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墨流芳”牌坊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淡墨流芳”牌坊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蚌湖村，年代为明清，类别为古建筑。2008年12月，被公布为第七批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东、西以围墙为界，北从牌坊外缘外延5米，南至旗杆夹石一线。建设控制地带：从保护范围外缘外延30米。钟落潭镇：（一）地理位置。钟落潭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东北部，北部以流溪河为界，东北部与花都市花东镇相望，东部与萝岗区相邻，西部、西南部分别与人和镇、太和镇毗邻。镇域内现有新广从公路东北-西南向和京珠高速公路自北向南穿过。镇中心区距广州市区约30公里，东北距从化市区约30公里，往广州新机场约15公里，交通十分方便。地势由高到低延伸，自东南向西北走向，南倚帽峰山脉，北拥流溪……

​温州乐清淡溪潘氏“钦旌节孝”牌坊

溪潘氏“钦旌节孝”牌坊

文&图 行者云龙

温州乐清淡溪潘氏“钦旌节孝”牌坊

位置：温州乐清市淡溪镇淡溪水库边

年代：清光绪十年

潘氏“钦旌节孝”旌节坊为清光绪十年赐建。

牌坊为单间两柱单顶式石坊，没有具体测量，顾不知牌坊高度及宽度。牌坊横额中间刻“旌节”，右边刻“抚宪谭/藩宪德/府宪张/钦同知衔署温州府乐清县正堂加六级？/特授浙江温州府乐清县儒学正/副堂加三级记录五次周/王”，左边刻“清儒士薛年试妻潘氏之门”，“国学生/男允答率孙/从？/从萱/从华/仝立”，“大清光绪十年岁舍开逢……阳月吉旦立”等文字。两柱头上分别有石狮子装饰（原物已不见，现物为后来修缮所加）。在整个石坊的正中最高处，正楼石匾额竖刻“圣旨”，有龙纹相环，石板与下层紧连，左右两侧分别是雕有花卉的石板，顶冠有修缮痕迹。越过正门，反面的正额上方刻有“钦旌节孝”四字。

揭秘你不知道的即墨古城牌坊故事 个个大有来头

编者按 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明清即墨境内各种牌坊多达113座，其中即墨县城内外48座，大部分集中在县衙前的丁字街上，多为功德坊。

牌坊，简称坊，又名牌楼，出现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在历史长河中，牌坊作为传统建筑及造型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艺术、历史和社会价值。即墨古城根据历史老照片和文字记载，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传承人刘红立团队，建造山海名邦坊、恩宠宪臣坊、总督三边坊、四世一品坊、亚魁坊、父子御史坊、世步青云坊、湖广总督坊、齐王田横坊、琅琊王氏祖脉坊等18座牌坊。今日起，开设专栏，讲述即墨古城牌坊的故事。

即墨古城山海名邦坊

故事一

即墨知县与山海名邦坊

在明代即墨城林立的牌坊中，有一座独特的牌坊，既不是功名牌坊，也不是贞节道德牌坊，而是由时任知县许铤建造，矗立于县署大门前的唯一一座地标性牌坊——山海名邦坊。

该坊始建于明万历初年，于清乾隆十年拆毁。直到2016年6月，重新屹立于即墨古城的县衙门前。作为知县，为何要建造这样一座牌坊？

据史料记载，许铤是现天津市武清县人，进士出身。当年，他初到即墨时，看到的是一片“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的景象。

之后，许铤跋涉全县，踏勘山海地理，决定从“海防、御患、弭盗、垦荒、通商”五方面实施新政，为即墨及金口的商贸繁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励精图治，在县署前建造山海名邦坊，以唤起即墨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

该坊由中央美院设计，河北曲阳宏州雕刻园林有限公司承建。采用五莲红花岗岩建造，为三间四柱三楼式，题额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碑帖阳刻而成。正面题额“山海名邦”，背面题额“为国保民”。中梁、边梁浮雕为花饰配云气纹，中门上和两侧花板的浮雕为抽象牡丹图案，抱鼓石上的水纹浮雕代表大海、风火轮浮雕代表太阳，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

即墨古城总督三边坊

故事二

兵部尚书与总督三边坊

总督三边坊始建于明天启二年，是为表彰即墨历史名人、明兵部尚书黄嘉善镇守三边的功德而立。黄嘉善，明嘉靖二十八年出生于即墨城。万历四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曾出任河南叶县知县、山西大同府知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等职位。

