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青瓷是中国瓷器中最古老的品种，喀左的青瓷产品瓷质细腻，釉色丰盈滋润，造型古朴醇厚，线条明快流畅，风格清纯自然，堪为高贵典雅的陶瓷工艺品，填补了东北地区辽青瓷工艺品生产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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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青瓷残片揭开南昌青瓷史

洪州窑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神秘的七管瓶

茅房

天圆网讯 作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的洪州窑，因其色调较深、灰青明亮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在南昌县博物馆“洪州窑青瓷展”中，馆藏700余件洪州窑青瓷文物，因数量多、质量精、系列完整清晰，在2013年一举获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美誉。

一块青瓷残片拉开南昌青瓷史序幕

唐陆羽《茶经》记载，江西的洪州窑是烧造青瓷的六大名窑之一。然而因为长年缺乏文献资料，人们对洪州窑的认识仅停留在《茶经》的“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这句话中，直到1974年，一块青瓷器残片被南昌县的文物工作者发现后，才揭开了洪州窑悬而未决的秘密。

“洪州窑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名窑烧瓷历史以及工艺，有着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从事文物研究工作36年的董一博告诉记者，1974年，在枯水时的岗上镇赣江岸边发现了较多的青瓷器残片，当时工作人员就猜测，这一处应该是青瓷的古窑遗址。直到1977年，江西省考古队与丰城市考古人员又在与岗上镇一江之隔的丰城曲江罗湖地区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古代窑址，一番挖掘后，竟然出土了青瓷和窑具总计11983件。这一发现，证明洪州窑的烧制历史，远比瓷都景德镇还要早1000余年。

网上虚拟展馆让洪州窑“活”起来

据《南昌县志》记载，县博物馆在册文物为1700个流水号，在册文物共6461件，其中一级文物58件（套），二级文物108件，三级文物440件。

其中，洪州窑的青瓷藏品更是日益增多，2012年9月，这个国内首次体系完整的洪州窑青瓷大型专题展与观众见面，让南昌县博物馆一鸣惊人，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一家洪州窑青瓷博物馆”。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南昌县博物馆共收集洪州窑青瓷500多件，使馆藏洪州窑青瓷文物数量从2003年的400多件增加到现在的1400多件，成为目前我国收藏洪州窑青瓷最多的博物馆，而且这些瓷器具有釉色美、品种新、器体大等特点。

1987年12月，洪州窑被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洪州窑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直到2009年1月24日，南昌县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洪州窑青瓷展》也成了其重中之重藏品。

在南昌县博物馆二楼，880平方米面积的展厅里，展出青瓷文物259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66件(套)，整个展览辅以复原景观、影像播放、语音讲解等手段，整体再现了唐代六大名窑之一的洪州窑历史风貌和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历史地位。

除此之外，2011年，南昌县博物馆聘请专业人士制作了洪州窑青瓷虚拟博物馆，是全国率先建立网上虚拟博物馆的县级博物馆。虚拟博物馆展示了350件洪州窑青瓷精品，展品可以实现720度旋转，展品的每个角度及细部都可清晰呈现。（记者 黄之昊 首席记者 万勍）

向世界展现浙江•侨浙好地方㊹ | 龙泉青瓷博物馆：开启青瓷研学之旅

浙江

七山一水二分田

青山绿水勾勒出水墨江南

人文荟萃孕育出璀璨文化

也诞生了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的浙江精神。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是侨联组织整合社会资源、推进优势互补、合力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目前，浙江共有22家“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44家“浙江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从3月17日起，浙江省侨联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向世界展现浙江侨浙好地方”系列报道，用小视频、照片、文字等多形式展示这些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龙泉青瓷博物馆2019年入选第一批“浙江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今天，小编带你逛逛这家有着“侨”基因的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龙泉青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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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青瓷博物馆

