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城遗址位于文安县急流口乡广陵城村，年代为宋。

广陵城遗址为廊坊市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确认：文安广陵城遗址非宋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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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至11月，为配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关于“京德高速公路的修建”相应文物保护工作。根据前期相关考古调查和勘探报告，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及 “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文物工作原则。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廊坊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对廊坊市文安县苏桥镇广陵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廊坊市文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廊坊市南部。文安县为河流堆积地貌，处于华北平原相对低洼部位，平坦开阔，为多条河流下游。全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县域面积的4/5处于文安洼内，海拔最高为7.24米，最低1.6米。文安境内河流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大清河（赵王新河）、小白河穿境而过。

发掘地点位于文安县县城西北约10公里，苏桥镇广陵城村北广陵城城址内。广陵城城址地表现存北、东、西三面城墙，保存较好。南城墙因为人为取土和自然冲击原因，损毁殆尽，地表基本无存。城址北距大清河约11.2公里，南距小白河约3.2公里。城址平面呈近方形，方向25。东西长约670米，南北长约517米。发掘区位于城内，地势平坦，发掘前为农田，种植玉米、小麦。京德高速公路从城址西部自东北向西南跨越城址。

此次发掘工作发现有数量众多的遗迹现象。遗迹种类主要有城墙墙体、房址、窑、井、墓葬、灰坑、灰沟。其中城墙墙体发掘受发掘区域所限，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地表现存城墙，发掘位置位于北城墙内侧。房址主要集中在II区，均为半地穴式，修建于开口地面之下，原地表以上部分被毁无存。窑和井数量较少分布于II区。墓葬数量较少，仅发现四座，其中三座为瓮棺、瓦棺葬，分布于北城墙墙体之上和护坡之上。一座位于III区距离南城墙位置较近区域。灰坑和灰沟数量最多，遍布三个发掘区内。遗迹之中出土大量遗物。出土器物大部分为陶质器物，少量为铜质、石质器物。完整器物极少，多为陶器残片。根据部分可修复器物和可辨器型标本判断有豆、盆、罐、瓮、釜、碗、钵、板瓦、筒瓦、陶轮等器型。陶质多为泥质灰陶，少量夹砂、夹蚌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饰有磨光暗纹、网格纹、瓦棱纹、刻划纹。陶器制法以轮制为主。

2020对文安广陵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限于整体发掘面积少、工作时间短、发掘期间恰逢雨季等客观原因，对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根据已经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整理工作初步可以推断广陵城遗址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城址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晚期，使用年代不会晚于西汉早期。 修正了以往广陵城城址时代为宋代的观点。

本次发掘为广陵城遗址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对发掘资料的整理，得到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1、该城址城廓墙体保存相对完整，护坡、城壕等附属结构也有留存。其城址形制规模和构筑模式，为研究冀中平原战国—汉代城址的规模、布局等信息提供了实证。

2、城址内地层堆积相对简单，多呈水平分布。城内三个发掘区内，地层堆积情况总体相似，略有不同。通过对比分析，差异的出现可能代表在城址使用过程中，城内地表本就存在高差。晚期遗物出土数量不多，且多为耕种行为扰动所致。该事实表明，城址在废弃之后，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出现大规模人群活动。

3、遗址中出土了少量的动物骨骼。形态特征明显的多为牛等食草动物，也有少量猫科或犬科的食肉动物。II区F3中，动物骨骼相对集中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F3的使用功能相关。

出土的蚌壳经鉴定，全部为丽蚌。蚌壳同时也被做为网坠等实用器的原材料之一。丽蚌动物群一般生活在亚热带湿热地区的河湖环境中。该信息对复原城址使用年代的古环境或有帮助。

来源 文旅文安

涪陵区龟陵城将打造成遗址公园

　　记者 任重 实习生 陈静凌

6月15日，2018年重庆市文化遗产宣传月“走进涪陵区龟陵城遗址公众考古活动”中，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组织40名来自涪陵本地的公众代表走进了遗址现场。实况新闻—重庆时报记者获悉，2018年下半年这一遗址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寻找宋代的衙署具体实物证据，为未来升级为国保，以及打造龟陵城遗址工作做准备。

龟陵城遗址位于涪陵区李渡新区马鞍街道办事处玉屏社区一组，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均为涪州治所所在地，直至1280年方被元军攻破，龟陵城作为南宋末涪州州治，位于长江边的三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系扼守山城防御体系指挥中心重庆与巴蜀门户夔门江面的咽喉之地，在整个宋蒙（元）山城防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庆市文化遗产院自2017年至今，对龟陵城遗址进行系列考古工作。目前，已发现存有宋代城墙885米，东西两侧各设城门一座，环城圈构筑有炮台8座、排水沟7条、道路1条，城内有水塘1处、水井1眼、房址3座、建筑基址2处及大量礌石。基本摸清了龟陵城遗址的遗存类型及现状同时，认定为龟陵城宋代城垣格局保存较好，且地表散落大量宋蒙战争时期的遗物——礌石，极大地丰富了城址的文化内涵。

