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笋是一种极佳的保健蔬菜，有“蔬菜之王”的美誉，成为发达国家最畅销的绿色保健蔬菜之一。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对防治心脏病及各种癌症有很好的效果，对高血压、心率过速和排尿困难等病症有一定治疗作用，尤其对肺癌和皮肤癌更有特殊疗效。芦笋的食用方法简单方便，可凉拌、炒食、做汤或与其它食物一起混炒，还可以用来包水饺。目前，该镇种植品种有“硕丰”、“芦笋王子”和“冠军”等。包装主要为纸盒2.5公斤的精美包装。在姜古庄1000亩芦笋特色品牌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全镇发展芦笋种植面积近2万亩，年产白芦笋和绿芦笋约3000万公斤，可实现销售收入9000多万元。荣获章丘市“首届名优农产品”称号。

高陵区杨官寨村的前世今生、时代变迁！西安市高陵区最大的城中村！

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村位于姬家乡辖境东南部，距高陵区中心城约12.5公里。西连高刘村村委会，北邻雷家、姬家两村委会，东临崇皇街办徐吾村，南临泾河与泾渭镇相望，在姬家管委会驻地南偏东约2.5公里处。1958年为杨官寨大队，以大队部驻地杨官寨村而得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更名为红寨大队，1972年复名杨官寨大队，1984年6月改建为杨官寨村委会。辖杨官寨、杨南庄、杨东庄、韩村、兴隆庄5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2011年底有910户，3865人。土地全部被泾河工业园区征用，农民成为城市居民。

相传有一姓杨名坤的人，幼年浪荡，及长，发奋习武，成为名将，曾率兵征战，多建奇功。明朝洪武年间，在此扎寨屯兵垦地，当时称名杨坤寨，后来为避其名讳，改称杨官寨。到清朝雍正十年(1732)《高陵县志》始载有此村名，并且注明为军户所居，清光绪七年(1881)《高陵县志续志》记作阳官寨，按“阳”亦为姓氏。民国30年(1941)《高陵县区保总图》记作“杨官寨”，时有远近闻名的豁口桃就产于此村，过去桃林遍布村南，1984年后所剩无几。

该村过去基本为正方形，面积约80000平方米，四面有城墙。据谈，在明洪武年间建有城墙，西南和西北有一土墩，唯东北有一座较大的墩台，面积约150，高达5丈余，中间有天井，半中腰修有洞门通往天井，人可通过天井攀登土墩顶峰，墩围占地约千余平方米，四面有围墙约3丈多高，很坚固，如同村内的小围城。每逢祸乱，村内老弱病残都躲藏在里面避难。

有东、西、北三条街道，北街称为上街，中间有一条南北大道贯通三条街。古时有“北极门”，已被埋于废墟之下。1943年前后，有些慈善老人四处化缘，用化缘之钱修了一座庙宇，施工时，控出了砖刻北极门三个大字，约50公分大，因此才知道这里原来有北门，因他们盖的是庙，用不上门字，有本村王廷玺配一“宫”字，镶在庙门上方，所以称为北极宫。村中间大道逢雨时，全村各街之水归入大道，流入南城门口涝池，涝池占地约1000平方米，存水1米多深，可供全村洗衣、饮牲畜用，岸边植有杨柳树，常年有水，夏季小孩可以下水游泳戏耍，冰冻后是自然滑冰场，景观优美，合作化时消失。村南濒临泾水，1954年前，沿河种植有数百亩桃树，盛产远近闻名的豁口桃，春季桃花开放，风景如画，合作化时，因扩大种植业，果树已留无几。

韩村，位于杨官寨西南，南临泾河北岸，据谈，原为回族村民所居住，名韩村。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村民西迁。今之村民是由湖北、陕西山阳、柞水等地迁来，韩村村名，无人知其含义。清代光绪七年（1881）《高陵县续志》记作兴隆村。民国30年（1941）《高陵县区保总图》开始记载为今日的名字“韩村”。1984年有149户，741人。2011年有250户。骆、鲁姓占村民多数。

兴隆庄，据谈清朝末叶，有李、卢、宋等姓数户人由湖北及陕西山阳等地迁居于此，居室多为地窑，附近邻村即按方位称南窑、北窑、东窑。民国30年（1941）称 “窑庄”。本村村民屈仁义1954年为村起名兴隆庄(行政村认可更名)，1984年有89户，415人。2011年有60余户，600余人。泾河工业园建设，土地被征用，该村迁至杨官寨新村。

