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麟(1881--1951)，土家族，湖北巴东人。早年从军，后参加:武昌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被授以中将军衔。1943年回家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1982年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名誉。

1911年的武昌起义，让本已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从此，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中华民国建立了，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邓玉麟将军就是武昌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之一

1911年10月，邓玉麟参与了武昌起义的策划工作，被任命为调查部正部长、军事常驻筹备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弹药、军旗、符号、文告和给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各项工作。当时，起义时间定在10月8日中秋节的晚上。

起义前一天， 革命党人在试制炸弹时发生意外，起义总负责人孙武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紧急关头，邓玉麟主张当晚起义，众人同意。从下午6点开始，邓玉麟和另一位同志开始分别通知各营革命党人，并约定:只要一听到南湖炮响，城内城外各营同时出动。

晚上，城内和南湖门外驻军中的革命党人静静等待着炮响，随时准备行动。但是，直到深夜还没有动静。原来，当天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接受检查。当时已是深夜12点，炮兵中的革命党人一时找不到理由集合，而且炮兵要有步兵掩护才能行动。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就这样，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响，最终未能如期行动。

天亮后，邓玉麟离开炮兵驻地，冒着危险进城。在了解了步兵情况之后，他急忙渡江赶到汉口，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商量下一步行动。

10月10日，邓玉麟再次渡江赶往南湖炮兵驻地。晚上7点，从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传出第一声枪响。邓玉麟等人迅速要上蛇山，指挥所有大炮向督署轰击，援助城内起义部队的进攻行动。一时间， 城内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起义行动旗开得胜!

起义胜利后，遭到清军的疯狂反扑。邓玉麟率义军奋力抵抗，守住了武昌十里江防，为保卫首义之区作出了贡献。

后来，研究武昌起义的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邓玉麟连夜奔走三镇联络各部起义，没有他强占军械库并亲率南湖炮队从蛇山重炮轰击清廷督署，没有他在清军疯狂反扑时固守武昌的十里江防，这突发性起义的结局无疑将被改写，武昌首义的历史意义将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讲，是邓玉麟将军成就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将军的名字将与伟大的辛亥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参加起义的几个人结局各不相同：1911年10月9日武昌起义打响第1枪 武昌起义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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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起义的几个人结局各不相同：1911年10月9日中国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筹划起义时，枪支走火，被迫于提前起义。

武昌起义是很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的结局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推翻清王朝以后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在1908年前，革命党主要依靠海外知识分子以及会党人士，进行反清起义。

然而，海外知识分子的数量太少，而会党的成分复杂，又不是正规军，实力有限。

所以，之前一系列起义都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卵击石。

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黄冈起义。

起义的革命党只有700人，打着青天白日旗，占领潮州饶平县黄冈城。

而广东的清军最少也有七八万数量，区区700人哪里是对手。

满清潮州总兵黄金福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分别派遣部队夹击。

仅仅6天后，黄冈起义就被镇压。

负责阻挡清军的革命党牺牲200多人，其余只能分散逃走。。

通过以上的实例，可见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至理名言。

没有可靠的枪杆子，再好的革命理念也没有施展的空间。

从1908年开始，同盟会下属的各党派，都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军。

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反清革命党的大联盟，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很多党派。

这些党派虽都要求反清，政治理念却有不同。以光复会为例，它并不赞同孙中山“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建立现代化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反而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章太炎）。光复会另一个领袖陶成章也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

同盟会并非后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是组织严密的政党，而是比较松散，内部党派互相合作，也有对立。

孙中山是最高领袖、精神领袖，其他还有多个领袖，比如宋教仁、黄兴、黄元秀、蔡元培等人。

随着起义一次次失败，1908年以后，同盟会下各党派都将注意力放到新军身上。

所谓新军，就是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以后建立的新式陆军。

庚子事变之前，清政府建立了10万人新式陆军， 武卫军。

由于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大举进攻，除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在山东保存完好以外，其余几支武卫军都被打垮。

