蜈蚣坝位于遵化市遵化镇。

蜈蚣坝为唐山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发现｜大青山上，蜈蚣坝顶，北魏皇帝如何祭天？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坝顶遗址

重大 发现

内蒙古呼和浩特武川县，

著名的“北魏六镇”之一。

北魏六镇，

指的是北魏前期，

在都城平城（今大同）北境设置的六个军镇，

自西而东为：

沃野怀朔 武川 抚冥 柔玄 怀荒

北方六镇，

是北魏国防的一道生命线，

在北魏军事、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

其中的武川镇，

是 北魏六镇中实力最强的。

近日，

在武川县 大青山蜈蚣坝，

坝顶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进展，

考古人员初步摸清遗址结构，

进一步为 北魏祭天礼仪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

简单说，

就是在北魏六镇的武川镇，

发掘出1500多年前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

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大青山蜈蚣坝，远远望去， 坝顶上的遗址如一个圆形大土包。遗址实质上由矮土墙、环形壕等构筑而成，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

该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发现，但对其性质一直存在争议。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坝顶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认为该遗址从形制来看，非常类似于古代祭天的 圜丘。

▲发掘现场

2019年开始，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初步明确了包括灵台、壝埒、内外辟雍、内外垓等在内的直径98.5米的遗址结构，遗址内部可以清晰看到烧毁的木质结构房屋。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皇帝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房址内径约15.5米，外径约32.5米，东南部留有宽约1米的门道，房内出土少量祭祀用的陶罐。在圆形房屋外围有内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环壕，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

圆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两个垓，初步判断是皇帝祭天时文武官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遗址结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平说，虽然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在此次发掘之前没有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据了解，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上早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为研究我国古代皇家祭天发展史、北魏祀天礼仪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据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行幸阴山，观云川”，即来到阴山祭天。张文平说，初步判断，孝文帝“观云川”就在这个地方。根据对出土文物的年代鉴定，初步推断这一遗址使用时间大体在公元430年至490年之间。

【名词解释】

壝埒：[wi li]坛、墠之外的矮土围墙。《魏书．卷一○八．礼志一》：「为坛通四陛，为壝垺三重。」

辟雍：[ p yng ] 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遗址现场

那么，

北魏祭天是什么样呢？

北魏迁洛以前有所谓“西郊祭天”，

在与祭天仪式有关的非常有限的材料中

都提到祭天方坛上所插的木杆，

称之为“木主”“神主”。

2019年10月，

北京大学罗新教授

曾以《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为题，

讨论了北魏西郊祭天仪式中，

特别“小”的一个物件——

祭天方坛上插着的木杆。

罗新教授把这些木杆

回归到内亚传统的历史源流，

分享了他对于中国历史中内亚传统的认识。

（内亚包括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地区，

罗新教授研究的内亚人群通常指使用阿尔泰语系的人群，

如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

都属于内亚人群）

▲罗新教授

北魏 “西郊祭天 ”是什么样的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这标志着他领导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改革，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在迁都之前，孝文帝就已经废除了一些原有鲜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就包括 “西郊祭天”仪式。自此之后，这种传统拓跋鲜卑特色的祭天仪式，就消失在历史之中了。过去历史学界对于北魏的祭天仪式往往一笔带过，认为只是普通的祭天仪式。然而，搞清楚北魏“西郊祭天”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内亚人群的政治、文化构造。

《魏书礼志》的记载，北魏皇帝会在每年四月初四祭天，而且在祭天的方坛之上，会立一些名为“天神主”的木杆。

“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天神主”在《魏书礼志》中又被称作“木主”：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

“木主”“天神主”这些名词指向的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周礼春官司巫》注， “主，谓木主也……神所馆止也。”北魏人所立的“木主”，应当就是 用于祭祀的木杆。

这些木杆的在北魏祭祀中，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魏书礼志》记载过另一件事，北魏曾意外发现其先祖生活祭祀过的山洞（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于是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在这场祭祀中，北魏官员们砍伐了一些桦木插在地上， 用于放置祭祀用的牲肉，所以祭天的“木主”很可能也是同样的作用。

