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花丘遗址，位于平潭县平原镇山显美村南垄自然村，新石器至青铜时代遗迹。

中文名：东花丘遗址

地理位置：平潭县平原镇山显美村南垄自然村

所处时代：新石器至青铜时代

保护级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让文物不再曲高和寡！东莞首个沙丘遗址背后，公共考古让遗址焕新生

几千年前的先民们慢慢走出洞穴，走向海河岸边。他们如何生活？使用什么劳动器具？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迹？

近期，东莞发现首个沙丘类型古文化遗址，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及堆积状态判断，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时期，推测可能是聚落的生产生活垃圾倾倒场所。

东莞首次发现的沙丘遗址，对丰富东莞古文化遗址类型，延伸东莞历史轴线，增强东莞历史信度，丰富东莞历史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是东莞作为岭南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又一例证。

此次沙角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东莞在公共考古领域的初步尝试，邀请公众参与，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考古和文物的认知。

从出土遗物探微岭南文明

此次沙角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中，出土的玉环玉质精美、陶片纹饰繁多，还不乏锛、镞、砺石等石器。

作为精美的装饰物，玉环具有象征身份地位的作用，可见当时的人类社会有一定分层。

玉环

陶片则以夹砂陶为主，也不乏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因在陶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砂粒和其它碎末而得名，在受热时不易裂开，多作炊器，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它对改进人们生存环境、由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改为熟食起到巨大作用。

陶片囊括了绳纹、曲折纹等十多种纹饰，可辨识器形有罐、釜、豆等，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水平，且当地的制陶工艺更为成熟。

出土陶片

现场清洗晾晒陶片

磨制石器与农耕生活相适应，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在珠三角的使用年代延续至商周时期。

石钺，前身是作为生产工具的石斧，后来演变为武器，最后成为权力和威严象征的礼器，多为酋长、部落首领所占有。

石镞为石质箭头，弓箭是原始人的狩猎工具，也是作战的武器。

石锛，为长方形，单面刃，有的石锛上端有“段”（即磨去一块），称“有段石锛”，装上木柄可用作砍伐、刨土，是新石器至商周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

砺石，为当时的磨刀石。

6000年前，先民以精美玉环作饰，用磨制石器辅助农耕，陶片则大大改善了生存环境，出土遗物再现了这片土地的人类史和文明史。

据了解，珠江三角洲沙丘遗址的形成与地貌发育息息相关，距今6000年前后，珠三角的海平面达到现在的高度，形成现代海岸线格局，沙丘堆积逐步形成。

公共考古，让文物不再曲高和寡

此次沙角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尚未完结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适合的考古现场向媒体开放，让关注考古的媒体近距离参观考古遗址、亲身感受考古现场、拍摄记录考古发掘和清洗整理出土遗物的过程。

这是东莞在公共考古领域的初步尝试。通过媒体的视角，考古的魅力展现在公众面前；通过精准系统的考古学传播，专业考古成果为民众所知晓。

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出土物

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出土物

记者在认识出土陶片

认识城市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东莞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700年建县史、1260多年建城史，是岭南文明重要起源地。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初现。

1972年6月，东莞市篁村镇（现南城街道）胜和元岭村农民在白泥坑山坡上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东莞市文博单位会同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进行清理，共出土陶坛4件，银手镯2件，瓷碗、银钗、铜镜、陶炉各1件，铜钱若干枚。

这一考古发掘，揭开了东莞考古的序幕。自此，随着城市发展，东莞文物工作部门有意识地配合大型基建开展有规模的考古调查挖掘工作，并在2004年，东莞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出台《东莞市考古工作管理办法》。

如今，东莞摸清地下文物遗存底数，发现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地下文物遗存，建立了东莞市域内的东江史前文化序列，理清了东莞考古文化脉络。

其中，蚝岗贝丘遗址是珠三角为数不多的出土彩陶的贝丘遗址，并在原址上建成了全省首座在城市中心区的史前遗址博物馆，而东莞村头遗址是珠三角保存面积最大的贝丘遗址。

“我们将深入挖掘遗址的丰富内涵，展现东莞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依托基建考古项目，构建东莞城市完整发展序列。

