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石刻画像，在嘉峪关市区以西约20公里的嘉峪里。这里山势陡峭，地势险峻，山沟宽约24米。画像石刻散布在悬崖峭壁之上，共30余处，绵延约1公里。画面古拙，手法粗犷有力，岩石呈黑紫色，刻石浮雕较浅。内容涉及狩猎、骑射、舞蹈等。黑山石刻画像可能是羌族、大月氏、匈奴族的早期文化。

黑山岩画全称"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位于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的黑山峡崖壁上，是1972年发现的。经查，共发现有自战国至明代的岩画5处，共计153幅。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81年9月10日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黑山，古称洞庭山，是马鬃山系的一个小支脉。岩画就分布在石关峡口、四道沟、红柳沟和摩子沟等处，绵延2公里的黑山峡两侧的峭壁上。黑山岩画距坡底低者半米，最高者在5米以上，画面大小不一，高在0.2-2.4米之间，宽在0.3-3米之间，凿刻技法虽极简单，但画境古朴，形象生动，粗犷有力，具有独特风格。

黑山岩画分人物和动物画像。动物有马、牛、羊、鸡、犬、鱼、鹿、虎、狼、蛇、龟、鹰、骆驼等多种。描绘的场面有舞蹈、围猎、射雁、骑马、骑骆驼、虎逐牛羊、野牛相抵、狩猎、列队练武射箭等等。其中狩猎分为单猎、围猎和群猎三种。画面反映了古代牧民对精神生活的强烈追求。

据考证，黑山岩画为羌族文化遗迹，对研究河西走廊古代羌族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石关峡岩画中，还有四幅-庙图画和古藏文遗迹，刻有佛像端坐于佛塔之中。

用时参考

1小时

交通

黑山石刻画像位于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的黑山峡崖壁上，目前还没有到景点的班车，包车单独前往约100元，若单日内和关城、悬臂长城、天下第一关一同游览，包车价格200-300元。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景点位置

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镇黑山峡

摩崖石刻是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艺术

【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 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刻—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

山西古代石窟与石刻造像

佛像雕塑艺术

石窟，这种通过人工雕凿在整座山体上的很特殊的宗教建筑形式，其最初起源是在公元前12世纪时的印度。它的起源与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诞生后僧侣们的佛教事务活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公元前3世纪后，印度佛教首先传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到西汉末年时，才逐渐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中国有佛寺，乃始于东汉明帝时 （58—75） 的洛阳白马寺。而中国有佛教石窟，则最初始于两晋时期的我国西北今新疆天山南麓地区。此后不久，至南北朝时，佛教石窟又迅速通过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逐渐发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权所控制的山西高原之上。在此之前，一般的佛寺建筑则早在东汉时业已发展到了山西境内。如洪洞广胜寺即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 （147） 。到南北朝时，佛寺建筑在山西境内已经十分繁盛。这实际上为佛教石窟在山西落脚奠定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围与基础。

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途经汾阳石佛湾时，博物学家索尔比拍摄下了石佛湾石窟的外貌

上图：2015年5月1日，太原道张珉拍摄下了百年之后的石佛湾，石佛仍然黯然矗立，法相依旧庄严，散布在三晋大地上那些石窟和造像，与石佛湾一样，以其超常的生命力阅尽沧桑

我国历史上石窟建筑分布最多的地方是甘肃省，其次即是山西。山西古代的石窟建筑质量和单位规模水平与其他省区相比，也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

云冈石窟，位于古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武周山上，是我国古代三座规模最大且雕凿艺术最为精湛的石窟之一（另外两座即敦煌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主持修凿开建云冈石窟的第一个人是北魏文成帝时的高僧昙曜。根据史书记载，昙曜本是古中山（今河北西北部）之地的僧人，接到北魏政权的命令赶赴京城。一日正好文成帝拓跋濬出外，在路上遇到了刚到京城的昙曜，不想文成帝所骑御马突然用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于是朝廷上下皆为惊异，以为马识善人，文成帝遂拜昙曜以师礼。就此，昙曜请示文成帝后即开始在平城西门外的武周山上开凿石窟。《魏书释老志》中讲昙曜最先“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根据后世的确认，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亦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云冈石窟中的第16窟至第20窟。这五窟的尊者主佛个个都被雕成高鼻厚唇的模样，既不像佛经中讲的天竺人，也与中原汉人有所距离。人们都认为，云冈石窟中所谓“昙曜五窟”所塑的主尊佛者，其实是模拟了北魏开国时的几位鲜卑族皇帝。从第16窟至第20窟即分别雕塑了当时还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和在他之前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

远眺云冈石窟，本组图片由赵钢拍摄

开凿最早的昙曜五窟中的五尊大佛是云冈艺术的典型代表

五华洞之一第9窟前室雕刻华丽

暮色降临，游人退尽，云冈石窟回归沉寂

第5窟前壁一尊隐匿于窟檐楼板间的石佛，是云冈石窟众多雕塑中最为打动人心的佛像之一，也是云冈雕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尊头戴高冠、面露微笑的交脚菩萨石像高146.1 厘米，原凿刻于16-1 窟北壁上层，1920年代初被盗凿，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云冈石窟的开凿起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经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至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 迁都洛阳为止，历经约30余年，共建21个大窟，小窟无数。根据现代文物工作者的实地测量，整个大同云冈石窟从东到西，沿武周山绵延近3公里，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佛像则仅几厘米。整个云冈石窟保留至今的大小石雕佛像总数竟达到5．1万余尊。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所有的工程几乎均是在北魏一个朝代中完成的，施工时间基本上集中在公元5世纪末叶的30余年时间内。而敦煌石窟的开凿过程，则是始于东晋太和元年 （366） ，后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前后长1000年左右。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起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隋唐时代，也有400余年的开凿过程。

在日本旅华摄影师山本赞七郎1919年拍摄的云冈石窟旧影

日本《支那文化史迹》中1920年前后的云冈石窟

1930年代初的云冈石窟，吉尔伯特•格罗斯文纳

佛教石窟在山西，最具魅力的除云冈石窟外，即数太原西南郊天龙山石窟了。天龙山石窟的始凿年代约在东魏武定年间 （543—550） ，在此之前，天龙山上已建有天龙寺。据史载，天龙山一带曾是东魏时高欢、高洋父子的避暑行宫所在地。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东魏而另立国号曰“齐”，天龙山下的古晋阳成为北齐政权的别都 （都城当时在今河南安阳以北古邺城） 。天龙山石窟群的始凿虽然起于高欢、高洋父子，但最后完成则在五代时期。