庚子事变后，满清政府深感国内局势混乱，国外列强不断入侵，又重新编组了新军。

1906年，新建的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

至1911年清亡时，共计成立十四个镇、十六个混成协、禁卫军2协，以及几个独立标、营。

而新军战斗力最强的，主要是以袁世凯武卫右军为基础，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摇篮。

另外，就是当年张之洞在湖北编组的湖北新军。

张之洞早在1894年就组建过新式陆军自强军，湖北新军的战斗力也很强，素质很高。

此次新式陆军，同以往的清军有很大不同。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是拿着西洋武器作战的封建雇佣军，训练陈旧不堪，军官根本不懂西洋战法。结果，他们被完全西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而武卫军，就比之前的清军厉害多了。他们装备了很多更先进的西洋枪炮，还聘请西洋教官进行训练。然而，武卫军仍然只是学到了洋人军队一些皮毛，主要是军官素质差，导致军队指挥非常差劲。庚子事变中，武卫军的武器和八国联军没有代差，但军官指挥混乱，根本不是七拼八凑洋人部队的对手。

此次新军和以往都不一样，采用类似于日军那种完全西化，尤其重视军官的培养。

但是，当年老百姓文化程度很低，能够学好西方军事的人，基本都是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很多还有留学经历。

满清制度从根本上的腐败和残暴，只能迷惑无知的愚民，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无效的。

况且，国破家亡的惨状，稍微有血性的中国人就无法容忍。

同盟会大量安插干部进入新军，进行反清宣传，准备进行兵变。

很快，这些新军军官普遍接受了革命思想，由此新军成为革命的主力。

后来分析，1911年武昌首义是新军起义，然后响应的陕西、湖南二省，是新军起义。接下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是新军起义。除上海、广东、广西辛亥革命起义是以民军商团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义均为新军起义为主。

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新军大起义。

其中，尤其湖北新军最为革命化。

湖北新军中，有着不少留日的军官，这些人很多就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党。

而渗透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主要是共进会及文学社。

尤其是1908年共进会首领孙武回到武汉后，在新军中有很大的发展，且在1911年同文学社一同行动。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派居正参与，服从同盟会的领导。

由此，共进会和文学社，成为同盟会全国起义的一部分。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11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

成都数万群众在四川总督府门口请愿，被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

一时间，四川民众震怒，在同盟会领导下开始四处起义。清政府失去对四川局面的控制，惊慌下免除赵尔丰职务，紧急命令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

清军兵力捉襟见肘，端方带兵走后，湖北地区已经没有其他部队能够增援。

武汉清军的防御非常空虚，是起义的绝佳时机。

在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始酝酿武昌起义，同盟会也尽力给予支持。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0月，文学社和共进会要求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

可惜，黄、宋都是被清政府通缉的要犯，进入湖北哪有这么简单。

直到起义爆发，这两人都没有来得及赶到。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研制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孙武受伤不轻。

俄国巡捕赶来查看，孙武和同志们及时逃走。孙武斗争经验丰富，立即下达起义的命令。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瑞澂也大肆抓捕革命党，一共抓住32人，当场杀死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名革命党骨干。

见情况危急，革命党只能背水一战，冒险起义。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班长熊秉坤等人紧急讨论，决定立即在10日起义。

由连长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9日晚上，新军中的革命党，基本收到起义的命令，开始做准备。

晚上7点，支持满清政府的排长陶启胜发现：共进会会员班长金兆龙与士兵程定国抱着步枪睡觉，身边还有一盒子弹。

根据军营的纪律，士兵不得随意携带实弹。

陶启胜大怒：你们干什么？要造反啊！

金兆龙回答：造反就造反！你能怎么样？

陶启胜挥手就打，两人激烈扭打起来。

程定国见状只得开枪，一枪将陶启胜打伤。

其实，陶启胜这处枪伤并不致命。随后他逃出军营，恰好遇到管带（营长）阮荣发前来镇压。枪响以后，军营已经大乱，革命党的士兵纷纷聚集起来准备作战。看到陶启胜突然跑出来，阮荣发误以为他也是革命党，开枪就打。倒霉蛋陶启胜又中一枪，最终重伤不治。