杨南庄，南临泾河，1965年因地下水位上升由杨官寨第三生产队迁此，称杨官寨南庄，2011年有22户，115人。为了称呼方便，1982年9月1日县人民政府命为此名。

杨东庄，位于杨官寨村东北，北临雷家村委会的西孙村，东靠军庄的下徐吾村。1963年因水位上升由第四生产组东迁至此，时有29户，145人，称杨官寨东庄。2001年有73户，300余人。1982年9月1日高陵县人民政府命为此名。

1949年前，该村处于泾河之北，只有一条土路与军庄村、窑子头连接通往县城。1975年后，园田规划时新修石子路，于村西与姬家乡政府连接。21世纪初，将此路加宽修成柏油路，即现在的西金路，横贯南北，将姬家、马家湾连成一线，路西现在建有车城花园小区。村南东西方向有一号路，通往桑军路，两旁是长庆住宅大楼和村办商业市场。村北有二号路(2004年修)，陕重汽厂向东与渭阳路连接，随陕汽大道向北通往零部件厂等企业。

1949年前，有高中生1人，1949年至1966年有大学生3人，文化大革命中选送的大学生约5人。1984年有大学生11人， 2000年后平均每年考入大学26人， 2012年考入大学31人，高中入学300人，高中就业1500人。

1949年前，多为土木结构厦子房，两边流水的大房7户，草棚房6户。1984年有混凝土结构平房8户。1990年砖混结构平房约占总户3%，2000年时占95％，开发后两层楼房占总数的40％，3层约50％，4—5层约10％，均为砖混结构，全村无一瓦房。

随着泾河工业园规模的扩大，土地全被征用，原来以农为主，现在成为城市居民，转为经营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

杨官寨遗址简介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处在泾河北岸开阔的一级台地上，面积约有80万平方米，自2004年5月至今，省考古研究院已对其中的1.398万平方米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终于摸清了遗址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发掘杨官寨遗址的负责人王炜林说，这是目前庙底沟文化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环壕聚落，距今至少有5500余年了，是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发掘范围可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以及仰韶时期的灰坑496座、陶窑10座、瓮棺葬8座等，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文化堆积主要属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

2007～2008年，在遗址北区的发掘面积达10870平方米，文化堆积主要属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期的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座、陶窑16座、瓮棺葬24座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基本上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宽6～9、最宽处约13、深2～3米。环壕西部发现一处门址，宽约2.7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大量陶、骨、石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本次工作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

杨官寨遗址的学术价值和考古价值巨大，不仅体现在完整的环壕的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上，遗址南部发现的一组成排分布的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址和陶窑建筑群遗址同样罕见。

这组房址和陶窑建筑群遗址共有17座，成排分布在杨官寨村附近泾河边上一处东西走向的断崖边，单座窑洞民居约10平方米，房屋平面呈前后两室的“吕”字形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是窑洞。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考古专家推断，这里应属新石器时代半坡四期的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这证明了5000年前人类就开始居住窑洞了。

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到了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陶转轮。制陶工具的发现

说明，杨官寨遗址的先民制作陶器已经不再仅仅使用手制法，而是借助转轮，围绕一个轴心的旋转把陶具挤压成型，使制成的器物显得更加浑圆光润。

在房屋旁边还发现了陶窑和储藏陶器的洞穴，一般都是一间房址旁边有一个陶窑，而以前发现的陶窑一般都是公用的，这说明单个家庭拥有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部分家庭专事陶器制造，财产私有的现象已经存在，当时社会分工已日趋明显。房址和陶窑建筑群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半坡四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有很大学术价值。

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炜林先生说，杨官寨遗址入选去年六大考古发现和入围全国10大文物新发现，可谓名至实归，自2004年在泾渭工业园建设中发现了该遗址，到目前为止，省考古研究院已经进行了4年多的考古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收获。遗址的发现，对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泾渭流域史前考古文化、聚落形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等意义重大。

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时期唯一一座环壕保存完整的中心聚落遗址，目前考古所显示的只是它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随着进一步发掘，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到时候考古界也许将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完整的先民社会风貌。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报了杨官寨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状况

陕西省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多次播报了杨官寨遗址仰韶文化状况

本文来自古香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高陵考古要出大事情，请关注杨官寨遗址

去高陵考古现场的微博一发出，有朋自远方来电，与我探讨“高陵”墓主人身份的真与假，我听的是一头雾水。对于“是想成旅游热点而追逐市场效益，还是淡化浮躁风气专心考古研究？”的问题更弄得我一时语塞！后来我听明白了，我去的“此高陵杨官寨考古遗址”与朋友说的“彼高陵真假曹操墓遗址”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相对于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彼高陵曹操墓”，高陵杨官寨的考古遗址低调的有些被人淡忘。中国有句老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高陵考古要出就是大事。

