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弆遗址位于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沙湾村史家弄弆社,分布在史家弆社西北的山梁半山腰至山麓河谷地上。以东为河谷,隔河为侯家丿川乡芦村。史家弆的村庄分布在遗址的南部及西南部,有一条乡间小道通向遗址内的农田。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地表零星可见齐家文化红陶残片,采集有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残片、齐家文化篮纹红陶残年片。该遗址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共存的史前遗址。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发掘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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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渭南史家遗址：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诞生地

渭南市临渭区阎村镇史家村西北的田野中，曾经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区，被称为“史家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这是一个单一的典型的文化内涵的遗址，所以后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

197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和渭南县文化馆在沋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这处遗址；1976年，为了配合当地农田基本建设，对遗址的墓葬区进行考古发掘，总共发现4个窖穴和43座墓葬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2011年8月22日，这里被临渭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2日傍晚，我和同事们来到史家遗址，操作自己的无人机对这里进行了航拍。

赶在太阳落山前，我们穿到史家村。在村子西侧的山坡上，有一块2017年5月竖立的渭南市临渭区文物保护单位碑。无人机从这里升起后，环绕遗址飞行一圈儿，周围的景象一览无余。

这里位于渭南市区南约15公里的沋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沋河源于秦岭北麓，由南向北注入渭河。沋河两岸为秦岭余脉形成的东塬和西塬，沋河夹在两塬之间，形成多个河边台地，地势较高，面积广阔。

史家村西侧

从北向南拍摄

从空中俯瞰，史家遗址平面呈长方形，西侧是一层层的梯田，东、南、北至山沟边。地势西高东低，地表种满庄稼，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如今，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陶片，断崖上偶然暴露出一些灰坑和文化层。

当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只开了8个55米的探方，加上扩方面积只有250平方米，便发现保存较好的43座墓葬，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未来，如果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一定会有更加重大的发现！

从东向西拍摄

从南向北拍摄

这里发现的墓葬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有的墓内将若干个个体排成一排或者数排，有的墓内将数十个个体分作几层几排排列。每一个个体的骨骼，都将头骨放在中间，四肢和其他骨骼放置于头骨两侧或者下方。

这些墓内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陶器为主，也有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大多为1至5件，包括陶钵、陶罐、葫芦瓶、带盖罐等器物。其中，葫芦瓶最具代表性，泥质红陶，种类各异。

跟仰韶文化其他类型的墓葬相比，史家遗址的墓葬制度和随葬品都显得差异很大，绝大多数为多人二次合葬墓，随葬品的数量极少，而且大多为新器形。因此，被称为“史家类型”。

杨家将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概述

千余年来，杨家将的英雄业绩传颂不息，脍炙人口，闻名国内，声播海外。纵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像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为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极为罕见的。杨家将家族群体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品格、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形成了积淀深厚的杨家将历史文化。

杨家将文化，是集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及其家族、部曲组成的群体，涵盖关于杨家将的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文化遗存及其反映出的思想哲理、精神传承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杨家将文化遗存，包括古战场、城堡、关隘、驻地、村落、祠庙和纪念地等遗址、遗迹，是杨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家将文化遗址、遗迹，经初步整理和不完全统计，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的96个市、县（区）的262处。若进行实地考查，经当地文物部门和父老所指，约在300处以上。这些遗址、遗迹，大约可分三种情况：有些是有据可考的；有些是传说附会的；有些是有待进一步论证的。

一、有据可考的遗址、遗迹举例

1、陕西省神木县杨家城遗址。县城东约20公里山岗上，即古麟州城，杨家将始祖杨信在此镇守。今遗址尚存，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末五代，出现了五代更替、十国混战的局面。一些割据集团为了达到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投靠契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他为了夺取后唐政权，以割让卢龙道（幽云十六州）为条件，向契丹求援，在太原做了“儿皇帝”，建立了后晋政权。由于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致使契丹骑兵长驱南下，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原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边境百姓不甘忍受契丹的压迫，纷纷起来自备器械，各随其乡，以自保卫，不附契丹。麟州土豪杨信（弘信）和世居府州的折从远、折德扆父子，就是当时著名的抗辽地方武装的首领。