祭祀时把肉挂在木杆上，这在世界上不同时代很多文化中都出现过。罗新认为不需要寻找很遥远的例子，他尝试着在北魏所处的内亚的传统中，寻求这种现象的解释。研究中国历史时，多增加一种内亚的视角，不能确保是对的，但可以多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

罗新首先介绍了蒙古人的祭祀。《蒙古秘史卷一》记载一种名为 “主格黎”（geli）的仪式，明朝人的旁译就是 “以竿悬肉祭天”。此外还有 “主格黎迭扯”，意为 “以竿悬肉祭天处”。

但是，匈牙利东方学家李盖提认为，“主格黎”这种仪式是祭祀祖先，而非祭天。他的理由是，《蒙古秘史卷一》记载，父亲死后，沼兀列歹被认为不是孛端察儿的亲生儿子，就被剥夺了参加“主格黎”仪式的资格。因此，很显然“主格黎”是只有家族成员才能参与的祭祖仪式。李盖提还认为 “主格黎”这个词已经不见于现代蒙语，但满语中依然保存了这个词。

“主格黎”到底是“祭天”还是“祭祖”呢？

罗新认为， 祭天和祭祖，在内亚传统中也许是没有差别的。王恽《中堂事记》记载过，忽必烈举办祭天仪式时，就只有蒙元皇族能够参加。 “上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

另一位匈牙利学者Lajos Bese则利用语言学研究和民族志成果指出，“主格黎”这个词和仪式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西布里亚特蒙古语人群，他们至今仍然过着传统文化生活。

1973年版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俄语词典》解释zxeli为：献祭动物之皮（带头和四蹄）放置在木杆上。Lajos Bese引用了鲍培的研究，指出“主格黎”仪式延续到当代。因此布里亚特人的zxeli仪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蒙古秘史》里的“主格黎”。

与蒙元同时代的西方旅行者，也记录了类似悬挂牲体祭祀的习俗，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

▲堂子图，出自《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但是，罗新提醒大家，虽然相关记载很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现代调查，去完全复原“主格黎”的历史原貌。因为同为阿尔泰人群，即使同为某一语族甚至更小亚文化圈的人群，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境。同源的宗教实践也会有众多细节变异。仪式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所有这些仪式中，牲体的全部或部分置于木杆上是普遍现象。类似“主格黎”的仪式在古代中国官方史书也屡见不鲜。《金史35礼志八拜天》：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辽史49礼志吉仪祭山仪》： “设天神、地祗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酌牲。”

然而，关于“木杆祭天”最丰富的内亚信息，被保存在满清的史料里。满清有“堂子祭天”的仪式，在文献中又被称作“设杆祭天”“立杆大祭”。从清代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一窥“堂子祭天”。

福格在《听雨丛谈卷五》描述了满人的祭祀 ，“荐熟时，先刲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献于神杆斗盘之内。”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堂子”一条，对“堂子祭天”仪式的详细描述： “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祗者。”

乾隆年间写成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对“堂子祭天”有最为详细的描写。这本书把满清的祭祀分为三类： 祭神（跳神）、 祭天（还愿）、 背灯祭。其中祭天的场所，就是堂子（tangse）。

不同于北魏的“岁一祭”，满清的“立杆大祭”一年两次，分别在春、秋举行。书中详细记载了如何准备祭祀用的松木杆。在祭天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领领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隶延庆州，在“洁净山”中砍一棵松树带回。仪式所用的松树需要“长二丈，围径五寸”，树上多余的树枝都要砍掉，只留下九节，这样“神杆”就做成了。一群人护送回来的“神杆”会用黄布包好，暂时安置在堂子南面的木架上。祭天前一天，“神杆”才会被取出，插在堂子殿前中间的石头上。

从北魏的“木主”，到蒙元“主格黎”仪式的木杆，再到满清的“神杆”，尽管仪式细节发生了变化，但木杆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把祭祀的牲肉悬挂或者放置在木杆上，是内亚文化一个延续的传统。

