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修县名剑的一种食肉法。相传北宋时苏东坡在建昌（永修古名）农家作客，主人从集市上割肉款待，用稻草扎好，拎着回来，问苏轼：“先生，这肉怎么弄着吃？”苏东坡正在推敲诗句，自顾自地念道：“禾草珍珠吐新香……”，主人理解为“和草整煮透心香”，遂主随客便，如法制作，竟成一道独具特色的地方名菜。

信息来源：九江政府网

苏运卿||苏东坡仕途的起点——福昌县

苏东坡仕途的起点——福昌县

文/苏运卿

我是一名宜阳人，又是苏东坡先生的后裔，对苏东坡先生的一生十分关注。特别是他在宜阳的踪迹，我有浓厚的兴趣，并做了初步的探寻和考证。

苏东坡是他的号，他的父亲苏洵给他起的名字叫“轼”。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苏洵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详尽的记载。这篇文章名为《名二子说》，文中这样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轼”指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什么实用性，但是少了它，车就不完整了。苏洵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是希望他收敛锋芒，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普通人。

苏东坡，字子瞻，又字和仲。这个仲字，代表排行老二。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景先，少云了。

苏东坡在他中年之时，即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谪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到黄州的第二年，他的好友马正卿，为他向州府求得东门外原先用于驻兵的一块五十亩的营地，用来开垦，以增加他的家庭收入。这块地的名字，叫东坡。他开辟东坡这块地的第二年，即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他在此修建了几间小屋，亲书“东坡雪堂”。在这儿作了《东坡》八首。之后，又作了一首《东坡》诗，他赞扬东坡这个地方，顽强坚硬的山石一样的道路，作为自己个性的象征。从此以后，他自号：“东坡居士”。这一年他47岁。

在苏东坡去世三十年后，到了南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追赠苏东坡为太师，谥号“文忠”。所以后人多用苏文忠公称呼他。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皇佑三年乙卯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其母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她喜读书，识大体，明大义，是位有修养的知识女性，十八岁归于苏府，对苏东坡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仁宗嘉佑二年丁酉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二十二岁，这年正月他和弟弟苏辙一块在吏部参加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试官是梅尧臣，本来苏轼的卷子可评为第一，但是欧阳修为了避嫌，将他的卷子评判为第二。因为年前苏洵携二子赴京，先拜在了欧阳修门下，故避嫌，弟弟苏辙也名列前茅。

这年四月八日，兄弟二人通过了殿试，四月十四日放榜，二人同时成为进士。

按照宋王朝的科举制度，中进士的可以马上进入仕途。可能也许是天妒奇才。正当他们父子准备大有作为之时，眉山老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的母亲程氏去世了。

在古代封建社会，父母去世要丁忧守制。母丧，要在家丁忧三年，也就是要守孝三年。于是，父子三人匆匆离京返乡，料理后事。

宋仁宗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苏东坡守制完毕，“除服”至京，被授河南府福昌县主薄。

当时的京城是开封，福昌县就是现在的宜阳县，宜阳县与洛阳紧邻，相距开封也不过三百多里地。

福昌县那时与京城不远，又有通往长安的驿道经过。在宋代当属等级较高的县，这一类县的主薄一般有科举出身者担任。宋代县里的主薄属于县令的属官，掌户租、狱讼诸事，成为了管理钱粮、司法一类杂事的官吏。其序位一直是在县丞之下，县尉之上，品级为从八品或正九品。类似于现在的常务副县长，当然与现在的职权没有可比性。

宜阳县的名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古治所在今韩城镇东关村。据《宜阳县志》记载，隋朝在古韩宜阳城西八里处建福昌宫，因此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219年），更宜阳县为福昌县，以福昌为治所（今韩城镇福昌村）。五代后唐改福昌县为福庆县。后与宋，又改为福昌县。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福昌县并入寿安县，治所在今宜阳县城附近。金代以后，更名为宜阳县，一直沿用至今，福昌这个地方一直就归属于宜阳县。

