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堂位于

王府井大街74号，为北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名圣若瑟堂，原属葡萄牙耶稣教会，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光绪廿六年（1900）毁于火灾，三十年（1904）重建。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仿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立面比例严谨，墙面砌工讲究，砖石雕刻细致。为北京地区著名天主教堂之一。

2013年5月，东堂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信息来源：北京市文物局

说东道西南小街 （六）：东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以前叫堂子胡同，满清时期，堂子是皇族的神庙，凡是出征打仗、新年拜天等大事都要先祭拜堂子祈求保佑，堂子原址在南河沿南口东边贵宾楼饭店位置。东堂子胡同的堂子和满清皇族的堂子是两码事，东堂子是明朝时的妓院，那边是祭神，这边是妓女。

堂子是妓院的旧称，用“堂子”命名胡同，想必古时候花街柳巷热闹非凡，离东堂子不远的金鱼胡同西口对面也有一条堂子，为了便于区别，便有了几百年历史的东堂子和西堂子。宣武区南横东街南边儿有条南堂子，菜市口大吉片那块儿有北堂子，西城有西单堂子，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南边儿还有上堂子和下堂子，而东堂子胡同东口对着赵堂子，我没算过北京到底有多少条“堂子”，就这几条至今也没捯明白。

说来奇怪，我在南小街附近住了十来年，居然很少走过东堂子胡同，从小街儿去东单经由西总布和外交部街习惯成自然。对东堂子胡同熟悉起来是因为一次偶然路过，看到一些风雨沧桑的老屋，才开始有兴趣去了解它。

从小街进东堂子胡同东口，很显眼地看到南侧有座红色砖墙和红色瓦楞铁两面坡顶的三层洋楼，这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的故居。

1910年底，东北大肆流行鼠疫，死人数万，清政府派英国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伍连德不负朝廷重托，到达疫区深入调研，采取多种防治措施，不到4个月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流行鼠疫，避免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这年伍连德才31岁。

伍连德名扬四海的第二年，成为东堂子东口著名建筑设计师华南圭设计建造的洋楼主人，直到1960年去世，楼房捐赠给他亲手创办的中华医学会。

伍连德生前恐怕想不到他无私捐献的洋楼几十年后的境况。三十年来，北京城肆无忌惮地拆迁，时至今日拆无可拆，这才想起老建筑是古城瑰宝，忙不叠地将漏拆的保护起来，但是伍连德故居这座具有文物价值的百年老屋，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我去过几次，老楼似乎没人管理，到处黑乎乎地像烟熏火燎过，残破的楼梯和地板咯咯吱吱每一步都担心漏下去，所有公共空间都塞满黏糊糊的破烂。住户们心安理得，视而不见，我离开时，一家白色绣花门帘里传出好听的佛教音乐。

与伍连德故居遥相呼应的是胡同西口北侧，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故居。

听说蔡元培故居对外开放，我专程去过，在东堂子走了几个来回居然没找到。最后一次去时才发现，原来在胡同尽西头北边，一排不起眼的倒座房辟出的非正规小门里，按照当下说法属于开墙打洞范畴。

蔡元培故居现在是东堂子胡同75号，以前是77号的东跨院。77号广亮大门雕梁画栋，三进院的后罩房改建成三间一启的“王府门”，里面是八十年代崛起的宫廷菜新锐厉家菜馆。75号蔡元培故居身后是华丽的励骏酒店，“故居”在高楼大厦下苟延残喘。

蔡元培租住跨院的5间倒座南房和后院北房西侧的两间平顶偏房。五间南房用来接待宾客，两间偏房陈设简朴，是蔡元培的书房和卧室。75号中院闲人免进，是77号院“厉家菜”的一部分，实际上中院与“故居”也本无关系，蔡元培由外院到后院走的是中院东厢房后身的夹道。据说为了方便游客游览，实际是防止游客进中院探头探脑影响人家菜馆生意，夹道东边像模像样地添建了一道游廊，小院档次提高不少，却完全改变了“故居”原貌，不觉让我想起植物园里的黄叶村。一个整体的村落荡平以后，凭想象而来的十几间房屋突兀那里成为曹雪芹故居，无论如何难以和西山脚下晚年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窘境联系起来，反倒觉得假如可能，倒是个休闲养生的好地方。