此外，公共考古形式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通过选取合适的考古现场，邀请公众参与，让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撰文】龚菊 龚名扬

受访者供图

【作者】 龚菊 龚名扬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东莞贝丘遗址：诞生“珠三角第一村”

相较于广袤的中国内陆地区，珠江三角洲极具特点的自然环境，使其新石器时期考古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位于珠江口东岸的东莞，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留下了万福庵遗址、蚝岗遗址、村头遗址、圆洲遗址和龙眼岗遗址等丰富的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使东莞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中的“香饽饽”。

其中，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的蚝岗遗址，它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考古工作者回忆，在蚝岗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他们差点错过距今5000多年的人类骸骨！而这具遗骸，为何能不腐化留存至今？本期“考古在东莞”栏目，将为读者独家披露东莞蚝岗遗址发掘的背后故事，展现发生在东莞贝丘遗址的考古往事。

考古现场

“珠江三角洲第一村”神秘面纱被揭开

蚝岗遗址“珠江三角洲第一村”的说法，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提出，但蚝岗遗址又是谁先发现的？有人说是20世纪80年代东莞业余考古爱好者发现，有人说早在这之前东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知道这里，但参与蚝岗遗址调查、发掘全过程的东莞市博物馆原馆长钟创坚说：“是谁发现的并不重要。”

“考古是严肃的，不能有丝毫夸张。东莞有些地方没有发掘，不等于没有遗址。”钟创坚在东莞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文物调查、发掘、保护以及管理工作，东莞市博物馆很早就知道蚝岗有可能是贝丘遗址。像这一类遗址的调查、发现与发掘，专业人员一直在进行大量准备工作。

早在1956年7月，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就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粤东文物普查队，在宝安、东莞两县发现11处遗址。1960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东莞市企石镇发现万福庵遗址。1961年7月到8月期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暨南大学、广东省师范学院历史系组成广东文物工作队，在东莞县龙江村发现了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在东莞圆洲东约300米的一个山岗上发现文化遗存，并做过试掘，定名为庙边王遗址。

蚝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供图

“对于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来说，也许他们知道蚝岗遗址比我们都要早。一个遗址从前期调查、发现，到省里来人调查，最后科学发掘，需要非常多的准备，所以谁发现的并不重要。”回忆起40多年前的东莞基层文物普查工作，钟创坚戏称很不正规。当时东莞市博物馆经费有限，工作人员只能骑着单车四处奔走，到大岭山都只能踩着单车去，钟创坚的两辆单车都因路途遥远颠簸而损坏。

蚝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供图

自东莞市博物馆设立以来，文物普查一直是其最基本的工作。需要资金支持才能进行发掘的贝丘遗址，在上世纪只能以调查为主。当时，为了结合广东省考古队的拉网式文物调查，钟创坚等东莞市博物馆原工作人员，沿着东江边一路调查，深入东莞各地乡野，询问当地农民有无散落的陶片、贝壳，发现蚝岗、万江、大汾等地均有史前遗物出现。其中仅有蚝岗遗址在后来能够被发掘，并且在原址上建立博物馆，很大程度都有赖于南城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1978年，东莞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收到消息，得知位于南城胜和的蚝岗村发现了彩陶、夹砂陶片等遗物，便即刻前往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处较大的岗丘，高于当时周围农田10米左右。据当地农民介绍，蚝岗地名的由来就是随处可见的白色蚝壳，这里曾有几米高的陶片、鱼骨以及蚝壳堆积成的蚝山。上世纪60年代末，因生产需要大量肥料，当地人每日来此处挖掘蚝壳，将它们烧灰作为肥料，足足挖了好几年，最后只剩东莞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堆积。