苏东坡初仕来到了福昌县，担任了主薄，这是他坎坷人生之路的起点，也是他仕途的开端。

作为苏东坡如此一个杰出的人才，能够任职于我们宜阳，当属宜阳人民的荣幸。可惜他没有留下一篇或一首关于宜阳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其中的原因，我的看法是，他在福昌县任职的时间比较短，可能不满一年。在福昌县担任主薄这段时间，他一方面要处理一些繁琐的政务，但另一方面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学习上，他饱读诗书，刻苦钻研，为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做准备。经过在这儿近一年的历练和苦读，使他在制科考试中获得了佳绩，名列第三，成绩为第三等。

在这儿有必要谈一下宋代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是宋朝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一种最高规格的考试。科举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而制科考试是不定期的。制科考试的程序比科举考试的更为繁琐。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由朝中的大臣进行推荐，然后参加一次预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制科考试的选拨非常严格，据说宋朝总共三百多年的历史，科举考试选了四万多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了二十二次，成功通过的人只有四十一人。

制科考试分为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计七级。其中第三等是最高等（第一和第二等为虚设的）。这好比现在的军衔中的一级上将是无人领授的。除第三等，余下的就基本算未过关。

当代人整理的苏东坡年表中提到说，苏东坡没有到福昌县上任。他们的理由是苏东坡没有在宜阳（古为福昌）留下任何文章诗篇。因此武断的认为苏东坡未到福昌县任职主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史实。古代一县中官员极少，不会有一年时间不上任，况且京城距福昌县也就几百里的路程，又有驿道相通，骑马不过三几天的时间，假如滞留京城，那这一年他的活动轨迹有哪些？或是皇帝另有重用？即便自己留在京城读书，一年的时间，史部会不过问吗？俸禄朝廷会发吗？父子三人，都在京城（当代人的说法，苏辙也未到渑池主薄任上），苏东坡兄弟二人都凭他父亲苏洵任一个校书郎的俸禄生活？他们不会是啃老族吧？

笔者认为，苏东坡初入仕途，况且“除服”后，从四川眉山远道而来，他们父子都会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一来要勤政，二来正遇上朝廷的制科考试，功夫全用到了读书上，没有时间游山玩水，四处泼洒笔墨。苦读练笔，写文，也该是一些策论等方面的应试之作。

苏东坡踏足福昌县的唯一证明就是“燕堂书斋”。在福昌县治所，有个叫“燕堂书斋”的地方，《宜阳县志》及明清残存的碑文都有记载，这是苏东坡起居，读书，办公的地方。现如今这个“燕堂书斋”犹存，仍然在福昌村中福昌阁的正前方。这是留下的唯一遗迹。

“燕堂书斋”为宋人乐辅国建造，历代有修缮，原有殿堂三间，为卷棚式清代建筑，并有厢房四间，构成一个小型院落。墙壁上有十几块碑刻，其中尚存的《燕堂记》为北宋名相富弼所撰写，余皆为明清两代重修碑记。

笔者认为，在一个小村庄，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能够历经千年风雨而存在，不在于他的建筑特色，而在于它的纪念意义，建造者乐辅国，无非是一个佐著作郎，正七品官，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而写《燕堂记》的富弼当过北宋的宰相，位极人臣，而最有意义的是苏东坡曾经在此居住、读书，他的官职虽然不大，但名声远远高过富弼，所以才使这一建筑留存至今。