北京24中学在东堂子胡同中段，长约三百余步的围墙枯燥乏味，我似乎明白了当年和东堂子缺乏互动的原因。

24中学前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建的大同中学，民国时期是一所颇具影响的学校，与贝满、育英、汇文等校齐名，我父亲就是从这所学校出来走进了大学，家里以前还收藏着大同中学的校徽，记得是铜制深蓝色倒三角形小牌牌，小时候我还一直以为这所学校在山西呢。

大同中学原址是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后裔的睿亲王府。坐吃山空的王府后人民国时终于穷困潦倒，将府邸抵押换钱度日，后因无力偿还债务王府拍卖，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群师生创办的“北平私立大同中学”校址。建国后，大同中学改为北京第24中学，学校一分为二，校舍搬到东堂子胡同，原址新建外交部街中学。上世纪末，外交部街中学（124中）撤并到24中，两校合二为一，24中校门又回归外交部街。（见笔者《外交部街》）

东堂子胡同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

总理衙门旧址是清朝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府。闹太平天国那年（1851年）领命去湖南围剿，没想到打输了，被咸丰皇帝革了职，府邸没收改做铸造硬币的铁钱局，没几年铁钱局撤销，1861年成为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创建伊始非常廉政，从筹备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院内门窗都是公务人员自己动手糊的。衙署开业初期虽然因陋就简，但是管得宽权力大，逐渐显山露水，改名外务部后，跃居六部老大，“部领导”薪水丰厚，全然不是创建初期办公经费窘迫之时了。

民国初期改外务部为外交部，搬到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建国后公安部接收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旧址，大拆大建成公安部人民来访接待站。据说仅余大门和一座小院。现在一堵不好看的围墙挡住了衙门口，透过墙头可见五间倒座南房和大门脊顶，这个在封建王朝曾经向全世界开放的院子，现在被公安部“屏蔽”了。

“总理衙门”东邻的47号是清末官办外语专科学校京师同文馆旧址。同文馆隶属总理衙门，初时招收八旗子弟，后来向社会和汉人开放。学校设多种语言和学科，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光绪二十七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上世纪80年代拆除，原址改建六层公安部宿舍楼。

1941年12月，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年，协和医院被日军查封成为兵营，医务人员集体“下岗”。儿科主任诸福堂和儿科医生吴瑞萍、邓金鍌一合计，决定创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转年2月，儿童医院在东堂子胡同31号，吴瑞萍家一处小楼开始准备，4月4日是当年的儿童节，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正式成立。这所医院就是现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新中国第一任儿童医院院长正是诸福堂。

东堂子胡同31号（旧门牌13号）二层小楼是协和医院医师吴瑞萍家祖产，可惜2005年被拆除。 50年代初，北京市领导找到诸福棠，就创办儿童医院征询他的意见。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何等聪明，当即把他们创办的儿童医院捐了，当年“六一”儿童节，北京市政府欣然接受献礼。接着，在著名建筑师华揽洪设计的南礼士路新儿童医院开工。1955年6月1日北京儿童医院落成，诸福棠被任命为该院院长。

与诸福堂、吴瑞萍、邓金鍌创建北平私立儿童医院的同时，同样被逐出协和医院，住在东堂子胡同25号（原门牌10号）的林巧稚也在小院挂起“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私人诊所的牌子。

林巧稚一生没有结婚，却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因此有“万婴之母”、“生命天使”和“中国医学圣母”等尊称。林巧稚居住的东堂子胡同25号在协和胡同北口斜对面，一座四面带回廊的小四合院，虽然现在院内插建了房屋，但依然看得出小院的精巧别致，现在是建国门街道外交部社区消防工作室。有些作者妄断东堂子胡同东口10号是林巧稚故居，明显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误导了慕名前来拜谒的读者。1965年北京街巷整顿重新规划门牌，东堂子胡同老门牌10号调整为25号，而东口的新门牌10号与林巧稚故居丝毫无关。

南小街的每条胡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东堂子胡同不像史家胡同大宅门里高官显贵，也不像什方院胡同曲折幽深小院孤芳自赏，东堂子胡同集中了一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

3号院住过北大教授、考古学家阎文儒；27号民国时期是华北水泥公司琉璃河工厂厂长季周时寓所，建国后成为建材局宿舍，住着混凝土技术专家黄大能和硅盐化学家吴中伟；29号是50年代中国男篮教练陈文彬祖宅；45号居住过著名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51号是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居住了30多年的故居；书法家、诗人沈鹏八十年代住在59号；55号是著名史学家史树青祖宅。

