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陵故城位于新郑市北18公里的龙王乡龙王村西北部。东至岗河，西临鸿雁河，北靠高岗。故城分为东西两城，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载:“今县东北三十五六里，有二城相连，其西苑陵，东则制城也。与《左传注》、《汉书》、《水经注》之说相符。”东城即制城，西部被古城寨村占压，中部偏东有新椿公路南北穿过，东部被古城寨村委会和村民晒场占压。现东城东、南、北三墙无存，部分地段存有墙基。在东墙与南墙相交的拐角处，地上现存少量的夯土墙体，高约1.5米，宽3米。苑陵故城四周城墙以东墙、北墙保存较好，西墙、南墙保存较差。整个城墙夯筑而成，在北墙的东段中部和西段中部及东墙南北两端筑有马面4个。

据《元和姓纂》记述，商代商王武丁曾封其子文于苑(即苑陵)为侯爵，世称苑侯。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在今新郑市东北设苑陵县，治所苑陵城。自西汉至唐，历代为苑陵县治，唐以后并入新郑县。

2000年9月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故事 #传统文化 #新蔡 葛陵故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

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

本文初稿原题为《古郢都、江陵故址考》,写成于1955年,曾于1956年春在武汉大学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56年7月,第二稿曾在湖北省历史学会年会上报告。1961年1月,第四稿曾在上海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历史地理组讨论会上提出,题目改为《古郢都、江陵故址新探》。1964年9月第五稿曾在武大校庆50周年历史系学术讨论会上报告。1980年11月第七稿(提要)曾在武汉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主要讨论楚文化)提出。现在这篇是第八次修订稿,改为今题。

荆州城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赵逵教授摄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都城—郢，是当时南方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是楚国兴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今湖北省境内最著名的古城。如果从楚武王晚年(约在公元前703~699年初之间)在这里建都算起，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顷襄王兵败东迁为止，这里作为楚国的都城共有400余年之久(中间只有短期曾暂迁它处)。

楚东迁后，下至秦汉时期,江陵城是位于郢都故址的后继城市，为汉代南郡的治所。《史记》、《汉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2。约500年后，到魏晋时期,江陵城址曾有两次迁徙,但皆相去不远。考详后。因此,从西晋初年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以下简称“杜注”)起,就不再说江陵是“故郢都”，而改云当时江陵县北不远的纪南城是故楚郢都所在。流行的说法也经常引以为据,以求贯串古今。总之,由秦汉直到齐梁，江陵城仍是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一个军政中心，在经济上则位于重要的产粮区。到公元555年初(梁元帝承圣三年阴历十二月初)，西魏大将于谨率军攻下江陵城、灭梁元帝政权时，江陵城的居民共有10余万人之多 ⁴。这在当时应是有数的大城市了。

关于楚郢都的故址所在，从唐代初年成书的《括地志》以来，一系列的记载大都认为是在长江边的今江陵县北⁵。近二三十年来,又得到考古界不少同志的进一步肯定,因为在今江陵城北10里确有一个先秦时期的古代大城遗址,周长15506米(15.5公里)，城内文化遗存多具有楚文化特征；周围地区还分布着大量墓群,其中很多是楚墓。20余年间,考古界对城址和周围的楚墓群做了不少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⁶。把这些新收获同上述唐以后的文献记载相联系,再同唐以前的原始文献材料如上引《史记》、《汉书》及《左传》、杜注等所记同名之地(如江陵、纪南城、……等一系列地名)相比附,于是就俨然成了“定论”，何况此说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

但我们不能不于此郑重指出：迄今为止,单凭现有的考古材料，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个“纪南城”遗址是战国时具有都城规模的楚国大城，却并不能确证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春秋早期直到战国中晚期(公元前278年以前)的楚郢都。相反,如果认真地联系较古的原始文献记载来看(这些古记载都是通常被认为可信的，而且彼此也都相合，足以互证)，却只能使我们得出否定的结论。