天龙山的北齐石窟，窟前的仿木结构前廊，是唯一现存的北齐建筑实例

天龙山石窟是我国艺术水平最卓越的石窟之一，也是上世纪前半叶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最严重的石窟之一。

█ 遭盗抢的石窟内部

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群中的雕刻艺术品的各种构件，竟有150余件被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劫掠而去，至今仍然散失、陈列在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的国家博物馆及私人展柜中。天龙山石窟规模虽不大，然而它的文化艺术价值却极高。如对9号窟中那尊十一面观音像的评价，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先生认为 “石佛堪称世界之最，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精美的典范”。

上世纪初的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西方第十二窑前

天龙山西峯第十五第十六窑前

部分被盗抢的天龙山佛首菩萨首

说到石窟本身的规模，他们认为“天龙山石窟虽不像云冈石窟雕刻得那样巨大，形式上也缺乏逼人的气势 （云冈石窟采取了大面大体的造像手法，这与自然环境有关） ，但它那造型的纯熟、比例的适当、线条的柔和、雕刻的精细，均不亚于云冈石窟，甚至比云冈石窟还技高一筹，所以天龙山石窟群是中国古代石窟雕塑艺术中一颗灿烂明珠，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天龙山石窟的代表之作：第9窟，罕见的晚唐精品，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抢前照片

修复后的天龙山石窟第9窟

雄峙于太原市西南山地中的天龙山，以石窟群闻名于天下，又集林、泉、洞、寺与诸多古迹名胜于一体，确实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融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山的绝佳生态组合单元。

流失海外近百年回归中国展览，天龙山石窟第21窟唐代石雕菩萨，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巅峰时期的最高水平，绝版小憨拍摄

流失海外的天龙山石窟第18窟唐代石雕菩萨头像

如果说，开凿佛教石窟的活动在北魏以前的中国还是一股涓涓细流的话，那么随着拓跋氏政权在大同大规模建造云冈石窟，中国的石窟造像风气已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洪流。于是，“各地方长官模仿着他们的皇帝而支持僧尼开窟造像……一时石窟造像之风遍布于华北各郡城，但规模都不及前者大……这一系列的历史都是在华北地区，因此华北遗存着很丰富的中世纪石窟寺院遗迹，保存着成千成万的不同时代的精美雕刻、塑像及壁画，已成为历史物质资料……这一部分历史物质资料，大都是国家公布保护和专设有保管的机构”。老一辈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专家荆三林先生所叙述的这种状况，在山西显得尤其突出。关于此事还是让我们再引用荆三林先生自己亲身考察后所作的一番记述吧。

1956年4月中旬起，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山西省文化局合组“文物普查经验工作队”，在山西省南部潞安等县发现石窟、石刻362处。石窟、摩崖造像以潞安首阳山石岩脑山千佛沟，高平的羊头山、高庙山、金峰山，晋城的碧落寺、石佛岭等为最重要，都是北魏、隋唐的作品。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如首阳山一处就有七个窟。所刻石佛、菩萨、天王、比丘供养人等像亦多至数千，无疑是重要的艺术遗产。

平顺金灯寺石窟

石马寺石窟

石窟艺术的物质依托是山地。山西多山，世人皆知。即使依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全省110多个县市中，确实很难讲得出哪一个县市会没有山地。山西自古以来宗教造景习俗源远流长，其中尤以佛教造景为最。笔者曾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着意于对这一方面的调查，一个是寺院的分布，另一个是石窟造像的分布。实际上，山西山地中千百年来存在过的佛教造景习俗，几乎使整个山西山地达到一种无山不佛、无山不窟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人们平时并不注意但又确实真实存在有佛教石窟造像的地名，并列诸于后：

羊头山石窟

石窟，高平市羊头山清华寺；石佛殿，长治市石佛山；石窟，平顺县林虑山金灯寺；藏经洞，襄垣县仙堂山；石佛洞，阳高县偏梁寨山；千佛洞，浑源县孙膑山；佛窟山，左云县石佛寺山；石佛洞，榆社县西梓荆山；石佛崖，吉县宽静河畔；石造像，乡宁乡南白云洞；圣佛崖，霍州西南汾河东岸；千佛洞，隰县北佛陀湾；高欢洞，左权县东南20公里；石佛洞，左权县西3．5公里；石造像，永和县双山洞；石佛洞，平定县药岭山；千佛洞，翼城县千佛崖；石佛崖，汾西县北15公里；石造像，宁武县翠屏山；万佛洞，宁武县宁化古城西；石造像，宁武县禅房山；千佛洞，榆社县西响堂寺；万佛洞，五寨县芦芽山；石造像，昔阳县石马寺；石窟，平定县乱流村；千佛洞，乡宁县东7公里；石造像，孝义市李家山；石造像，盂县兴道村千佛寺；石佛忻州市浮屠山；石造像，乡宁县西滴水崖；石造像，代县西北白仁岩；石造像，大宁县西梵王扫；石造像，汾阳市西石室山；石造像，左权县东马岭洞；石造像，交口县李家山村；千佛崖，太谷县奄谷内；石造像，寿阳县方山；石造像，太谷县龙门壑；石造像，太原市西南蒙山；七佛岩，交城县东北；石佛崖，祁县子洪镇村外；石室寺，高平县石室山；石佛洞，高平县龙王山；石造像，太原市龙山童子寺；石造像，离石市西石佛寺；石窟，浑源县南淘沙村；石造像，中阳县西石佛寺；石窟，静乐县王端庄；石造像，代县南赵杲观；石窟，静乐县南丰润村；石造像，定襄县七岩山；石造像，保德县花佛村；石造像，沁县南涅水；石造像，夏县西威神寺；石造像，灵丘县曲回寺；石窟，芮城县岭底瑞峰寺；千佛洞，隰县北神峪村；石窟，大同市北小石子村；石造像，灵石县南石佛寺；石造像，寿阳县羊头崖村；石造像，交口县锦泉寺；石窟，清徐县岩香寺；石窟，阳曲黄水镇；石窟，阳曲峰东村佛爷沟；石窟，古交市木路塔；石窟，古交市刘庄观音寺；石窟，古交市新岩村；石窟，太原晋祠悬瓮寺；石造像，怀仁县西南千佛寺；石造像，安泽冀氏村石佛寺；石窟，五台山金刚窟；石窟，五台山那罗延窟；石窟，宁武县石家庄；石造像，宁武县坎门口村；石窟，河曲县点峪村；石窟，神池县烈堡村悬空寺……