东堂子胡同仅有南侧的协和胡同一条支巷通往外交部街，第一次穿行这条小胡同我还奇怪，以为它和协和医院有什么渊源，后来才知道这条胡同以前叫蝎虎胡同，1947年改做协和胡同，大概因为谐音又距离协和医院较近的缘故吧。

协和胡同确如一只弯曲的壁虎，两侧的死胡同宛若四肢，东侧后肢6号院里有幢显眼的德式洋楼，它是华南圭在1930年为自家建造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华家没住多久便回到无量大人胡同的老宅，洋楼后来归谁所有不得而知。建国后洋楼长期被北京市列为优秀现代建筑来保护，近几年又进行了维护，虽然楼体色彩有了大的改变，但依然感觉得到它的巧妙和精美。现在洋楼院门紧锁，楼前长满青苔，看来已闲置很久，正如华家莫名其妙地搬回老宅一样，房屋管理部门令其长年闲置也实在莫名其妙。

状同壁虎的协和胡同首尾相接热闹的东堂子和外交部街，自身却是极其幽静，几百年来默默注视着堂子里人来人往，尖尖的尾巴悄悄甩向了外交部街。

《东莞明伦堂档案（第一辑）》赠书仪式在广东东莞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武勇）11月18日，由东莞市档案馆编、刘志伟主编的《东莞明伦堂档案（第一辑）》赠书仪式在东莞图书馆举行。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棠，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陆世强，东莞市人大教科文卫华侨外事工委主任李炳球，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梁凤鸣，东莞市档案馆馆长连希波，东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翟婥莹以及受赠单位等领导和嘉宾50多人出席了赠书仪式。

《东莞明伦堂档案（第一辑）》赠书仪式现场。主办方/供图

2020年6月，《东莞明伦堂档案（第一辑）》共50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东莞明伦堂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东莞最重要的地方组织之一，对东莞近代地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东莞市档案馆现藏有东莞明伦堂档案共549卷，共12417件，时间自1838年至1949年，内容涉及组织人事、沙田财务、教育医疗、水利交通等方面。为了尽量保持档案收藏的原貌，该书采取按照东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次序原件影印出版。第一辑共收集各类档案5098件，档案种类丰富，形态多样，包括合同、条约、信函、公牍、章程、账册账单、报表、电报等凡十余种。

东莞市档案馆非常重视明伦堂档案的整理研究。2017年，明伦堂档案列入国家档案局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东莞市档案馆对明伦堂档案开展了规范化整理编目与数字化扫描工作，并根据档案文件的形态、主要内容、涉及人物等进行自拟定名，使每一件档案都可以比较直观地让读者了解其主题。2018年7月，东莞市档案馆等单位召开了“东莞明伦堂档案学术研讨会”。2019年，为满足学界对明伦堂档案研究需要，东莞市档案馆进行了出版准备工作，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主编刘志伟教授组织整理团队对所有档案文件进行了严密的考订，完成了初步整理，后续将陆续出版。

东莞明伦堂具有鲜明独特的东莞地方历史特色，其档案对研究近现代东莞乃至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段东升认为，开发研究明伦堂档案，对丰富东莞文化历史内涵、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刘志伟教授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渊源和发生机制，东莞明伦堂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由此，明伦堂档案的历史价值尤为珍贵。

《东莞明伦堂档案》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将对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度，推动东莞、大湾区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奇盛京 | 古城遗珍之教堂，大东门外“西风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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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巷情倾诉古城旧事

邻居们搬走了，建筑也变了模样，但是路仍是那条连着熟悉的地方。城市中的摩肩接踵，车水马龙，从巷子里散，又在巷子里聚。盛京百年，存于瓦舍勾栏市井里巷的友善气息从未散去，绵延至今，依旧是情真意浓。

穿行其中，不经意的瞬间，或许在身旁就有城市独有的印记。身在城市，孤独的人不再孤独，求助的手会被很快握住。

傍晚浑河旁微风惊起的涟漪，小南教堂下的喃喃祷告，无声电影下的似水流年，茶园大门内的婉转歌喉……泛黄岁月，沧海桑田，遗忘与更新并存着。

自然、生活、技艺、文化，融于城市变为组成城市的色彩。而城市也在人们的不断探寻中，从深处诞生出情感。

走进城市的字里行间，采撷往昔旧事，唤起久违的记忆，便成为生活中的幸事。

古城遗珍4-1

教堂，大东门外“西风东渐”