首先，从时限上看,近几年随着考古界对“纪南城”遗址出土器物和文化遗迹的研究逐步深入,已能清楚地判定:这一城址的上限最早不过春秋晚期,甚至更晚,这同《左传》、《史记》、《汉书》等所记楚始都郢在春秋初期,就不能相合；这一城址的下限只到战国晚期，而据上引《史记》、《汉书》所记,汉江陵城为郢都后继城市,则作为楚郢都的遗址，其文化遗存的下限应延续到东汉,但这与“纪南城”遗址的下限又不合。关于这方面,将另由考古界的同志专文论述⁷ ,这里就不多谈了。

其次，从地望上看，隋唐以前，从先到齐梁的一系列原始文献记载也同唐宋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流行说法合不上。唯一的例外是《水经注》(现今存留的版本)。但今存诸本《水经注》不少地方(特别是有关古荆楚地区的记载)已非本来面目,其中多有经过唐末以来学者据后世地理观念作了加工整理以致造成失真和内容自相矛盾的情况，因而非经鉴定真伪,就不可轻信。对此，本书前文中已屡有论及,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么，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古江陵城以及魏晋以后一直认为是楚郢都故址所在的纪南城，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这是本文企图解答的主要问题。下面我们将就此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一)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当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境的蛮河(古沮水,亦称“江”)下游北岸近汉水处

本书中的前几篇论文已为楚郢都和秦汉至齐梁的江陵城定位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围战，都是依据较早的原始材料考证出同古郢都、江陵有关连的一些古地名位置，得出了同流行说法全然不同、无法并立的结果,例如:(1)在《齐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中提出了与古郢都、江陵密切相关的古沮(雎)漳二水实即汉水中游西面的支流,流经今南漳、宜城县境的蛮河流域,而非南入长江的今沮漳河流域;这样,位于古沮、漳下游的楚郢出都齐梁以前的江陵城就只能在今宜城县南的宜城平原上，而不可能远在长江边的今江陵县北了。(2)在《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中,考证出战国至齐梁时的竟陵城址当在今钟祥县北、汉水东岸近宜城县境的丰乐河镇附近，这就反证《战国策》与《史记》所记关于秦将白起拔郢、东至竟陵的楚郢都地望也不可能远在长江边今江陵城北(否则就成了“北至竟陵”而不当云“东”了)，而只有在今宜城县南才能与秦军自郢“东至竞陵”的地理形势合；另外，结合江汉地区的地形(向东南倾斜),还指出了今本《水经注》沔水篇所记扬水自当时江陵县赤湖流至竟陵县赤湖流至竟陵县境入沔水的流向(北流、东北流)之误,因为地形决定:古扬水在这里只能东南流及东流,不可能北流,此“北”字必是后人依据唐以后的流行说法,在确信郢都、江陵位于长江边、今江陵县境而又不能否定唐宋记载中竟陵在长寿(今钟祥)县境的前提下,更忽视了地形而妄加“订正”(实为窜改)的结果。此扬水入汉处既在古竟陵县境,而其流向依地形又只能东南流及东流,则居扬水上源的江陵(宋齐梁时)就必然又是位于今宜城南境。(3)在《云杜绿林故址新探》中,结合两汉之际的绿林(位于汉云杜县北境,而非如唐人著作《后汉书注》等所记在当阳境)起义的地理形势，确定汉云杜县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在此基础上，于《先秦至汉初古“云梦”地望探源》中,考释古“云梦”即《禹贡》之“云土梦”(“土”为杜字的简写,二者古互通,前人已有论定),亦即《左传》宣公四年所记郄国之“梦”(楚之方言,即沼泽、水草地)，郄亦作“郧”或“云”,据《左传》桓公十一年杜注,亦在当时云杜县境。《水经注沔水篇》并综合上述材料，作了贯通统一的解释,反映出最早的“云梦”当在汉水以东、今钟祥、京山县间，而非如唐以后人士所云,为“跨江南北”包括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大云梦泽，也不是汉魏六朝时的华容云梦泽0。这就又同流行说法发生了矛盾,因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有“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记载,如果古“云梦”位置是北在汉水东,今钟祥、京山间,那么按流行说法把古郢都、江陵定在长江边今江陵,就成为北有云梦之饶而不当云“东”了。但这却同古郢都、江陵在宜城县南之说,又恰能相合，因其正位于宜城平原以东(偏南)。(4)这里也须顺带对“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作出历史地理上的解释。“西通巫巴”盖非指今长江三峡的巫、巴。巴应是位于今陕西东南部、大巴山以北、春秋时与楚人联兵伐邓(见《左传》恒公九年)、与秦楚共灭庸(见《左传》文公十六年）的 巴国故地，亦即《战国策燕策二》“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之巴。巫则应是位于上庸(今竹山、竹溪一带)、房陵(今房县、保康一带)的古“巫中”地。三国时,上庸附近有巫县；晋、宋、齐时,改称北巫县,属上庸郡。至清代,大巴山还别名“小巫山”⁴。见于较早记载的巫、巴两地盖皆在此,其地望则正在宜城平原以西(稍偏北)。直至近世,由宜城平原西溯今蛮河(古沮水),通过保康、房县、竹山、竹溪,直至陕西安康县,仍是一条大道。古郢都、江陵“西通巫巴”当由此途,其地理形势,略如下图:

郢都、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略图

而长江三峡一带的“巫巴”地名出现较晚。关于这一问题,将另作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专文详考,这里暂简述如上。(5)在《齐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中考证古枝江地望当在今宜城、钟祥交界、蛮河入汉处,曾论及《左传》庄公十八至十九年(公元前676-675年)所记楚巴之战,指出此巴国非上述大巴山北的巴国,而应在今钟祥县西北二三十里之巴岭山附近,即三国时的巴丘城、晋宋齐梁时的巴陵县(关于巴丘城一一巴陵县位置,将于另文一《汉魏六朝华容云梦泽(巴丘湖)故址新探—附“赤壁之战”地理考辨》中详证⁵，此不赘述巴是小国,叛楚,即攻那处，则巴必近那处。据杜注,那处即当时编县东南之那口城。编县即使按流行说法，也被认为是在今钟祥、荆门间⁶，巴人攻下那处后,“遂门于楚”;杜注:“攻楚城门”，则那处去楚郢都当不甚远,巴在那处南,则郢自当在那处北。据此,楚郢都又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如在长江边,则与那处相去过远,且又在巴国以南，就与《左传》所记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的地理形势全然不合了。(6)在《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中,把吴唐蔡三国连兵攻入楚境、打下郢都的军行路线——自淮西会蔡师,入方城,会唐师(当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经南阳盆地东南部南下(大别、小别、柏举、清发、雍滋等战地皆当在襄樊东北一带,汉水东流转南的东北岸)，在襄樊附近渡汉水,南进,攻陷郢都,和楚昭王君臣奔随所经之地(例如成臼、郧公邑等，主要都在古竞陵县境汉水以东、今钟祥县北境)联系起来看，则所济之“江”,显然是指汉水(成自即在汉滨),因而，作为吴师入郢与昭王奔随两条路程连接点的郢都及其附近的雎(沮)水又只能是在今宜城南境。

流行说法引据《史记》、《汉书》、《左传》、《水经注》等等,说楚郢都是汉江陵城、六朝(梁末以前)纪南城,这并不错；问题关键在于秦汉以至齐梁的江陵城并不在今江陵县址，魏晋至齐梁的纪南城也不在今纪南城遗址，这种同名而异地的现象在我国历史记载中屡见不鲜,大都是地名随人搬家的结果。对此，必须充分掌握有关的原始材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能一见地名相同,就简单地在地望上也加以比附、套用,那就难免以讹传讹，以致积非为是、贻误后人。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赵逵教授供图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前几篇论文中一系列与古郢都、江陵相关连的地名定位考证，推定出楚郢都、秦汉江陵城和六朝(至梁末)江陵城与纪南城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