静乐三窟，本组图片由天涯神驴拍摄

由此可见，自从北魏以来，凭依山地造佛，随之又以佛作为山的名称或地域名称，实际上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山西历史文化中一种突出的民间习俗及地域特色。

在北魏石窟造佛风气的影响下，石窟造佛不但从此遍布山西高原，而且由此出现了喜造大佛的现象。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不过23米之高，天龙山最大的9号窟释迦牟尼坐佛也才8．8米高。同样是在太原西山，距离天龙山石窟不出20公里的范围内，也还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代的事，在前后不到5年的间隔中，还有两座借山崖人工凿成的巨佛赫然问世。其中一座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后开凿、位于晋阳古城（今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村）西约10公里的蒙山开化寺附近，佛高约63米。其高度虽然比四川乐山大佛低约8米，但是却比乐山大佛的凿成要早出162年（乐山大佛凿于唐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巨型石佛。关于蒙山大佛，《北齐书》中记述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在10公里外晋阳古城中也能看到，可见大佛之高大。

2004年修复前的北齐蒙山大佛

修复后的北齐蒙山大佛

蒙山大佛航拍图

身披巨型袈裟的蒙山大佛

同样距离晋阳古城不远的另外一座大佛，是在北齐天保七年 （556） 后所开凿，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位置在晋阳古城西龙山之上的童子寺附近。该佛高约56米。在乐山大佛的出现之前，此龙山大佛的高度仅次于与它近在咫尺的蒙山大佛。

日本《支那文化史迹》中上世纪初的龙山童子寺摩崖观音像。悬于空中的观音菩萨像令人震憾

已毁损的龙山童子寺摩崖观音菩萨像

从有关历史资料上得知，太原西山这两座依山而凿的巨型石佛，隋初以后在佛身之上均建起了像天龙山9号窟那种漫山阁一样的大佛阁。上世纪80年代初，太原市王剑霓先生在文物古迹地名普查中，为寻找已经毁圮湮没了数百年的西山大佛曾经做了艰辛的工作。根据他的调查和考证，认为“唐武宗灭佛时，大（佛）阁虽然失修破败，但大佛未损。晚唐乾宁二年（895），晋王李克用竭河东之力，‘计口随钱，不可胜计’，五年用工30万，重修了大佛阁。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北平王刘知远留守北京（晋阳），又修佛阁。这次重修的庄严阁，高5层，每层13楹，26间，共130间，将63米高的大佛庇盖于内，可见阁之大。元末（1368）寺毁阁倾，大佛头部掉落，残砖破瓦和山间泥石掩覆了佛像下部。”以上所引王剑霓先生的这段话，讲的是蒙山大佛。

至于龙山童子寺大佛，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记载说：“金天辅元年（1117）毁于兵。明嘉靖初僧道永重建。”明代重建后的龙山童子寺及其大佛究竟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样毁坏湮没，至今无考。1980至1983年，王剑霓先生找到晋阳蒙山大佛时，其遗迹“现场外露胸颈部分，高17.5米，宽25米，颈部直径宽5米……”蒙山大佛所在的开化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所赐之名，而在此之前东魏时，该寺已建成，初名大庄严寺，寺分上下，俗称“大庄严石窟二寺”。

关于石窟造像一类的事情在山西民间还出现过许多谜一样的奇异事件，与这些奇异事件共生的是很多美丽又怪诞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在保德县南7．5公里处的杨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石窟中，人们突然发现石窟中隐隐有声音传出。几年后村人又从石窟中发现了腰系锤凿的鲁班爷石像，同时出现在洞中的则是数百尊大小不同的石佛造像，其造型玲珑光洁，比例适当，且一点也看不出有斧凿痕迹。人们甚觉怪异，认为是神佛显灵，于是在当时的保德州南宣化坊建花佛寺，将石窟中佛像悉数列置于寺中，从此这里佛事甚盛。神仙显灵之事当然不会存在，然而那石窟与石佛之事则无疑都是真实的。此事见于明清以后的保德州志及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

夫子岩石窟，青水渌水长流拍摄

如果说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保德花佛寺发现石佛造像数百尊的事件已经使许多人感到奇异的话，那么从20世纪50至90年代发现的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与灵丘县曲迴寺石像冢群就更使世人感到万分的吃惊。

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早在上世纪40年代时，沁县南涅水村一带的农民就经常在地下发现有一些零散的石刻造像，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1957年秋天，由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及其地方文物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终于有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清理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机会。首次发掘清理即得到了760余件石刻造像。这批石刻造像所属历史时代的跨度最早的约在北魏永平三年（510）前后，最晚的也在北宋天圣九年（1031），中间包括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石雕作品。由于其“数量大，内容丰富，刻工精湛，时代特色鲜明”，一时间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到1990年，山西省考古所与沁县文物部门又一次在南涅水作了勘探发掘，继而又新发现了100余件宋代的石刻造像。至此，南涅水已发现的历代石刻造像的总数已经达900件左右 （包括在此之前的许多次零散发现）。

南涅水石窟

沁县北依太岳山脉，东靠涅水河。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后来的北齐都城虽建在今河南安阳以北的邺城，但陪都仍在晋阳。沁县所处位置正在其来往通衢之上，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凿窟造佛热浪，不可避免地首先影响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南涅水石刻造像的出土地点即均是在当地古代寺院的遗址之间。

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群——曲迴寺位于灵丘县南约70余公里处的三楼乡境内。它与县城之间隔着两座好大的山峰，一座是太白山，一座是对维山。曲迴寺南是独峪河水，一直向西南流入河北省境内。从某种角度看，曲迴寺距离五台山佛教圣地更近些，因为站在曲迴寺看不到灵丘县城，但是可以一眼望到西边70余公里外的五台山东台台顶。可能是历史上曲迴寺在晋冀两省交界处名气较大，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就以寺名作了村名。