蚝岗遗址出土的各类型陶片。 李彤晖摄

“这个堆积其实就是考古上讲的文化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古人的垃圾堆。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堆积，可见蚝岗村的社会文化传承是不得了的。”钟创坚回忆，除了东莞市博物馆，蚝岗遗址也被省与全国的考古机构持续关注：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曾做过调查，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遗址进行调查。

蚝岗遗址博物馆作为省内首座建在遗址上的博物馆，将当时考古发掘现场保留了下来。 李彤晖摄

2003年4月下旬至7月间，由南城区提供发掘经费，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组队，对蚝岗遗址进行详尽勘探和试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蚝岗遗址当时出土的珠江三角洲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人类骨架，本次发掘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冯孟钦在考古调查报告《蚝岗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写道：“堪称珠江三角洲之祖”，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先民的种族特征和来源提供了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据考古学者推断，蚝岗遗址中距今最久远的部分已有5500—6000年，遗址揭露面积虽然不大，但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出土灰坑、墓葬、沟、房屋、石器、陶器、蚝器、骨器等多种先民遗存，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原始社会景象，对整个珠江三角洲史前考古都具有参考与对比意义。

从左到右的竖向排列，分别是蚝岗遗址出土的网坠、砺石、饼形器以及骨器。 李彤晖摄

南城区政府对蚝岗遗址发掘的支持，获得了考古学者们的高度赞誉。东莞籍考古学者莫稚曾说：“除了‘蚝岗人’骸骨，蚝岗遗址出土的其他种类文物虽没有同时期增城金兰寺遗址的丰富，但当地政府将其完整保护，并建成博物馆，这在全中国都是少有的案例。”

冯孟钦在《蚝岗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最后感谢道：“东莞市南城区领导具有远见卓识，不仅为发掘提供了经费支持，而且建起了蚝岗遗址博物馆，一方面使古代文化遗产得到展示，发挥其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则使蚝岗贝丘遗址的古代文化遗存得以永久保存。”

如今，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已成为城市中的“世外桃源”，作为广东省第一座建于原址之上的史前贝丘遗址博物馆，担负着南城区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宣传和陈列的职能。坐拥如此丰富的史前文化遗产，博物馆积极活化文化资源，举办“蚝叔讲古”系列讲座、“玉兰好家风”陶艺制作活动等趣味十足的展览和公教活动，寓教于乐，为东莞市民生动再现了人类先祖的社会生活情景，向外界展示出了一颗璀璨夺目的东莞史前明珠。

收工才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骸骨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蚝岗人”遗骸的足骨，进而发现了整个骨架。 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供图

一处遗址，出土遗骸或出土陶片，两者产生的影响相差甚远。

“发掘的最后一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收工了，突然发现地面有一块好像砖头的突起物，有人怀疑可能是骨头，最后一挖居然是比较完整的人骨，发掘队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激动，因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回忆起“蚝岗人”骸骨的发掘情形，东莞市博物馆原副馆长李润权的眼中熠熠生辉，神采飞扬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发现”蚝岗人“骸骨后，考古工作者及时进行了现场保护处理。 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供图

因为当时已到傍晚，无法继续发掘，骸骨的一半仍依靠泥土支撑，对其加固只能原地处理，保存难度巨大。考古学者为了保护现场，防止骨骸氧化，把挖出来的泥土又盖在骸骨上，用木板做成一个箱子，想方设法套在骨骸及其周围的泥土中，最后盖上土等待第二天处理。

“这一步非常关键，考古上叫整体提取，是一种应对无法及时清理出土文物的方法，我们不希望骨骸出现任何差错。”钟创坚说，虽然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但现场所有参与发掘的人都神采奕奕，期待第二天的到来。后来，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发掘，骸骨的全貌终于展现在了考古学家眼前。

”蚝岗人“骸骨。 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供图

这是一具仰身直肢葬式的骸骨，颅骨、四肢长骨干保存良好，牙齿齐全，椎骨、肋骨、胸骨等都因骨质而腐朽松塌，贴陷于泥土中，松脆的骨密质片一触即脱落，给鉴定工作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只能在原位进行检测。通过整副骨骼的总体印象，考古学者推算骨骸是一位年龄在40—45岁间、身高166厘米的男性，人种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

