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遗址分布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的汶河边上。

大汶口遗址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1959年山东省博物馆曾对遗址进行过发掘，1964年定名为“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遗址的墓地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遗存。

大汶口遗址的面积达82万平方米，在已经发掘的5400平方米遗址中发现了133座墓葬和1座陶窑。墓葬均为长方形的土坑墓，其中14座有木椁式葬具；很多墓葬内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几种；代表性的陶器是鼎、豆、壶、背壶、罐、杯、尊、瓶、盔形器等，还有作为礼器的玉铲以及精美的透雕象牙梳、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典型遗物，从这些随葬品的精美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手工制作已经相当专业化，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普遍盛行在墓葬中随葬獐牙的风气，在死者的指骨附近，多有獐牙或獐牙钩形器，有的还随葬龟甲。在43座墓中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猪骨，最多的墓中有14个猪头骨，有学者认为猪头是私有财产的象征物，这就表明当时已经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

近30年来，在山东、江苏北部一带发现200多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年代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及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的确定，证明山东、苏北一带是一个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又自成系统的文化区。（国家文物局）

美丽乡村展示（4）：南湖的这个村子居然有着半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遗址！！

南湖区孔戈庄村位于市南郊，距市中心三公里的三里庄水库以西，西土墙村以北，西与韩戈庄村、王家屯岭龙都工业园毗邻。现分为三个行政村，居民接近一千五百户。

这个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的偌大村庄，是在古老的人口聚居地上发展起来的，有半坡和大汶口文化遗迹。离村半里的“西南坡”，曾经在坡崖头塌出过多处汉代以前的古墓站棺。在这一代的土层中，还混有大量四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布瓦和带花纹的砖块。由此可见，前人在此生活的历史已经很久远。

该村庄的名称说法不一。清道光《诸城县续志》记载为“南关练，孔哥庄”，这就让人知道了现在村名中的“戈”字是由“哥”字演化而来。有人说，祝氏族人洪武二年来此定居，为钦敬文圣孔老先生，遂为之孔哥庄。“孔哥”或是对孔氏家长或族长的称谓，原村名是取了“孔哥所立或所在村庄”之意。明代中后期用姓氏命村名的冠以“某家”。而不是“某哥”，可见这村名是源于明代初期或以前。

村名所冠的孔氏，村中始终没有他们的后人，也没听说哪个姓氏曾与之为邻，更没留下什么明显的遗迹，只是村庄现址东南部，曾发掘出石穴坟墓，有人说这里是孔氏的茔地。这样看来，他们也许在元末因天灾人祸或兵乱而逃至外地。村人王东玉，上世纪生活困难时期曾迁居吉林延边，在和龙县头道沟村遇到了孔姓人家，他们讲祖籍就是山东诸城孔戈庄，只是说不清怎么辗转去了东北。这也许能证明村中曾有孔姓人家，村名就是缘此而称无讹。

还有传说，孔氏由河南迁来，定居后，以姓氏取村名“孔家庄”，清代写“孔戈庄”。孔氏后人后来迁往桃林、林家村以及东北等地，故这里早已没有孔氏后裔居住。

明初迁来的祝氏和清中后期迁来的徐氏入住，村名沿袭未变。

明朝洪武二年祝氏兄弟三人在明移民大潮中从江苏海州当路村(现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区当路村)迁居至此。一说老大留住孔戈庄，老二去了粽子崖(现我市利群社区)，老三去了相州祝家楼子。现诸城各地祝姓，大多是从孔戈庄迁出。祝氏老祖坟茔在兰家村东南、汉塚以西。解放前，祝氏族人不管远近，都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二前来祭拜，香火不断。

祝氏家族有两迁坟茔的说法。祝氏家族自到孔戈庄定居之后，虽说日子日趋红火，但人丁不甚太旺，这可急坏了祝氏族人。于是经过请人查勘地理，认为是前面的汉塚遮住了祝氏坟茔阳光，西北面来的风沙又大，由此原因所致。于是又选一块新坟地，名曰“笔墨地”(此地在孔戈庄村里西北处)，此地虽胜于原来的坟茔，后代能科举中举，但人丁只是略好而已，于是勉强将祖坟迁至“笔墨地”。