在曲迴寺村附近一带，历来就有有关石像冢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同时，曲迴寺的有关碑刻对此也有一些记载。碑记中讲，在唐天宝十年（751）时，奉皇帝诏在此曾建过306座（又有360座之说）石塔。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曲迴寺的保护非常重视，曾在1959年将其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真正弄清楚曲迴寺石像冢群的基本形制，却是在1982年。这一年，首先有人在曲迴寺村西部山地的乱石中意外地发现了用银罐装存的古代金饰物。对此，有关部门遂根据其线索作了进一步调查。于是，被千百年历史灰尘尘封着的曲迴寺石像冢群，从此被逐渐揭开了掩盖在它表面的那一层厚厚的神秘的面纱。

曲回寺石窟，何清拍摄

石窟与石刻造像，原本作为佛教建筑中一种特有的构造形式，从它东汉末年传入我国时起，即对我国的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境内、建于北魏永平三年（510）的玉母宫石窟，就是我国古代在佛教石窟建造的影响下产生的最早的道教石窟之一。然而若论开凿的规模，与天龙山石窟紧相毗邻的太原西山的龙山道教石窟，则是目前我国保存的开凿窟穴最多且规模最为宏阔的道教石窟群落。

太原龙山，位于著名的晋祠悬瓮山西北侧，西南与天龙山石窟相连接，向北则有蒙山大佛和古开化寺的遗址与其相依。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所建的童子寺和约56米高的巨型石佛是龙山最早的一批宗教建筑。约在唐宋之季，龙山童子寺对面的山峰上开始出现了属于道教的建筑，名曰“昊天观”。至公元13世纪初时，昊天观已成为一片废墟，仅在遗址上留下了一些碑碣和两穴石窟。据《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记述：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第三代传人宋德芳“甲午（即元太宗窝阔台汗六年，公元1234年）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一片古昊天观的废墟遗址与两穴造像保存完好的道家石窟，披云真人宋德芳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苦苦修葺了3年时间，使古昊天观的道家石窟由两穴增加到了7穴，同时他还重建了昊天观。从此使龙山昊天观及其道教石窟群成为域内道家的一大名胜，即如前面所引碑名中所说的“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

日本《支那文化史迹》中的龙山昊天观道教石窟全景

龙山石窟第一窟天井

龙山石窟第三窟宋德芳卧像

龙山石窟第八窟，全真七子中的三子

龙山石窟第八窟，全真七子中的二子

龙山石窟第八窟，全真七子中的二子

龙山石窟第八窟，全真七子中的邱处机

披云真人宋德芳，金末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丘处机 （时称长春真人） 的得宠弟子。金宣宗兴定四年 （1220） 曾随丘处机往草原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3年后返归中原。丘处机此时已成为成吉思汗的“国师”，宋德芳也被封为教内提点，统领河东、元大都以及终南山各地的道观营建事宜。《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说他一生“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区，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所谓光明气焰，大且弘者此也”。除此之外，芮城永乐宫，太原市内的纯阳宫，以及原太原县城东南三贤村的龙泉观和原平阳府 （今临汾市） 的一些道观，其重修重建或始建与保护，在元时均曾赖斯人而为之。

龙山石窟现状，虽然惨遭盗抢仍然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道教石窟

石窟艺术，约1400年左右时间中，古代人类遗留给今后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石窟宝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角度讲。还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拟或从石窟本身的规模数量与工艺质量方面讲，山西的石窟文化遗产，均堪称为中华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佼佼珍品。同样作为景观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园林与寺庙等遗产形态的形成过程，都表现为自身与自然的一种组事过程；而唯有石窟和石刻造像这种人类文化的遗产形态，是通过镌入自然肌体本身传承于未来人类社会的。从这一点上讲，石窟具有相对永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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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山附近发现佛像窖藏坑，出土石刻造像3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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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获悉，经过近6年的考古发掘，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工作有了重要进展。窖藏坑内共出土佛教石刻造像34尊，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

2013年9月，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秀容街道办事处西街村委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出露石质佛教造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初步认定其为佛教造像窖藏坑遗存，随后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20米（图一）。发掘工作从9月末到10月初，历时一周，在原来施工开挖的基础上布探方一个，东西长7.1、南北宽2.4米，揭露面积近17平方米，清理灰坑2个，其中H1出土了一批北朝到唐代的佛教造像。现将窖藏坑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窖藏坑位置示意图

一　地层堆积及遗迹

发掘探方所在地现为居民小区院内，南距居民楼不足3米，探方内分布有4条地下管道。以探方南壁为例，地层堆积情况介绍如下（图二）。

图二　探方平、剖面图

第①层：现代水泥地面及垫土。垫土为浅黄色土，质地疏松，包含有砖、白灰颗粒、细铁丝、水泥块等。厚0.35米。

第②层：近现代扰土层。灰褐色土，质地细密，包含少量白灰、烧结炭粒、砖瓦碎块等。厚0.5~0.7米。

第③层：明代地层。分③a、③b两层，厚0.4~0.7米。③a层为黄褐色粉沙土，质地疏松，含少量白灰碎粒、料礓石、砖瓦碎块等，厚0.3~0.5米。③b层为黄褐色粉沙土，质地致密，含少量白灰颗粒、炭粒等，厚0.2~0.3米。

第④层：汉末至唐代地层。灰褐土，质地疏松，含烧土块、小石块、白灰碎粒、兽骨等，出土有陶片、三彩釉陶、板瓦残片等。

第④层以下为生土。

H1　位于探方中南部，叠压于第③层下，打破第④层。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2、南北宽1.2、深0.85米。开口距现地表1.5、坑底距现地表2.35米。坑内遗物以石刻佛教造像为主，造像堆积情况为中、下层放置佛像身躯肢体，上层以堆放佛头、背屏头像为主，伴出1件灰陶盘形灯盏和1件橄榄形木质器物，木质朽毁，仅存泥胎（图三）。

图三　窖藏坑局部

二　出土遗物

经室内整理修复，窖藏坑内共出土佛教石刻造像34尊，其中立式佛像6尊，坐式佛像6尊，立式菩萨像4尊，骑象普贤菩萨1尊，背屏式佛造像3尊，跪式供养人像1尊，造像碑残件1尊，佛头6尊，菩萨头3尊，弟子头1尊，束腰莲座1尊，经幢残件1尊。另出土陶碗形灯盏1件。本次发掘的佛教造像时代最早为北魏，最晚到唐中期，以北齐时期为最多，是寺院供养佛像。其中编号H1∶X004立佛背屏后题记，佛像为建义寺沙门僧恪为东魏大丞相高欢祈福而造，可知寺院原名建义寺。编号H1：X009菩萨头高45厘米，推测菩萨身高将近2米，说明当时寺院规模不小，延续时间也较长。

