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象泉河是札达的母亲河，她用那甘甜的乳汁孕育了札达的生命。象泉河发源于岗仁波齐神山脚下，由大小18条河流汇集而成，全长450公里。她带着神山的灵气，抱着厚重的历史画卷，日夜不息地奔流，涛涛向西，跨过土林，横穿喜马拉雅山脉，流入大海。

札达是西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象雄——“大鹏之地”。古老的象雄文化，是藏族文化的起源之一。位于札达县东南部的穹隆村，仍残留着代表象雄文明的穹隆银寨遗址。随近的加尼玛市场是与印度、尼泊尔贸易的最古老交易场所。

西藏阿里境内的象泉河以其源头的山谷形似象鼻而得名，藏语称为“朗钦藏布”，它发源于噶尔县门土乡，往西经札达县流出国境进入印度，在印度境内的一段称之为萨特累季河（又译为苏特累季河），在巴基斯坦境内同奇纳布河汇合成潘杰纳得河后注入印度河，是印度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全长1450公里，流域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

象泉河流域是西藏西部最为重要的古代文明发祥地，历史上著名的象雄王国（汉文史书称其为“羊同”、“女国”等）、古格王国都曾以这一流域为中心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由于这一流域与南亚、中亚紧相毗邻，因此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历来被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开始在这一区域内进行考古调查，但在5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学者才重新进入到这一区域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取得了佛教时期的古格故城考古、托林寺考古、皮央东嘎石窟寺考古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考古新成果。

地址：阿里地区

类型：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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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定象泉河 幸福像花儿

　　（上接第一版）

对离别故土的央珍而言，那是一场漫漫长路，远的甚至让她有一种绝望感。是不是自己太过草率？她自问，却早已泪流满面。

看着眼前女孩哭红的双眼，索南仁青心疼却又无能为力。事实上，他是退伍军人，早年户口就已迁至噶尔县。他在底雅，除了老母亲和一间破败的房子外几乎一无所有。

很快，央珍明白了一切。哭哭啼啼本也不是她的个性，两人开始筹划今后的生活。在底雅乡，他们先找到乡党委、政府租房安顿。正值年关，底雅乡也没有工地可以找活儿，乡里了解他们的情况后，不仅真诚地欢迎他们，还安排他们到索南仁青祖辈生活过的底雅乡底雅村古让作业组。

能干的央珍发现，工地上留下了不少废弃的水泥，她找人问是否可以用，在得到许可后，央珍和索南仁青开始在古让组索南仁青家原有土地上，建起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家。

那是底雅的寒冬，但对这个来自异乡的23岁姑娘来说，生活从此有了盼头。

入党：异乡安家，希望在时光里慢慢发芽

四大名河之象泉河从底雅河谷避开喜马拉雅众山阻隔，缓缓穿越什布奇山口，流入印度境内。从什布奇山口，有西藏西部连接印度西北部的一条绝佳交通线路。

20世纪30年代，一个胡子拉渣、戴着破旧帽子的男人，曾几次走过这条喜马拉雅西部的山路。他叫朱塞佩杜齐，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探险家。从这里，他迈进了喜马拉雅腹地的奇妙之地——西藏。

这是一条文化与宗教探险之路。因为杜齐，也因为更早期的阿底峡大师，因为藏族著名大译师仁青桑布的家乡就在底雅，这里，更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

无论土地，无论人文，这里都是一方沃土，对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们，对从外乡一头扎进这里的拉孜三姐妹。

初来时，央珍便看到了希望和美好的生活前景。老家日喀则人口稠密，不易找活儿，拿的工钱少。而遥远的底雅，地处边陲却有许多机会。“只要你肯付出辛劳，在这里富起来是迟早的事儿。”央珍说。

2010年6月，底雅最美的季节。因为央珍的召唤，远在拉孜曲玛村老家的次仁吉拉和米玛相继来到底雅的修路工地打工。

她们与底雅的姻缘也起于这次经历。底雅人看到了拉孜姐妹的勤劳，也看到了她们善良的本性。姐妹俩相继被提亲。当年，次仁吉拉就嫁给了底雅组组长欧珠多吉，其家境殷实，生活无忧。2011年，小妹米玛成为底雅乡什布奇村主任丹增群培的妻子。丹增群培家生活富裕，本人还是村里致富带头人。