涪陵博物馆馆长黄海说，相比钓鱼城、天生城、磐石城等同时代宋蒙（元）山城防御体系，龟陵城相对来说遗址结构比较完整。黄海说，若龟陵城宋代衙署现身，对未来这一遗址升级为全国文保单位典型基础。而在涪陵区“十三五”规划中，龟陵城遗址也已被确定未来将打造成遗址公园。

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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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遗址位于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何村，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伍氏祠堂，现已不复存在，它是大革命时期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的诞生地。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扩大会议后，中共广东区委汲取了在革命高涨时期没有大量吸收党员的教训，决定按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要求，逐步放手吸收党员，发展广东党的基层组织。随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阮峙垣、李沛群前来增城开展党建工作。他们首先来到本县工人数量较多、工农革命运动基础较好的新塘地区进行活动，考察和培养建党对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6年年初，通过考察和培养，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搬运工人和当地农民伍来成、伍钟泉等6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是年春节后，广东区委派李沛群到新塘，在沙贝村伍氏祠堂（著存小学旧校址）秘密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新塘支部，宣布伍来成担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它是增城县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新塘支部成立后，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由于新塘是东江下游一个商贸比较发达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故搬运工人很多，主要在火车站、水运码头和各个商行做苦力，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新塘支部的党员多数是搬运工人，为了生存，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深入到搬运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做斗争，同封建把头做斗争。1926年4月,新塘地区由党直接领导的搬运工人组织——新塘劳动同德工会成立了，会员有100多人。是年9月，同德工会会员增至600多人，其影响遍及全增城，成为新塘乃至全增城举足轻重的工会组织。

1927年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五”大屠杀。是日清晨，反动军警四处出击包围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省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办公处，搜捕共产党人，并接连3天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组织，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形势逆转，新塘党支部立即部署工会、农会骨干疏散。暂时投靠亲友走避他乡隐蔽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塘党支部暂停公开活动，全体党员隐蔽起来，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为日后建立增城县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党的各级组织，把计划组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暴动工作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派遣一批曾参加过广州起义而被通缉的已经撤至香港的党员干部返回广州，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筹划和发动革命暴动。增城籍人阮峙垣被省委委任为中区巡视员，奉命从香港返回广州，负责改组东莞、宝安、增城等县的地方党组织，筹备军事活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阮峙垣秘密来到新塘，并与中共新塘支部书记伍来成同志接上了关系，在沙贝朝市坊的伍氏祠堂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向党员传达省委的指示。随后，从广州调派中共党员罗耀辉、张全业两人到新塘工作，恢复和发展新塘党组织。2月下旬，在阮峙垣的主持下，新塘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正式成立中共增城县委。伍来成为书记，钟欢、伍钟泉、阮树熙、阮客亮为县委委员，伍苏南为候补委员。常委会由伍来成、钟欢、伍钟泉三人组成。县委机关设在伍氏祠堂。增城县委直属省委领导，下辖新塘市(二区)委和瞰吓支部。

增城县委成立后，活动地区主要在新塘镇及广九铁路沿线。在党的建设方面，根据省委关于要“尽量吸收在此次暴动中勇敢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精神，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相继又建立了同德工会支部、艇民支部、农民支部和猪屎地支部。仅半年时间，党组织发展壮大为1个市(区）委、2个工人支部、3个农民支部，党员增至42人。同时,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县委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领导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工人运动方面，重视加强领导，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恢复和建立秘密工会组织，使新塘的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而斗争。在农村工作方面,县委根据当前的形势，着重做好宣传工作，传播各地农民举行革命暴动的消息，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引导和发动农民继续参加革命，秘密恢复农会组织，计划筹组农民赤卫队，为革命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1928年4、5月间，阮峙垣按省委的指示，筹划深圳、东莞、增城在夏秋举行武装暴动，并在新塘秘密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明显加强了戒备，派了一个师的军队分驻增城各地，暴动计划未能实现。在此期间，石龙市（镇）委和广州河南区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一些负责人被捕牺牲，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部署党员和赤卫军成员注意隐蔽，严防敌人的破坏。6月，县委书记伍来成根据省委的通知，就严峻形势向广州市委做了汇报。

1928年7月，广州市委向省委做了汇报，就目前党的工作状况，建议广州地区划分为东区、西区、南区、东郊区、南郊区、北郊区和新塘区等区进行管理。省委批复了广州市委的报告，对广州市区的党组织做了调整，撤销了增城县委和新塘市（二区）委，改组为新塘区委。9月，由于广州市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党的交通联络中断，新塘区委无法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新塘地方党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

两个旧址所在地伍氏祠堂已经清拆，原旧址现已建成民房。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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