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说：“君讳琪，字宝臣，姓杨氏，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也。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讳弘信，为州刺史。”《资治通鉴》也说：“广顺二年（952年）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道光《神木县志》还说：杨信“一名弘信，仕北汉，为麟州刺史，保障边城屡建功绩。”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认为，杨信受命于周当在广顺元年（951年），“其据麟州，必在天福（936—947年）、乾祐（948—957年）以前矣。”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认定，杨信在后晋以前就据守麟州，自立为刺史，后来被后汉、北周认可，先后任命为麟州刺史，为保障边城麟州军民的生命财产，屡建功绩。杨家城遗址，就是当年杨信镇守御敌，保境安民的麟州故城。

2、山西省繁峙、代州、原平自东至西一线的大石寨、茹越寨、胡谷寨、西陉寨、崞寨、阳武寨、雁门寨、楼板寨、土登寨、瓶型寨、梅回寨、麻谷寨、义兴寨，均系杨业为防御契丹所建。

据著名宋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考证，上面大石、茹越、胡谷、西陉、崞寨、阳武六寨为杨业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十一月出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时，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所建；楼板、土登、石跌三寨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六年（981年）所建；雁门寨为太平兴国四年至八年（979—983年）所建；瓶型、梅回、麻谷、义兴四寨，也是杨业所建。这十几个军寨的修建，堵住了通往契丹蔚、应、寰、朔四州的大小通道45个，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景宗亲率十万骑兵进攻雁门。杨业命部将董思愿等堵断雁门峡谷南口，自己率数百骑自西陉绕道峡谷北口，南向猛攻，杀死辽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生擒其马前都指挥使李重海，获铠甲革马甚众，大败辽兵，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兵“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自此，杨业声威大振，“契丹畏之，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仁宗朝名臣包拯曾说：“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州垒，至今赖之。”

3、河北省徐水县，城西北10公里遂城村遗址和城西20公里杨山遗址，是杨延昭拒守和击败辽兵之处。

咸平二年（999年）七月，真宗闻报辽圣宗及萧太后屯兵幽州，准备大举南下。杨延昭改调河北保州沿边都巡检使，警备保州、广信、安肃三州军事。杨延昭上任后，以同巡检魏能屯兵“梁门”，副使杨嗣屯兵保州，自领所部屯遂城。九月初，辽兵20万越易水、破狼山，直奔遂城。萧太后亲临城下，督战攻城。城中宋军不满三千，在杨延昭的指挥下，披甲执械，日夜坚守。时正值初冬，寒潮袭来，气温骤降。杨延昭抓住时机，命军民夜间汲水泼浇城墙外皮。第二天早上都冻成了冰，好似冰城一座，坚滑难攻。于是有萧太后分兵攻梁门，守将魏能亦坚守不可克。辽兵主力不得不舍弃遂城、梁门，转攻泰州。杨延昭、魏能和保州杨嗣开城率兵出击，辽兵大败，弃军械、甲马无数。这一仗被史家誉为“遂城大捷”。对此，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杨延昭守广信军，即世所谓梁门、遂城者，二军最切虏境，而攻围不平，时人目为“铜梁门，铁遂城。”

萧太后的大军在遂城被杨延昭打败撤兵北归。咸平三年（1000年）冬，又遣轻骑数千掩袭杨延昭部。杨延昭得知，预先埋伏精兵于遂城西北之羊山。派少数骑兵自北出击辽兵，且战且退，诱敌至羊山峡谷中。时伏兵四起，尽歼辽兵，斩其首领，史家誉为“羊山之伏”。当地百姓为纪念这一胜利，改羊山为杨山，至今遗址尚存。

4、甘肃省通渭县杨家城子的甘谷寨（城）和什川乡李家坪的通渭堡（寨）遗址，是杨文广在此逼退西夏兵，建寨筑堡的地方。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为加强对西夏的防御，调任韩琦为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都总管，治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凤路辖区之外居民多是羌族部落，其中附宋的称为“熟户”，不附宋的叫作“生户”。秦州西北180里的筚篥（今甘肃甘谷县）地区，原住的居民被西夏劫掠西迁，地空有百里之广。秦州知州马仲甫提出在这里筑城垦耕，警备西夏。韩琦同意后上奏朝廷。神宗“驰檄杨文广督成其事”。这时，西夏置保泰军于定西。正谋南下秦川。杨文广闻知军情紧急，即日整兵出发。他诈言筚篥堡有泉喷珠，鼓诱士兵一昼夜急行军180里，到达筚篥后，立即进行部署。次日清晨，西夏兵马出现在筚篥堡下。他们看到宋军严阵以待，不战而退。夏人临走时致书恐吓杨文广，声称“要禀知夏主，出兵数万骑把宋军赶走”。杨文广马上追击，斩获甚众。事后，有人问杨文广出奇致胜的道理。他说：“作战先要有夺人之气，筚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被夏兵先占领，宋军要取回就困难了。”就在这年九月，杨文广修建甘谷寨和通渭堡（后改为通渭寨），又在沿线筑城修堡。自此，沿线以南数百里皆成“内地”。神宗闻报大喜，下诏褒奖杨文广，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今筚篥寨、通渭寨等堡寨遗址尚存。

