强烈渴望。于是，他写下散文《香港之夜》，描述了被押解到香港一夜的遭遇，发表在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上。同时，艾芜竭力了解搜集福建苏区的情况和材料，为以后在上海创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做好了准备。

1931年4月，因赴苏区迟迟未得到音讯，艾芜去了上海，又开始了卖文为生。他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投去题为《缅甸舌》的一组散文，署名“荷裳”（“和尚”谐音，借以怀念万慧），还以“沙漠”为笔名，在《文艺》栏发表新诗。这些化名反映了他当时心情的孤寂。在这殖民地化的“十里洋场”，他的民族自尊心大受损伤。联想到漂泊南祥的经历，深感“对于反帝这一重大战斗，一定要出力，即使只在文字上表示一下，也是好的。”

1931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艾芜偶然碰上多年中断联系的中学同学沙汀。他们朝夕相处，探讨文艺创作。在沙汀劝说下，艾芜下定了以文艺创作为终身职业的决心。他住在沙汀家里，一边认真研读高尔基的早期小说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边写短篇小说《洋官与鸡》和《伙伴儿》。

20世纪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存在着突出的“革命浪漫谛克”倾向，这使新起步的艾芜、沙汀等文学青年感到困惑。他们二人遂托人带去联名信向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并附去自己的作品请其审阅指正（后来鲁迅把他们这封信收入《二心集》内）。

1931年12月25日，鲁迅亲自把回信和来稿从景云里寓所送到恩德里他们的住处。信上劝告他俩不要趋时，不要硬造，可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写起来。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该信后来载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3期，题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先生由表入里的教诲，对端正他们的认识，帮助他们循着革命文学的道路健康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鲁迅先生启导下，艾芜大胆采用南行漂泊的生活素材，以其异于当时“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纪实风格和白描手法，先后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生活实感和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品，为革命文学拓宽新的领域，树立了刚健质朴的新文风。

1932年春天，艾芜正式加入“左联”。并先后和茅盾、钱杏鄂、谢冰莹、丁玲、叶紫、欧阳山、草明、周文等在一个小组内活动。这年夏天，丁玲代表党组织口头宣布，批准艾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参加了“左联”内部的党组织活动，找到了文学奋斗的方向。艾芜被安排到杨树浦工人子弟学校义务教书，并兼做发展工人通讯员的工作。他后来所写中篇小说《某校纪事》，即以这段生活为素材。

1932年12月，艾芜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一卷五、六期合刊上发表《人生哲学的一课》，署名“艾芜”。至此，他以南行漂泊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陆续刊登在各地的报刊上。他的创作特色和高产，使他成为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头地”的一个。但也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时，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紧了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迫害。

1933年3月的一天，艾芜在曹家渡一家绸缎厂找工人联系工作时被捕，上海、苏州高等法院将其关押了七个月。后经“左联”营救，鲁迅出资50元大洋作为诉讼费，请史良出庭辩护，才得以获释，任白戈去狱中把艾芜接回上海。艾芜在狱中，写出两部短篇小说：一部是《咆哮的许家屯》短篇，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兽行的殊死斗争；另一部是《南国之夜》短篇，反映缅甸人民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较早出现的反帝反侵略题材作品，受到当时文艺界的高度重视。

从抗战人事中找到创作的源泉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侵犯上海时，艾芜及时写出短篇小说《八百勇士》，歌颂当地驻军誓死抵抗日寇侵略的爱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接着，先后发表了《收容所内》《沪战前夜的断片》《马路上》《医院中》《两代人》等作品，揭露和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鼓舞了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民心士气。

1937年10月上海即将沦陷，艾芜让夫人王蕾嘉（原名王显葵，曾用名黄乐华，湖南省宁远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加入中国诗歌会）带着孩子回湖南宁远老家，然后只身乘车经嘉兴到镇江，乘船溯江而上赴武汉。他的中篇小说《江上行》，就取材于这段辗转流离的生活。这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在武汉成立，艾芜会见了文化界众多进步人士，也见到了好友刘作宾。因国民党政府已迁都重庆，艾芜他们待在武汉无事可做，于是，11月乘车去长沙，在那里听了徐特立作的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事报告，年底到宁远与家人团聚。这段时间，艾芜曾在一所女校代课，并有机会接触城乡社会中各色各样的人物。湖南南部的县份和郴州、桂阳、嘉术、新田、蓝山、宁远、永州……艾芜都身临其境，详细采访，了解普通乡民的思想、生活及风土人情，搜集民歌民谣。为此，他曾称湘南为自己抗战时期的写作基地，后来所写《故乡》《乡愁》《萌芽》《意外》等文学作品，都是以宁远等地为写作背景的。

1939年，艾芜全家迁居桂林，历时五年，担任过桂林“文协”分会理事和《抗战文艺》编委。他是文艺习作指导组成员，除积极参与有关座谈会、讨论会外，还要担任逸仙中学教学工作和报纸副刊编辑工作。