从洛阳铲了解考古

我对考古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洛阳铲的名词上，那还是在《盗墓笔记》《鬼吹灯》的神剧中被洗脑的结果，洛阳铲就像魔术棒，无所不能。事实也是如此，从昔日的盗墓贼，到今日的考古专家，洛阳铲下一件又一件考古大事被探明、发掘，中国古墓葬最集中的洛阳邙山地区“十墓九空”，盗墓者用的就是洛阳铲这种工具。现代科技发展到今日，考古工具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洛阳铲则被考古界认定为最基本的工具，每位考古工作者都需要从洛阳铲的基本功开始学习。这是我第一次步入真正的考古现场，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洛阳铲打下的洞洞。如果是在其它地面上这两个洞洞基本会被忽略掉的，但是在考古现场，这里的每一个洞都深藏着无法预知的大事。

一鸣惊人的杨官寨

十五年前的高陵还是个传统的农业县，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在距离泾渭河交汇处不到4公里的土塬杨官寨时常会出现人骨、瓦片，在文物大省陕西，这些现象立即引起了考古部门的注意。经过先遣小分队洛阳铲的一顿勘察，事情越来越大。从2004年起至2008年的四年时间里，一座庙底沟时期唯一完整的环壕聚落遗址被挖掘出来，立即引起了轰动，成为200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项目之首。

考古现场的芳华

考古工作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除了必备的专业知识，还有就是认真细致的责任心。在学术界，没有比考古工作更较真更执着的队伍，来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以实物为依据，不断发现和更改新的历史。为了一个考古项目，考古工作者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挖掘现场。

发掘似做手术如绣花

我觉得做考古挖掘工作的老师们都有两个过硬的基本功，一个是蹲功，进入到挖掘现场他们往往一蹲就是小半天，像我这样的胖子是做不了挖掘工作的。另一个功夫就是耐心细腻，现场挖掘工作是在用小铲刀一点一点的剥剃中进行，是在用刷子的一点一点刷出来的，像外科医生一样一丝不毫的给文物做着手术。在室外的环境下，风吹日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做不到的。

精美的墓穴列阵

杨官寨遗址被列入2008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仅仅掀开了冰山一角，随着洛阳铲勘探区域的扩大一个又一个的图样犹如谜一样的出现。从2015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陕西考古研究院在原遗址的东北部9万平米的范围内发现大型墓葬群，初步推测墓葬总数可能2000多座。目前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清理墓穴300余座。与杨官寨一期发掘的环壕、门址、窑洞、墓葬为同时期，由于随葬物极少，可确定为百姓墓群。每一个已发掘墓穴盖着一个蓝色的玻璃瓦棚，为了防止雨水的渗漏。

神奇的墓穴

151号墓葬中是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遗骨，但右手手腕以下却没有掌骨和指骨。在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在遗骨的大腿骨距离臂骨25厘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缺失的手掌遗骨。这种位移已经超出了自然位移的范围，因此专家们推测这个人的手腕应该是下葬前就被斩断了。这是否就是传说中“壮士断腕”典故的出处？“壮士断腕”出自唐窦皐《述书赋下》：“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意思是说勇士手腕被蝮蛇咬伤，就立即截断，以免毒性扩散全身，作事要当机立断，不可迟疑、姑息。在另一座墓室的遗骨喉部则插着一支发笄（j），虽然没有充分的线索证明结果，但是“一笄封喉”则是这个人毙命的主要原因。

这里的墓室均由土层直接挖掘而成，为偏洞式，四壁没有砌筑物，没有棺椁，面积不大，仅仅能放进去遗体，个别人骨附近发现有疑似包裹物。虽经5500年的历史，人体骨骼均保存完整，四肢摆放整齐，足部大多并拢，骨骼没有碳化现象，这与此地黄土的密实程度有关系。墓室内虽没有大量的随葬品出现，但是一些特殊的现象还是值得深入研究，比如一女性腹部的胎儿头骨，还有一具抱着龟甲的孩童遗骨。而部分人骨有佩戴骨簪、陶环、石环等，这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该类现象。

176墓穴埋葬的是一位巨人，仅骨骼就达2米，按现在人体对照，可以比肩姚明。这位墓主人有可能的身份是一位画师，因为这个墓穴内出土了一块颜料，颜料是经过提纯后纯度很高的赤铁矿，加工十分精细。最为重要的是在颜料中发现有动物胶类的粘合剂，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粘合剂实物资料，表明庙底沟文化先民已经掌握了十分精细的颜料加工工艺。