（一）北魏时期造像

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　标本H1∶043，石灰岩质。三尊像造于长方形高台上，后有背屏。中央坐佛头残，削肩，双臂屈肘略外张，左小臂内屈下垂，手抚左腿，右小臂内屈平伸，右手置胸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长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内着僧祇支，衣缘稍露；体表大衣通覆双肩，左半覆左肩、臂及上体左侧，衣缘斜内下，右侧自背后绕出，覆右肩、臂及腹部以下，大衣右角横搭左肘，覆小臂垂下，衣裙下摆分两重垂覆座前，褶襞繁复密集，下缘作连续波浪状，每重褶边均两侧呈“八”字形外分，其间垂下U形尖角两个。左菩萨高发髻，右脸颊残，上体左倾，胯略右送，双臂屈肘外张，小臂内屈，左小臂略下垂，手置胯外，右小臂横于腰外，手握莲蕾置于胸前，跣足立于方形台座上；上身袒，下着裙，长裙下摆向两侧外张作尖角状；披帛自双肩斜下，于腹部交叉，垂至膝部后上提，绕搭双肘后飘垂而下，膝下披帛转角处作尖角状。右菩萨衣饰同左，姿态与之对称。佛、菩萨像身后舟形身光素面无纹饰。底部长方形台座高15、宽29、进深13厘米。台座正面两侧浅浮雕3个供养人，均双手合十于胸前。左侧两身，内侧者为大衣通肩披覆的比丘形象，外侧女性头顶Y形冠，身着交领袍服。右侧一人为女性，身着交领袍服。台座左侧面浅浮雕3个女性供养人，头顶Y形冠，身着交领袍服，双手合十于胸前。台座右侧面浅浮雕4个女性供养人，3人束高发髻，1人头顶Y形冠，身着交领袍服，双手合十于胸前。通高54厘米（封二∶1；图四∶1、五）。

图四　造像

1.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H1∶043）2、4、5.立佛（H1∶X002、X004、X008）3.坐佛（H1∶X001）6.菩萨立像（H1∶003）（1、6为1/10，5为1/12，余为1/15）

图五　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H1∶043）座侧供养人

1.北魏背屏式一佛二菩萨像（H1∶043）

造像碑残件　标本H1∶034，砂岩质。正面上部为水波纹、三角纹帐帷，下部为火焰形尖拱龛楣，龛楣浅浮雕七佛题材，现存5佛，中央46佛像有桃形头光，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高肉髻，大衣袒右披覆，其中内衣覆上体右半，衣缘直垂。龛楣外侧浮雕4尊闻法比丘，大衣通肩披覆，双手合十于胸前。背面为千佛题材，现存2层6身坐佛，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圆形头光，高肉髻，大衣袒右披覆，其中内衣覆上体右半，衣缘直垂。佛像身之间刻写供养人姓名，上层右侧刻“刘郎都造”，左侧刻“刘明造”。下层右侧刻“冯□造”，左侧刻“孙□造”。通高20、宽20、厚7厘米（图六、七、二一∶1）。

图六　造像碑残件（H1∶034）

图七　造像碑残件（H1∶034）背面

（二）东魏时期造像

立佛　标本H1∶X004，砂岩质。佛背有舟形身光。右手残失，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手施与愿印，跣足立于圆形台座上。佛像头顶肉髻高大，表面刻出涡状发纹，额头发际线作尖拱状，面像方圆，眼较小，眼角线上挑。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胸腹之际束带，正中作结后长垂至膝；体表大衣通覆两肩，两侧衣缘自颈外垂下，状若双领，其间胸部出露，大衣右半自背后遮覆右肩、臂及下体后宽搭左肩外，其衣缘近U形垂至腹部；大衣下摆呈连弧状垂至小腿中部，其下另露衣裙摆边两重，垂至脚面，均底端外张，衣裙褶襞密集繁复，边缘作稠密的波浪状。大衣造型宽大，双腿表面各饰以双阴线刻的浅水波状衣纹。足下圆台直径34、高14厘米。佛像身后为一体的舟形身光，以佛像为中心自内至外分作莲瓣、忍冬和火焰三重；肩上项光以头为中心，中央为复瓣圆莲，外为圆环三重，自内至外分别刻莲瓣、弦纹和忍冬纹。通高128厘米（封二 ∶ 2；图四∶4）。

2.东魏立佛（H1∶X004）

背光背面自上而下分为两部分。上部阴线刻绘6个人物图像，中央为一佛，舟形火焰纹身光，头残，身着大衣，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右脚出露，结跏趺坐，衣裙摆边垂覆台座前，褶襞繁复。佛左侧面佛侍立三人，内侧为一沙门，左手垂于体侧，提香囊，右手持长柄香炉，体表大衣通覆两肩，右角垂搭左腕，前上方题“沙门都比□□供养”；沙门身后二人均外着交领广袖长袍，双手拢于腹前，持一长茎莲花（蕾），内侧者头前上方题“魏故新兴太守邢阳□□”，足下方题“夫理”，外侧者头挽发髻，头前上方榜题“邢氏母马法华”；佛右侧面佛侍立二人，内侧一人头顶高冠，外着交领长袍，下身着分裆裤，左手托举火焰宝珠，头前上方题“勃海大王高欢□□□”；其身后一人头着包巾，外着长袍，下身着分裆裤，右手做向前高举状，身后题“征虏将军刘愿侍佛时”，足下方题“令史虎”和“令史王诞”。佛像下方刻动物、植物形象。佛像下方为一立象，侧身背后有树干、枝叶，象头前方刻一相向卧姿公鹿，头有角，头举向佛。象尾后刻母子二鹿，母鹿站姿，身形随小象头举向佛，身下方幼鹿跪卧哺乳；象右侧刻一卧鹿，头举向佛。

背屏后下部为发愿文，魏碑体，文字刻于方形界格内，字径2厘米，21行，足行16字，共298字（图八、九）。录文如下（辨识不清用“□”表示，行段用“」”表示，空格处用“○”表示）：

