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吕墓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犁头尖山麓。2010年，孙吕墓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第六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名人墓葬 —— 孙子秀墓

孙子秀墓位于梁弄镇贺溪村建隆自然村建峒岙石井山（又名后象鼻山）东坡，这里青山绿水，石多洞奇，环境幽雅，是理想中的一处风水宝地。南宋名宦 “ 开府仪同三司 ” 一品阶衔孙子秀便是该墓的主人。

孙子秀墓周边环境

孙子秀墓是孙子秀与其父孙大年的合葬墓。2011年3月，为了统一名称，余姚市文管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会议认为此墓有如此之规格，完全是由于孙子秀的政治地位，故建议定名为 “ 孙子秀墓 ”。同年4月，余姚市人民政府采纳该建议，并发文进行了更名。

孙子秀墓墓道回眺山下

孙子秀（1212—1266），字元实，号静见，世居梁弄姚巷。他自小聪慧勤奋，熟习《诗经》，于绍定四年中举，次年又登进士第，就任江苏吴县主簿。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为官清廉，深得民心。

其父孙大年（1185-1267），字诚斋，号古严，生前无官职，父以子贵，授朝散大夫。他晚于孙子秀一年去世，享年83岁，与子同葬。

该墓是余姚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墓葬。据实地调查及老人口述，此墓园建造规模十分宏大，从山下官道至墓地铺设长约2公里的墓道，都用鹅卵石砌成，宽可五马并行，还特置进丧、转丧两石桥（现桥已毁），使送葬人不必走回头路。

孙子秀墓墓道

墓道尽头为石砌台阶，登台阶后为一约300平米的圆形平台，作为祭扫时的拜坛。拜坛前部为石碑亭，整座石亭为花岗石建成，上置云纹石梁和石雕飞檐亭顶，中间立棕红色石碑，约2.5平方米，上刻宋太常少卿、右司农、临安知府孙子秀生平。绕过碑亭，有石桌、石凳，桌上有石质祭品90件。

墓前立有4个石翁仲和2匹石马，他们成横向排列，左右各一文一武，文官在前，武官在后，武官一侧还各立有一匹高大配鞍的石马。石翁仲高约2米，粗至两围，文臣头戴进贤冠，身穿朝服，手持朝笏，文质儒雅；武官身披盔甲，双手按剑，石马旁立，英姿飒爽。石人、石马精雕细琢，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精品。目前石人石马大半埋于土中，只露出上半身。

墓前石人石马

再往后便是墓主体，整座墓圆周约90步（估计直径为20多米），高约一丈八尺（近6米），封土高30米，与山脉浑然一体。墓道口约有1.5平方米大小，墓门做成地面建筑形式，散落有石屋顶、石瓦当、石斗拱等残件。墓后有数百块赤色条石砌成的半圆形护墙。墓室内由于未进一步发掘，故情况不知。

墓室门屋顶飞檐残件

墓室门石斗拱残件

墓区内还出土孙子秀墓志铭和其父孙大年墓志铭。其中孙子秀墓志铭断裂数块，剥蚀严重，孙大年墓志铭尚清晰可辨。

孙大年墓志铭

孙子秀墓志铭残片

孙子秀墓的发现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余姚地区唯一一座目前发现的保存较好、级别较高的南宋名人墓葬。其次，孙子秀是南宋名臣，其墓葬对于研究其生平事迹是一个重要的实物补充。再次，从墓葬本身来看，其规模较大，封土很厚，风水极佳。从地表的石雕像观之，雕刻相当精细，纹饰相当丰富，是浙东地区保存最完好、雕刻最繁复的石翁仲，对于研究南宋服饰、盔甲、纹饰有着重要作用。文臣武将的排列方式也有别于一般的沿墓道纵向排列，而是在墓室口横向对立，给南宋名人墓葬形式提供了别样的例证。此外，孙子秀墓对研究南宋品级墓地的制度与丧葬习俗有一定的作用。最后，东钱湖之外规格较高的南宋墓地石雕多已搬离原址，孙子秀墓还保持着原状，这与保持文物现状的原则相一致。孙子秀墓于2017年1月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鼻祖，精心设计自己墓室，900年后，子孙打开了他的墓门

“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盗墓之风自古盛行，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戏称，盗墓者和施工者是发现古墓的两大“功臣”。但毫无疑问，盗墓与考古有明显区别，盗墓为的是填满自己腰包，考古却是为了保护和抢救文物。

进入21世纪后，国内曾发生一起十分荒唐的盗墓案件，考古学的鼻祖，墓门竟然被其子孙打开，墓中文物被盗。这个盗墓的人叫吕富平，吕富平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他的先祖却是个厉害人物。

他的先祖叫吕大临，吕大临是北宋名士，陕西蓝田人。吕家世代书香，吕大临和自己的父亲兄弟加起来一共5人，5人居然全部金榜题名，这种情况在古代仅此一例。

吕家4兄弟在朝廷任职，各个领域都有成就，整个北宋，能与苏轼苏洵苏辙“三苏”并列的只有这“蓝田四吕”。

吕大临是4个兄弟里年纪最小的，他曾经向程颢、程颐求学，学问广博，一生著述甚丰，留有《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擅长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碑碣，被后世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视为中国考古的先行人物。

公元1090年，吕大临去世，享年47岁。去世后，吕大临自然葬入了老家陕西蓝田县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地。而前面提到的吕富平，祖上正是吕氏家族一支，世代负责守护吕氏先贤的墓地。小时候，父母就常常带吕富平去祭祖。