在龙泉，人们专门为青瓷造了一座博物馆。青瓷在这座城市历史里的分量已经不言而喻。

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入口形似一个巨大的古瓷窑。走进“窑”中，将绵延的龙泉青瓷史缓缓打开：五代的古朴，元朝“哥窑”的绝伦，今日手艺人和青瓷艺术世家的青瓷创作……

龙泉青瓷博物馆位于龙泉市城南剑川大道旁，是国家二级博物馆，世界上唯一系统介绍龙泉窑发展历史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专题博物馆。作为龙泉青瓷文化创意基地首先启动的灵魂建筑，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宣传等功能于一体，占地面积10000㎡。

设有“青瓷的记忆”、“土与火的交响”、“辞海明珠”等13个展览。采用抠像、幻影成像、电子拼图、电子触摸屏、三维立体、雕塑等多媒体高科技手段结合，拓展视觉空间，还原历史，充分地展示了龙泉窑的发展历史、龙泉青瓷恢复和走向中兴的全过程；在展线设计上，选择各时期典型的器物形成展览的节奏与韵律，保持游客持续的兴奋与新鲜感，使游客在不同的主题展览中清晰、真切、系统地了解龙泉窑一千多年来各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龙泉窑在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龙泉青瓷博物馆具有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能，以及社会教育职能。龙泉青瓷博物馆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配置了学术报告厅，为文化爱好者提供学术沙龙，文博讲堂等活动；设置小型放映厅，定期向游客提供讲座、讲坛、培训、视频影像资料等；在一楼长廊处设展板、宣传栏，为游客和参观者提供一些图片资料；在文创区设立休闲吧和书吧，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闲环境，同时增设“泥好互动体验区”，为游客提供青瓷制作体验的互动场所。

2016年8月4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成果报告会暨《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首发式”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召开。国内外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2016年8月19日，由龙泉市人民政府、波兰弗罗茨瓦夫市政府主办，龙泉青瓷博物馆、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承办，龙泉青瓷协会、波兰中国文化艺术协会协办的“中波文化之路”国际青瓷艺术展在龙泉青瓷博物馆揭幕。中西方文化互动碰撞，唱响了“传承—融合—创新”的交响篇章。目前，龙泉青瓷博物馆已经与波兰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达成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中波国际陶瓷展示交流中心，进一步促进龙泉青瓷文化对外展示和传播。

供稿 | 茅璐婷、汪菁璐、陈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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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代北方刻花青瓷之冠——耀州瓷

2018年是耀州窑创烧1400周年，如今的漆河两岸仍然有窑火在续写着耀州瓷曾经的辉煌。从初期探索到发展兴盛，耀州青瓷是陶瓷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这个曾经打破唐代“南青北白”烧造格局、刻花工艺风靡全国、有“十里窑坊”和“炉火不夜”之称的北方窑口，究竟是如何从宋代众多窑口之中脱颖而出的？

1961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70年代开始领队发掘耀州窑窑址；至今已经80岁高龄的禚振西仍然在做着耀州窑和耀瓷的研究工作。关于耀州窑，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讲述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 禚振西

发现耀州窑

耀州窑址因1931年修建咸榆公路、1939年又修咸铜铁路大面积动土，而出土了不少古瓷器，流散出去而引起了民间的关注。但耀州窑一直未被学术界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耀州瓷器的所有著述，均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等等。学术界第一次了解耀州窑和耀瓷，来源于一次偶然发现。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这些标本由当时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进行鉴定。陈先生发现这批青瓷的胎釉特征和当时的越窑、汝窑、龙泉窑都不相同。并且，他在这些带有刻花、印花的青瓷片上发现了龙凤纹装饰。龙凤纹装饰的出现代表这批青瓷应当是贡瓷。陈先生随即查阅了相关文献，文献上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和这批出土的青瓷实物非常相符，所以他初步怀疑这批青瓷应当是耀州瓷。

第二年，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和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被认为是耀州窑科学考古调查的开始，也可以视为耀州瓷后来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先声。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在1958年到1959年间，由泾水考古队长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了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