而陶启胜并不知道一件事，自己的亲弟弟、担任副班长的陶启元，竟然也是革命党。

一说，陶启元知道当天要起义，又知道哥哥秉性愚忠，无法被说服，甚至知道真相后还会大义灭亲。他就谎称为哥哥求了签，说他在当天有一个劫数，千万要在家回避，不能外出。

谁知道陶启胜根本不信，仍然去军营巡视。

结果，他成为武昌起义中第一个被杀的清军人物，也将名字写入了历史书中。

由此，武昌起义打响了。

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新军纷纷响应，总数高达3000多人。

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占领总督府。

火炮一响，湖广总督瑞澂吓得屁滚尿流，带着妻儿逃到长江的军舰上。

一说瑞澂不敢走前门，带着全家和随从赶到后门。

看门人已经跑了，仓促之下这伙人找不到钥匙。

此刻前门枪炮声逐步密集起来，瑞澂顾不上体面，从后门傍边一个狗洞钻了出去。

其实，革命军距离总督府还远得很呢。

瑞澂逃走以后，清军总指挥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心虚，不愿意留在城内等死。

他率部坚持了一段时间，也迅速逃走，清军顿时群龙无首。

由此，到了10月11日凌晨1时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此次起义的成功是具有一定偶然性的。

如果瑞澂和张彪能够沉着应战，固守待援，武昌起义未必能够胜利。

而两人只顾逃亡的丑态，也是满清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张彪对此颇为羞愧，将自己在天津的府邸张园，交给退位皇帝溥仪居住，不收一分钱，也算是道歉赎罪吧。

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众起义，占领汉阳。

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这是革命军，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

由此，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满清政府垮台。

那么，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人物结局又是如何？

各不相同。

这些人虽都是反清，不是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反而倾向于袁世凯的权威政府。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爆炸中受伤很重，没有指挥武昌起义。

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孙武亲自陪同孙中山多日。

孙武很快失去了军权，和袁世凯保持面子上的和平，得以委任一些参议之类的虚职。

袁世凯死后，孙武主要在武汉地区做一些实业，没有再带过兵。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以后，认为孙武没有反对北洋军阀，废除了他的所有虚职。

孙武从此隐居起来，到1939年病逝。

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很快也被袁世凯排挤，失去了军权。

吴兆麟少年从军，打了10多年的仗，不愿意再去厮杀，转而和孙武一样搞民生工程。

他脱离政治，长期在湖北搞水利工程，颇有建树。

抗战期间，吴兆麟年老力衰，患有严重哮喘病，不能离开，只能留在武汉。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强迫吴兆麟担任伪军总司令、湖北省首席参议等高职务，都被他拒绝。

吴兆麟名气很大，日伪不便于杀死他，就将其软禁。

1942年，吴兆麟因病情恶化而去世。

熊秉坤是起义军的参谋长。

和上面2个人不同，熊秉坤始终站在孙中山身边，参加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等等，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1930年熊秉坤担任武汉市长。到了抗战爆发，熊秉坤仍然坚持抗日，但年龄较大，已经无法领兵打仗。

抗战结束以后，年过6旬的熊秉坤开始退休的生活。

解放军占领武汉时，熊秉坤也没有逃到台湾，后来加入全国政协。

文革时期熊秉坤也被冲击，家被抄，在1969年病逝。

两个士兵金兆龙、程定国的结局就不同。

程定国坚决反清，后来却效忠袁世凯，参加镇压革命党，在1916年被革命党抓捕后处死。

金兆龙被升职为军官，但他性格粗鲁，脾气暴躁，和同僚关系极差，最后离开部队回了老家。

后来，金兆龙在北洋政府担任一些基层小职务，混口饭吃。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念他革命有功，让他担任“湖北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等低级军官。