富弼的《燕堂记》碑，今存于宜阳县文化馆，现今“燕堂书斋”所立的《燕堂记》碑刻是今人按原碑复制的。

《燕堂记》碑载：“按图，福昌古宜阳地，战国韩所都。”这点出福昌县就是宜阳县。

“佐著作乐君，宰福昌，筑室署下，走使问名于余，且谒地图，以来谒辞为志。”这几句是乐辅国治理这儿时，建了这个房舍，让富弼命名写碑记。

“娱燕如此，余命名曰燕堂。明道二年，冬月记”这儿点出了房舍的名字和建造时间，因此这个书斋建成的时间是宋仁宗明道二年（即公元1033年）。

从《燕堂记》碑中，可知“燕堂书斋”建造于1033年，而苏东坡到福昌任主簿的时间是1060年，苏东坡到任，这个“燕堂书斋”已建成二十七年了。

所以《燕堂记》中不可能提到苏东坡，而明清两代的修缮碑中，都提到这个书斋是苏东坡起居，读书，办公的地方。因此这儿就是他官场坎坷生涯的起始。二零零三年重修“燕堂书斋”，碑文中又一次印证了这一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清代宋之睿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宜阳县志》艺文部分（光绪七年版），此文的题目是《富彦国、苏子瞻两先生遗迹序》。

宋之睿，清代人，字思堂，四川叙永人，拔贡，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代理宜阳县丞，后任宜阳、卢氏知县，陕州判官。

他的这篇文章原文内容是：“福昌旧有县，距宜阳城五十里。宋佐著作乐君宰于此，筑室署下，问名于郑富公，公命名曰燕堂。并为之记。碑在真武观，遗迹犹存。而苏文忠公，年二十五时，曾调此间主薄，事载《东坡年谱》。今其城郭虽废。而两先生之流风余韵，不与时代俱湮。惜无立祠，以妥其灵。望古遐思，景行心切。嘉庆戊寅，睿摄篆韩城，因公过此，略叙始末，并为绝句，以记其事。”

从此文中，可知古有《东坡年谱》，记述苏东坡二十五岁任福昌主薄，这是史实。今人编年表，只是臆测，不足让人信服。

宋之睿还做有诗两首，提及苏东坡。《福昌读富郑公燕堂碑记兼怀苏文忠公二首》。

其一：“燕堂遗迹已成空，尚有碑传郑富公。七百年来寻手泽，风流宛视岘山中。”其二：“福昌南去水漫漫，异化萧条展碣看。叹息奇才如玉局，也来此地做闲官。”

诗中其一的末句是写苏东坡，岘山在浙江吴兴县南。苏东坡任湖州太守时，曾游此山并有诗记游。诗中其二第三句是写苏东坡，玉局，宋代官职名，苏东坡曾任玉局观提举，后人因此称苏东坡为苏玉局。

据上所述，“燕堂书斋”可能是洛阳地域内苏东坡活动过的唯一建筑遗迹。

宋代洛阳虽然是文人的天堂，但是与苏东坡的缘份不大，但其踪迹还是可寻的，并非无缘。福昌可以所说是苏东坡初仕之地。

苏东坡于宋徽宗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逝世后，又过了一百四十三年，到了南宋理宗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苏东坡的六代玄孙苏宗义率二子林山、林海，来到了古韩北运粮河畔定居，即现在的韩城镇苏河村。苏东坡任职福昌县的治所现今为福昌村，与苏河村同属宜阳县韩城镇，两村相距也不过十里地。如今这儿苏东坡的后代有上千口人，并有远迁他处的多支分支。

苏东坡在中国文人中是一位罕见的奇才，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博学鸿识。诗、词、文造诣极高，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书法家、画家，他擅长行、楷两书。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字出新意，不践古人。用笔丰腴跌宕，天真浩瀚。绘画上他开辟清新隽永之风，善画墨竹，枯木，怪石。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苏东坡甚至在医药，烹饪，音乐，茶道邻域颇有研究。为难得之全才。她一生坎坷，宦海沉浮，但其品性高洁，宠辱不惊，乐观旷达。

提笔撰述此内容，为苏东坡在福昌县任职主薄做辩解，以正清源。

（注：本文作者苏运卿为东坡三十三世孙）

（责编：王其营 图片：作者提供及网络）

驻站作家简介：

苏运卿，1969年生，毕业于宜阳一中，曾执教十余载，任过校长，村长。

建昌古城举办首届关东民俗年货大集

2月9日，建昌古城展示中心南广场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建昌古城首届关东民俗年货大集在此举办。琳琅满目的年货，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火辣辣的关东风情歌舞，让很多当地老百姓慕名而来。逛大集、办年货、赏风情，感受浓浓的年味儿，找回儿时逛大集的记忆。