上面列举的有据可考的遗址、遗迹之外，还有不少。这些遗址、遗迹既真实地展示了杨信、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四代，在五代和宋辽、宋西夏的交战中，所遗留的实物资料，又能补充文献资料记载中的缺失，是杨家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传说附会的遗址、遗迹举例

1、陕西省榆林红石峡庙窟前杨延昭拴马桩、彬县城内南隅的杨延昭住宅和横山县城东党岔山上的杨八姐坟；山西省阳曲县西关口，相传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天门关；河北省次安县杨八姐打败契丹铁甲兵的宋六口和文安县境内孟良藏母洞等。

首先，杨业从小在麟州长大，青少年时期在窟野河畔度过。自他“幼事北汉”，或曰“弱寇事刘崇”，来到太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宋太宗攻陷晋阳城，灭掉北汉，委任杨业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知代州。杨业奔赴抗辽前线，镇守雁门关直至殉国。杨延昭先是跟随杨业在代州前线作战。于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调任保州沿边都巡检使，镇守边关20余年，直至病逝于高阳关任上。迄今为止，无论是文献资料或是考古资料，还未曾发现杨业、杨延昭、杨文广曾经回到原籍麟州的记载。杨延昭怎么能够在榆林红石峡庙前拴马和在彬县城内居住？这些显然是由当地民间传说中的故事，附会的遗址、遗迹。

第二、民间传说和戏剧小说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地方，相传在山西阳曲县西20公里的天门关。天门关，旧称乾烛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咽喉之地，曾设巡检司，宋代戌兵防守。靖康初（1126年），金兵南下围攻太原，府州折可求率麟、府兵三万经岚县增援，金兵拒守天门关不克，转赴交城。这件事发生近百年之后的宋金之战，并不是宋辽之战，与杨家将抗辽毫关系。穆桂英之名，史无记载，在乾隆《保德州志》上说：“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牧）塔村，犹其故地云”。这个杨文广妻慕容氏，在明清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巾帼英雄穆桂英，如明代《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简称《杨家府》）。这部长篇小说，作者不详，题有“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字样。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南北宋志传》，其后半部称《北宋传》（又名《杨家将》），作者熊大木。这两部小说演义的内容较为丰富，有“杨门女将”的故事。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可能是源于元明杂剧《杨六郎调兵破天阵》，写进了小说，以慕容氏塑造了穆桂英形象，又借天门关之险，演义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而后又演绎成《穆桂英挂帅》、《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戏剧，广为流传，显然属于附会。

从上面的分析，所谓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本身就是个传说，怎么能说阳曲县的天门关是其遗址呢？

第三，在杨家将传说故事和戏剧、小说中，有杨延昭的副将孟良、焦赞，也有《杨门女将》中余太君之女八姐杨延琪、九妹杨延瑛。有的学者根据《元史焦德裕传》云：“焦德裕，字宽父，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的记载，认为焦赞确系历史人物之外，至于孟良，虽多见于地方志书，但仍感证据不足，还不能作为历史人物而论。致于八姐、九妹，直至目前，还无从证实是历史人物或说是杨业的女儿。因此说河北文安县境内的孟良藏母洞，次安县境内杨八姐打败辽兵的六宋六口，陕西横山县境内杨八姐的坟等其它地方类似的遗址遗迹，都是依据当地民间传说而附会的。

2、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六郎城、黄鱼口的六郎屯、古城白鸠亭的六郎寓，湖南省杨家界的六郎湾、宗保峰等，湖北省上津县的箭河、郧西县的六郎关等。