图八　立佛（H1∶X004）背面

图九　立佛（H1∶X004）背屏拓片（1/10）

夫理原冲赜而想范」于形名自非息阐北首无以署」德于睱级故育王起万塔以徙圣容二□」影响以趣辰极无轨大千莫不秽罪故释」迦维法弟子沙门都建义寺比丘僧恪季」年五十有五师徒卅其人志契忘心博揽」十二见或缠羇藉托邢氏与魏故济南太」守弘农人杨道在石碑山寺禅讼谷慨法」业嚣微不遇诸圣因大○王建义愿为造」灵图三级饰彩将成仰酬恩德永保世□」多屯弗获速就令嘱值大丞相勃海王匡」辅魏刚四方有始回愿仰名敬造人中王」像一区通光趺六尺上愿三宝永延国康」万代七世见存内外眷属普及无间非□」有心众生同成妙觉大魏武定二年岁次」甲子二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刊记」伯曾祖魏故郡功曹州主薄邢龙供养」曾祖魏故郡功曹定襄令奉辟从事中□」本州平□大中正邢潜供养」祖魏故曜武将军河涧太守」邢粹供养」

背屏式佛造像　标本H1∶021，石灰岩质。底为长方形台基，上承高坛，坛上造像，背屏及两侧造像均有残失，主尊左手五指及右手残，双臂屈肘，小臂前伸，手置于腰部两侧，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圆座上，跣足下有两个圆莲相承。馒头状肉髻较为宽大，表面磨光，额头发际线呈尖拱形，面像丰圆，眉目细小，颈较短粗。内着僧祇支，胸腹之际隐显束带；体表大衣通覆两肩，两侧衣缘自颈外垂下，状若双领，其间胸部出露，大衣右半自背后遮覆右肩、臂及下体后宽搭左肩外，垂之背后，颈下衣缘翻折若带，呈U形垂至腹上，大衣下摆垂至小腿中部，其下另露衣裙摆边一重，垂至脚面，衣裙下摆褶襞繁复密集，下缘均作连续的波浪状，大衣表面衣纹较密集，为双阴线刻的多重水波状。佛之胁侍仅存右侧弟子，头上半残失，内着僧祗支，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右半稍覆左肩、上臂，遮覆下身后上搭左肩，左手平置于胸腹之际，托一扁圆形物，右小臂内屈上抬，手置胸前，掌心向外，五指并拢上伸，跣足立于透雕而成的粗茎圆形莲座上。佛座下长方形高坛前面正中为蹲坐的承托力士，双手托举长几，上置香炉、长茎莲蕾及莲叶，左右两侧分别对向蹲踞一狮子。坛外两侧各立一力士，双手扶持金刚杵，跣足而立，身饰披帛，于腹前交叉。背屏后面线刻一思惟菩萨，头残缺，袒上身，左腿下垂，右腿盘屈搁置于左膝，脚掌上翻外露，坐于山石台座上。臂缠披帛下垂，左手抚摸右腿，右手支屈上抬，做思惟状，像两侧似为山林。残高42厘米（图二一∶2）。

图二一　造像

1.造像碑残件（H1∶034）2.背屏式佛造像（H1∶021）（1为1/4，2为1/6）

（三）北齐时期造像

坐佛　标本H1∶X001，石灰岩质。头颈下部断裂，经粘接修复；左手五指残失，右手自腕断失。上身比例大，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小臂略下垂，左掌掌心向外，五指在下；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右腿在外，右足仰掌出露。馒头状肉髻表面磨光，面相丰圆。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中衣通覆两肩，衣缘自颈外侧直垂，右端覆右肩、臂，覆小臂处内外分垂；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肩，衣缘直垂，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衣裙遮覆双腿，下摆稍覆座前，刻出衣褶三列。上体衣纹宽疏，作斜向弧线状，两腿衣纹左右对称，状若“八”字。通高95厘米，座长57、宽26、高10厘米（图四∶3、一○）。

图一〇　坐佛（H1∶X001）

标本H1∶X012，石灰岩质。头、双手残失。头、双手及左腿部残失。上身比例大，双臂屈肘，小臂前伸，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左腿在外，左足仰掌出露。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胸腹之际束带，正中作结垂下；中衣通覆两肩，衣缘自颈外侧直垂，右端覆右肩、臂，覆小臂处内外分垂；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肩，衣缘直垂，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衣裙遮覆双腿，下摆稍覆座前，中间及右端刻有衣褶两列。左臂、腹部及右腿处衣纹宽疏，作斜向弧线状。残高72厘米（图一一）。

图一一　坐佛（H1∶X012）

标本H1∶X013，石灰岩质。头、左手五指、右手及双腿残失。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小臂略垂，左手施与愿印，似结跏趺坐。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中衣通肩披覆，右端覆右肩、臂，衣缘自颈外侧直垂，覆小臂处内外分垂；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肩，衣缘直垂，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残高57厘米（图一二）。

图一二　坐佛（H1∶X013）

立佛　标本H1∶X002，石灰岩质。头及双手残失。溜肩，双臂屈肘，小臂前伸，跣足立于圆台上。体表大衣通覆两肩，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颈下衣缘翻折若带，呈U形垂于胸前，大衣下摆平齐，垂至踝上。胸前另露一稍浅的U形衣边，或即大衣内中衣之上缘；内裙下摆略出露于大衣摆边之外，几近脚面。大衣表面衣纹宽疏，自颈下呈水波状贴体垂下。残高76厘米，圆台直径20、高20厘米（图四∶2、一三）。

图一三　立佛（H1∶X002）

标本H1∶X005，石灰岩质。头、小臂及双足残失。双臂屈肘，小臂前伸，立姿。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胸腹之际束带，正中作结后长垂至膝；中衣通覆两肩，衣缘自颈外侧直垂，右端覆右肩、臂，覆小臂处内外分垂；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肩，衣缘直垂，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宽搭左肩外，垂之背后，大衣下摆近踝，其下另露一衣裙摆边垂至脚面。大衣下半表现出宽疏的衣纹，作左肘为中心作斜向弧线状。残高99厘米（图一四）。

图一四　立佛（H1∶X005）

标本H1∶X008，砂岩质。头、颈部断裂，经粘接修复，手、足残失。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小臂略垂，手置腰外，右小臂略上抬，手置胸侧，立姿。头顶肉髻宽大低平，表面磨光，面相稍显丰圆，眉目细长。内着僧祇支；中衣通覆两肩，右半外露，衣缘自颈侧下垂，右角覆小臂垂下少许；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衣缘翻折若带，大衣下摆近踝，其下另露一衣裙摆边垂至脚面。体表大衣衣纹宽疏，作斜向弧线状。残高107厘米（图四∶5、一五）。

