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继芸墓，位于平潭县北厝镇田美村南。清道光署金门镇总兵，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英勇殉国，归葬于此。

先秦时期江南独特的墓葬——土墩墓

土墩墓，它只在吴越地区被发现。到了商代，它才现身，秦代之后，它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中。

大约在商到战国的一段时间内，在长江下游流行的一种奇特的墓葬形式—— 土墩墓——中国的土葬，就算坟头上没有高耸的封土，地下也有个或大或小的地宫，土墩墓是个特例——该墓葬中不向底下挖穴，而是将死者埋葬在 地面上人工筑起的巨大土墩中。

历年来通过航空遥感和地面调查发现的土墩墓数量达数千座，经过发掘的也有几十座，但都是零星的处理。且直到50年代末，在安徽屯溪挖掘的铜器墓两座中，里面墓葬形式保存比较完好，才使大家清楚的认识到了“不挖墓穴、底铺石床、封土掩埋”的墓葬形式。

在此后的70年代、90年代依旧有对土墩墓的发现、研究，可惜过于零星、且各地发现的土墩结构异常复杂，发掘者们几乎都陷入了“盲人摸象”的困惑，争议不断，迷雾重重。土墩墓成为长期以来困扰考古学家的谜。直到为了开通高速公路，公路选址通过了江苏句容、金坛的密集土墩墓墓葬区，为了必要的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挖掘，才给人们一个难得一探这奇怪墓葬的机遇。

句容、金坛的周代土墩墓葬群

江苏句容、金坛的土墩墓葬群的考古史土墩墓葬考古中颇具规模的一次，震动了考古界，被誉为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一墩一或多墓

在此次考古中共挖掘土墩40座、墓葬233座。在挖掘中发现并确定了一个土墩配一座墓的现象和一墩多墓的现象。其中，一墩多墓的现象更为普遍，最多的一例中一个土墩中有44座墓。

墓葬形式四种

1

挖坑埋葬， 墓坑多为长方形或者长梯形，直壁，长约3米，宽约1米。有些还在墓地上用石头铺成规整的石床。

2

用土堆砌成墓坑， 在此类墓葬方式中，句容天王东边山里有一座墓主人采用了此方式，此外还带着墓道，最重要的是墓主人使用了一具2米多长的船型木棺，周边摆放了豆、坛、壶等随葬品达41件。

3

将死者直接放在平面上，在身上直接覆盖泥土。

4

既挖一个浅坑又在上面封土。

土墩墓中的神秘现象

土墩墓中神秘现象则是“一墩多墓”中墓葬形式中的向心结构——在土墩最底层最中间会埋葬一位死者，而该墩中其它墓葬都会恭顺的朝着中心墓葬的方向，将墓主人的头冲着中间的死者。

虽然后来的墓葬属于不同的层位，不同的时期，排列密集的墓穴之间有打破的现象，但是有一点依旧相同，就是会恭顺地朝中心墓葬的方向，并与中心墓葬保持适当的距离——考古学家将此划分为“向心结构式”。这种情况似可表明周围墓葬的墓主对于中心墓葬的墓主存在某种从属关系，但周围各墓底层的墓主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显。

有人认为这该是某一类家族墓地，中心墓葬属于家族长者，周围不同层位的墓葬分属家族内部两至三代的后人，如果有先于长者逝去的，通常只能临时埋葬，待长者逝去后再迁葬此墩 。有人认为墓底的死者可能是部落首领或者祭司，死后村民头朝其下葬，向其致敬。无论哪类推论，向心结构式的墓似乎就是墓主权威的“一墩多墓”。

向心结构式

土墩墓族群的探讨

渊源

长江中下游的居民，在土墩墓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便是属于精美玉器而名扬天下的良渚文化。据研究，在良渚文化中也出现过不像下挖穴而向上堆土埋葬的现象，也出现过在高土台上埋葬死者的现象。

大部分学者认为， 土墩墓的出现时良渚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但是也有学者质疑，这么漫长的时间跨度，良渚文化的传统可以得到延续嘛？于是部分学者着眼于——更贴近的时间——商代土墩墓早期修建的时候，认为马桥肩头文化弄类才是土墩墓产生最早的来源。

族群

学者们对土墩墓的族属有着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

一类认为土墩墓是吴国的墓葬，与文献中的“句吴”族和两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吴国相关。