金兆龙在1933年病逝，也算有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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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敲响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武昌起义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则乘间逃逸。致此，原定的起义领导人或被捕、或受伤和逃匿，变得群龙无首。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10月10日，阴云笼罩了整个武昌城，一大清早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就被枪决了。当整个江城的人们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揣测满清官吏下一步的目标时，谣言开始出现，并且迅速漫延。

谣言一、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已经落到了当局手中，很快就要按图索骥照名单拿人； 谣言二、官吏们正在趁机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假名册； 谣言三、凡是没有留长辫子的，不论何人，也不管是否是革命党，一律依法逮捕杀头。

对于前两条谣言是否属实大家都不得而知，而第三条大家却有目共睹，城墙上挂着的三颗脑袋确实全都没有长辫子。这个事实，无疑使谣言变得确凿可信。这些满天飞播的谣言，让革命基层组织的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当晚继续执行之前的起义计划。

晚上七点以后，在工程营后队所驻营房楼上，二排长陶启胜带领2各士兵例行查铺，看见金兆龙（后队队长）等几名士兵荷枪实弹，大吃一惊，强行夺下金的枪，并将金摔倒在地，金大声喊道：“伙计们，快动手！还等什么？”副队长程定国向陶启胜开枪，陶受伤逃跑。章胜凯、程凤林受到误伤，程定囯举枪将右队官黄坤荣、事务长张文涛击毙。徐少斌将阮荣发击毙。

此时，熊秉坤听见枪响，立即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仅集合四十余人，事不迟疑，熊立即与右队正队长杨金龙领队头，金兆龙押队后，率队出营向右拐。过右旗营房门时，熊朝天开了三枪，率众跑向楚望台。

当天守卫军械库的是工程营左队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枪声响起他们知道本营己经发动，监督官李克果和左队军官穿墙逾垣而逃，熊秉坤率领士兵登上楚望台，罗炳顺、马荣等守库士兵出来迎接，与之汇合，排长邝名功带来100多人，周定源、汪长林带来几十人，徐少斌又回营集合剩下的士兵赶来，于是工程营占领了楚望台，参加人数约400多人,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第二天武昌全城易帜。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很快向革命党人发来贺电，并组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推举汤化龙为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便组织谋略处，担负军政府的领导责任。

11日晚及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分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革命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以往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0月13日，张彪带领部分清兵占据汉口刘家庙车站，准备和南下的北洋军会合，保住汉口，反攻武昌。

消息飞快传到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下令革命军渡江到汉口，前往刘家庙阻击清军集结反攻。

14日清廷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痊”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廷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出山”南下。

10月17日，黎元洪正式担当起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职责，下达命令坚决阻挡南下清军的攻势，为保卫武昌起义胜利成果起到了他能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因为英租界江面成为战争前沿，湖广总督瑞澄将楚瑜号移往下游德租界，停靠在德国军舰朝岸一侧。17日这天，德舰朝武昌增援汉口的革命军轮渡开火，这是辛亥革命史唯一一次外国海军公开介入的记录。

10月18日，革命军向刘家庙踞守清军先后发起两次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双方拼死相持，由于萨镇冰指挥的清军舰从江上炮轰支持，增添张彪等步兵军团的强大火力，革命军受创严重，一度沿铁路线退到大智门车站，退入汉口市区。

10月19日，天还未亮，革命军从刘氏花园，从西商跑马场，从大智门火车站，向东推进，再次向刘家庙发起攻击。前来参战的有京汉铁路江岸机务段的工人，铁路沿线棚户区的贫苦市民等。清军被击溃，躲进铁路沿线棚户区，革命军及当地市民火烧棚屋，清军慌乱溃逃。此时，长江江边，清军舰艇暂时停火，炮弹供给不上来，乘此间隙，革命军一鼓作气攻占刘家庙，清军退到三道桥，至滠口待命。

湖广总督瑞澄从江面看到清军的溃退，感觉大势已去，下令楚瑜号军舰起驳驶往上海。

10月19夜，湖北军政府决定乘胜前进，向滠口发起攻击，任命黎元洪旧部属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20日，张过江来到汉口前沿阵地，不作任何战斗布署，四处看了一番，人就不见影子了。当天，湖北军政府听说汉口前线总指挥失踪，直接下达进攻命令。刘家庙战斗进入第二阶段。