次仁吉拉和米玛有了好的归宿，让央珍感到极大的安慰，而她自己仍将经历一段艰难岁月。

2010年6月，底雅至札达公路开工兴建。央珍和索南仁青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央珍从老乡手中以2.2万元赊欠了一辆工地用拖拉机，将其租给修路工地老板，由索南仁青当司机，而她自己则在工地上做饭。

仅半年，刨去拖拉机的租赁成本，央珍和索南仁青就赚了6万元，加上央珍在工地做饭的工钱2.8万元，他们有钱了。在边陲山沟里，他们看到了希望。

后来，央珍将户口迁入底雅，从此，政府每年给她发生态补偿和边民补助。2012年，国家投钱的安居工程又让她家的房子扩建了60余平米。

直到现在，这个有了俩闺女的4口之家，共有6间房。在8亩林地上种上了苹果、杏树、核桃等200多株树苗，其中4亩土地是乡里分的。央珍还在古让组公路沿线开了一间茶馆……

从一无所有，到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所有这些，央珍都归功于国家对西藏边民的好政策。她说，她想报恩，报共产党的恩情。而第一步她想入党。从2015年预备党员到现在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央珍，担任古让组组长、双联户长。

守边：感恩的心，后藏拉孜巾帼不让须眉

漫长的路途，横亘的山岭，凛冽的寒风……来自拉孜县的三姐妹都曾经历过前往底雅的这条山路。如今，缘定象泉河谷的她们，自称为底雅人。从打工妹到守护一方国土，三姐妹的幸福恰如那花儿般灿烂。

拉孜县曲玛乡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方，年少时，三姐妹一年四季在牧羊耕田中度过，却不曾上过一天学。这是她们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

央珍说，没文化不能怪父母。“入党一方面是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了解更多好政策，帮助村里组里的人一起富起来。另一方面，就是想报党恩。我们三姐妹从外乡来到陌生的土地，从上到下点点滴滴的帮助，我们铭记一生。我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回馈社会，回报国家。这是我现在最迫切的想法。”

富裕起来的央珍家有一辆翻斗车和家用车。每年，央珍的丈夫索南仁青专跑底雅至狮泉河运人运货，每趟可赚2600元。

再无后顾之忧的央珍开始思考怎么让大家一起富起来。

三姐妹披的色彩艳丽的底雅披风，是嫁入底雅后从村里女人那儿学的古老编织手艺。作为古让组组长、双联户长，央珍总思谋远虑。现在，她正考虑把女人们召集在一起，搞一个合作组织，让大家编织这种古老的传统服饰，再卖出。她想，这是一条致富路。

央珍说：“我是党员，是组长，我们组16户34人，有孤寡老人，也有残障人士，帮助大家一起致富，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从底雅组次仁吉拉家距古让组央珍家有7公里，距什布奇村小妹家则有25公里，三姐妹的家依次向位于什布奇山的边防靠近。

和底雅乡所有乡民一样，巡逻守边是三姐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脚踏国土的巡护路线，从陌生到熟悉，如今的三姐妹能叫出底雅一个个山名、一块块大石头的“外号”，她们对守边的意识也从“零”向“主人”转变。

今年10月28日，一封习近平总书记给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回信让所有边民如沐春风。守边固边在阿里边境一线的拉孜三姐妹也由衷地感到自豪。她们说，我们的家是底雅，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习近平总书记信里的每一句话，就是说给我们大家的。我们决心以玉麦俩姐妹为榜样，扎根雪域边陲，既要自力更生，建设家园，更要齐心协力，守好边境。

藏西象泉河谷里的“扎达土林”秘境

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所见供养人的考古学观察

关键词：象泉河流域；石窟；供养人；古格

作者简介：王文轩（1986- ），男，山东临清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西藏考古。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民委西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项目“西藏石窟造像考古材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GMJD1601）的阶段性成果。