孔戈庄祝氏族人吃苦耐劳，开荒种地，交粮纳税，兴办学堂，十世中举，朝廷在村中标立旗杆，以示褒奖，民间称祝氏家族后人为“旗杆底”。

解放初期，祝氏家族夯筑的宽约三米，高约十米的围子墙还可见部分遗迹。原围子墙有南北东西四个大门，四角都设有角楼。围墙东西长约一千米，南北长约一千五百米。围墙东大门北侧设一小门，以供平日闲杂人员出入。四个大门无重大节日或重要人员出入大都关闭。北围墙和东围墙为直线，南围墙由东往西逐渐往外拓宽，西围墙北直南弯(因绕过西大湾所致)。

村中以石砌大道为南北东西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大门相通。南门入门，有祝氏家族的牌坊、祠堂、盐店，屋舍俨然，古朴典雅。在村中轴线以西树有朝廷标立的旗杆，蔚为壮观。祝氏族人以南北中轴线分为“东喜和堂”和“西喜和堂”而居住。

祝氏族人“工读持家”，重视教化，本族十世高中举人，进入翰林院。嗣后，京城官员多有祝氏族人子弟。

清代中期移来了徐氏，祝氏族人让其入住围子里。徐氏原住南海墩上(现属胶南市)。同时迁出兄弟四人，老三徐策去了诸城西北部，其他兄弟三人都在此村。老大徐申住庙西(村中原有观音庙)，老二徐辰住庙后，老四徐茂在东园(现龙都大街东侧)。后人徐会沣为背父生，家境不济，母求让其入徐氏私塾读书，徐氏不肯，遂求祝氏，祝氏族长让其进入祝氏学堂读书。

同治七年(1868)，徐会沣会试举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翰林院实际是个“人才库”，但“院士”们不一定都能走向仕途。因同村祝氏家族京官遍地，当年又是祝氏家族收住此村，相济持家，互为联姻，所以祝氏京官资助并为其在朝廷打通关节，先后擢升为光禄寺寺卿、江南考试正考官、顺天学政、顺天府尹、工部尚书等。

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慈禧太后为褒奖徐会沣护驾有功，亲书“养精蓄锐”金字牌匾（编者注：“养精蓄锐”属于因音近而舛讹，慈禧赐字根据多方考证应是“扬名锡瑞”），悬挂于故居。有人说，他为报祝氏相助之恩，设法为祝氏族人捐了个宛平知县。于是，祝、徐二氏的政治基础更加夯实，成了诸城乃至全国有名的大地主。

祝氏后人在解放前大部分迁出，现散居于青岛、上海、台湾等地。最有名的是祝凯然，他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滨北地区武装部长，解放后历任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室副主任，监察室主任；中央商业部干部局工资处处长，劳动工资局副局长；贵州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兼党组书记，贵州省商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贵州省财办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贵州省委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委员，政协贵州省委委员。1983年5月光荣离休。

给祝、徐两家种租地服杂役的佃户，聚居在村周围，又逐渐形成了“小南庄”“西湾崖”和“东小孔戈庄”三个自然村，都辖于老村孔戈庄。到日伪时期，因统一收不起来这些村庄的捐税，便连同老村庄划为四个行政村。

解放后，这些村庄是一个行政村，统称孔戈庄。1958年修建三里庄水库，浸水区的常家、李家、惠家、范家四个“三里庄”，河雹泉庙(那里住着有家眷的道士)，合并到本村来，使这里一下子增加了300余家住户。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生产大队，1984年队改村，才分设为现在的孔戈庄一、二、三村。

到现在为止，该村围子墙已经不复存在，古民宅也已大部分拆除，如祝氏家族祠堂、盐店、牌坊等。现徐会沣故居尚存，为清式四合院，辟为徐会沣故居民俗馆。

作者祝金斗 南湖区孔戈庄学校

乳山十大古遗址——葛口矿冶遗址

现场查看

葛口矿冶遗址位于乳山市冯家镇葛口村西的西山脚下，三面环山，该遗址是2009年4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调查发现的，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