图一五　立佛（H1∶X008）

标本H1∶X009，石灰岩质。颈、胸及腿处断裂，经粘接修复，手、足残失。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小臂略垂，手置胯外，右小臂略上抬，手置腰侧，立姿。馒头状肉髻，表面磨光，额头发际线呈平滑的弧形，面像丰圆，眉目细长，眉间刻出圆形白毫相。内着僧祇支，边缘饰作宽带状，胸腹之际束带，正中作结后长垂过膝；体表大衣通覆两肩，两侧衣缘自颈外垂下，状若双领，其间胸部出露，大衣右半自背后遮覆右覆肩、臂及下体后上搭左肩，垂之背后，颈下衣缘翻折若带，呈U形垂至腹前。左臂及下体刻出大衣衣纹，作宽疏的斜向弧线状。通高87厘米（图一六）。

图一六　立佛（H1∶X009）

标本H1∶005，砂岩质。像身外涂红彩，头、双手及双足残失。内着僧祇支，边缘刻阴线一道；中衣通肩披覆，右端覆右肩、臂，衣缘自颈外侧直垂，覆小臂处内外分垂少许；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衣缘翻折。大衣下半阴刻斜向弧形衣纹。残高29厘米（图一七）。

图一七　立佛（H1∶005）

背屏式佛造像标本H1∶X010，汉白玉质。残存佛上半身及一弟子和一童子。佛素面圆形头光，肉髻低矮扁圆，面相丰圆，右手屈举贴胸，似手握摩尼宝珠。大衣袒右披覆，其中内衣覆上体右半，衣缘直垂。佛身左侧背屏浅浮雕一沙弥，沙弥上方为一拢袖盘坐的童子像，童子右肩部上方曲绕花绳带。残高26厘米（图一八）。

图一八　背屏式佛造像（H1∶X010）

菩萨立像标本H1∶003，石灰岩质。菩萨跣足立于圆莲形座上。头戴高枝花鬘冠，冠前立宝瓶，冠带自耳后垂至双肩，双肩上有宝缯，缯带自肩上顺臂过肘垂下于体外侧；颈戴尖桃形项圈。上身着僧祇支，下身系双层裙，外裙短于内裙，束裙大带下垂如绅，带上打蝴蝶结，裙带左侧有帛带穿圆环垂下。披巾自两肩搭下后于腹前穿兽首交叉下垂，绕于膝前，其尾上搭两肘与缯带一并垂下。连珠璎珞压于披巾之上，于腹前穿兽首垂下。通高69厘米，圆台径20、高17厘米（图四∶6、一九）。

图一九　菩萨立像（H1∶003）

标本H1∶X006，石灰岩质。头残失，颈戴穗状项圈，上饰连珠纹、宝珠状璎珞，跣足立于圆莲座上。双肩上有缯带自肩上顺臂过肘垂下于体侧，上身着僧祇支，下身系双层裙，外裙短于内裙，束裙大带下垂如绅，带上打蝴蝶结；披巾自两肩搭下后于腹前交叉下垂，绕于膝前，其尾上搭两肘与缯带一并垂下；穗状璎珞压于披巾之上，于腹前穿双环垂下；膝前另各有帛带垂下，帛带上饰连珠璎珞。残高61厘米（图二○）。

图二〇　菩萨立像（H1∶X006）

标本H1∶X003，砂岩质。头及双足残失。双肩上有宝缯，缯带自肩上顺臂过肘垂下于体侧，颈戴连珠纹桃形项圈，中心有垂珠；裸上身，下身系裙，束裙大带下垂如绅；披巾自体外侧垂下，绕两肘向内侧垂下；璎珞粗大，自两肩垂下，于腹前穿璧垂下至膝前。残高70厘米（图二二∶1、二三）。

图二二　造像

1、2.菩萨立像（H1∶X003、038）3.菩萨头及头光（H1∶006）4.佛头（H1∶X007）5.菩萨头（H1∶009）（1为1/15，2为1/15，余为1/6）

图二三　菩萨立像（H1∶X003）

标本H1∶038，汉白玉质。头残失，菩萨左肘平前置，垂手执环状物，右手贴胸持物状，跣足立于圆莲座上，体态略显丰腴。颈佩项圈，双肩上有宝缯，缯带自肩上顺臂过肘垂下于体侧。披巾自两肩垂下，于腹前穿璧做“十”字节垂下至膝前。内着长裙，裙摆在足上做花褶。正面残留黑彩，背面上背红彩画图案，模糊不清。通高88厘米（图二二∶2、二四）。

图二四　菩萨立像（H1∶038）

菩萨头及头光标本H1∶006，汉白玉质。面部残损，宝缯从双耳下垂肩部，颈佩尖桃形项圈。头光下部左右各坐一化生童子，双手合十，中部各有三飞天双手托举宝物，相向而对，上中部为二龙缠绕，身中部托举一束腰须弥座蕉叶塔。造像残高42、头光径37厘米（图二二∶3、二五）。

图二五　菩萨头及头光（H1∶006）

供养人跪像标本H1∶022，石灰岩质。头及双手残失，双手拱于胸前，左膝着地，胡跪于方台上。内着交领内衣，右肩覆有布片；外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左侧边缘自颈下垂下，右侧边缘自右胁下绕出覆腹后衣尾上搭左肘垂下，作右袒式；外衣衣纹厚重。残高43厘米（图二六、三九∶1）。