一类认为土墩墓是东夷族的墓葬。东夷是先秦时期活跃在东部的重要族群。

还有一类认为土墩墓是吴人、越人共同使用的墓葬。吴、越二族是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居民，《越绝书》中记载“吴越二邦，同气通俗。”这或可以解释土墩墓中大同小异的状况。

平江杜甫墓被认定为全国唯一真墓！

岳阳市平江县县城东南16公里的小田村，有一座颇具争议的古墓，一代文豪杜甫长眠于此。据统计全国各地有杜甫墓8座。近日，关于杜甫墓真墓到底身在何处？各地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岳阳日报全媒体记者经多方查证，在1984年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中，平江杜甫墓被认定为全国 唯 一 真 墓！

一代诗圣杜甫，竟然埋骨于偏僻的平江？人们感叹唏嘘之余，往往禁不住心存疑惑：杜甫并非湖南人，平江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这怎么可能？不会弄错？

据平江杜甫墓展室内“千古名胜、诗圣遗阡”这样介绍：公元768年，杜甫携妻儿乘船入洞庭湖，漂泊湖湘，舟居于潭州(长沙)。770年4月，湖南兵马使臧玠举兵为乱，杜甫半夜于大火中离开长沙，朔湘江而上欲往郴州投靠舅氏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半旬不得食物，幸耒阳聂令送予牛肉白酒。杜甫调转船头返长沙租赁江阁，暮秋入洞庭欲归故里。因重疾缠身、费用已尽，只得转入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县令是杜甫好友)求医。不幸病逝于中县坪(昌江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杜氏一脉自此代代相传。

杜甫湖湘漂泊路线图

杜甫在湖湘度过的两年多时间里，写了大约100篇诗歌，对照这些诗篇仔细研读考究，大致可以了解到杜甫在湖湘停留的人生轨迹，这对于探寻弄清杜甫的人生归宿至关重要。

前述平江杜甫墓展室内“千古名胜、诗圣遗阡”的介绍，从首句直到“暮秋入洞庭欲归故里”这句都没有太多争议。但从“只得转入汨罗江往昌江县求医”这句开始的叙述，社会各界争议颇大。究其重要原因，是从杜甫诗篇读不到关于昌江县或者昌江县有什么亲友的蛛丝马迹。

回望1246年前的冬天，杜甫一家人饥寒交迫，归乡心切，然而长路漫漫，积劳成疾的杜甫又风疾大发作。往前走是岳州、往后走是潭州(长沙)，两地能求援能投靠的亲友都一一拜访了，只能在洞庭湖上颠沛流离，度日如年，进亦忧退亦忧。

“附近有没有地方多风避雨、食物是否有人周济、哪里可以休养疗病度过寒冬?”这恐怕是杜甫焦急考虑的问题。彷徨犹豫之后，在屈子祠边的汨罗江出口，杜甫决定溯江而上去昌江县城。

昌江县即如今的平江县。史载唐天宝十四年间(755)，曾任检校工部尚书的徐安贞，就因避安史之乱，从江西修水流寓昌江，隐居回台寺(今平江县三墩乡徐家坊)。与此同时，陆续有侍郎刘光谦隐居长庆寺，白琪隐居白水寺，陈常甫隐居惠果寺，陆善经隐居芭蕉寺，李安甫隐居九峰寺，史称“六相隐平江”。

唐天宝年间有如此之多的名相大臣逃避战乱隐居昌江，那么十多年后，杜甫走投无路，溯汨罗江而上碰碰运气，也就不足为怪。又或许，杜甫与徐安贞等人同朝为官本有交往，并对“六相隐居昌江”有所耳闻也未可知。

杜氏子孙 落籍繁衍

一叶扁舟一路逆水而上，估计行近昌江县治中县坪时，杜甫已奄奄一息。可怜时年17岁的次子杜宗武，到达昌江县城，人生地疏，只得孤身一人手捧父亲《风疾舟中》翰墨，告别母亲，下船上岸，前往县衙求救。

杜宗武肯定是在昌江县遇到了恩人。如果没有，杜甫后代不可能在平江繁衍生息；杜宗武不可能找到小田村天井湖暂时安放杜甫遗体；杜宗武母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缺衣少食不能生存；杜宗武、杜嗣业不可能做到遵从唐代丧葬制度，为父亲守制27个月，三年不远行；杜宗武更不可能在昌江结婚落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此后四十三年，杜宗武去世，杜甫之孙、杜宗武之子杜嗣业，为完成先人遗愿，千方百计想把杜甫的灵柩归葬故里。然而时局混乱，加上千里迢迢，祖父杜甫及祖母、父亲至少三具遗骸落叶归根需要巨额资金，杜嗣业在四处求援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只能痛苦地打消启柩“归附偃师”的念头。于是杜嗣业将原来筹措的归葬资金，为祖父、祖母、父亲重修了一座一室两耳的连体砖墓，让老人家真正“入土为安”。