据主办方介绍，在为期4天的大集里，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当地土特产等应有尽有，品种齐全，价格便宜。

另外，当地特色小吃，建昌宣纸烙画、锦州吹糖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来到大集上助阵，给火爆的集市增添了一抹厚重的人文气氛。二人转、地方戏等表演更是将节日祥和、幸福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几天来，大集上热闹非凡，渗透着浓浓的喜庆气氛，由此可见，人们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爱、期待更加高涨。用文化作为催化剂，让情感升温，让优秀的春节传统文化从记忆中复苏，这是举办大集的初衷。”主办方负责人说。

据该负责人介绍，建昌古城关东民俗年货大集将致力于文化传播、促进经济繁荣，丰富百姓生活、提升文化自信。

建昌古城的多个业态经过全面招商已有较大进展，预计2018年实现部分开街，将着力打造文化旅游氛围，举办更多展现关东风情、建昌民俗的活动，如消夏啤酒美食节、非遗大舞台展演、中秋盛典、古装快闪舞、点兵台出征大典等等。除活动以外，还专设了特产店，溯源名优土特产的产地，对接贫困村民，收购优质土特产品，申请注册商标，对外推广建昌品牌，助力精准扶贫，并号召建昌籍青年企业家代表凝聚力量，为建昌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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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群出土木材鉴定与分析

内容提要：从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墓群中，取到了45个木材样品，借助生物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了观察和鉴定，共有6个种属，分别属于侧柏属、双维管束松亚属硬木松类、麻栎属、蒙古栎、槭属和青檀。通过分析，东大杖子居民是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木材，具有材尽其用的特点。对不同形制的棺椁，同一形制棺椁不同部位用材的分析为墓主人族属和等级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东大杖子战国墓地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地理坐标北纬4050'，东经11945'。地处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上，背靠燕山余脉，面朝大凌河川。地形上属于辽西丘陵山区，燕山山脉延伸于此，发源、流经县境的河流有多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0年8—10月，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区位于墓地中南部及西南部，共发掘墓葬15座(包括2001年6—8月第二次发掘的两座墓)。出土了148件(套)器物，主要是铜器，其次是陶器，另有少量玉石器等。2001年10—11月第三次发掘12座墓，出土遗物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有陶器、铜器、玉器、石器等。2002年9—11月对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掘区位于东大杖子墓地的东部及北部，发掘13座墓葬，出土铜器数量较多，器类丰富，保存较好。2003年10—11月，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清理墓葬5座，其中M45出土遗物较多。2011年8—10月，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发掘一座墓葬M40，M40是整个墓地目前发掘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座墓葬，位于东大杖子墓地的中部。2012年又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一座墓葬M47，也位于东大杖子墓地的中部。

为了获得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古人类利用木材的特点，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振海、徐韶钢的帮助下，在2000年发掘的M4、M5、M7、M11，2002年发掘的M32，2003年发掘的M45，2011年发掘的M40和2012年发掘的M47的棺椁上和出土的工具、兵器构件上共取到45件木材样品(表一)，用于进行木材鉴定。

一、研究方法

用线锯将小木块修成0.5厘米0.5厘米0.5厘米左右的正方体，放到酒精甘油1∶1的溶液中软化，然后用刀片将小木块修成更小的方块，放到LEICACM3050S冷冻切片机切片室中冷冻处理，用切片机切厚度为15～20微米的横向、径向、弦向三个方向的切片，再用1%的番红溶液染色，染色的切片依次用35%、50%、75%、90%、100%酒精，再经1/2酒精和1/2二甲苯的混合溶液、纯二甲苯脱水、透明处理后，把木片取出放在载玻片上，用阿拉伯树胶封藏剂封固，制成永久光学切片。在LEICADM2050生物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根据《中国木材志》、《中国主要木材构造》等主要工具书对树种木材特征的描述和现代木材的构造特征进行树种的鉴定。