证据并不仅此，还有更多的原始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找到这一古代中心城市的确切位置。

上引《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师自南阳盆地渡汉水南下，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首先就“涉雎”，则雎(沮)水必然在郢都南面不远。《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下原注:“…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盛弘之《荆州记》也有〔楚〕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的记载⁷，可与上引《汉志》相证。古沮(雎)漳二水都是东流(偏南)入汉，而漳水又在沮(雎)水北面不远,二者即今蛮河流域,前文已有详考,则古漳水(至少是春秋及汉代)必然紧靠郢都及汉江陵城的北城墙外，据此,楚郢都、汉江陵城就必然位于当时的沮(雎)、漳二水之间,北临漳水滨、南去沮(雎)水不远之处。

郢都、江陵东面当近汉江，上引《汉志》记漳水于东至江陵以后即入阳水，转入沔水，已反映出这一点,盛弘之《荆州记》更有以下几条记载，足以进一步印证:

“荆州城临汉江,临江王所治。王被征,出城北门而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还矣!’从此不开北门。”(《世说新语言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上册,页34,“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条,刘孝标注引)

“(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江陵东北七里”下,刘昭补注引）

“江陵东北七里，有故郢城。城周回九里。”(余知古《渚宫旧事》(亦名《渚宫故事》)卷2,周代中,《左传》楚令尹子常城郢条的原注所引

“吴通漳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寰宇记》卷146,荆州江陵县“故郢城”条引)

盛弘之是晋宋时人，《荆州记》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左右，其所记荆州城即江陵，为当时荆州刺史治所，《宋书州郡志三》(卷37)荆州总序中有明文,这时的江陵城址,据上引《荆州记》，是在纪南城南十余里处(古里,远小于今里)，,则楚郢都、汉江陵城(刘宋纪南城)自亦当东临汉江。当时的郢城即《汉志》之南郡郢县，据《汉志》汉中郡“房陵县”原注,当时的沮水(今蛮河)是“东至郢入江”，则郢城自亦东近汉水,更在古郢都、江陵下游东南方不远处；据上引《荆州记》，郢城在纪南城东南,而又位于刘宋江陵城东北七里。这同位于当时江陵城北十余里的纪南城联系起来看,又必在当时的纪南城东南不远处，同上引的《荆州记》关于吴师引漳水灌纪南城，入赤湖，进灌郢城的记载亦正相符。今宜城县南境郑集乡东南、近汉水处,犹有以“赤湖”为名的古湖遗迹在，位置亦正合，考详下。郢城更在赤湖下游，必更近汉水，则其西北不远之纪南城楚郢都、汉江陵城)自必亦临近汉水。前人由于深信古郢都汉江陵城在长江边的流行说法,因而对于《荆州记》“荆州城临汉江”这条明显的强证只好避而不谈，或视为孤证难凭，并进而疑此“汉江”之“汉”为衍文或误字，力图删去此字,以求为流行说法解此难题。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上引《荆州记》和《汉志》的其他诸条论据都能与这条记载互相呼应印证，而且本文以至本书还有大量直接、间接的证据，足以肯定这条记载的真实性;更何况此条又是出于《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元嘉年间)刘孝标注所引。刘孝标是齐梁时人(公元462~521年)，其注释上距《荆州记》之成书不过数十年，刘注又是后人公认为质量较高、引证翔实之作，今存《世说新语》的版本又颇完善，较之唐宋人所引录的《荆州记》,自更可凭信。