图二六　供养人跪像（H1∶022）

佛头　标本H1∶X007，石灰岩质。螺发，扁圆肉髻，面相宽方。高27厘米（图二五∶4、二七）。

图二七　佛头（H1∶X007）

标本H1∶012，石灰岩。螺发，尖圆肉髻，面相方圆。高24厘米（图二八）。

图二八　佛头（H1∶012）

标本H1∶013，石灰岩。螺发，尖圆髻，面相方圆。高25厘米（图二九）。

图二九　佛头（H1∶013）

标本H1∶015，石灰岩质。馒头状肉髻，表面磨光，面相方圆。高27厘米（图三○）。

图三〇　佛头（H1∶015）

标本H1∶016，石灰岩质。螺发，高肉髻。高25厘米（图三一）。标本H1∶017，石灰岩质。馒头状肉髻，表面磨光，面相方圆。高19厘米（图三二）。

图三一　佛头（H1∶016）

图三二　佛头（H1∶017）

菩萨头　标本H1∶010，石灰岩质。菩萨头着花冠，面相长圆。高22厘米（图三三）。标本H1∶009，石灰岩质。头着高花冠，面相丰圆。高45厘米（图二二∶5）。

图三三　菩萨头（H1∶010）

弟子（阿难）头像　标本H1∶018，砂岩质。面相丰圆，露齿，有头光。高22厘米（图三四）。

图三四　弟子（阿难）头像（H1∶018）

（四）唐代造像

坐佛　标本H1∶019，砂岩质。头及右手残失。躯体硕壮，颈刻三道，双臂屈肘，小臂前伸，左小臂垂搭腿上，手抚膝下，右小臂上抬，结跏趺坐于圆台座上，左腿在外，足不出露。内着僧祇支，胸肌显露，下刻“八”字形胸际线；中衣通肩披覆，右端覆右肩、臂，衣缘沿体外侧垂下，覆小臂处内外分垂；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左肩，露出小部，衣缘自颈外侧外弧而下，右侧自背后经右腋下绕出，右角上搭左肩，垂之背后，将左肩大衣大部遮覆，衣裙裹覆腿、足，下摆长垂座缘。大衣衣纹以圆刀刀法雕刻，断面近半圆形，作多重水波状垂下，左腋下另刻较小的U形纹三道，覆座的衣摆叠作多个锐角，表面亦做水波状。残高37厘米（图三五）。

图三五　坐佛（H1∶019）

标本H1∶020，砂岩质。头及右小臂残失。躯体硕壮，颈刻三道，左臂屈肘，手抚左膝下，结跏趺坐于圆形台座上，左腿在外，足不出露。内着僧祇支，胸腹之际束带作结；体表大衣作袒右式披覆，左侧覆左肩，露出小部，衣缘自颈外侧外弧而下，右侧自背后稍覆右肩头和上臂外侧，经右腋下绕出，大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将左肩大衣大部遮覆，当胸衣缘翻折若带，衣裙裹覆腿、足，下摆长垂座缘。大衣衣纹以圆刀刀法雕刻，断面近半圆形，上身衣纹作斜向弧形，覆座的衣摆叠作多个锐角，表面亦做水波状。残高46厘米（图三六、三九∶2）。标本H1∶024，石灰岩质。佛半身以上断缺，结跏趺坐于圆台上，施禅定印。袈裟下摆悬布于圆台四周。残高25厘米（图三七）。

图三六　坐佛（H1∶020）

图三七　坐佛（H1∶024）

骑象普贤菩萨　标本H1∶X011，砂岩质。菩萨缺头、右臂及右足，左腿顺象身下垂踩踏莲花，右腿盘屈坐于象背。颈佩项饰，袒上身，披巾从左肩斜下过右腰再后搭缠绕于左肩。下体着长裙，长裙轻薄贴体，衣纹线条刚劲。象鼻、尾及四足残。菩萨及象身原涂色彩。残高26厘米（图三八、三九∶3）。

图三八　骑象普贤菩萨（H1∶X011）

图三九　造像

1.供养人跪像（H1∶022）2.坐佛（H1∶020）3.骑象普贤菩萨（H1∶X011）（1、2为1/6，3为1/4）

圆莲座及足　标本H1∶025，砂岩质。像身无存，仅有足部和束腰仰莲圆形台座。莲座直径16、残高14厘米（图四○）。

图四〇　圆莲座及足（H1∶025）

经幢残件　标本H1∶057，石灰岩质。不规则柱状，周盘龙头，上中部突出柱状榫头，龙头下部存楷书“诵法”二字。径15、残高19厘米（图四一）。

图四一　经幢残件（H1∶057）

（五）其他

陶碗形灯盏　标本H1∶029，灰陶。敛口，浅腹，平底。素面。口径16、底径9、高5厘米。碗内底部圆形盏。盏底径7、高1厘米（图四二）。

图四二　陶碗形灯盏（H1∶039）（1/4）

三　结语

忻府区古城所在地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建立新兴郡，晋惠帝时改为晋昌郡。北魏道武帝天赐二年（405年）置九原镇，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改置肆州。当东魏、北齐之时，肆州北临柔然、突厥，西界西魏、北周，成为国之籓屏。《魏书孝静帝纪》：“（武定元年八月）是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1]军事上的重要性引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开窟造像盛极一时。今忻府区合索乡苗庄村有北魏景明年间（500~504年）石窟，三交镇北冯村存有孝昌年间（525~528年）摩崖造像，定襄县七岩山佛教摩崖造像龛窟有北魏神龟二年（519年）、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和北齐天保七年（556年）造像及碑记，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有“大魏武定七年（549年）肆州永安郡定襄县高岭以东诸村邑仪道俗等造像”[2]。同一时期，五台山地区佛教信仰和建立寺院方兴未艾，北齐时期寺院已达200余座。忻府区为当时晋阳去往五台山的必经之地，寺院修建和造像成为必然。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置忻州。有唐一代，随着五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忻州也成了全国各地巡礼五台山的必经之路。

此次发掘的佛像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西北部北城墙边，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埋藏的佛像头部和身部断裂，佛像身躯放置底部，佛头放置上部，有意识地保护佛头面部的完整，明显是寺院受到强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的毁坏和埋藏行为。本次发掘的佛教造像时代最早为北魏，最晚到唐中期，以北齐时期为最多，是寺院供养佛像，编号H1∶X004立佛背屏后题记，佛像为建义寺沙门僧恪为东魏大丞相高欢祈福而造，可知寺院原名建义寺。编号H1∶009菩萨头高45厘米，推测菩萨身高将近2米，说明当时寺院规模不小，延续时间也较长。根据探方地层堆积情况和窖藏坑内埋藏遗物下限为唐代中晚期，结合唐代武宗会昌年间大规模灭佛行动来推断，窖藏坑的佛教造像埋藏时间应在会昌四年（844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人著述的《往五台山行记》记载：“去过雁门关，南至忻州，内有仁泽寺、开元寺、铁佛寺。”[3]未提及建义寺，可见会昌毁佛后，建义寺再未恢复。佛造像以单体圆雕为主，也有背屏式组合造像；造像题材有一佛二菩萨、七佛、千佛等；造像质地以石灰岩为主，也有少数砂岩和汉白玉。本次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对于研究忻州地区北朝到唐的佛教文化艺术和五台山地区佛教传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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