将腐朽木材在马弗炉中炭化，通过肉眼或体视显微镜确定木炭的横切面，垂直木纹方向用力地掰出一个平整、新鲜的横切面，然后用双面刀片切出径切面和弦切面，获得木炭的横、径、弦三个切面后，先在具有反射光源、明暗场、物镜放大倍数为5倍、10倍、20倍、50倍的NikonLV150金相显微镜下观察并同时记录观察到的木材构造特征，根据上面工具书对树种木材特征的描述和现代木材的构造特征进行树种的鉴定。主要观察如下构造特征:木材横切面上年轮的缓急变化，管孔的大小、形状、数量及其排列的形式，木射线的宽度和数量，薄壁组织的清晰度和配列型式，侵填体，树脂道或树胶道的有无;弦切面上木射线的高度、宽度、木射线的叠生，树脂道或树胶道的有无;径切面上导管或管胞壁上纹孔列数、排列方式，射线组织形态，木射线与导管或管胞交叉场纹孔，螺纹加厚等特征，然后将木炭样本粘贴在粘有导电胶带的铝质样品台上，样品表面镀金，在Quanta650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拍照。

二、研究结果

对取到的45件木材样品进行观察和鉴定，有6个种属(表一)，分别属于侧柏属(Platycladus sp.)、双维管束松亚属硬木松类(Subgen.Diploxylon)、栎属(Quercus sp.)、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a)、槭属(Acer sp.)和青檀(Pteroceltis tatarinowii)。这些树种的木材构造特征如下。

(一)硬木松(Subgen.Diploxylon)

从木材横切面上看，早材至晚材急变，生长轮明显，有轴向树脂道，没有轴向薄壁组织(图一)。从径切面上看，早材管胞上有1～2列径壁具缘纹孔，眉条长，且明显;晚材管胞上有1列径壁具缘纹孔;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窗格型，少数松木型;射线管胞内壁有深锯齿(图二)。从木材弦切面上看，木射线有两种，分别是单列射线和具有横向树脂道的纺锤形射线(图三)。

(二)侧柏属(Platycladus sp.)

从木材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早材带占整个生长轮宽度的大部分，晚材带极窄;轴向薄壁组织星散状或弦向带状;木射线极细;没有轴向树脂道(图四)。从径切面上看，早材管胞径壁有1列具缘纹孔，很少成对，眉条明显;晩材管胞有1列径壁具缘纹孔;轴向薄壁细胞端壁节状加厚明显;射线薄壁细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柏木型，1～4个，通常2～3个，多数1～2横列(图五)。从弦切面上看，木射线为单列，偶见2列或成对，多数高2～15个细胞，没有横向树脂道(图六)。

(三)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a)

从木炭横切面上看，生长轮明显，早材至晚材急变，环孔材;早材管孔较大，连续排列成早材带，通常宽1～3列管孔;晚材管孔小，单管孔，稀呈短径列复管孔，宽呈多列管孔;侵填体丰富;有大量的轴向薄壁组织，为聚合状和离管带状，少数呈星散状(图七)。从径切面上看，单穿孔;管间纹孔式互列;射线组织同形，射线－导管间纹孔式为刻痕状及类似管间纹孔式(图八)。从弦切面上看，有宽窄两类木射线，窄木射线通常单列，宽木射线为复合射线，最宽处宽至许多细胞，高至许多细胞(图九)。

(四)栎属(Quercus sp.)