1944年夏，湘桂大战爆发，艾芜和其他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向大后方撤退，在党组织帮助下，他全家于10月份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有幸与老朋友沙汀重逢。他们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投入到党领导下的反独裁专制、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艾芜从未间断写作，并以笔耕为生。先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计有《逃荒》《海岛上》《萌芽》《黄昏》《荒地》《冬夜》《秋收》《爱》《锻炼》等，中篇小说有《江上行》《落花时节》《这是春天》《丰饶的原野》等，长篇小说有《故乡》《山野》，另外还有一本自传体小说《童年的故事》，一本散文杂感集《杂草集》，以及辅导青年作者的《文学手册》等。其中，《故乡》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运用科学的社会学观点，分析了许多富有本质意义的典型事件和人物，展示了抗战期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不仅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还指出了人民谋求解放的光明前景。《故乡》在艾芜的创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抗战文艺创作中的可喜成果。

1946年初，艾芜由南温泉迁进城内张家花园孤儿院居住。这时，他担任《大公报》（重庆）副刊《半月文艺》主编，发表了大量针对时弊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同年5月，内战爆发，他应中共南方局《新华日报》之约，写了《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内战》一文，表明了自己坚定不移的正义立场。

1947年夏，他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党组织因此安排他随育才中学迁往上海郊区。此时，他完成了名篇《石青嫂子》等作品。

1948年，艾芜又回到重庆。从这年秋天开始，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异常清苦的生活中，艾芜仍勤奋笔耕，迎来了战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期。计有短篇小说集《烟雾》等，中篇小说集《我的旅伴》《乡愁》和《一个女人的悲剧》等，回忆散文《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幼年时代》以及散见于报刊上的小说、杂文、随笔等。这些作品总的主题倾向是：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现实，集中表现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反抗以及对民主、和平和光明的渴望。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新的进展，为中国40年代小说创作走向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深入生活后创作出大量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曾先后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文化局长、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1950年，艾芜在重庆市郊区歌乐山参加土改，体验农村生活。1952年春，去鞍山钢铁厂体验工厂生活，并进行文艺辅导工作。之后，艾芜历任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3年，艾芜由鞍山去北京，成为全国作协驻会作家之一。同年，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他写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夜归》《新的家》《雨》《春天的风》等，出版了《艾芜短篇小说集》《艾芜中篇小说集》。

1954年，艾芜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归途中又去华沙和莫斯科作短暂访问。

1957年冬，艾芜第二次出国，应邀赴苏联游历了3个多月，写有散文集《欧行记》。

1958年1月，艾芜担任《人民文学》编委。

1961年冬至1962年春，艾芜去云南边陲调查。这第二次南行，回忆往事，对比今朝，他感触良多，写出了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续篇》。回北京后，他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初春时节》《浪花集》。

1965年春，艾芜回四川郫县安德铺（今郫都区安德镇）参加“四清”运动。同年冬，全家迁回成都。艾芜以两次参加“四清”运动的生活体验写出长篇小说《春天的雾》，后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止创作。

1968年夏，艾芜遭受迫害，含冤入狱。1972年3月获释。

1972年7月，艾芜去四川大小凉山调查彝族同胞生活，回成都后重新提笔，写了《高高的山上》，发表于《四川文艺》创刊号。但随后遭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组”的攻击和四川帮派体系的歪曲批判。他只得再度搁笔，埋头研究《诗经》，陆续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艾芜重新回到文艺战线。

1977年，艾芜担任《四川文艺》顾问。

1979年，艾芜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全国作协第三届理事。

1981年2月，已77岁高龄的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邀，与著名作家高缨结伴，赴云南作了第三次南行，历时50余天。

1982年4月，他作为中国文联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林默涵一起率团赴朝鲜访问。

1982年9月，艾芜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983年，应广东作协之邀，去深圳和珠海特区参观访问。

1985年10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并接受香港电台采访。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艾芜在创作方面，写了不少评论、杂文和散文，大多收入《艾芜近作》里。小说则有《山中历险记》《南行记新篇》《风波》等。此外，《艾芜小说选》《艾芜谈小说创作》《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等，都已重新编辑出版。

1992年12月5日，艾芜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200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艾芜全集》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集。半个多世纪以来，艾芜辛勤创作的内容丰厚，正陆续走向世界。目前，他的作品己被译成英、俄、日、德、匈牙利、朝鲜、越南文等文本。日本汉学家中田喜胜已写出了5本关于艾芜的专著。

2013年10月，艾芜故居恢复重建。2014年11月，艾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并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成都市名人故居保护名录，成都市首批文化地标。

在艾芜家乡新都区 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艾芜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中国杰出的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参考资料】

1.《艾芜年谱》，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2.《四川文史资料》文化人物专辑。

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前期回顾

【文史英华】艾芜：中国杰出的南行“流浪文豪”（上）‖ 黄慧清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慧清（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纪实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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