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是西藏西部古代文明的摇篮，古格王朝统治时期此地佛教昌盛，遗留下来大量佛教石窟遗存，备受学界关注。目前，围绕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展开相关讨论多集中于壁画风格[1][2][3]、壁画题记[4]、佛传故事[5]、曼荼罗[6][7][8]、护法神[9]等内容，关于壁画中供养人的相关研究总体不多。霍巍先生曾对阿里地区石窟壁画中早期供养人服饰进行讨论[10]（P411-432），并据此分析石窟年代，形成西藏石窟供养人研究路径的范式。近年来象泉河流域石窟材料公布较为丰富，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对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中供养人的年代、组合与题材等问题进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所谓供养人即为出资发愿开凿洞窟的功德主、窟主、施主及与其有关的如家族、亲属或社会关系成员[11]。供养人形象最早出现于印度[12]，传入我国后供养人表现出本地特点，如莫高窟各窟多见有供养人，均依从各民族服饰、冠饰等特点，能够反映出供养人的族属和身份等信息。佛教传入西藏之初便已出现供养，吐蕃统治甘肃时期的敦煌石窟[11]、天梯山石窟[13]（P121）出现吐蕃赞普或王子供养人像即是明证，然而当时西藏的查那路甫石窟[14]、查耶巴石窟[15]（P221）等均未见壁画留存，不能详知吐蕃时期西藏本地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形象。

象泉河流域石窟数量较多，其中部分石窟发现供养人，主要见有东嘎Ⅰ区K1、K2[16][17]（P62），东嘎第二地点K1（即白东布沟K1）[16]，皮央Ⅰ区K79[18]，卡俄普礼佛窟[19]，聂拉康礼佛窟[20]，帕尔嘎尔布K1[21]，帕尔宗遗址坛城窟[22]，查宗贡巴礼佛窟[20]，增撒K1[23]等，另外吉日石窟[24]亦见有供养人，但未有详细资料。从石窟的分布来看，皮央、东嘎、卡俄普等石窟分布于象泉河北岸，东嘎第二地点、增撒等石窟分布于古格故城东部的象泉河南岸，聂拉康、帕尔嘎尔布、帕尔宗、查宗贡巴等石窟分布于象泉河支流卡孜河沿岸（图1），涵盖古格王朝核心区域，足见当时佛教之昌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供养人为俗装供养人，不包括僧众供养人。另外，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中佛传故事画也多见有着俗装人物，如东嘎Ⅰ区K1和东嘎第二地点K1发现的佛传故事中俗装人物均身着古格王朝当地服饰，盖因佛传故事本土化的一种表现，画中俗装人物并不能被视为供养人。

图1：象泉河流域现存供养人壁画的石窟分布示意图

1.东嘎石窟 2.皮央石窟 3.卡俄普石窟 4.帕尔宗坛城窟 5.帕尔噶尔布石窟 6.查宗贡巴石窟 7.聂拉康石窟 8.东嘎第二地点石窟 9.增撒石窟

一、供养人服饰的型式与年代

象泉河流域石窟由于壁画残损严重，未有确切的纪年题记留存，但学界依据石窟壁画的绘画风格、画面内容及供养人服饰等进行对比研究进而对石窟年代进行推定，所得认知较为可信。象泉河流域目前已发现10座石窟壁画存有供养人（见附表），本文拟采用类型学的方法讨论供养人服饰特点并分析各类服饰的流行时期。依据供养人服饰特点可将其分为A、B两型。

A型，三角形翻领袍服，依据领形大小可分为两式。

Ⅰ式，三角形大翻领袍服。标本为东嘎Ⅰ区K1东壁下方乘车出行图，K1南壁两尊供养人像，K1南壁近窟门处听法图，K2南壁近窟门处听法图和供养人像，东嘎第二地点K1门道供养人像，皮央Ⅰ区K79南壁和北壁壁龛下供养人像，卡俄普礼佛窟南壁供养人像等。男性和女性供养人均身着三角形大翻领袍服，多头戴宽檐帽，女性供养人多佩戴项饰。