古郢都、江陵的西北面当与汉魏时的当阳县(即《水经注》沮水篇中的“当阳东城”)相去不远。关于这个当阳城的位置,本书《齐梁以前古沮、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一文巳结合古沮水与宋齐梁时当阳县城的地望,作了考释，推定其位置约在今宜城县西七里岗附近，请参阅。这个汉魏当阳城同汉江陵城的距离，可从下面一段《三国志》的记载作出个大致估计:

“(曹操南征刘表,刘备率军自樊城渡汉水南撮)或谓先主日：宜速行,保江陵。……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斜趣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到夏口。(《蜀志》卷2先主传)

据此可知,当时的当阳县位于襄阳与江陵之间，距襄阳约300余里(当地古里),而襄阳与齐梁时的江陵城之间里程则是“不盈五百”18。当时,这一带的里程较之今里,相差很大,约为3:1，后文对此将作具体考释。据此，则汉江陵与当阳之间，约为当时里程百里左右，合今里30里左右

综上所考,楚郢都、汉江陵城、魏晋宋齐梁纪南城故址当不出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下游北岸、东近汉水的宜城平原上，而这里恰好正有一个古代大城废墟——一楚皇城遗址在。这种颇似“巧合”的情况，看来决非偶然。下文我们将对这个遗址作一些考案，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本文采自《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石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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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这个小县城如此低调，却是李氏的故里，更有唐陵石刻的经典

隆尧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素有“五山夹五川，五帝加一仙”的美誉，更被誉为了“唐尧圣地，李氏故里”。尧是我国的古代帝王，五帝之一，他本命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因为这个谥号是在唐时期被封，所以称为唐尧，隆尧就是尧始封的地方。那么隆尧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旅游地呢？

一，尧山

尧山的海拔并不高，只有156.9米，但却是隆尧最具代表性的标志，隆尧的历史文化也与尧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尧山有很多历史故事，这里孕育了大唐帝国，诞生了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已经众多的历史风云人物，这些帝王将相和名人志士标志着华夏文明的光华和尧山历史文化的璀璨。

尧山也是人们来隆尧回味历史、体味现在的好地方。

登上尧山，就可以俯览整个隆尧县城。

二，李氏文化园

李氏文化园是一处仿唐式的建筑，这里不仅是参观瞻仰、旅游休闲和爱国教育的基地，也是一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好地方。

大殿是李氏祖庭的祭祀空间，中央安放的是昙公及四子的圣像，这里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姓氏祠堂。

三，李昙墓遗址公园

李昙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因功封为赵国柏人侯，后入秦为御史大夫，官至司徒，去世后葬于隆尧柏人城西。

千百年来，李昙后人在唐尧大地上繁衍生息，名人辈出，先后诞生了赵国名将李牧，光武君李左车，北魏开国元勋李元忠等等，光李氏家族宰相就有17人之多。

四，隆尧碑刻馆

隆尧碑刻馆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碑刻群中《光业寺碑》是隆尧县历史价值最大的碑刻，碑中的文刻记载了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生平和最封为皇帝、建陵、建寺的经过。

在唐尧碑刻馆中还有一对著名的唐祖陵石狮，石狮造型庄重，气势雄伟，是唐陵石刻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五，柏人墙遗址

柏人墙始建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柏人墙是赵国的第二大城市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如今，虽然柏人墙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的冲刷和战乱破坏，但城墙和地下遗存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是河北省罕见的战国时期古城墙之一，也是华北南部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池之一，在2013年5月，柏人墙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隆尧唐祖陵

隆尧唐祖陵是唐高祖李渊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二陵一同被称为“隆尧唐祖陵”。

在唐祖陵地面仍然保存有神道和石刻，这些石刻都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唐祖陵的石狮与陕西乾陵、顺陵、桥陵石狮并称唐陵石雕的珍品。

隆尧也是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华诗词之乡，如果去隆尧还不知道游那里的话，那么这份清单请你收好。（图/ 文 落榜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