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寨遗址

〔概况〕姜寨遗址，于1972年9月发现，1979年发掘。包括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其址在县城北一公里处的姜寨村南，临河北岸上。是我国对新石器时-古发掘中，迄今所见最完整的村落遗址。遗址中间偏东有公路南北穿过，西北角极少部分为姜寨村所压，面积5万平方米左右。村南有临河，为天然屏障，东、北两侧有弓形环绕的围沟3条，是村落的防卫设施。村落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两大部分。沟内为居住区，中心是广场，广场四面各有房群，房门都面向中心广场。东南部临近围沟处的大型房子是氏族公众活动的地方。

〔出土文物〕(1)房址，共120多座，其中属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于河南渑池仰韶村首次发现故名，属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半坡早期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等。约公元前5000～3000年。）半坡类型的100多座，史家类型的4座，半坡晚期类型的7座；龙山文化（系新石器晚期文化，1928年最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属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仰韶文化之后，约公元前2800～2300年。）的10多座。房址平面有方、圆两型，分大、中、小三种：大房一座，面积120平方米；中型房4座，平均面积80平方米；其余小型房，面积20平方米左右。营建方式有地穴、半地穴和平地建筑三种。结构是土壁，壁柱，茅草顶。一般都有门道，门道上有门篷，下有门坎。房子中心是灶坑，灶坑周围一般都有1、2、4、6个不等的柱洞，共129个。有的柱洞周围有非常坚硬的土圈。灶坑共300多个，属半坡类型的200多个，半坡晚期类型的30多个，其余属庙底沟和史家类型，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并有深穴、浅穴及灶面之分。(2)窑穴，烧制陶器的陶窑共4座，属半坡类型。窑门为圆形。由火膛、窑门、窑室和环形火道构成。储藏东西的窑穴共有400多个，交错地分布在住房附近。其中属半坡类型的200多个，特点是多半有二三个台阶，可以旋转上下。属史家类型的30多个，庙底沟类型的5个，半坡晚期类型的80多个，属龙山文化的40多个。窖口有圆形、方形和圆角方形、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一般是口径1米，底径2米左右，深2米左右。早期的更小、晚期的更大。(3)墓地，有3处。一号墓地在围沟东外，属半坡类型，自北而南，首先是一群婴儿的瓮棺葬，接着是未成年的小孩墓和成人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殉葬品一般为5至7件，有尖底瓶、钵、盆、碗、罐和蚌、骨等各种装饰物和石质工具。二号墓地在遗址的中心，属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绝大多数为多人多层次的二次葬。一般墓中，埋葬10多具或20～30具，最多的达70～80具。殉葬品多是小型带盖罐和葫芦瓶。三号墓地在一号墓地近东偏北，葬式和殉葬品与一号墓地大同小异。墓地中共有土坑墓300多座，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130多座，史家类型的180多座，半坡晚期类型的3座，龙山文化的5座。有瓮棺葬200多座，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170多座，史家类型的40多座，半坡晚期类型的2座，龙山文化的1座。

遗址出土文物1万多件质地有石、骨、角蚌及陶器等。有石、骨制的斧、铲、铧、凿、镞、骨针、骨鱼钩等生产工具，骨石制的笄、珠、环和坠饰、蚌饰、贝饰等装饰品。

陶器出土较多，陶制的钵、盆、碗、罐、瓶、壶、盂、杯等多种生活器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属史家类型的有敛口浅腹钵、平底碗、带盖小罐、大口鼓腹瓮、直口直腹尖底罐、葫芦瓶、短颈壶等。纹饰有绳纹、弦纹，指甲、席布纹少见。彩陶多为黑彩，有鱼纹、鸟纹、圆圈纹、圆点纹、弦线纹、黑条带纹、椭圆点纹等，器具里施有彩色者实属罕见。(2)属庙底沟类型的有曲腹碗、钵、双唇口尖底瓶、平底瓶、鸡冠耳罐、直壁平底杯等。纹饰有绳纹、细线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彩陶有弧线纹、鸟纹、曲线纹、圆点纹等。黑彩多施于钵、盆的外上腹或口沿上。（见下图）(3)属半坡晚期类型的主要是敛口曲腹平底碗、钵，宽平沿盆、附加堆纹罐、带流罐、喇叭口长脖尖底瓶、大口直壁瓮等。纹饰以粗绳线、细线纹为主。

在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40多种120多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多数跟半坡遗址刻划符号相同，这是那时的文字，有些已经被破读。

姜寨遗址的出土文物，包括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它说明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部落在这里生活了约3000年之久。

考古故事：回忆姜寨遗址和史家遗址的发掘

1968年陕西省考古所解散，考古所员工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有的分流到文管会或博物馆。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保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省文管会。

1971年，周 恩 来总理做出“文革”中要注意文物保护的指示，此后全国文博事业逐渐恢复，其中陕西省恢复得最快，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得到了中央的特别重视。当时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古代史，家属在西安工作，我经同学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调动工作，1972年我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