Ⅱ式，三角形小翻领袍服。标本为帕尔宗坛城窟西壁礼佛图，男性和女性供养人均身着三角形小翻领袍服，男性头缠巾，女性戴宽檐帽。

B型，对襟袍服。标本为帕尔嘎尔布K1北壁和查宗贡巴礼佛窟南壁供养人像。男性和女性供养人均身着对襟袍服，外披披风。男性多头戴三角形宽檐帽，女性多佩戴项饰。

各石窟的年代学界已有推定，可大致界定出供养人服饰各型式的分布时段，AⅠ式主要出现于公元11-13世纪，AⅡ式出现于公元15-16世纪，B型出现于公元14-16世纪。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即早期流行AⅠ式服饰，晚期流行AⅡ式和B型服饰。AⅠ式服饰也见于皮央Ⅰ区土塔[17]（P110）、托林寺佛塔[25]（P130-131）等浮雕和壁画中，可见这类服饰在古格早期普遍流行。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艾旺寺[26]等吐蕃时期壁画中均有穿着AⅠ式服饰的赞普或王子形象，古格王朝由吐蕃后裔所建，延续原有服饰特点也便成为可能。三角形大翻领袍服亦见于克孜尔石窟的龟兹供养人[27]（P109-112），这种服饰可能源于西亚、中亚的游牧民族[10]（P411-432），是适应游牧和高海拔地区所特有的服饰。AⅡ式出现时间稍晚，大翻领已经演变为小翻领，为AⅠ式流行至晚期的改良。B型与古格故城拉康玛波壁画中世俗供养人及来宾礼佛图[28]（彩版五五）和女眷礼佛图[28]（彩版五七）中的人物服饰特点相同，显然是这一时期古格王朝流行服饰。AⅡ式和B型流行时间有一定重合，古格故城拉康玛波和拉康嘎波大殿中的世俗供养人未见身着A型服饰，以B型服饰较为流行。帕尔宗坛城窟男性供养人虽身着AⅡ式服饰，但其头缠巾的形象与古格故城拉康玛波俗民及来宾礼佛图中的世俗供养人头饰一致，应为过渡时期两类着衣方式混合的表现。供养人服饰的变化与古格王朝逐渐吸收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形成新的文化体系不无关系。

二、供养人的题材

象泉河流域佛教流行时间较久，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供养佛事的群体也在逐渐改变，不同时期供养人的题材、组合、服饰等信息能够反映出供养群体的历时变化。就题材而言，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中供养人题材可分为出行图和听法或礼佛图。

出行图仅见于东嘎Ⅰ区K1东壁下方，画面顶部有华盖遮罩，下方正中一人坐于马车之上，身穿AⅠ式服饰，佩戴饰品，有侍从相随。供养人出行图也见于敦煌石窟，敦煌156号窟张议潮出行图和宋国夫人出行图[29]（P180），场面壮阔，气势恢宏，这类石窟可能是具有家庙性质的家族功德窟[30]。东嘎Ⅰ区K1出行图仪仗规模和画幅尺寸不能与敦煌石窟出行图相较，但依然能够表现出供养人的出行仪仗，突出该窟供养人的身份。

听法或礼佛图是象泉河流域供养人题材的主要形式，公元11-16世纪各窟中均有出现。听法或礼佛图画面多位于石窟窟门一侧壁面，画面朝向窟内主供佛像，也有绘于面向窟门一侧。听法或礼佛图在石窟中多处于画面的下层、门道等位置，选择相对不重要的位置绘制供养人像是尊佛的表现。通过对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材料的梳理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供养人在石窟中所处的位置有所变化，这可能与供养群体的变化以及对佛教的崇敬程度有关。

不同石窟听法或礼佛图出现的位置有所区别，东嘎Ⅰ区K1、K2听法图和礼佛图对称绘制于门道两侧（图2），面向窟内主供佛像，这种画面设置不见于其他石窟。皮央Ⅰ区K79礼佛图绘于南北相对两个壁龛的下部，两幅图互为呼应。东嘎第二地点K1门道南壁绘有礼佛图，但另一侧并未发现对应画面。聂拉康礼佛窟两位供养人分别绘制于门道的佛像膝下或背光处，显然没有专门设置供养人像的区域。卡俄普礼佛窟、帕尔嘎尔布K1、帕尔宗坛城窟、查宗贡巴礼佛窟的礼佛图均绘于佛像脚下，并无对称排布的画面。

图2：东嘎Ⅰ区K2南壁壁画配置图

图片源自：《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62页。

东嘎Ⅰ区K1、K2、东嘎第二地点K1、聂拉康礼佛窟、增撒K1等早期石窟的听法或礼佛图均分布于靠近门道的两侧壁，供养人神情舒朗，姿态各异。帕尔嘎尔布K1、帕尔宗坛城窟、查宗贡巴礼佛窟等晚期石窟供养人均绘制于佛像脚下，神情庄严，多侧身跪坐面向佛像。供养人绘制的位置及神态的变化表现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众对佛事供养的虔诚，侧面反映出佛教在象泉河流域的地位逐渐提升，供养人所处位置的变化与供养人身份差异和佛教流行程度均有一定关系。