10月21日清晨，革命军兵分几路进攻滠口，作战部队以湖北新军正规军队为主，此时汉口民军还未参入到阳夏战役中来，即使有，也是少数。

集结得越来越多的清兵武装在三道桥顽强阻击，压制革命军数次冲锋，大片湖泊泥沼，湖北军政府从江南派来的援军根本无法立足。进攻滠口失败，革命军伤亡很大，向后退却，在三道桥和刘家庙之间修筑工事，防止清军入城。

战事进入胶作状态，清兵大批南下，踞伏祁家湾和滠口，另在孝感设司令部，等待信阳廕昌下达进攻汉口的命令。

湖北军政府领导黎元洪，原本武行出身，革命前湖北新军高级将领，凭直觉就能猜到前路凶险大战在即，派出步兵军官张廷辅、熊秉坤，炮兵军官蔡德懋，敢死队长方兴、马荣，率领部队过江支援，沿着汉口城市圈，沿汉口东北郊外的张公堤加强巡防守卫。

就在刘家庙战斗的进退攻守的之间，交战阵营的双方各自发生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北洋军统帅走马换将，因和清廷执政者意见不合赌气离开北京的袁世凯，取代陆军大臣荫昌，行使对北洋军的指挥权。

10月27日，袁世凯端起架子走马上任来到信阳，以钦差大臣身份换掉徒劳无功的荫昌，统领北洋军及湖北清军以及长江清兵水师，全盘掌控兵权。当即下令整编“旧部”北洋军，任命原第二军统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荫昌并未返回北京，以普通军官身份参加清军部队南下湖北作战。

整编停当，袁世凯踌躇满志，调令北洋军水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扑向汉口。

就在袁世凯正式上任的前一天，阳夏保卫战进入危局。海军统制萨镇冰亲自把舵，引导四搜巡洋舰乘夜由阳逻驶入滠河，从谌家矶帅伦造纸厂重炮轰击埋伏在三道桥一带的革命军。清军步兵则从滠口沿铁路强火力正面进攻，另一支清军从岱家山、姑嫂树向刘家庙、三道桥侧面进攻，革命军伤亡惨重，情况万分危急。当时，缺乏有威望前线指挥，受创部队陷入混乱，但其中敢于献身的革命军人为多数，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但是也在考虑是否向刘家庙撤退？守住刘家庙，也是一个阵地堡垒。

没有料想的事发生了，失踪数日的张景良突然如鬼影一般出现在刘家庙，乘着前线吃紧此地空虚的当口，指示跟随叛军放火烧毁刘家庙车站内的军火弹药及装备。前方将士回头，远远看见后方大火黑烟冲天，以为刘家庙车站已经被清军占领，绝望之下退出三道桥前沿阵地，不敢沿铁路返回刘家庙，在汉口东城圈往北绕一个弯，从西商跑马场侧边进入汉口市内，以大智门车站为第二道防御堡垒。

没有人指挥的革命军溃退到大智门，安定之下渐渐才获得准确战报：刘家庙并没有被清军占领，兵行诡道，自己这方出了奸细，白白放弃汉口军民流血牺牲占住的营垒。

几天后，张景良被革命军就地处决，他与清军的勾结内幕至今还是个谜。

湖北新军标统谢元凯站出来对众位兵士说：“我们被人算计了，现在多说也没用了，战机失误，失不再来，没有总指挥，我们自己指挥自己，不怕死的兄弟跟我来，杀回去，夺回刘家庙！”

众人奋勇响应，当下组织起一支军队，谢元凯担任指挥，从大智门火车站出发沿铁路线向东直奔刘家庙车站，与刚刚赶到这里的清兵展开近距离战斗，长枪和大刀，近身肉博，血肉横飞，近乎拼命的攻击令清军士兵胆怯，不想也不敢与之硬抗，逃出车站站房，向三道桥方向退去。刘家庙再次被革命军占领。