考古不是挖宝

第一次进入到考古现场，一切工具甚至于符号对于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手铲、刷子、斧头、凿子还有铁锹、手推车，这些工具在上个世纪就时常出现的东西在考古现场仍然是常用设备。看似平常的东西依然会创造出不凡的事情。历时两年的发掘目前已进入尾声，在考古现场，规则地排列着几溜土台，考古术语那叫关键柱，关键柱的前身是探方。探方由主体、隔梁、关键柱三部分组成，关键柱就是隔梁的交汇点。现在隔梁都已打掉，关键柱也正在拆除中。即便是如此，施工的师傅也是拿着铁锹在一层一层的剥离。

墓葬填土采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逐层发掘，而且还要遵循图、表、文字、照相、录像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及时做好记录、取样以及现场文物保护工作，这样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常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考古遗址中外行人就连热闹也不一定能看到，实在是很枯燥的。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深腹盆”极为罕见，上面有一个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形象十分可爱，酷似现在流行的QQ头像。这种“镂空人面形”的器物至今在中国仅发现了两件，另外一件是出土于山西吉县沟堡遗址的“人面形筒状器”。

抢救性的考古

我国目前的考古工程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配合基础建设工程的考古，二是抢救性的考古，最后才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历史问题小范围地选择组织的考古，很少主动发掘。当我借助无人机鸟瞰挖掘现场的环境时，内心还是为之一振。一侧是正在逼近的农村大棚，而另一侧则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夹缝之中的考古现场如果不是在两年前开始发掘，现场情况真是不堪设想！

西安建城史或将被改写

杨官寨遗址汇集了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的特征，尤其是遗址北部唯一保存完整的环壕聚落，距今至少有5500余年了，是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环壕聚落被一道周长约2000米的壕沟围绕着，壕沟宽9-13米，深2-4米。环壕围住的聚落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这是目前人们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环壕在当时可能为护城河，起着防范外族攻击、保护聚落的作用。在一期发掘中，出现的环壕聚落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十分繁华，然而却没有找到墓葬。这次发现的墓葬群不仅揭开了这一谜底，也是以此为坐标寻找东区墓地对应的东门遗迹和中央大道。如果这些推论得到证实，杨官寨遗址早期城市雏形就能大白于天下

正如杨官寨遗址项目负责人杨利平所言：“杨官寨遗址位于庙底沟文化分布的腹心地带，聚落规模巨大，还建造有大型环壕、中央池苑等遗迹，加之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的发现，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杨官寨遗址为当时社会大型都邑。如此一来，我们或将西安市的建城史、建都史提前至5500多年前。

第一次走进考古现场，触碰5500年前的泥土，这份心情既凝重而又喜悦。对于只知道洛阳铲的考古盲来说，这是一次开眼之旅，也是学习之旅，给我的人生也留下了最美的一篇。而我更是期待一个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随着杨官寨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古城西安最早的都城诞生地在高陵，建城历史将由现在的3000年延伸至5500年，西安是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都城。英国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说过：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向何处，那我们就需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

遇见已是美好，尘封便已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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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 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高陵杨官寨遗址地处泾渭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有学者认为该遗址将西安市建城市、建都史提前到了距今约5500年前。

2004年以来，我院在杨官寨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在遗址南区发现一处仰韶晚期制陶作坊区，在遗址北部发现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时期唯一完整的环壕聚落，及其西门址，在遗址中心发现大型水池以及及其周边广场，受到了各级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杨官寨遗址及其成人墓地考古工作的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杨官寨遗址鸟瞰

一、庙底沟文化墓葬群发现惊人，填补空白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外东北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发现一处与聚落环壕同时期的大型墓地，取得重要收获。根据发掘出土随葬陶器的形制特征与墓葬人骨测年所得数据，推断这片墓地的时代与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基本同时，属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同时还发现少量墓葬的年代略晚，可能已经进入仰韶晚期的半坡四期文化时期。

墓地位于遗址环壕聚落东部，总面积近9万平方米，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估计墓葬总数超2000座，规模空前。2015年冬至今，杨官寨考古队对该墓葬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面积3800平方米，确认该时期墓葬343座，并对其中172座进行了清理。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发掘的墓葬都是小型墓，平面呈长方形。墓葬结构以偏洞室墓为主，即在墓道北侧挖建一洞室，将死者安葬在里面。还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半洞室墓。墓葬方向基本为东西向，而且在部分墓葬开口平面的东端或西端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有可能为“幡”类墓上建筑遗存，推测墓葬在营建过程中曾经过十分周密的整体规划，是研究当时墓地整体规划的重要材料。