遗址北150米有条东西向田间路和一条自然水沟，东南20米处有一小型水库，南50米处有一条水沟，由西向东流入水库内。

现场调查

据调查，在村西山坡上有一口早年废弃的矿井，周边有很多废铜残渣块和陶片，残渣堆的四周农民种地也不长庄稼，在残渣堆积中，采集到夹砂灰陶和灰褐陶片等。

同时，还在遗址西山腰处，发现一口废弃的矿井，井口直径3米，深度不详；井旁和山下堆放大量废弃的炼铜铜渣，渣内夹杂许多陶片等。

矿井口

据了解，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村民在建房时，曾在遗址处搬运大块残渣填地基和垒墙，发现炉具等遗物。2007年，矿井被探矿者挖掘过，出土过铁锤、铁凿、柞木桩等物。

本次调查没有发现和收集到完整的器物、铁锤、铁凿及炉具等，只采集到部分陶片、残柞木块和较大残渣块。陶片均为夹砂灰陶和红褐陶，纹饰有凸弦纹、压印纹和细绳纹。所采集的标本因陶片较小，可辨器形不多，只有陶瓮口沿和陶罐口沿。

遗迹堆积物

根据调查情况和采集的陶片分析判断，此处是一处汉代采矿、冶炼为一体的冶铜遗址，保存较好。

2009年11月，威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0月，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国最大“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

“葬身于湖畔花下，倒也风雅。”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里段誉失足掉落剑湖湖畔的一处人间仙境时感概，让人充满了神秘烂漫的幻想。现实中却真有风光迷人的剑湖，它位于大理北部的剑川县境内，这里发现的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伴随着遗址的四次挖掘，这神秘之地的面纱被层层揭开。

文/杨建开 图/ 杨继培 李晓明 剑川县委宣传部

传说中的“鲁鲁城”

海门口遗址距剑川县城8公里，从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往北去1公里，沿剑湖的泄水河海尾河旁有一个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河滨带，海尾河清澈见底，河边树木葱绿，两岸繁花似锦，海门口遗址就在这一片田园风光中。

剑湖的传说很多，附近村庄里的老人们口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剑湖周围是繁华的村落，人们把那里叫做“水寨”。

然而，不知什么样的原因，水寨后来消失了。有一种说法是，可能遭受剑湖水灾的威胁，也可能是收到野兽的侵扰，人们把整个“水寨”移居到北方约7公里处了，那就是传说中很辉煌的“鲁鲁城”。

时移世易，剑湖这个美丽神秘的高原淡水湖泊的湖畔水位不稳定，早已没有人家居住，成了一片肥沃的田地。而此处曾经存在过得辉煌的“鲁鲁城”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剑川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回忆，1957年，剑湖洪水泛滥，几条泄洪道都是弯弯曲曲的水道，泄洪能力不强，一道雨季，附近的村庄和农田都要遭洪水淹。于是，政府组织群众挖泄洪道。

然而，人们在清理剑湖泄洪渠道时居然挖出了一些发黑的木桩，还有一些碎陶片、铜器。剑湖附近村里的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村民还挖出了一些造型奇特的石片、锈迹斑斑的铜刀铜斧。村民们没想到，传说中的“水寨”并没有消失，大而是沉入了地下，历经3000年不朽。于是，相关部门琴考古研究人员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清理。据说，有专家推断“地下可能是一个古文明遗址！”

云南青铜文化发源地之一

多年后，在考古技术手段提升之后，考古人员将当年挖出的古木桩、大量青铜器和陶瓷制品、石器等经碳14测定。原来，这批东西的年代界定为距今3115年90年。这里成了记录新石器时代云南先民生活的“海门口遗址”。

据了解，1978年，相关部门在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百根木桩，还有大批青铜器、石器、铁器和陶瓷制品。