复原蚝岗先民的生活情景

“保存5000多年的骨架，听上去是不可能的事。”得知碳—14年代测定法测算的结果，参与蚝岗遗址考古发掘的人都大为震惊。

钟创坚回忆，当时很多专家都在研究这具骨骸为何能够保留至今。直到现今，国内仍没有学者给出过权威解答。学者们猜想，很有可能是文化层中大量的鱼骨、蚝壳堆积，导致堆积中泥土较少，钙较多，使得骸骨周遭的密封环境适合长期存放遗骸，极大程度减缓了骸骨的腐化进程。那为何蚝岗遗址有如此丰富的贝壳堆积呢？

据考古学者推测，“蚝岗人”骸骨上方大量的贝壳堆积，是其能保存5000多年的原因之一。如今，这些堆积在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中仍可见到。 李彤晖摄

从东莞最东的桥头镇向西，由莲花山脉的余脉丘陵逐渐过渡到宽广的冲积平原，平原上偶尔有孤立的岗地，是诞生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合适的区位条件。贝丘遗址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分布，以古代人类大量食剩抛弃的贝壳为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贝丘遗址均分布于平原上地势较高的台地、土墩之上，正好与东莞发现的多处贝丘遗址地理环境相符。

通过对蚝岗遗址的研究，考古学者还原了当时蚝岗人的社会生活情景。 李彤晖摄

通过剖析蚝岗遗址食剩抛弃的贝壳种类，考古学者发现了大量生息于潮间带的牡蛎、文蛤等贝类，说明遗址当时位于临近海洋的地理位置；同时，贝壳堆积主要分布于岗丘的东坡和南坡，表明这一带应是遗址居民弃置生活垃圾的场所，解答了覆盖在“蚝岗人”骸骨上层丰富的贝壳堆积。

通过考古，东莞的过去正在以物质文化的形式传递它的意义。

“人们总觉得考古研究很深奥，但我们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古人的垃圾堆，以此还原先民的生活。”钟创坚说，经过对古人垃圾堆的研究，专家们大致还原了当时的社会情景，并且将“蚝岗人”与蚝岗先民们的生活情景复原在蚝岗遗址博物馆内，向外界呈现着东莞5000多年的历史文脉。

遗迹中的东莞

东莞还有另几处贝丘遗址

1995年3月至4月，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组（下称“调查组”），对包括东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24处史前遗址进行了详尽的考古调查。此次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东侧贝丘遗址，均在东江南岸的东莞市境内。除了上述的蚝岗遗址，还有万福庵遗址、村头遗址以及本次调查新发现的龙眼岗遗址和圆洲遗址。

村头遗址：位于珠江虎门入海口东岸，在珠江三角洲平原东南部，北距东莞市近30公里。1987年冬，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广深高速公路建设而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村头遗址，随后广深珠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拨出专款，由朱非素领队，李岩、韦贵耀、刘成基、龙家有、王红星、李河清、钟创坚等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和东莞市博物馆的专家及工作人员联合组成发掘队，分别于1989年8月至1990年5月和1993年3月至7月，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9年10月，历经32年发掘、整理、研究的村头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村头遗址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发掘清理了明代和相当于商代两个时期的遗物、遗迹，现已发掘三分之一，出土遗物丰富，器物组合形态清楚，遗址考古地层学叠压关系明显，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遗迹现象最丰富的史前村落遗迹之一，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年代和分期，以及与粤东、粤北、粤西地区文化关系增添了一批重要实物资料，对建立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文化序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万福庵遗址：位于企石镇江边村北的一处低矮台地之上，是东莞几处贝丘遗址中位置最偏内陆的一处。早在1960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就曾对万福庵遗址进行调查，以此处原有的古老寺庙“万福庵”为名。发现村头遗址后，调查组对企石镇万福庵贝丘遗址和石排镇龙眼岗贝丘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复查，并获得一批新资料。