竖穴偏洞室墓

未见有木质棺类葬具，但在个别墓葬中人骨周围发现有疑似织物包裹的痕迹，推测死者下葬前应当用席、麻类纺织物包裹。

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骨骼保存较为完整，保存状况一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面向上，左右臂贴近躯干骨，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手指骨移位的现象，有些摆放在头骨、肢骨附近，有些被发现于墓葬填土内，疑似割体葬仪或非正常死亡现象。

墓主人头侧摆放的手指骨

出土陶器

该批墓葬随葬品较少，仅在极个别墓葬中出土有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石璧、骨珠等。有些墓葬内的随葬品被发现于墓道的填土内，且破损十分严重，可能是当时流行以残陶器随葬的葬俗。部分人骨佩戴有骨簪、石环或陶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颜料和龟甲。

墓葬内出土彩陶盆

墓葬内出土彩陶壶

墓葬内出土骨簪

二、多学科交叉合作，全面提取信息

鉴于本次重大考古发现，杨官寨考古队还与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体质人类学、DNA（全基因组水平）、病理学、同位素、牙结石、腹部寄生虫、碳十四测年等方面的多学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研究。

经初步鉴定，墓地居民在人种类型上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关系较近，个体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年、壮年期，有少量婴幼儿个体，不见老年期个体。女性略多于男性。稳定同位素的研究表明，杨官寨遗址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主要为粟作农业，兼有以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畜。经植硅体的检测分析，墓葬内发现有芦苇盾形植硅体，疑似史前时期古人类采集利用植物的直接证据。同时，我院还对该批墓葬内古DNA进行了提取，以期全面探索墓地中人群的血缘关系、婚姻状况，以及构建完整的史前族群谱系。结合每个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确定墓葬的年代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继而了解整个墓地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

同时，为了有效、精准地提取、测量相关信息，我们对墓葬本体、人骨等进行了三维扫描。对于墓葬本体，通过专业设备进行三维信息采集，获取其三维模型、三维线框图、三维视频影像等数据。对于人骨，我们通过CT扫描，构建不同部位人骨的三维模型，进而测量其相关数据，并观察其体质特征及病理变化。三维扫描获取的信息，一方面可降低人工测量的误差，使得数据更为精准。另一方面，形成的三维数据，既便于数据传输保存，也有利于多媒体展示利用。

墓葬本体三维效果图

墓主人头骨三维模型图

三、加强文物保护，多角度服务社会

杨官寨遗址自发现以来，我院一直秉承“科学发掘、加强保护”的工作理念。在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引导下，我院在发掘现场搭建保护大棚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保护，尽量避免雨水大风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影响。对考古发掘的剖面及墓葬本体，一方面利用化学试剂进行加固保护，另一方面，对于极具代表性的墓葬，我院文物保护研究室成员对其进行整体套箱提取，最后进入实验室细致清理发掘，提取科学考古发掘信息和分析测试样品。考古队还专门定做保护罩，对墓葬进行临时保护。发掘到的脆质、易损的文物及有机物，文保人员制定针对性提取方案，科学、有效对其进行加固提取。

文物保护是考古走向社会的重要环节，杨官寨遗址墓地的科学保护，不仅为杨官寨遗址的深入研究，更为正在规划中的杨官寨遗址博物馆、杨官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后期的展示利用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与素材。

考古发掘现场一瞥

四、学术意义深远，研究空间广阔

本次发现的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为我们从宏观上认识杨官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即以大型环壕为主体框架和大型防御设施，以环壕西门址为聚落主通道，以中央水池遗迹及周围广场为公共活动场所，以东区墓地为大型公共墓地，构建了杨官寨遗址的基本聚落布局，使得学术界对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研究趋于明朗化。同时，杨官寨遗址东区墓地的发现，也为杨官寨遗址保护规划及遗址公园设计方案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

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下限西阴村遗址、1955年安志敏先生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以来，庙底沟文化时期墓葬群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大问题，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的发掘，凸显出其跨时代的重要学术价值。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史前婚姻状况、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依据。

本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5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另外，考古发掘到的高颈彩陶壶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单耳罐与是甘青地区十分流行的器物类型形态别无二致，墓葬内随葬龟甲的现象在南阳盆地及长江流域较为常见。这些材料为研究史前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证据。

编 辑：曹龙、王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