海门口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铜渣、铜料和石范等，这证明了青铜器均是在本地制造的，是云南唯一发现的青铜铸造地，是云南省迄今为止出土青铜年代最早的古遗址，这标志着云南地区利用金属的开始，海门口遗址是云南青铜文化发源地之一。

也就是在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初步证实了那个传说中的“鲁鲁城”确实存在过。据说，专家们还认定海门口遗址是云南青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考古专家们对比发现，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但其文化面貌却具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能够帮助人们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

数千年前的彩陶罐

2008年，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开始了。历经两个多月的发掘，专家们被海门口遗址上的一个又一个发现彻底震惊了。

大量出土文物中，两个完整的彩陶罐让专家们很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云南的遗址发掘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彩陶罐！这意味着，在那么久远的时代，在约3000年前，云南的先民竟然已经学会制作彩色陶器。

考古人员还在挖掘中发现了一些红色的粉状黏土，这应该就是当时的人们用来给陶器染色的染料。历经数千年岁月侵蚀，那些陶器上已然可以分辨出这种漂亮的红色。

沉睡了数千年的木桩

第三次考古发掘，遗址上到处都是古老的木桩，非常壮观。在1350平方米的探方内出土了“干栏式”建筑2000多根木桩柱，横木和木构件，构成了庞大的建筑群体。这些被发掘出的木桩在地下沉睡了近3000年。

专家学者们研究认为，出土的2000多根大小不一的木桩，从分布、造型来看，当时的云南先民们住的地方应该与现在的傣族人家的竹楼很相像。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开水灾和野兽，当时的人们用大量的松树做木桩，打进土里固定，而上层菜建房居住。这些木桩历经近3000年岁月的侵蚀，却千年不腐，是一个奇迹。实在让人惊讶。

考古专家们认为，目前在国际上，保存这么完好的古建筑遗址是很少见的，国内类似的“干栏式”建筑曾经在浙江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但面积规模没有剑川海门口遗址大，密集度没有海门口遗址密，因此，海门口遗址被认为是全国目前发掘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遗址。

粟之谜

在第三次海门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非常惊讶，竟然挖掘出了稻谷和粟。关于云南先民究竟从何时开始掌握水稻的种植技巧，这个时间颠覆了专家学者此前的推断。

而海门口遗址上发现的粟也颇未神秘。粟，这是被认为栽种于北方的食物，究竟为何会出现在海门口，这还有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的共存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农业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从发掘出土的碳化麦、双耳彩陶、铜渣、铜料和石范，以及前两次考古发掘碳14测定，专家认为海门口遗址是南北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10层空间

第三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理清了遗址的层位顺序判定。挖掘出的28个探方都划分了清晰的层位，从上到下共分九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明清年代，出土了一些清代的铜钱和明末清初的青花瓷片。第三层为元明时代，出土了陶斧、管状网坠、红陶土。第四层到第七层为铜器时代，出土了铜器、石器、陶器。第八层至第九层为新石器时代，出土物为彩陶、刻纹饰陶器、角器及打磨石器。

有的探方还出现了第十层，在这些地层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可以说那个时候在海门口遗址就有人类活动，意味着海门口遗址上堆叠了近4000年的历史信息，考古专家认为，从年代层位表明剑川海门口遗址是国内历史信息保留最完整的独特遗址。

走近史前聚落

专家学者们达成共识：剑川海门口遗址为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其规模和震撼力在世界上也甚为罕见，为研究中国史前聚落类型提供了宝贵的实例。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荣获“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是西南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16年年底，第四次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遗址文化堆积丰富、遗迹众多，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和玉石器、陶片等等。

和第三次发掘相比，海门口第四次考古发掘中，发掘出土的陶器特征略有差异，纹饰陶发达，以夹砂陶为主。

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新的房址，大大丰富了人们对遗址聚落结构的认知。此外，还找到了墓葬，这为认知海门口文化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不同时期墓葬区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数千年前，在剑湖之畔，先民们使用青铜器、铁器，制作彩陶、种植水稻、粟……这片土地上需要揭开的谜还有很多。可以说，海门口遗址的不断发掘，让人们走近史前聚落的先民，发现越来越多的珍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