万历三十八年，黄嘉善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统帅延绥、宁夏、甘肃三边重镇的军事。他加强边防建设，组织军队屯田，以农养兵，保证军需。同时，严格执行当朝的睦邻政策，通好互市，使汉蒙两族人民和平共处。有一次，敌虏潜入城下，黄嘉善登城约战，敌人见状，惧怕欲逃。黄嘉善命开城门出击，经一番搏杀，黄嘉善大胜而归，此即“三边大捷”。黄嘉善因此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协理京营戍政。

万历四十三年，黄嘉善引疾归即墨。这一年，即墨遇大灾，黄嘉善出粟百斛、银元百两赈济灾民。天启四年黄嘉善病逝，熹宗皇帝辍朝一日致哀，诰赐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保。

1958年，总督三边坊被拆除，2016年6月复建。该坊结构为三间四柱三楼式，采用青白石材质。正题额为“总督三边”，由明代书法家王铎手书，依据老照片复制阴刻而成；副题额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黄嘉善”，由即墨金雪梅题写。中梁、边梁上的浮雕为传统的吉祥云气纹，寓意富有朝气、吉祥安康；抱鼓石上的浮雕图案为松、鹤，寓意志节清高、松鹤延年。通讯员 致远 宇慈

贞节牌坊的由来，毒害了无数古代女子的主流认识！

先来讲讲程颐、朱熹“”的历史背景。一谈到古代妇女问题，总是绕不开宋代大儒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这句话太响亮、太有名了，它曾大有给宋朝妇女定位之气势，那就是宋代妇女地位低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长期间被很多人看是套压在妇女身上的一道沉重枷锁。因为理学家以理杀人，理学宣扬女性贞烈而扼杀人性、摧残妇女。程颐、朱熹不知毒害了多少宋代青年女子。程颐、朱熹真有那么大的能力与本事吗？能影响到宋代女人的地位与命运吗？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就这个荒谬的观点与逻辑在新中国史学界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主流认识。

用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乃至宋代妇女不能再嫁。这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程颐、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句话根本就不能证明宋代妇女地位低下。因为这句话不是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评判宋代妇女地位的前提是看宋代妇女整体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两个学者提出的梦想、主张。宋代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中唐至五代文明日下，人伦亲情早已大坏。大文豪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慨叹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欧阳修这句话绝不仅仅适用于五代，也适用于中唐残唐一百五十多年，甚至也同样适用于宋初大部分时期。中国文明的种子保受战乱摧残，已经接近彻底泯灭！宋承二百年乱世，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恢复与重建，在于中华文明的人文情怀的回归，这就包括早已淡薄异常的夫妻之伦。 到宋代中华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大坏。北宋蔡襄感慨当时的夫妻之情时说道：“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此生民之大蔽也。”北宋和尚文莹也感慨道：“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

北宋王安石亦曾感慨：“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王安石指出此时宋代士大夫不重其节，妇女不重贞节。这是当时宋代的实际情况。对于宋代夫妻之伦感情大坏，欧阳修写诗感慨道：“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

“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夫妇之恩重太山，背恩弃义须臾间。”宋代当时夫妻之间感情淡薄，不注重传统的夫妻情谊操守，这正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 宋代比起前代来说是改嫁容易改嫁多，对于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宋末大儒魏了翁认为：“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再，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之罪大。’此岂妇人之责也，抑为士也之戒。” 清朝学者徐继畲认为：“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民国学者吕思勉认为：“程子之意，自极言律己之当严，不重在责妇之守节。”首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两方面的，是希望男女都能遵守的。不止提倡妇女守节，也主张男人不再娶。是要求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爱情保持忠诚。男女是相同的，义务是对等的。

程颐指出：“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在程颐的理想之中男女一旦相约成为夫妇就应该是终生的，丧偶者无论男女，皆不应再娶、再嫁。其次，对程颐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男人、女人提出的高级要求与理想目标。程颐并没有要求现实中广大普通妇女守节、普通男子不再娶。虽然程颐一方面主张：“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程颐也认可：“出妻令其可嫁。”程颐对两宰相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一个寡妇之事，并没有指责他们伤风败俗、不成体统。“向敏中号有度量，至作相，却与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可见在程颐眼士大夫娶寡妇及寡妇再嫁都是正常之事。程颐并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所以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赞扬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可见程颐还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再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是程颐说的，但即使这样他也不是反对妇女改嫁的首言者。他也只不过是把前人话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已。程颐只不过是拾前人牙慧罢了。而且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起汉代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唐代的“男有重娶之义，女无再醮之文。”“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 只要求妇女守节而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来说，无疑更能体现男女平等与时代进步。