在沈阳大东门外，东关教堂深处正传来唱诗班的歌声，深沉、浑厚，透着肃穆安详的气氛。

在南乐郊路，远远即可看到小南天主教堂直插蓝天的哥特式尖顶，将视线引向苍穹。瞻仰之际，心中顿生震撼和庄严崇高感，同时又增添了对异域文明的好奇和神秘感——它们什么时候建成，为什么会耸立在这里？让我们穿越时空，寻根溯源。

清同治十一年（1872），时年30岁的英国牧师罗约翰刚刚新婚，他受到苏格兰长老会的差派，便携妻子远渡重洋，经烟台抵达当时商埠牛庄（今营口地区）购地筑室，开始宣教工作。他用一年时间学习汉语，并将福音对象重点放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就这样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首先受洗入教。清光绪二年（1876），他在中国传道人的帮助下，在奉天省城小北关租房设堂讲道。第二年，迁至西华门，不久又迁四平街（今中街一带），创建了最初的东关教会。

清光绪十四年（1888），他们在大东门外购地（即今天所在位置），并开始筹建教堂的大礼拜堂，当时峻峭巍峨的大礼拜堂，足能容纳八百个座位，教堂于1889年的10月22日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这在当时的东北是最大的基督教堂，取名为“东关教会”（沈阳基督教东关教会），原名为基督教长老奉天基督教会。当时由于它建在东门外，又被叫做“东门教会”。

现在的东关教会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三自巷八号，占地面积4301平方米，建筑面积2830平方米，有信徒约30000人，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古老、人数最多的新教教堂。1907年，在义和团运动后东关教会得以重建，现今所保留的大礼拜堂主体为复建后的西式青砖建筑。

教堂内部的窗花是嵌在玻璃内侧的；房屋的内外墙均用木构架，构架之间填以砖或灰泥；屋顶为陡峭的双面坡顶，顶部有都铎式的梯形木质房梁结构。其建筑体形复杂起状，尚存有雉堞、塔楼。这种都铎式风格因流行于英国都铎王朝得名，混杂着传统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风格，整栋建筑别具一格。

1958年，全国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沈阳的信徒大多在东关教堂。后来，教堂又经过修筑与建设，于1990年修建后偏堂一处，1992年扩建了西礼拜堂，1998年在原礼拜堂后院建成了四层附属礼拜堂。

东关教堂的建筑风格，是英国都铎风格与盛京工匠运用传统材料的完美融合，整体建筑庄严肃穆。

最早把哥特式教堂带到沈阳的，是另一位神父——来自法国的方若望。

1861年，法国神父方若望（1805—1878）从营口来沈阳传教。他的这一举动，推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这次传教也将最早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带入了沈阳，这座建筑便是小南天主教堂。

沈阳小南天主教堂，可称沈阳天主教堂，亦称沈阳南关教堂、南关天主教堂，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乐郊路60号。教堂位于东院，坐北朝南，南北长66米，东西宽17米，通高40米。整体建筑面积为1100余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人，其规模之大，在全国屈指可数。

小南天主教堂的正面顶部有两个突出的方锥形尖顶，东西并列，上部装饰有“十”字架，有堂字120楹。教堂前面是三扇拱门，砖混结构，青砖素面，正面中央部位是大玫瑰窗，两侧有成排的小窗，内有24根石柱支撑，穹窿镶嵌着巨大的花纹。教堂整体建筑围廓在东西80米长，南北112米宽的青砖院墙内，房屋占地面积3213平方米，总面积9264平方米。

小南天主教堂光绪元年（1875）开始兴建，光绪四年（1878）完成，附设有育婴堂和学堂。教堂的西侧有一座四层楼房，是1926年建筑的主教府，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余平方米，房屋近百间。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同当时众多的教堂命运一样，小南天主教堂被拆毁。幸运的是，在1912年南满教区来自法国苏悲理斯主教让它重获新生。这一年，苏悲理斯利用《辛丑条约》中的庚子赔款在小南天主教堂的原址上重建竣工，重新建造的小南天主教堂整体格局沿袭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形式，尖形拱门、肋状拱顶与飞拱等，这种青砖堆砌构建的哥特式建筑极具异域风情，更显得有一种灰色调的古朴和典雅。

而后，小南天主教堂留存至今，在经历北伐、抗战和各样的大革命后，作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以它独树一帜的欧式风格矗立于沈阳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她惯看秋月春风，默默无语，又似乎总是在告诉人们：“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引自《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