罗新进一步追问，是否存在更古老的共享文化，这种祭祀的内亚传统和中华传统有没有渊源？“以竿悬肉祭天”在古代中国也能找到对应物，那就是 “碑”。根据郑玄对《礼仪》的注释， 中国的石碑，最早的作用就是用来安放祭祀的肉。

罗新对此的观点是，中华文化和内亚内化是可能有共享的地方，但这些共通之处未必是同源的。内亚文化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多样性；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

内亚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把内亚文化，放到中国传统中去理解，会有不一样的认识。如果仅仅遵循周、秦、汉、唐的传统，就会对内亚的传统视而不见。除了内亚传统，中国的长江流域、四川等地也有各自的传统，只有具备多元文化的视角，才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有所了解。

文博山西罗新教授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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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殖蜈蚣

一、如何养殖蜈蚣

人工养殖蜈蚣有两种方式:

1、半自然状态下室外养殖多采用池养方式。养殖池要建在通风，排水条件好。向阳的地方。从地面向下挖80厘米深，面积为5一10平方米。紧靠围墙内侧绕口周建一条宽10厘米、深3厘米的水沟，靠沟的里侧建一条宽30厘米、深3厘米的料槽，用来投放饲料。

养殖池的上方要搭棚遮荫和防雨淋。为了防止蜈蚣逃跑，养殖池要求四壁光滑和建造水沟;池底铺10厘米左右厚的疏松细沙土，然后填3厘米厚的已发酵的畜粪，粪上撒些鸡毛、鸡骨，最后铺上碎瓦片或碎石。

2、室内全人工养殖有缸内放养和室内放养两种:

①缸内放养:在室内设置若干瓦缸，缸的底层铺放厚约10厘米的泥土，土面堆若干层瓦片、石块等，上面再覆盖小块麻袋片，缸口用细铁丝网制成的罩覆盖。

②室内放养:饲养室用的房间最好有天花板，或在屋顶铺设铁丝网，还要设置铁纱门和铁纱窗，以防蜈蚣外逃。室内四周用瓦片、沙、石块和少量泥土堆叠在瓦石堆中，尽量多创造一些适合蜈蚣栖息的缝隙场地。为充分利用空间，瓦石堆可尽量堆叠高些。

人工饲养可因地制宜选择饲料，如各种昆虫、蚯蚓、鱼、虾、蛋、肉类、动物血、杂骨和瓜果等。但要求新鲜，腐臭或不新鲜的食物不能喂。可每隔2~3天喂一次，但第二次喂时，需将上一次的残余食物清理掉。蜈蚣有饮水习性，每次喂食时要在饮水器皿内放足够的水。

第一批养殖的蜈蚣种源，多来自捕捉的野生蜈蚣。作为种用，要求选择已有3~5年龄，达到性成熟的蜈蚣，并且体健活跃，背乌亮有光泽。雌雄搭配比例以10 :2为宜。

蜈蚣视力白昼差于夜晚，大多不合群，晚上8~11时是捕食高峰。

最适宜的温度为25~30℃，10℃以下蜈蚣不活动，低于0℃对其生存不利。天气闷热、雷阵雨后的夜晚活动频繁，刮风下雨时活动少。故蜈蚣活动程度与气候因素有关，应随时注意调节。为了使蜈蚣安全过冬，可在饲养池中挖一条80~100厘米深的沟，将垃圾与挖出的土以l:2的比例拌匀，将沟填平。

然后盖上瓦片、碎砖，将蜈蚣放人。在瓦片碎砖上再盖一层稻草或细土，使土温升高并保持稳定，保证蜈蚣安全越冬。如在室内养殖，应将门窗关闭并挂上草帘，必要时用炭火加温，提高室内温度。

绿色养殖网。

二、蜈蚣养殖技术资料哪里有啊

这类技术还是挺容易找的，不过假货也特别多，你自己要小心点就是了。我最近买了一套张崇洲蜈蚣养殖技术，价格算是挺贵的，不过学习了几天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你要是能接受那个价钱，也可以去买一套。