此次发掘是中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开始。而这8万件出土的耀瓷标本，则成为包括禚振西老师在内，众多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基础。此后，1973至1976年，特别是1984年至1997年，禚振西与其丈夫杜葆仁，对耀州窑开展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考古资料。

耀州窑对“南青北白”格局的打破

北宋 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 高21.9cm 拍卖信息： 香港苏富比2016年春季拍卖会 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工艺精品专场 成交价： 5,480,000 HKD

耀州瓷一般以烧造青瓷著称，然而在烧造出精品青瓷之前，耀州窑经历了相当长的摸索阶段。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唐代中国瓷器的烧造格局为“南青北白”。即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南方以青瓷烧造最为兴盛。在创烧之初，耀州窑更多是在烧造黑瓷、白瓷和唐三彩。

顺着“南青北白”这阵潮流，耀州窑最开始也是在烧造白瓷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胎料、釉料和化妆土含铁量高的原因，虽然耗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却始终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

禚振西说：“瓷器含铁量低，才能烧成白瓷。含铁量的高低决定着白瓷的烧造精细程度。我将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白瓷的原因总结为‘三高’。第一是耀州窑胎料中的含铁量比较高，胎料中含铁量较高，烧造的白瓷就不会白。第二是耀州窑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高。第三是耀州窑化妆土本身的含铁量也高。三种原料含铁量都比较高是耀州窑无法烧造出精品白瓷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耀州窑与当时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代表的邢窑作对比。邢窑白瓷的原料、胎料、釉料都比较好，所以不用上化妆土，邢窑就能烧造出精白瓷。中国古代烧造精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是在0.6%以下，白瓷最低也要在1%以下，然而耀州窑的含铁量是大于1%的。大于1%的含铁量已经超过了粗白瓷的含铁量标准，更无法达到精白瓷标准。由于含铁量高，所以耀州窑最初在烧造白瓷的时候，还要另外再加一层化妆土。即便如此，耀州窑所烧造的白瓷仍然无法和当时的精白瓷相比较。”禚振西说。

顺应着当时社会潮流发展的耀州窑，在尝试烧造精白瓷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功。这个时候，耀州窑的工匠们在烧造白瓷的实践中，认识到当时制瓷原料的特点：原料虽然不适合烧白瓷，但耀州窑的釉料非常适合烧造青瓷。从而工匠们大胆创新，重点发展青瓷器的制造。这一转变可以视为耀州窑在北宋发展至鼎盛的发端。

耀州青瓷的创烧，在唐代当时的瓷器烧造背景下，具有独特意义。它“逆流而上”，打破了当时“南青北白”的格局，最终成为北方青瓷的烧造代表。

为什么耀州窑鼎盛于宋朝？

唐代中期，耀州窑开始烧造青瓷，到唐晚期，耀州窑青瓷已经烧造得相当精细了。经过晚唐、五代，耀州青瓷最终在宋代达到了鼎盛发展。

耀州窑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鼎盛发展，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原因。有整个社会手工业大发展的影响，有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但禚振西老师认为，如果从耀州窑自身来说的话，她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宋时期，耀州窑在制作和烧成工艺上进行了三项大的改革。

她说：“北宋时期耀州窑在烧成工艺上的三项大改革：一是发明了用畜力，也就是用牲口来进行泥料的粉碎，代替了以前的人力用碓臼加工，畜力保证了高质量泥料的大规模生产；二是唐、五代时期，耀州瓷烧造过程中，拉胚的轮子是木轮，到了宋代改革成了石轮。改用石轮不仅指将木轮的材质进行简单的更换，且对木轮里的轴承等构件也进行了改革。石制拉胚的轮子不仅速度快，同时非常平稳。由于此项改革，北宋时期耀州窑开始烧造出了许多大器，而唐、五代时期耀州瓷没有大器。现在耀州窑博物馆内就藏有大约30至40厘米的瓷盘和大瓶；三是当柴烧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耀瓷大规模的生产，耀州窑将原来的柴烧窑炉改革成了煤烧。耀州窑是我国第一个发明用煤来烧造瓷器的窑口。用煤做燃料，是耀州窑对北方制瓷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过这三项大的改革，耀州窑的烧成工艺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而这三方面的改革必然会使耀州窑的烧造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宋朝成为了耀州窑鼎盛发展的时期。