10月27日，对袁世凯绝对效忠的冯国璋，指挥北洋军从滠口经三道桥强攻刘家庙，守在这里的革命军人数本来不多，经历之前数场战斗已经体力衰竭，武器装备更不能和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相比，刘家庙再次失守，革命军退到大智门。

10月28日，清军强攻大智门，炮火掀天，步兵突进。

新军标统谢元凯和敢死队队长马荣，率部前后两次冲出车站，逼近清军，乃至肉博。马荣手舞大刀，横冲直闯，迫使敌方前锋部队胆怯后退。但这也只是片刻间的喘息，少数人的慷慨献身阻不住大部队的军事行动，马荣受伤被俘，被清军剥皮剜心，壮烈牺牲。

大智门争夺战前后进行了3天，清军采取扇面攻势，向汉口市区中心进兵。冯国璋命令炮兵避开租界，向华人居住区猛轰，革命军及市民死伤惨重，大智门车站被炸成废墟。革命军退到循礼门再退到歆生路，借街边商店民居为屏障，和清军开始街巷争夺战，

但是，包括民军在内的革命军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了，没有总指挥，将近3000官兵伤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中，正规军人所剩不多，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战况激烈，根本来不及整编。武昌方面派来炮队增援，但也是杯水车薪，北洋军的兵力实在是太强了。

就在这时，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由香港经上海乘船来武昌。黄、宋在革命党人中威望极高，武昌军民对二人寄托希望极大。军政府特派精壮数骑，手持大旗，上书3个大字“黄兴到”，在武昌城内大街小巷策马驰告；所到之处，万众欢腾，民心士气得以极大高涨。正愁没有得力军事指挥人才的黎元洪大喜过往，立即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全权指挥阳夏之战。当天，黄兴即赶往汉口满春茶园，指挥汉口军民与北洋军的街市巷战。

10月29日，清军攻陷循礼门，革命军向南退往汉口华埠商住区。清军跨过铁轨，沿街追击，搜寻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条巷道。一部分革命军沿铁路退到玉带门车站，希望守住汉口北城圈最后一个堡垒，但清军来得更快，大批人马从东面和北面向汉口市中心压过来，拿下了玉带门车站，并以此为堡垒，向汉口旧城区和长江、汉水交汇区呈片状推进，企图堵死汉口军民的最后的逃生之路。

清军占领了三大车站，将汉口出入口控制在手里，既可防止各地援军对湖北军政府的支援，也可将军队直接运送到汉口城市中心区，成为下一步攻打汉阳的军事基地――冯国璋不仅好勇斗狠，还颇有谋略。

黄兴在满春茶园组织溃退革命军600人结集反攻，曾经一度到达玉带门，但是在清军强大火力下又退了回来。交战双方实力悬殊，无论是谁，此时此刻都难以扭转汉口之战的大局。如此，黄兴的临危受命更显悲壮。

巷战自循礼门京汉铁路以南的歆生路开始，革命军躲进街巷，暗中朝清军开火，尤其是汉口民军，人头熟，地段熟，穿街过巷，与穷追不舍的清军在老汉口城区环绕迂回。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溃散而衰弱的革命军只能且战且退。

汉口老城像一座巨大的迷宫，街巷曲折，纵横交错，房屋密集，层叠重复，看不见前后首尾，辨不清东南西北，老汉口也没有东南西北的概念。革命军退进街巷，被汉口市民保护起来。

10月31日，清军炮轰后城马路以南至河街的大片街市，冯国璋指挥部下从循礼门、玉带门一路横扫过来，面对密如蛛网的汉口街巷，官兵们一下就傻了眼。此时，荫昌听信部下出的馊主意，造成此战役一大惨烈。