从木炭横切面上看，生长轮很明显，早材至晚材急变，环孔材;晚材管孔略小，单管孔，少数呈短径列复管孔;早材管孔略大至甚大，连续排列成明显早材带;具有侵填体;轴向有大量的薄壁组织，主要为聚合和离管带状，弦向断续相连，少数呈星散状(图一〇)。从径切面上看，单穿孔;管间纹孔式互列;射线组织同形;射线－导管间纹孔式主为刻痕状(图一一)。从弦切面上看，有窄宽两类木射线，窄木射线单列，宽木射线为复合射线(图一二)。

(五)青檀(Pteroceltis tatarinowii)

从木炭横切面上看，生长轮略明显，散孔材;管孔数略多，通常略小，大小几乎一致，分布不均匀;导管为单管孔及2～4个径列复管孔，偶尔有5个;侵填体量少;轴向薄壁组织量多，有聚翼状、翼状、环管状与环管束状及轮界状(图一三)。从径切面上看，单穿孔，管间纹孔式互列，多角形;射线组织异形Ⅱ型，少数异形Ⅲ型;射线－导管间纹孔式类似管间纹孔式，薄壁细胞没有端壁节状加厚(图一四)。从弦切面上看，木射线局部叠生;单列射线略少，高1～11个细胞或者以上;多列射线宽2～4个细胞，多数高15～30个细胞(图一五)。

(六)槭属(Acer sp.)

从木炭横切面上看，生长轮略明显，散孔材;导管横切面为单管孔及2～3个径列复管孔，管孔团少，管孔大小略一致，分布略均匀，散生;轴向薄壁组织呈轮界状、环管状及星散状(图一六)。从径切面上看，有明显的螺纹加厚;单穿孔;射线组织同型单列及多列(图一七)。从弦切面上看，单列射线较少，多列射线通常宽2～4个细胞(图一八)。

从鉴定结果看，葬具用材选用了树体高大、木材耐腐的柏木和松木两种针叶树材，而工具和兵器构件的木材，除2003M45－19斧銎内木材为松木外，都用了阔叶树材。

三、讨论

(一)葬具用材特点

1.葬具的用材

墓群的葬具用了柏木和松木两种木材。用松、柏木制作棺椁很早就有记载。如程颢和程颐著的《二程遗书》载:“葬埋所虑者，水与虫耳。”“故思木之不坏者，得柏心为久。后又见松脂锢之，又益久，故用松脂涂棺。”姚思廉的《陈书》载:“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吾当松棺二寸……衬土而下，平地无坟。”而且，考古发现也表明，松柏常被用来制作棺椁。如湖南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外椁、内椁，江苏高邮神居山二号墓中椁，山东栖霞县占疃乡杏家庄战国墓棺盖板、东西南北壁板，甘肃省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棺木，陕西秦公一号大墓主椁，陕西西安北郊汉代积沙墓椁均为柏木。大葆台汉墓铺地板、垫木、棺床、墓壁板、外回廊隔板、内回廊隔板、内回廊盖板、墓顶方木、墓顶原木，河北磁县湾漳墓的椁木，皇明宗室汧阳端懿王朱公鏳墓的棺椁，西夏陵区101号陪葬墓的棺，赫章可乐遗址墓葬棺木均为松木。古代人类之所以选择松、柏做葬具，是因为柏木坚硬、耐腐、防虫、有香气;松木高大、耐腐。由此说明，墓群葬具用材是有选择的。

2.不同形制的墓、棺的用材不同

M4、M5和M7为封石墓，个体较大的河卵石作为封石，封石层一般厚约0.5米，位于圹内木椁之上。如M5，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墓口长4.25、宽2.5～2.65米，墓底长2.89、宽1.66米，墓深1.47～1.52米，墓的方向为288。根据朽木痕迹判断，葬具长2.28、宽0.74～0.78、高0.5米，椁板厚约0.08米。随葬器物均从椁内出土，共出土了25件铜、陶、玉石器。经鉴定，封石墓M4、M5和M7的棺用的都是松木。