宋瓷在所有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中的占据比例是75%，也就是说，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数量众多的宋代窑址足以说明宋代工商业的发达。禚振西认为：“宋代虽然军事上较弱，但是文化、科技、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非常发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北宋时期，即使南宋偏安江南，也依然可以靠工商业支撑起整个国家财政。乡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所以用“瓷窑如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我认为非常贴切。”

可以说，耀州窑自身在烧造工艺上的大变革和宋代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共同促进了耀州窑的大发展。

从“青瓷刻花之最”看耀州窑装饰工艺

同样是青瓷，作为北方青瓷代表的耀州窑和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相比，其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耀州青瓷的透明度比较高，由于是煤烧，所以耀州青瓷在釉色上会略偏一点黄。和越窑青瓷釉面呈半透明相比，耀州瓷的釉面相对来说比较透。因为釉面较透，所以耀州瓷更适合釉下装饰。

耀州窑有“青瓷刻花之最”之称，刻花装饰是耀州瓷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刻花装饰事实上是由最开始的剔雕花演变而来。总体来看，耀州青瓷的装饰演变可分为划花、剔花、刻花、印花几个过程。这几种装饰工艺在耀州瓷上的使用总体呈现出从探索到追求艺术性，再到提升装饰工艺制作效率的过程。

划花是耀州青瓷最早的装饰手法之一。通常以尖状工具划出简单的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禚振西说：“晚唐、五代时期，划花开始运用于耀瓷之上。五代时期，耀州瓷在运用划花的同时，还发明了减底剔花工艺，这种工艺一般常见于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耀瓷之上。减底剔花工艺由匠人们逐一在瓷器上进行雕刻，艺术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减底剔花生产比较费力，产量低，所以供不应求。于是，北宋早期开始出现了刻花。刻花也被称为两刀刻法，一刀深刻，一刀削泥，相比减底剔花，刻花的工艺制作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这种刻法既保留了减底剔花的立体感效果，又体现出刻花刀痕的犀利，具有了宋代耀瓷的独特特征。”

宋 耀州窑刻花碗 局部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印花连生贵子纹笠式盌 局部

左：缠枝菊纹盏内范 右：青釉印花缠枝菊纹盏 耀州窑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耀州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似乎刻花也有些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于是在北宋中期，耀州窑又进行了工艺装饰的大变革。

禚振西说：“由于制作速度的供不应求，刻花之后，人们又发明了印花。印花是先在泥料上刻出不同的纹饰，然后将泥料做成馒头型的‘印花模具’，然后工匠们按照模子的造型和尺寸确定高度与大小，再将拉胚制作好的碗盘类圆器素坯倒扣在印模上，就能得到精美而复杂的印花纹饰了。这种印花纹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按照印花模具来做的，所以工匠们一般在模子上会力求完美和多样化，整个花纹布局和图案构图会非常丰富多彩。”

印花装饰工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耀州青瓷日益见长的需求，这种类似于现代工厂“流水线”一般的纹饰工艺制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禚振西说：“印花工艺是根据刻花工艺演变而来的，而且影响到众多窑口的学习和使用。宋代整个瓷器的印花装饰一种是模仿定窑模具，一种是模仿耀州窑模具，这是两种不同的装饰风格。尤其是耀州窑的缠枝菊花纹，当时风靡全国。耀州窑之所以在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在国内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就是因为有耀州窑印花工艺的推广。”

五代精品耀州窑是否是柴窑？

五代耀州窑花口盏 高4.7cm；口径14cm 拍卖信息：西泠印社2017年秋季拍卖会 中国历代瓷器专场 成交价： 103,500 RMB

欣赏耀州瓷，不少人都将目光放向了五代时期的天青釉耀州瓷。无论是釉色还是装饰工艺，五代精品耀州青瓷都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性，让许多人叹为观止。