杨延昭先是随父杨业转战在山西雁门关一线。雍熙三年（986年）三月，杨业攻应、朔时，杨延昭为先锋，在朔州城下被流矢射中其肩，仍勇敢地坚持战斗。后于咸平二年（999年）调河北保州，镇守边关，直至卒于任上。在这中间，于端拱（988—989年）中，杨延昭以崇仪副使知景州（今河北景县）。咸平元年（998年）初，因江淮大旱，调作江淮都巡检使。杨延昭并没有到过贵州湖广一带，不可能那些地方又是筑城，又是屯兵，还与蛮王比箭，显然是附会或张冠李戴。例如贵州遵义，当时称作播州。明初大学士宋濂写过一篇《杨氏家传》，说杨延昭之子杨充广曾与当地土司头人杨昭同宗，因杨昭无子，杨充广之子杨贵迁过继杨昭为土头人。自此之后，播州杨氏辉煌了五、六百年。恐怕贵州遵义地区流传至今的有关杨延昭的遗址、遗迹，是从这里而来。

对于上面所列举的由民间传说，或戏剧、小说演绎的杨家将活动的遗址、遗迹，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它的存在及其意义。因为这些遗址、遗迹，是我们研究杨家将历史文化不可缺失的资料，也是杨家将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有待进一步论证的遗址、遗迹举例

1、山西省偏关县老牛湾附近杨家寨和河曲县新城西北杨家城，说是杨信屯兵的遗址。

河曲的杨家城和偏关的杨家寨（一说也在河曲），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河曲县有一座杨信屯兵的城堡遗址仍在，当地居民称之为“杨家寨”，位于河曲新城西北60里处，城墙残垣周回七百九十步。清初学者康基田的《晋乘搜略》记载说，河曲县的老牛湾附近，有杨信屯兵的一座堡寨遗址，叫作“杨家城”。由于河曲境内黄河东岸有火山，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火上发，可熟食，所以杨信在这里屯兵时自称“火山王”或“火山大王”。由此，有些人甚至有的学者误认为杨信、杨业或者说杨家将故里是山西河曲。这一说法已被李裕民教授所否定。

这需要提出的是，如上所说，杨信在麟州自立为剌史起至广顺二年（952年）去世的约十几年间，也有可能东渡黄河，转战晋西北一带，留下了杨家城、杨家寨等遗址、遗迹和民间传说。这一点，有待于我们在杨家将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2、北京昌平区昊天塔，民间传说和戏剧、小说中，说是安放杨业之首遗骨处。杨业墓相传还有几个地方，如：山西省岢岚县的杨业墓、五寨县的杨太师墓、五台山的令公塔、河北省唐县的杨业墓、香河县的杨令公墓等处。

雍熙三年北伐中，杨业被奸臣所迫，在与辽兵转战中，于朔州陈家谷受伤被俘，不食三日死。辽将耶律斜轸“函其首以献”。萧太后下令传示辽诸军后，交于当时南京（即幽州，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休哥置于昊天塔中。这个昊天塔也确有其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说：“幽州有开泰寺，魏王汉宁造”。这个开泰寺后来扩建，“以昊天寺为额”。后人梁清标作诗《昊天寺》，有“黄尘余霸气，白骨冷幽州”句，自注说：“俗传谓寺旧有塔，辽以贮杨无敌骨”。上面之说，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李裕民教授对古北口杨无敌庙的修建作过仔细的分析，他认为，很可能萧太后下令将杨业的首级埋在古北口，并为杨业修庙，以示纪念。至于相传的几处杨业墓，山西省社科院顾全芳研究员认为，“比孟良盗骨稍有依据的杨业墓，是山西岢岚”。

杨业殉国后，身首异处。他的首级究竟埋于何处，相传的杨业墓哪一个较为可靠，至今还不能确定。这里提出来，供在杨家将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3、河北省霸县的益津关（草桥关）、护城井、桃花寨，雄县的瓦桥关、闸河、点将台，唐县的军城镇、杨六郎碑，徐水县的六郎堤、藏兵洞，高阳县的高阳关、射亭等处，相传均为杨延昭镇守边关时或修筑或屯兵的地方。

杨延昭于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赴河北驻守的保州、广信、安肃一带，地处白洋淀边缘，多水系湖泽。为此，雄州剌史何承矩上疏真宗，说自淘河重泥姑海口，屈曲九百余里，是天险之地，太宗时，置堡寨、军铺，士兵往来巡视，非常重要。24杨延昭上任后，打了两个漂亮仗，即前面讲到的“遂城大捷”和“羊山之伏”。咸平七年（1004年）闰七月，萧太后率兵30万南下，宋廷抗战派首领宰相寇准命杨延昭、魏能等诸将领，分别率兵深入敌境，进行牵制作战。杨延昭率部渡过易水、白沟河，深入房山地区，直逼幽州。辽兵在宋军強大的攻势下，只好转战至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止步。萧太后深知正面宋军实力強盛，背后退路已断，获胜希望渺茫。于是密通书使，请盟乞和。真宗在以参知政事王钦若为代表的投降派的怂恿下，与辽军议和，签订了“澶洲之盟”。