1961年至2001年，万福庵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调查和清理工作，出土、采集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其中以施赭红色彩的圈足盘和绳纹夹砂陶最具特征，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与蚝岗遗址同为东莞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龙眼岗遗址：位于石排镇庙边王村沙径自然村北部，遗址与万福庵遗址的地理环境相似，同样位于东江南侧断续的岗丘上。自1987年调查以来，因开发建设，遗址地形已发生较大变化，调查组在岗前段两侧的坡脚部皆发现有贝壳堆积。但文化层较为单薄，调查组采集到绳纹、曲折纹、菱格纹、漩涡纹等陶器，采集到的贝壳仅河蚬一种。

1998年1月至3月，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对石排龙眼岗贝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文化堆积层最厚处达1.5米，原始堆积较薄，仅10—20厘米厚，出土了大量灰陶与少量红陶、灰白陶陶器碎片，陶器器型有罐、钵、釜、盘、器座等。

圆洲遗址：调查组在龙眼岗遗址调查时，经由一位热心村民引导，在西距龙眼岗遗址约400米一处贝壳堆积十分丰富的地点，发现圆洲遗址。龙眼岗遗址与圆洲遗址中间仅为村舍所隔。

早在1961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曾在东莞圆洲东约300米的一个山岗上发现文化遗存，并做试掘，定名为庙边王遗址。本次东莞圆洲贝丘遗址发现后，由朱非素领队，赵善德、吴海贵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与王红星等东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组成考古队，在1998年1月至3月对圆洲遗址进行发掘。由于圆洲遗址和龙眼岗遗址相距很近，遗物所显现的文化面貌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关系值得考古工作者日后进一步探讨。

遗址揭示先民因地制宜调整生存策略

以如何选择居住地为例，考古学者将东莞万福庵遗址早期部分、龙眼岗遗址晚期部分、圆洲遗址归类为台地型贝丘遗址，这类型遗址的陆上腹地较大，食物资源种类丰富，陆路交通较为方便，是先民选择居住地时较理想的场所；东莞蚝岗遗址的早期部分，村头遗址晚期部分，属于海岸型贝丘遗址。这类遗址数量较少，濒临大海，在珠江三角洲只有新会罗山嘴和东莞蚝岗、村头三处。东莞蚝岗遗址坐落在较高陡的海岸上，村头遗址则在海湾岬角的状台地。

贝丘遗址地形特征传递的信息，证明三角洲地区的文化发展，主要通过先民对天然食物资源的开发深度推进，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采集经济所能达到的社会发展程度。而上述结论，皆伴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得出，对东莞构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古，东莞的史前历史拼图正在逐步完整。

文：李彤晖

图：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

山东省内唯一上榜，章丘焦家遗址再获全国大奖！

9月20日，经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评审委员会三轮投票评选，共有18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奖，分别是一等奖4项（含得票数相同的项目）、二等奖5项、三等奖9项，向社会进行公示。其中，山东大学申报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了三等奖，是山东省内唯一上榜的考古田野考古项目。

焦家遗址位于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焦家村西约800米，南距城子崖遗址4公里。2016-2017年，山东大学的考古工作者们在章丘焦家遗址再次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内涵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揭露出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高等级设施，出土了大量规格齐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礼仪用具。高等级墓葬棺椁齐全，开启后世棺椁制度的先河。

大墓主人多陪葬象征王权的玉刀和玉钺，并以各种精美陶器和玉饰品显示占有的财富，陶器和玉器陪葬品的位置都非常固定，而且成套组合陪葬，在埋葬制度上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具有时代早、规模大、制度全等特征。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昭示了焦家遗址作为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的重要史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认为，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焦家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模超大，“是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5000年前后我省乃至我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焦家遗址作为该地区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它奠定了此后龙山时代的物质文化基础，成为文明前夜一颗璀璨的明珠。

因其重要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章丘焦家遗址成果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8年2月26日，该遗址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2018年4月10日，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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