对付巷战，部下一军官献计“火攻”：防止“匪党”窝藏于街市；汉口民匪一家没有分别；烧光一片，看这些犯上作乱的“匪徒”能往哪里躲？

汉口五国租界以外，沿长江往上，沿江一片，晚清以来的华人商埠聚集区，街市繁华，民居拥挤，中国内陆黄金码头，茶叶、棉花、桐油、药材、生漆等八大商帮，东西南北的商人，都在这长江沿岸设立商埠转口买卖。一声令下，千街万弄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可叹这一带的老百姓，大人哭，孩子叫，无不争相逃命。而清军趁机猛攻，逃出来的平民百姓竟被当成革命军加以杀戮，来不及逃出的，则命丧火海。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市民商贾生命财产损失不可数计，革命军汉口军政分府也因此不得不被迫撤退。

11月1日，清军占领汉口，革命军从龙王庙渡船过汉江，南岸嘴上岸，占领龟山和汉阳铁厂。

这些天，清海军统领萨镇兵常常拿望远镜站在舰首朝长江北岸看，汉口之战历历在目，革命军人奋勇拼死，汉口市民奋起护卫，硝烟战火，死人流血……回身对身边的军官说：“民心向背，清廷保不住了。”

11月3日，黎元洪代表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拜将仪式。黄兴临危受命，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赶往汉阳，在古琴台（今汉阳琴台风景区）设立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来转移到昭忠祠，在归元寺设粮台，接手指挥阳夏之战。

黄兴登台领受将印的这一天，袁世凯从河南信阳来到了湖北孝感，距离汉阳城已经很近了。

双方临阵换将，决定阳夏之战最终的胜败，情势再明白不过，文人出身的留日革命者黄兴，哪里是武官出身的清廷政治家袁世凯的对手？这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这样幼稚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控制大事态的能力与魄力的问题，辛亥革命期间的袁世凯，才是一个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他的目标很明确，一切都在按照他预定的方向在走。

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其中言辞，今天看来不免令人讶异：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明公若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1日，袁世凯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支持下，派刘承恩、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议和”。信上写道：朝廷已经实行“君主立宪”，何必还大动干戈。如果起义将士“悔罪投诚”，朝廷将“不究既往”。对此，黎元洪当然拒绝，并回信劝说袁世凯“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将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

11月12日，清军―部渡过汉水，图攻汉阳民军侧背；同时―部绕黄陂拟攻武昌。革命军则以“和”对“和”，以打对打，派出一队人马渡江袭击清军，而后又退还武昌。

1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大部分落到了袁世凯手里，甚至紫禁城的警卫权也由袁党掌管。

就在袁党在北京弹冠相庆的时候，革命军反攻汉口的战斗打响了。黄兴亲自率部渡过汉江向汉口城区发起攻击，先头部队直逼玉带门。敌方一时没反应过来，革命军这样无所顾忌的反击是他们没有料到的，这完全不合军事常规思维。于是，北洋军迎着革命军的来势分两侧堵截，依然是炮兵掩护步兵，轻重武器一齐射击。

革命军北翼受重创后撤，南翼军队见敌方火力如此强大，不愿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顺势跟着后退。黄兴大叫“不许后退”，无奈兵败如山倒，总司令的命令也不灵，也得跟着后退，撤回汉阳。这场战斗革命军伤亡600人，影响到汉阳守军的斗志。

后人评价阳夏之战，批评黄兴没有军事头脑，冒险出兵，不顾大局，反攻汉口失败是注定的事。可是，黄兴为什么轻率反攻呢？或许他认为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清廷倒台也许就在即日，进驻汉口，收编北洋军成为革命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或许”只是猜测，失败却是事实。

北洋军一部渡过汉水占据汉阳门户蔡甸，11月20日，从蔡甸进逼三眼桥。黄兴调动军队西向迎敌，于次日在三眼桥与来敌展开激战。两方杀得难分难解，革命军斗志凶猛，清军受挫，被迫停止前进，革命军占领三眼桥以东高地――仙女山、美娘山、锅底山、汤家山、磨子山、扁担山――阻挡清军入城之路。