三、供养人的身份

关于供养人身份的讨论可通过石窟窟室面积、性别关系和僧俗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象泉河流域出现供养人壁画的石窟均为礼佛窟，窟室面积的大小能够反映供养人捐资敬佛的能力，石窟面积若大，耗资必然增多，反之亦然，窟室面积的大小与供养人的身份等级有一定关系。此外，供养人表现出的性别关系和僧俗关系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供养人群体内部关系的演变。

东嘎Ⅰ区K1、K2石窟面积较大，均超过40平方米，两窟分别于门道两侧、靠近窟门等多处绘制供养人像，听法和礼佛图面向窟内主供，此种布局不见于其他石窟。东嘎石窟群的营建显然非一般财力所能供养，此处曾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公元14世纪还曾短暂作为古格王朝的统治中心[31]（P126），可见东嘎与古格王室关系密切。古格政权在佛教活动中自始至终保存着王权的独立性和至尊地位[32]（P315），并未因推行佛教而降低王权的地位，东嘎Ⅰ区K1、K2俗装供养人明显高于僧装者，显示出供养人身份的尊贵，可能为古格的王室成员或政治地位较高的人。

皮央Ⅰ区K79、东嘎第二地点K1、卡俄普礼佛窟等石窟面积均未超过20平方米，几座石窟壁画绘制精美并有大篇幅家族成员供养礼佛的图景，应为较有实力的供养者，但几座石窟内俗装供养人均居于僧装者之后，凸显出僧装者的地位。皮央石窟和东嘎第二地点K1周围均发现“塔院式”伽蓝配置的佛教遗存，皮央寺曾为古格王朝八大寺之一，参与过重要的政治活动[31]（P54）。这三座石窟的供养人与东嘎Ⅰ区K1、K2供养人相比身份应较低，可能为具有一定身份的贵族成员。增撒K1窟室面积为28平方米，但其壁画绘制相对简单，供养人身份等级相较于东嘎、皮央石窟的供养者略低[24]，可能为一般贵族或富贾。

卡孜河谷是古格王朝中晚期的又一个佛教中心，石窟分布相对集中。聂拉康礼佛窟窟室面积虽大，但系利用自然洞穴改建，供养人分别绘于佛像膝下或背光处，并无独立的绘制区域。帕尔嘎尔布K1供养人仅为一男一女，绘制于石窟北壁佛像下部。帕尔宗坛城窟供养人位于佛像下部，供养人身形较小。卡孜河谷石窟群石窟面积总体偏小，没有家族整体供养的画面，供养人形象总体偏小且并未设置专有区域。卡孜河谷石窟供养人身份应低于东嘎、皮央等石窟供养人，但仍具备出资建窟的能力，可能为一般臣僚或富贾。

佛事供养的过程中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家族中的男性和女性在壁画中均有表现，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讨论性别关系提供依据。敦煌石窟“无论什么时期，男女供养人总是分别开来，画在不同的壁面位置，或左或右，但却不同壁”[11]。象泉河流域石窟男女供养人均绘制于一处，这种表现方式与敦煌石窟供养人有所不同。男女供养人绘于一处可能是出于对石窟壁画空间布局的考量，但亦能表现出古格时期男女在供养佛事过程中地位相对均等，霍巍先生认为象泉河流域石窟男女供养人多穿镶宽边的三角形大翻领袍服是地位相对均等的一种表现[10]（P411-432）。古格时期男女地位相对均等有其历史渊源，《通典西戎传》载：“女国，隋时通焉。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国王，王姓苏毗，女王之夫号为金聚，不知政事”。女国，又称“大羊同”，即藏文史书中的象雄，后被吐蕃所灭。象雄就分布于象泉河流域所在的阿里地区，公元11世纪距象雄灭国不远，此时该地应仍保留女性与男性地位相对均等的传统。