M40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凸”字形，墓圹长9、宽8、深4.5米，西部有宽3.2～3.6米的斜坡墓道。椁顶及四层台面抹膏泥，四角尤厚，以利封护。二椁一棺，木方制成，榫卯结构。外椁长5、宽2.7、高1.45～2.2米;内椁长3.2、宽1.6、高1.3米，棺呈梯形，南北长2、宽0.8～1.04、高0.4米。随葬玛瑙环1，铜环首刀1、带钩2，绿松石珠6枚。内、外椁间随葬鼎、豆、壶、簋等仿铜彩绘陶礼器67件。外椁底板四周放置精美的滑石镂孔饰件及陶串珠等。四角立柱有马、牛、羊、猪、狗共74个头骨个体。它是整个墓地目前发掘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座墓葬。墓葬形制特殊，棺椁结构复杂，尤其是成套的彩绘陶礼器以及大量的石饰件，都显示出墓主人特殊而显赫的身份与地位。该墓棺用的是柏木。

M47也是规模比较大的土坑木椁墓。墓圹开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无墓道，方向为81，东西长6.9、南北宽4.8、深2.8米。圹口北、东、南三面边缘各有两个长宽约0.4～0.6米，深度约0.3米的柱槽。二椁一棺，腐烂较为严重，部分木材仅仅剩下炭痕灰迹。外椁建于墓室中部略偏南，平面长方形。外椁盖由木枋南北方向铺就，可辨识大致分为6个部分。四壁均由厚木枋搭建，东西壁为6块，南北壁为5块，搭建方式不可辨识。椁底垫木共8根，目前仅仅残余部分木质。外椁与墓圹之间为填土，形成熟土二层台。外椁东西长3.9、南北宽2、高1.7米。在内椁和外椁之间发现大量随葬品。内椁建于外椁中间靠南部位，椁盖由6块木板东西向铺就，四壁由2块木板搭建，四角有出头，且四角有立柱，立柱略微埋入地下。椁底结构不可辨识，仅在此位置发现少量腐烂后剩余木质，不可断定是椁底抑或是棺底。内椁东西长2.32、南北宽1.1、高0.96米。棺位于内椁中部偏北，长方形，木质，形如木箱，腐朽严重，四壁各由2块木板拼合，棺盖由3块木板拼合而成，棺底仅见1块木板，且略短于棺长，由于腐朽严重，组合方式不明。棺东西长1.88、南北宽0.68，高0.46米;棺内人骨严重腐朽，仅剩下少量牙冠散落于棺东堵头附近的淤泥中，牙冠附近出土破碎红色玛瑙环1件，棺中部出土青绿色龙形玉佩1件。M47的棺同M40的棺一样，用的也是侧柏属木材。

M40和M47是规模较大的土坑木椁墓，而且葬具都是一棺二椁。关于棺椁制度，文献多有记载，如《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礼论篇》:“天子棺椁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庄子杂篇天下》:“天下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棺椁制度形成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有僭越。根据棺椁制度，无论如何，一棺二椁也显示墓主人地位较高。而M4、M5和M7是规模较小的封石墓，墓主人地位相对较低。东大杖子墓葬群棺的用材不同，或许与墓主人的等级有关。

此外，M40和M47是土坑木椁墓，出土的礼器主要以典型的燕式仿铜陶礼器为主，与M4、M5和M7封石墓墓葬文化内涵有明显区别，也可能墓主人分属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利用木材的行为方式、伦理观念、思想感情以及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宗教等可能不同，所以他们的墓葬形制、葬具和棺的选材也可能不同。

3.同一葬具不同部位的用材

M40和M47的墓主人属于同一类群的人，葬具都是一棺二椁，棺椁用材也是基本相同的。M47棺底板、各方向的侧板、棺盖板及内椁盖板用的是侧柏属木材，而外椁壁板、底板、盖板及内椁壁板用的是松木。M40的棺盖板12号、棺盖板南1号和棺底板用的是侧柏属木材，而内椁用的是松木。