三、蜈蚣的养殖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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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庆有养殖蜈蚣的吗？

重庆有养殖蜈蚣的（麻烦设为好评，O(∩_∩)O谢谢）

重庆渝北那边有家大型蜈蚣基地 重庆市大足县这边也有几家蝎子养殖基地 可以去看看

北京有条“蜈蚣巷”

在北京，有这样一条街巷，东西两侧各有八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宛如多腿的蜈蚣，被称为“蜈蚣巷”。其实，“蜈蚣巷”就是大家熟知的南锣鼓巷，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今天小编就和您聊聊这“蜈蚣巷”里的历史变迁。

南锣鼓巷是元大都城的一条南北通道，拥有800多年的历史。以南锣鼓巷为界，以东的八条胡同为“昭回坊”，以西的八条胡同为“靖恭坊”。明代，“昭回坊”和“靖恭坊”合二为一，更名为“昭回靖恭坊”。清代，此处属镶黄旗驻地。

南锣鼓巷59号有一座大门，当地居民称其为“洪家大门”，为洪承畴的家祠。65号院是洪家旧宅。民国时期，59号是古人类研究专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住所。

南锣鼓巷西侧的八条胡同

前鼓楼苑胡同在明代是大兴“养济院”所在地，是收养孤老的地方，因此，此条胡同在明代称为“孤老胡同”。清代，“孤老”被讹音为“鼓楼”，再加此胡同位于鼓楼的前面，胡同名称也改为“前鼓楼院”，取“鼓楼前方院子”的含义。清末，“前鼓楼院”又改名为“前鼓楼苑”。7号是东北军张作相的副官宋寿山的旧居。

黑芝麻胡同在明代称“何纸马胡同”，取自胡同内一户制造纸马的何姓人家。纸马旧指版印的神像，俗称神马儿。清代以后，胡同被讹音为“黑芝麻胡同”。13号是清朝京城“四大财主”之一、荣禄的叔父奎俊的故居，民国时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孟余的宅第。14号是著名学者启功的旧居。1920年，启功迁居到此，一直居住到1957年。

沙井胡同原名“沙家胡同”，清宣统时期改名为“沙井胡同”。15号为三进四合院，是清光绪朝大臣奎俊的前宅。

景阳胡同在明代称“宣家井胡同”，清代称“井儿胡同”，1965年改为今名。胡同西段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私宅“可园”的爬山廊，景观非常丰富，是难得的幽静之所。

帽儿胡同2号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秘密电台隐蔽地。1949年1月，傅作义在东单广场修建了临时飞机场，企图飞离北平。解放军在城外用炮火轰炸飞机场，命中率很低。地下电台及时获取情报，将落弹点汇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东单机场被彻底摧毁，傅作义南逃的计划落空。

5号院据传是清末重臣荣禄的一处府邸。7号、9号、11号院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的宅邸。冯国璋当上北洋政府代总统后，买下文家的宅院，并收购了邻近的13号、15号，修建了一所庞大的豪宅。冯国璋死后，冯的家人将13号、15号租给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朱家溍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冯家将房宅全部卖给了当时的伪军司令张兰峰。

可园内景

21号原是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文昌帝君（即传说中的文曲星）庙，现为帽儿胡同小学。

35号、37号原为清宣统皇后婉容之父荣源的承恩公府。婉容由此宅出嫁入宫。1930年，朱家溍随父亲由帽儿胡同13号、15号迁至婉容旧宅居住。

45号院原为明代北镇抚司所在地，清代，这里先成为刑部的会同馆，后变为步军统领衙门。

雨儿胡同在明代称“雨笼胡同”，清代改为“雨儿胡同”，沿用至今。11号至15号曾是清买办兼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的旧宅。新中国成立后，13号院成为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居所。齐白石在此居住了不足三个月便离开了人世。31号、33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分别是罗荣桓元帅和粟裕大将的住所。