北宋哲宗时学者章元弼容貌丑陋，而妻子陈氏则甚端丽。陈氏因为受不了丈夫丑还总是嗜学读书而忘寝，冷淡自己，所以首先主动提出离婚。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新娶妇，却道是前缘，必是丑”。唐宋若莘《女论语》：“女子出嫁，主夫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敦煌文献《崔夫人要女文一本》：“在家作女惯娇怜，今作他妇信前缘。”这是唐崔夫人在女儿出嫁前对女儿的告训。相比“嫁稀随稀，嫁叟随叟”、“夫为妻天”、“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的前代，宋代女人因嫌弃丈夫丑而提出离婚，无疑有一些时代进步女权提高的意味。

南宋时期的唐州富商大贾王八郎，因搞婚外恋包年轻二奶，而嫌弃老妻。其妻忍无可忍，而上告官府选择离婚，“执夫袂，走诣县，县听仳离而中分其赀产。”官府不仅判决离婚，而且平分资产。王八郎还想争夺幼女抚养权，其妻力争，结果幼女抚养权也归其妻所有。宋代妇女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坡有一些现代的味道，这种情况在前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的。由于宋代法律以《编敕》为主，以《宋刑统》为辅。那些只以宋初编订的《宋刑统》的法律条文来评判了解宋代社会生活情况，已经不合时宜。但宋代的许多《编敕》都没有流传下来，为研究探讨宋代女子离婚权益造成了困难。从现存史料，宋代法律上新给予宋代女子离婚权益有： １、“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２、“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周劭《名公书判清明集》）。 ３、“被夫同居亲属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谢深甫《庆元法事类》）。

这三条都是前代法律中所未有的，这也是宋代女子离婚权益的提高的标志。事实上宋代法律给予宋代女性离婚权益可能远不止这些。从法律上说宋代女子离婚权益比起前代来说有大幅度提高，宋代妇女在丈夫三年无消息、丈夫被编管、丈夫贫不能养、夫家有恶行等情况下，都有权主动提出离婚。这些新增的权益动摇了“夫为妻天”的法律，打破了“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传统，冲击着“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的常理。 司马光：“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宋代许多地方都是出现阴盛阳衰的现象：宋代女性很多实际上都是一家之主，宋代女人经商能力很强，如宋代许多店铺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李婆婆羹、曹婆婆肉饼、王小姑酒店、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丑婆婆药铺等等。宋五嫂鱼羹更是百年名店“人争赴之”甚至得到皇帝的赞赏，以至于“常经御赏”。 “遂成富媪”。陈傅良《淳熙三山志》福州“市廛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女不专桑柘。内外悉如男，遇合多自嫁。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郑刚中：“贩妇贪趋市，渔翁喜动颜。”苏轼：“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

王洋有诗歌曰：“牧儿贩妇哦新诗。”指出宋代女商人还会做诗歌。“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宋代再婚女也可以是贞节女。邢铁《唐宋时期的赘婿和接脚夫》：“我们从招接脚夫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古人对寡妇“节”的灵活态度，不是简单的要求从一而终，只要尽义务再找一个丈夫仍然算是守节。”宋时丈夫死后妇女坐本家再嫁招的夫婿，称为“接脚夫”或“接脚婿”。在宋代寡妇招“接脚夫”的习俗有一定普遍性。人们并不以此为怪，宋人并不认为寡妇招“接脚夫”再嫁是失节。其实宋代妇女即使离开本家再嫁他人一样也可以是贞节女。北宋丘浚在《孙氏记》中记载的孙氏三嫁，初嫁一少年狂，再嫁张复，三嫁周默。还被认为有节义，是命妇。“妇人女子有节义，皆可记也。如孙氏，近世亦稀有也。为妇则壁立不可乱，俾夫能改过立世，终为命妇也，宜也。”可见宋代妇女再嫁不一定是失节，她依然有资格成为贞节女。评判宋代妇女是否贞节与是否再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