为何只有棺用侧柏属木材，而椁用松木，这是值得思考的。其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墓主人认为柏为贵，用作棺，松次之，用作椁;可能的原因之二是受先秦旧制的影响，如《礼记》有记载，君主的椁用松木，大夫的椁用柏木，士的椁用杂木。《礼记要义》孔疏云:“柏椁者，谓为椁用柏也。天子柏，诸侯松。”虽然文献记载有些不同，但也反应出在用材上还是有等级之分的，所以，M40和M47的棺和椁用了不同的木材。至于M47的内椁盖板为何为柏木，可能是取材时的混淆或另有原因。很遗憾，没有采集到M40的内椁盖板，不然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二)工具、兵器部件的木质用材

共鉴定了11个工具、兵器部件，其中10个为阔叶树，1个为针叶树，栎属占的百分比最高，约为55%，其次为青檀，约为27%，槭树与松属占的比例最少，均约为9%。6个栎属中有5个蒙古栎，1个栎属的某个种。

栎属木材强度大，富于弹性，耐冲击，很耐腐，硬度高，耐磨，常用于兵器、工具的柄。如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春秋晚期出土矛銎内木材、殳头和殳镦内木材为麻栎，新蔡葛陵楚墓的戈柲也为麻栎。东大杖子墓葬群M11和M32出土的戈杆、斧銎和凿銎内残存的木柄为栎木，其木材性质适合工具和兵器刺、劈、钩、斫、挑、砸等使用功能。

硬木松木材纹理直，含有丰富松脂，保持长久，坚硬，强度较大，可用做建筑、桥梁、矿柱、枕木、电杆等，墓葬群2003M45－19出土的斧銎内木材为硬木松，其木材性质适合斧头的砍、劈等功能。

槭木结构细致，均匀，摩擦面光滑，尺寸性稳定，耐震动，是工具、建筑等的优良用材，还是制作高级乐器和工艺品的特殊用材，如笔者对商代晚期的孝民屯遗址出土的疑似木器进行鉴定，为槭属木材。槭木有轻软和重硬两种，墓葬群M45－34出土的凿銎内木材可能为硬槭木，其木材性质适合凿挖槽和穿孔的功能。

青檀材质优良。木材坚硬、均匀细致、韧性强、耐磨损、富于弹性、耐冲击，适合制作家具、器具、农具，作为建筑、车辆、桥梁、造船等用材。如湖北九连墩楚墓M1∶790铜戈杆、M1∶99铜柲杆、M1∶667铜戟杆和M2∶335铜戈杆、M2∶334铜柲杆为青檀。东大杖子墓葬群2000M11－23勺柄内，2002M32∶22－1和2002M32∶22－2镞銎内木材为青檀，其木材性质适合勺柄和镞的韧性强、富于弹性等使用功能。

四、结语

通过对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群出土木材的鉴定与分析，获得了古代人类利用木材的信息。葬具用材选用了树体高大、木材耐腐的柏木和松木两种木材，而工具和兵器构件的木材，除2003M45－19斧銎内木材为松木外，都用了阔叶树材。墓主人不同，墓葬形制不同，葬具用材也不同。M4、M5和M7为封石墓，棺用的是松木;M47和M40为土坑木椁墓，棺的用材为柏木。同一葬具不同部位的用材不同。M47是规模比较大的土坑木椁墓，棺和内椁盖板用的是侧柏属木材，而外椁壁板、底板、盖板及内椁壁板用的是松木;M40是规模最大、棺椁结构最复杂的土坑木椁墓，同M47一样，棺用的是侧柏属木材，而内椁用的是松木。工具、兵器构件的木材除一个样品为松木外，其余用了材质优良的蒙古栎、栎属、青檀和槭属四种木材，这些木材的性质适合用于工具、兵器的柄。东大杖子墓地墓中出土木材研究表明，东大杖子居民是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木材，这些木材的利用，具有材尽其用的特点。不同形制的棺椁，同一形制不同部位用材的研究为墓主人族属、地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12ZD19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8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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