雨儿胡同口的牌坊

蓑衣胡同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地理位置在雨儿胡同以南，故称“蓑衣胡同”，取防雨之意；二是因胡同内原有“裟衣寺”，常被讹传为“蓑衣寺”，胡同因寺而得名。2号是现代画家溥任的故居。

福祥胡同因“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一武姓太监为明英宗祝寿，舍弃自家的宅院修建了寺院。清雍正二年（1724年），锡乎图克图使节来京朝拜，购买“福祥寺”为驻京行馆，将其改为喇嘛庙，更名为“宏仁寺”。今25号是“福祥寺”旧址。11号院是奉系将领王树常的故居。

南锣鼓巷东侧的八条胡同

菊儿胡同在明代称“局儿胡同”，清乾隆时期改称“桔儿胡同”，后谐音为“菊儿胡同”。3号、5号、7号是清代光绪朝大臣荣禄的出生地和府第。荣禄之女嫁给了醇亲王载沣，生有一子，名溥仪，即后来的末代皇帝。解放后，7号曾做过阿富汗大使馆。33号是圆恩寺旧址。41号是清代的“宏德禅林”旧址，据说庙里的开山和尚是清代某位皇帝的替僧。

菊儿胡同新貌

后圆恩寺胡同因位于圆恩寺之北而得名。7号院原是清末庆亲王奕劻次子的宅第。新中国成立后，7号院曾作为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13号院是茅盾故居。20号是清代“镶黄旗官学”旧址。28号是万庆当铺旧址。

茅盾故居

前圆恩寺胡同因胡同内的“圆恩寺”而得名。圆恩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后多次重修。5号是圆恩寺旧址，著名华侨陈嘉庚曾在圆恩寺居住。

秦老胡同在明代称秦家胡同，据说因胡同内有一秦姓人家居住而得名，清代改为今名。9号是关帝庙，现仅存大殿。18号是多贝子府，多贝子是清乾隆皇帝的女儿和敬公主的后裔，1940至1944年期间在此居住。19号、21号为北京地区典型的并列四合院。35号院原为晚清内务府大臣察哈拉氏明善府第的花园部分，名为“绮园”。索家的后代为曾崇，因曾崇的女儿为末代皇后婉容的姨妈，因此民间流传着此宅是“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

绮园花园

此外，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曾在此胡同居住。1916年至1924年，朱益藩受小朝廷之邀，出任上书房师傅，教授溥仪汉文，兼做“御医”。在溥仪的诸位老师中，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

北兵马司胡同因元代设有“北城兵马司”而得名。胡同内的“涵珍园”餐厅即是兵马司将军府旧址。17号曾是清代大学士灵桂的府邸。清末民初，灵桂府成为赵尔巽的私宅。赵尔巽，清末汉军正蓝旗人，曾任清朝东三省总督。民国后，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负责主编《清史稿》。17号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校区的一部分。

东棉花胡同15号院原是清末广州将军凤山的宅第。39号是中央戏剧学院，原为北洋政府时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故居。

凤山故居内的精美砖雕拱门

板厂胡同在清乾隆年间称“板肠胡同”，光绪年间改为今名。19号院是北京胡同中罕见的“穿堂门”建筑风格。“穿堂门”由南至北将板厂胡同与东棉花胡同相连，其四合院的独特风貌体现了元、明时期院内胡同套胡同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朝鲜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内。30号、34号原是清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的公主府。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庄敬和硕公主去世，葬于今天的公主坟。庄敬和硕公主无子，立僧格林沁为嗣，僧格林沁后来晋封僧王，于是，公主府变成了僧王府。自1934年至2003年，朱熹的第25世孙朱家溍除了抗日战争时期住在四川外，其他时间一直居住在僧王府34号院。

炒豆胡同63号、65号是清庄敬和硕公主“公主府”的一部分，后为僧格林沁“僧王府”的一部分。

僧王府前门在炒豆胡同，后门在板厂胡同，纵跨两个胡同

文章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