长大后，吕富平去了西安打工。他知道家族墓地的价值，和其他人交往时以此吹嘘，结果几个人利欲熏心，决定靠盗墓发一笔横财。2005年12月某天，村里有人办喜酒，乡亲们都去祝贺，吕富平也去了。

但吕富平那会儿其实刚回乡几月，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同伙暗中踩点勘察。酒席吃到一半，吕富平悄悄溜走，和同伙一起直奔吕氏家族墓地。吕大临和其他吕氏先贤的墓室，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如吕大临的墓就有2个空穴作掩饰，这是后来考古专家抢救时发现的。

只可惜，再怎么精心设计，也敌不过子孙想发财的心。吕富平带着自己的同伙炸开洞穴钻入墓室，将找到的文物全都搬回家。第二年年初，吕富平的案子被发现，警方查获其从家族墓地盗走的89件文物，国家一级文物有3件。

吕大临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去世900多年后，吕氏家族竟然会出这样的不肖子孙，如果他还活着，恐怕也要被气死过去。而就在吕富平的事传出去后，越来越多的盗墓者闻风而动赶到了五里头村，尽管文物部分派人看守，8个月内仍然发生了3起盗挖案。

无奈之下，从2008年开始，考古专家只能对吕氏家族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700多组随葬物品、砖石墓志铭24合，墓葬共计29座。在吕富平案中，2名主犯都被判死缓

一周一墓——吕大临家族墓（古物地域性研究资料必备欢迎关注、分享）

因本周一器的特殊性，为后朝仿古青铜器，此类物件集中出土的情况比较少，多为墓主生前有收藏爱好的有出现，有代表性的可考墓葬，笔者本周选录了吕大临的家族墓，其中有出土后仿前朝的同类品，以作此类参考，了解背景。

遗址名称：吕大临家族墓

遗址时代：宋代

遗址地点：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

发掘单位：陕西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

发掘时间：2006年1月中旬

吕大临(1040～1092)，号芸阁。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代表作品《易章句》;《礼记解》。

其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因为葬在蓝田，吕氏后代遂移居蓝田。父比部郎中吕蕡共有六子，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大临为幼。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吕大临一生，先投张载，后投二程求学，无心仕途，最后以门荫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

吕大临和他的三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均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人皆登及第，唯独吕大临气质刚强，尊横渠先生教诲，“不留连科举”，更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当时，关中地区涌现出以张载为首的博学鸿儒，被后人公认为“关学派”。吕氏兄弟也被公认为关学大家。吕大临与他俩个兄长吕大忠、吕大钧投入张载门下求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的精研与实践。晚年开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和文字注解。

元佑七年（1092），范祖禹以其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就去逝了，时年仅四十七岁。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关学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资料。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学术成就，吕大临都首先应该是理学家和关学大师，然后才是金石学家，它的金石学研究是为其论道考礼的经学研究服务的，他在经学、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远大于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吕大临的主要著作有：

《礼记解》

《大学解》

《吕氏家礼》

《考古图》10卷

《易章句》1卷

《大学说》1卷

《礼记传》16卷

《论语解》10卷

《孟子讲义》14卷

《玉溪先生集》28卷

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不但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学的基础。他将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象，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音句》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代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当作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吕大临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可以说，吕大临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对此，他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说明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的目的，也反映了吕大临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这么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南宋时朱熹说他“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颢相比而论。可惜吕大临不幸早死，时年只有四十七岁，程颢称他“涵养深醇，妙达义理”，特哀大临“不幸早死”。

2006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

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7），而吕大临却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据有关资料，吕氏家族墓共有吕氏四兄弟及吕通等人墓冢15座，现封土俱夷为平地，地上已无任何标志。据盗墓者交待及当地村民介绍，为盗掘吕氏家族墓，盗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踩点勘查，最后选定了位于果树林中的一座墓葬进行爆破盗掘。由于墓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匆忙，他们第一次仅盗走了墓内的部分文物。为了便于再次作案，他们离开时对盗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伪装。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网。因此，被盗墓以及未被盗掘的吕氏家族墓中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物。由于吕氏乃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座墓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吕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响也最大的吕大临墓中当有更多更为惊喜的发现。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在进行鉴定工作时，首先要区分仿制品与伪品，不应将仿制品列为伪品。其次仿制品对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文化艺术也有着一定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给予适当的评价。宋代以前的仿制品已很少见。宋代由于金石学兴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铜器，并认识了《三礼图》的错误，遂改依古代青铜器仿制礼器，用来作为庙堂之祭器。宋代仿制情况见于宋翟汝文《忠惠集》及清孙诒让《政和礼器文字考》等。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仿春秋时期宋公戍钟而制作的大晟钟，尚有流传至今者。清代的青铜器图录书中也著录了一些宋仿铜器。元代官府出蜡局亦曾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了一批祭器。明代著名的宣德炉有许多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加以变化而制作的。

吕大临家族墓于2006年被发现，历时四年发掘，至2010年方才告罄，项目获得了中国20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吕大临家族墓共出土文物600余件。其中有青铜器、陶器、瓷器、石器、铁器、锡器、金银器、漆器、珠贝器等，种类中瓷器数量最多。研究分析吕氏家族墓藏品，给人最大的感受是种类极为丰富，可能是中国墓葬中的唯一。这种类丰富的另一个术语就是成系列，成系列又意味着刻意、专门、系统，这均是一个学者、专家收藏的基本要素。吕氏家族墓藏品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学问家收藏家的精心所为。

因盗掘原因，目前现世出土文物并不算多，部分文物欣赏：

考古鼻祖北宋吕大临墓的发掘视频：

http://www.56.com/u64/v_NTE5MzMxND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