“澶洲之盟”后，杨延昭升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宋廷“勿伤北朝人骑”、“勿追契丹”命令和监军的节制下，仍然敬业职守，他在边防沿线筑城堡，修城井，建水堤，设军铺等防御工事，把千里边防建设的固若金汤，使辽兵不敢越雷池半步。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址、遗迹。如霸州的护城井，明人蒋一葵《长安客话》中说：“霸州……沿城有七十余井，亦延昭所凿，谓之护城井”。又如《雄县志》记载的县城东北邢村南端杨延昭用于防守的地下通道，当地群众俗称点将台。1991年，附近居民建房取土，在地下4米处发现有古栈道建筑，暗道内建有能聚集多人的屋子，有供将领议事的秘室，还有兵器室、掩体洞、迂回洞及陷阱等，并设有放灯处、通气孔和监视敌人的瞭望台，大都完好如初。台下议事，台上点将，集防、打、藏、走为一体的防御工事。经查阅文献资料和有关专家论证，确认为杨延昭镇守边关时的遗存，即点将台。现经过整治开发，已向游人开放。以此点将台为佐证，对于上面列举的杨延昭的遗址、遗迹，特别是所谓的“三关”，即霸州的益津关、雄县的瓦桥关、高阳县的高阳关等处，需进一步认真的论证。

4、云南省开远县的杨文广城和合江口寨，广南县的杨文广庙，蒙自县的古城；广西自治区荔浦县的蜈蚣峡和杨文广城，宜山县的羊角山和谢表岭等，相传为杨文广随枢密副使狄青南征侬智高时，留下的遗址、遗存。

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侬智高一事，《宋史》杨文广传上只提及“从狄青南征”一句。为此，近代学者余嘉锡说，狄青征侬智高始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最详，其中无文广事；又据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的磨崖石刻平蛮三将题名及其他将官姓名中，也无文广。他认为，杨文广在南征中仅为随军差遣，或已赴德胜军，不在将官之列，故不得题名。香港理工大学何冠环教授对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之事，作了统合研究，认为杨文广功劳不显，“虽然有力旁证仍不多，但杨文广从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可能性较高”，并指出“清人所传他（杨文广）追击侬智高之事只能存疑”。在当代学者的专著或论文中，如常征《杨家将史实考》中说，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狄青率军在宾州归仁辅大败侬智高,杨文广指挥“蕃落兵”绕道出击，迫使侬智高退入邕州，据守昆仑关。狄青夜夺昆仑关，侬智高突围而走，狄青命杨文广率精骑追击，西行两千余里，追至大理国东境之合江口，于其地建城，屯兵而还。常征的这段叙述，没有注明出处，似乎依据何冠环教授所说“存疑”的清人记载，不是依据第一手资料。

鉴于上面《宋史》的记载及余嘉锡、何冠环和常征的论述，杨文广随狄青南征的史实，可以肯定。但他在征讨中是因“随军差遣”或因“功劳不显”，故名不见记载。因此，对于杨文广随狄青南征之事，以及所留下的遗址、遗迹，本着“存疑”态度作进一步的论证。

对于杨家将的遗址、遗迹，无论是有据可考的，或是传说附会的，还是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我们应该是，对于有据可考的，也要作严肃的再论证，予以肯定，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和佐证；对于传说附会的，也不应该一笔抹煞，把它看作纪念地，从而丰富杨家将历史文化的内涵；对于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力求发现新资料，特别是考古资料，对现有的资料，要重新审视，正如李裕民教授所说的像研究古文字那样逐字逐句地去考察，去发现，提出新解释、新观点。

总之，杨家将的遗址、遗迹，即使是那些传说附会的，都是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些遗址、遗迹，在总体上体现了千余年来人民群众对杨家将的怀念和敬仰。我们研究杨家将历史文化的目的，不能停留在真假或者对错的阶段，而应缅怀杨家将的历史功绩，继承杨家将宝贵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英雄品格、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选自《杨家将文化》，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史艺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