就在这一天，冯国璋指挥汉口清军从舵落口渡河，冲破美娘山防线，与蔡甸方向赶来的清军配合，对革命军形成夹角之势。而革命军一但失去山岭高地，汉阳古城便无险可守。黄兴虽然不算是军事大家，但这起码的军事常识还是懂得的，下令死守三眼桥以及以东山岭，阻挡清军入城通路，但是，虽然竭尽全力，还是守不住。

11月23、24、25日，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等汉阳周围制高点相继失守。清军长驱直入，逼近归元寺和汉阳铁厂。在山地争夺战中伤亡巨大的革命军，再也无力在平原上组织防御，数路清军如飞蝗袭来，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只能是拼死搏击，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汉阳保卫战陷入绝境。

11月26日，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过长江，经洞庭湖回湖南。湖北军队也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

汉阳陷落，黄兴悲恸万分。他感到辜负了湖北人对他的期望，一番雄心付诸东流。他站在鹦鹉洲，看大江滚滚东去，心痛欲裂，一心求死，被跟随身边的田桐一把拉住，随后被黎元洪派人接到武昌。汉阳守军，包括撤到汉阳的汉口民军，全部渡江撤到武昌。

11月27日，清军进驻汉阳，占领龟山炮台，炮口对准蛇山头上的奥略楼。

袁世凯下令冯国璋再一次按兵不动。

这一天，湖北军政府在红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决策，黄兴说：“汉阳守不住，武昌也不一定能守住，我个人意见，不如大家随我顺江而下，放弃武昌，我们去南京如何？”

在场的湖北革命党人望着他，一个个眼中出血，先前的尊重化着愤怒，高声喊道：“头可断，武昌不可丢！”众怒难犯，黄兴知道多说无用，当天下午和田桐从武昌草埠门乘船去上海，后来去南京。

11月29日，黎元洪任命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鉴于清军随时可能杀过江来，黎元洪一边联电独立各省派兵支援，一边将军政府撤离到安全之地――洪山战时司令部，“移驻节钺，保住根本”。

但黎元洪没避往洪山，而是撤到距武昌将近百里的葛店。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骑马追上他，告诉他一个“令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消息：――袁世凯的和议代表过江来到武昌，请大都督立刻回去主持与清军谈判。

实情确实如此。1911年10月至12月，英海军五艘军舰一直在长江江面游弋，虽高度战备，但只是作观望姿态。英国还有其他各国在武汉的军力都不愿轻举妄动，避免失策，他们绝不想轻易地失去长江中下游的权益。随着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地发展，他们对腐败得不堪一击的清政府的拯救宣告无望，于是便策动袁世凯代表清朝廷与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停战议和。

西方人考虑的是本国利益，清政府早已是他们手上洗顺了的一副牌，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容易掌握。所以辛亥革命之初，几乎所有的西方各国在华势力都不支持起义力量，他们不清楚中国的局势下一步将会往什么地方发展？尽管起义者宣称承认之前西方各国在华权利，承认之前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但是，革命，对于一个现存利益的拥有者，一个对所在国主权的侵入者，即使并非矛头所指，也会感觉惶惶不安，感觉到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威胁。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这么想：与其坐待，不如决策。于是英国在华公使朱尔典成为南北调停的一个中心人物。在那一段时间里，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秉承英公使的指令，在汉口与武昌之间、在清政府与临时军政府之间、在北洋军队首领袁世凯与起义军代表人物之间穿梭来去。

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代表蒋翊武和吴兆麟，清朝总理大臣袁世凯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在武昌宝通寺签订停战协议。

2日，南北停战开始。

9日，由英驻汉总领事葛福敦促签押，南北双方正式签订全面停战协议，各省代表齐聚汉口英租界，由英领事葛福安排在顺昌洋行举行南北调停谈判。而后，南北和谈移至上海进行。

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抵上海。

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南北和谈会议上，英、美、法、日、德、俄6国驻上海总领事采取一致行动，督促南北双方“停止现行冲突”，尽快成立共和政府。

29日，齐聚南京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即给袁世凯发电称，“北京袁总理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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