石窟壁画中的僧俗听法或礼佛图像能够表现出不同身份的供养人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古格时期不同身份者在佛事活动中的地位。东嘎Ⅰ区K1听法图中俗装者与僧装者相对而坐，似在交谈，画面右侧有三排人物像，俗装者居前而僧装者居后（图3），俗装者的地位应当不低。东嘎Ⅰ区K2、东嘎第二地点K1听法或礼佛图中僧装者排于俗装供养人后或其下，凸显俗装供养人位置。皮央Ⅰ区K79、卡俄普礼佛窟、帕尔宗坛城窟等石窟供养人中僧装者均位于俗装者前，这种僧装者位于俗装者之前的供养人像也见于敦煌石窟，这与僧俗结社修建石窟而僧人为组织指导者有关[33]，亦可能为供养家族中出家者形象[34]。古格王室为弘扬佛教常有王室成员出家为僧并主持僧团，如意希沃、绛曲沃等，该传统一直延续至古格末期。家族成员出家为僧的现象在中下层贵族或平民中也应普遍存在。皮央Ⅰ区K79、卡俄普礼佛窟、帕尔宗坛城窟供养人中的僧装者可能为供养家族的出家者，僧装者居前表现出供养人对佛事活动的尊崇。

图3：东嘎Ⅰ区K1南壁僧俗听法图

图片源自：《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58页。

结语

象泉河流域石窟年代以公元11世纪左右相对较多，此时绛曲沃迎请阿底峡，赞德召开“火龙年大法会”为古格王朝弘扬佛法的标志性事件，国王及一般贵族纷纷出资开窟建寺，促进了佛教在古格王朝的发展。随着佛教在古格的传播，供养佛事的阶层也在逐渐下移，出现臣僚、富贾供养开窟的现象。供养人服饰表现出的历时差异反映出古格时期俗民穿衣特点的演变，石窟壁画表现出的两性关系可以反映出古格时期男女在供养佛事过程中地位均等。王室供养的石窟俗装供养人地位高于僧人，非王室供养的石窟僧人地位高于俗装供养人，不同阶层僧俗关系的变化反映出佛教在古格时期的发展态势。

附记：象泉河流域石窟壁画保存状况较差，本文仅对现存壁画的分析不能反映出象泉河流域石窟供养人群体的全貌，不足之处望学界批评。

[参考文献]

[1][美]赫尔穆特F诺依曼著，魏文捷译.西藏西部壁画风格探析[J].敦煌学辑刊，2001（1）.

[2]康格桑益希.阿里古格佛教壁画艺术的审美特征[J].西藏大学学报，2001（3）.

[3]霍巍.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J].考古与文物，2005（4）.

[4]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K1）壁画题记释读与相关问题[J].文物，2016（7）.

[5]霍巍.试析东嘎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画——兼论西藏西部早期佛传故事画的式样及其源流[J].西藏研究，2000（4）.

[6]霍巍.西藏西部佛教石窟中的曼荼罗与东方曼荼罗世界[J].中国藏学，1998（3）.

[7]霍巍.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J].文物，2007（6）.

[8]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5）.

[9]任赟娟，王瑞雷.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女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图像变迁与信仰传承[J].敦煌研究，2019（4）.

[10]霍巍.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供养人像服饰的初步研究[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1]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J].中国藏学，2003（2）.

[12]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J].敦煌研究，1995（3）.

[13]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4]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查那路甫石窟调查简报[J].文物，1985（9）.

[1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6]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J].文物，1997（9）.

[17]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18]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J].考古学报，2001（3）.

[19]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尔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J].文物，2007（6）.

[2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J].考古学报，2009（4）.

[21]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的调查[J].文物，2003（9）.

[22]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遗址坛城窟的初步调查[J].文物，2003（9）.

[23]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J].文物，2007（6）.

[2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发现的两座佛教石窟[J].文物，2002（8）.

[25]彭措朗杰.托林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

[26][匈]西瑟尔卡尔梅著，胡文和译.七世纪至十一世纪西藏服饰[J].西藏研究，1985（3）.

[27]韩翔，朱云英.龟兹石窟[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

[28]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古格故城（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9]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0]张先堂.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08（4）.

[31]阿旺扎巴原著，罗伯特维达利注释.古格普兰王国史[M].新德里：Indraprastha（CBT），1996.

[3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古格故城（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3]张培君.唐宋时期敦煌社人修建莫高窟的活动——以供养人图像和题记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2008（4）.

[34]沙武田.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J].敦煌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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