1985年，禚振西提出了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有可能是柴窑的观点。她说：“最开始，我们发掘耀州窑遗址的时候，虽然有零散的天青釉五代器出土，但是并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的地层，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文化层的叠压关系。1985年，我们发掘出了五代耀州窑的地层。在最开始研究五代耀州瓷的时候，我以《坦斋笔衡》文献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为依据。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耀州窑曾经是仿汝的。最初我一直将耀窑天青釉器作为仿汝瓷来进行研究，但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年代上不吻合。汝窑的烧造时间是在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时期，如果耀窑是仿汝，那么年代一定是要比北宋晚期还要晚的。但是，根据我们发掘出的五代耀州瓷地层出土的瓷器来看，这批天青釉的时间明显比北宋还要早。这说明早在五代，耀州窑就已经烧造出了天青釉。”

禚振西将不同地层出土的不同年代的瓷片进行对比，从形、胎、釉、造型、纹饰、图案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排列比较。当她发现五代天青釉碎片在宋代的地层下面时，她便开始研究比宋代还要早的天青釉到底是什么。她查阅各种文献，最终发现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器与《格古要论》中记载的柴窑特征一模一样。她说：“我之所以能在1985年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支撑我的观点的是我发掘出土的瓷片实物和地层关系。”

五代耀州窑究竟是不是柴窑，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学术问题，在尚未有定论之前，也一定会有更多学者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去研究耀州窑，研究柴窑。

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导致耀州窑青瓷走向衰退

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耀州窑当时曾为朝廷烧造“贡瓷”。古书记载，耀州瓷在最辉煌的时候，漆河两岸陶坊非常密集，史称“十里陶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炉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非常壮丽的景观。

然而，一个窑口的盛衰并非人力能左右，它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总体来看，金代基本延续了北宋时期且继续发展，但金代晚期和元代，耀州窑青瓷开始转型逐渐走向衰落。

关于耀州窑青瓷没落的原因，禚振西认为：“金承宋制，宋以后的金代对耀州窑青瓷仍然有所发展，我们一般认为，耀州窑唐代开创且多方探索，五代成熟，主烧青瓷。之后的宋、金一直以青瓷为主，金后期的耀州窑青瓷开始衰落，逐渐走大众路线，将原有以烧高档青瓷的特征，改为大量烧民间用瓷。史书《铜川县志》记载，耀州窑的没落原因是毁于金元战火，对于这种观点，我本人持不同意见。”

战争是影响窑口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绝对原因。五代也是战火频繁的时期，然而五代的耀州窑却烧造出了精美异常的天青瓷。禚振西认为，耀州窑青瓷衰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瓷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

她说：“商品经济决定了人们在选购瓷器时，必然要‘货比三家’，要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市场规律。我有一个观点，即‘龙泉青瓷兴盛之日，就是耀州青瓷衰败之时。’”

南宋时期，龙泉窑异军突起，在薄胎厚釉技术、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频现突出成就。南宋时期，龙泉青瓷达到了质量高峰，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基本属于青瓷中的‘后起之秀’，然而它一进入市场，便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禚振西说：“就像耀州窑曾经‘取代’了越窑一样，龙泉窑同样在南宋‘取代’了耀州窑。龙泉窑之所以能取代耀州窑，是因为它集南北青瓷之大成，特别是南宋晚期，它直接面对的是广阔的海外贸易市场，然而耀州窑在此时，基本处于和国际市场脱节的状况。我们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的盛衰必然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窑口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就包括了瓷器原料影响的要素、所处环境的要素等等，我们要多方面去分析。”

政治中心的转移使得南宋整个经济中心也发生了转移。禚振西认为：“北宋时期的耀州窑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和它窑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同样和统治者的需求、要求、扶持有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市场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两宋之后耀州青瓷的衰退，我们应该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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