姜寨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发掘

姜寨遗址是1972年发现的，此前农民修公路、梯田时就有墓葬、文物发现，但当时县里没有文物干部，对此无人问津。直到1972年文物工作恢复，当地文物干部赵康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并逐级上报。姜寨遗址东头地势高，平整土地时遗址东部被挖去两米土垫在西部，遗址上层遗存破坏严重，下层的早期聚落竟“逃过一劫”。

1972年春冬两季，半坡博物馆依据破坏情况对姜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那年我刚入职半坡博物馆，又是党员，党支部安排我顶替生病的同事，暂时负责人事工作，并且每周一、三、五给年轻同志讲授历史文献，所以没能参加野外发掘。

姜寨遗址探方发掘现场

1973年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要求重用业务干部、知识分子，原先姜寨遗址考古领队是半坡博物馆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出身。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的，半坡博物馆的业务干部都算是我学弟，所以姜寨遗址考古领队的职务就落到我头上了，张鼎玉任副队长，他是西北大学1962届的。实际上姜寨遗址大规模、正规的发掘始于1973年，此前发掘人员多是从陈列部门、群工部门临时抽调的，发掘面积也十分有限。

姜寨遗址瓮棺群清理

1973年至1979年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我主持，那时候就已经强调领队负责制了。我在考古队住处挂了一张“指挥图”，每天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都要及时标在图上，并统一编号。工地上人很多，算上民工经常是上百号人，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都来实习过，还有工农兵学员及各县市文物干部。因发掘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为对全体队员提出起码的工作要求，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遗迹单位登记表。

经过数次发掘，逐步揭示了环壕内五组房屋朝向中央的聚落布局，但聚落中央并未发现与房屋同时的遗迹，却揭露出了姜寨二期合葬墓，对这批墓葬文化属性的探索，最终导致了史家遗址的发掘。我当时暗自忖度，姜寨一期聚落中央到底有没有大房子、广场或图腾柱？刚好搞民族考古的林耀华、李仰松及宋兆麟等先生来参观，我就向他们请教民族学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来考察，和我讨论问题，我从不有所保留。石兴邦、严文明、张忠培、曾骐等先生也多次来指导发掘，使我很受启发。陕师大历史系斯维至教授年逾六旬，要求在工地上观摩考察、参与发掘，令人十分感动。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夏鼐先生带着一大帮与会学者先后去了兵马俑和姜寨遗址。在兵马俑发掘现场夏先生发了一顿牢骚，要求查看发掘记录，也拿不出来。到了姜寨遗址，夏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对发掘情况表示满意。夏先生征询苏秉琦先生的意见，苏先生说，全国都还没发现过保存得这么好的史前聚落，发掘的科学性也强。会议结束后，我邀请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去半坡遗址博物馆，看看近几年其他遗址的发掘材料。在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十分兴奋，说他想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慢慢看，苏先生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把小口尖底瓶从早到晚排个队。安志敏、石兴邦、邹衡、张忠培等先生对姜寨遗址的发掘十分满意，对半坡博物馆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姜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以东的史前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1973年至1975年我去渭南湭河流域调查了三次，湭河两岸遗址分布特别密集。1973年我与张鼎玉、张瑞岭从渭南县城沿河沟向南踏查，史家村恰好位于湭河支流交汇处。我们在史家村发现了两片墓地，一片为庙底沟墓地，另一片就是史家墓地。史家村南修公路，在白庙村旁翻出了一片庙底沟类型墓葬，被破坏得很可惜，很多陶器直接被砸烂垫路。濒临湭河有一大片竹园，史家墓地就在竹园旁边。农民在种庄稼的过程中使得部分墓葬、遗物暴露出来，其中就包括葫芦瓶残片。其实，早在1958年张忠培先生就曾调查过这一地区，并发现了白庙遗址等，可能是由于那片竹园的遮蔽而错过了史家遗址。

史家遗址发掘的原因还得说到姜寨遗址，1975年姜寨二期墓葬发现后，我已经察觉姜寨二期与一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葫芦瓶具有典型性，小口尖底瓶略有区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我们希望发掘一处与姜寨二期内涵相似且遗存更加丰富、典型的遗址，史家遗址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197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带着左忠诚、王仲纪就去了史家村。那时候，史家村很穷，农民吃不饱，一个劳动日才值五分钱，有些农民甚至白天步行35华里路到县城去要饭。村里没办法接待，考古队派不上饭，也没地方住。我们就驻扎在附近的庙里，那个庙原来是村小学，由于没有老师，学校关了，房子也就空下了。把课桌集中到墙角，铺上床板，就解决了住的问题。我们到阳郭公社粮站买粮，一半苞谷面，一半白面，后来找不到社员做饭，就把王仲纪的老婆请来烧煮。王仲纪夫妇住在庙里，我和左忠诚又搬到了村长家里，村长的兄弟在考古队当学员，村里的妇女、老人在工地上干活，春天挖了三个月，秋天挖了一个多月，年底生产队给农民结算时，一个劳动日能分到两毛钱。

当时半坡博物馆考古队有十几个队员，我同时负责四个考古工地，还有调查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姜寨遗址、史家遗址间来回跑。我由西安坐公交车到渭南县，有时步行去史家遗址，有时骑工地上的自行车。最怕遇到下雨天，小腿上裹一层烂泥，自行车也推不动，只能中途寄存在农户家。很多来姜寨遗址参观的学者想去史家遗址看看，大多因为交通原因未能遂愿。

史家遗址探方一开，就让人激动得不行，遗址很单纯，和姜寨二期面貌一致，除了边缘少许墓葬被破坏，大多保存完好，共发掘了43座合葬墓。此后一系列类似的遗存也被识别出来，如铜川吕家崖、合阳吴家营等遗址。后来，我陪安志敏先生去考察蓝田泄湖遗址，当地兽医站掏窑洞，窑壁上恰好暴露出一座与史家遗址类似的墓葬。北京考古界获知史家遗址的发现后，催促我赶紧把发掘资料整理出来，1977年我将简报寄给《考古》编辑部，第二年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我在写文章时，将这类介于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遗存称之为“史家类型”，也有学者称其为“姜寨二期类型”或“半坡类型晚期遗存”。（中国文物报 巩启明/口述 唐博豪 肖宇/整理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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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红色遗址——新寨子战斗遗址

该遗址位于神木县解家堡乡新寨子村。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神木县委在园条塌村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新寨子战斗方案。新寨子是敌人在苏区边沿的一个大据点，兵力较强，工事也相当坚固。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与强敌硬拼，应先打敌人战斗力较弱的驻花石崖的骑兵。但特委派员坚持集中兵力先打新寨子，再打花石崖，以为这样便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会上王兆相被任命为此战的总指挥。

3月26日，我方在九五会村集结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赤卫队员近2000人待命。29日晚上，着朦胧夜色，我方兵分两路向新寨子进发，一路由团参谋长刘鸿飞指挥，一路由代理团长王进修指挥。拂晓时分，我方发起强攻。敌人的火力配置有序，加之工事坚固，我军几次冲锋都没成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指挥不灵，行动比较混乱。团参谋长刘鸿飞在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没有作战经验的赤卫队员们不断阵亡。王兆相觉得战斗很难取胜，如果敌骑兵闻讯赶来增援，红军会腹背受敌，那样就更危险了。于是，他跟几位领导人研究后，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这次冒险战斗，红军和赤卫队伤亡百人之多。

杨官寨遗址！一个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

作为西安人，咱最骄傲的是啥？

当然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们生活的这个古都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说起来简直就是满满的自豪感

目前的官方资料显示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

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

3100多年建城史

1100多年的建都史

BUT！更重磅的来了

最近考古学家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西安建城史、建都史或可提前至5500多年前！

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源头何处寻迹？西安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根脉是否还有时代更早的实物佐证？距今五六千年前生活在关中地区的史前先民如何实现“入土为安”？随着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的深入发掘和研究，探究这些问题的蛛丝马迹逐一显露。

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首次发现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据杨官寨考古队领队杨利平介绍，这片墓地位于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外的东北部，西距东段环壕约530米，总面积在9万平方米左右。目前实际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已发现庙底沟时期墓葬339座，墓葬分布的极为密集，初步预测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

据介绍，本次清理的墓葬以偏洞室墓为主，兼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和半洞室墓，其中的偏洞室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近400年。

聚族而葬，“国家公共墓地”初露端倪？

竖穴偏洞室墓M283

本次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墓葬规格基本相近，都是小型墓葬，且随葬品非常少，对比早年在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西门址两侧大量出土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二者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因此推断这批墓葬应该是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时期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墓地内的墓葬分布如此密集，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例庙底沟时期的墓葬之间存在有打破关系，且所有墓葬均排列较为整齐，在部分墓葬开口平面的东端或西端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有可能为“幡”类墓上建筑遗存，用来标识单个墓葬的位置，证明当时的人们在营建墓葬的过程中曾经过一定的整体规划，类似于后代文献记载的“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并可能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持。

西安建城立都的最新佐证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其中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

而通过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杨官寨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在该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建造有大型环壕的庙底沟文化聚落、两侧成层摆放大量陶器的西门址、环壕内部疑似堆土迹象、聚落中央的人工水利设施等，加上本次发现的东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无疑勾勒出了一个早期城市的雏形。

下一步，考古队还要探寻西门址外可能对应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东区墓地可能对应的东门遗迹和聚落内部中央大道，如果这些推论都能得到证实，那么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时期关中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聚落的都邑性质必将展现无疑。如此一来，西安市的建城史、建都史或可提前至5500多年前的庙底沟时期。

最早中国何处寻迹

杨官寨遗址鸟瞰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大致是从距今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迹象，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增加，大型聚落出现，文化高度发达等等。而距今6000至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其分布范围以关中地区为核心，并向周围强势扩张，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聚落，其规模巨大的聚落、环壕等，无疑需要动用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完成，而这仅凭杨官寨一个聚落的人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表明当时这样一个聚落已经具备了组织周边区域和聚落的人集中到一起开展大型工程的能力。加上本次大型居民公共墓地的发现，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杨官寨遗址是一处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很可能就是最早中国的雏形， 并为后来国家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

>>知道一下

什么是庙底沟文化

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其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的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相一致。其分布中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范围较大。

来源：西部网

编辑：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