典籍记载 多方认证

杜甫葬于湖南平江。最早的记载见于元稹受杜嗣业委托撰写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中写道："(杜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又有同治《平江县志》称："甫自蜀归病，卒于潭岳之交，宗武(杜甫之次子)扶其榇旅殡岳阳四十余年。平(江)为岳属县，南小田有甫墓，盖权厝冢也。宗武护榇流寓久，卒于平，子孙家焉。"

除此之外，在宋人吕大防所著《杜工部年谱》、明天启三年(1623)的《杜氏家谱》、明嘉靖二十一年参政陈垲的《跋杜氏诰敕》，清嘉庆年间的长沙举人陈宏亮所著《昌江访杜少陵墓》诗四首，等多部典籍文章中都有对于平江杜甫祠堂的详细记述。

光绪九年(1883)初冬，杜甫墓祠的大修得以实施。张岳龄、李元度等人一鼓作气，于光绪十年(1884)重修杜子祠庙，包括飨堂、门栋、官厅、僧舍及浣花草堂。十一年(1885)又在官厅后坡新建“铁瓶诗社”，作为诗人聚会之所。杜墓修整完工，张岳龄、李元度与乡绅文士四十五人联名，呈禀请祀杜甫墓冢。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05年9月22日，平江杜甫墓修缮竣工典礼暨“杜甫诗歌与时代精神”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平江杜甫墓祠正式对外开放。开幕式上，来自平江及外地的杜甫第五十六至六十世裔孙共一百余人，举行了传统的祭祖仪式。

自此，历经千年风雨变换的平江杜甫祠堂，才得以重现在世人面前，迎来后人祭拜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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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一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

地理位置：商代大型墓葬，位于中国东部江西省的新干县

年代：约为公元前12 世纪

发掘年代：1989 年

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鄱阳湖—赣江流域地区，丘陵起伏，水网密布，是片适宜于人类生存繁衍的肥壤沃土。数千年前，勤劳勇敢的商代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这一地区的新干县（旧名新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便已建县，已有2200 多年历史。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繁荣鼎盛的古代文明。

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笼罩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神秘面纱逐步被揭开。

1989 年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取土修护赣江大堤的农民意外发现。后经专业人员科学发掘，是一处属于吴城青铜文化的商代中晚期大型墓葬。在近40 平方米的墓室中，出土的珍贵文物竟达1478 件，其中铜器475 件、玉器754 件、陶器139 件。

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数量之多、类别繁多、器形复杂、年代早晚跨度达数百年、造型之美、铸工之精，为我国南方地区所少见。

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分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5 类。

礼器种类最多，仅作为礼器的鼎就有方鼎、圆鼎、扁足鼎、鬲鼎4 类共38 件，器类齐全，铸造精工，纹样富丽，造型奇巧，在礼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甚为奇特，在中原地方难以见到；

乐器有大铙等，大铙，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种，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有的饰有联珠纹，更有的饰勾连雷纹，这种饰纹实属难见。铙、镈等大型乐器都是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

相对于礼器和乐器，兵器的特色就更多了。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而用器则包含杖首、炭箕、厨刀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工具和农具以及还有若干装饰用件。戈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的，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状狭长，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口内的片状环，颇似山西石楼等地的出土品；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与周初的勾戟类似而不同；矛的类型也较多，有的口部有伸出的系环；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和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有可能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除此之外，大洋洲商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后有长柄，多为举行隆重的礼节时所用。有人据此推测，墓主应有很高的身份地位。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 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种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显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虎纹是这批青铜器装饰的一大特色，鼎耳上多饰一卧虎，兽面纹作虎头形，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也多作虎头形，伏鸟双尾虎形神器，更是让人觉得虎是当地人们所信仰的神物。

虎的造型有写实性圆雕全形卧虎，有略加变形的圆雕虎形足，还有抽象的局部虎首。青铜虎最大者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 厘米，重6.2 千克，可谓虎之王者。虎立体圆铸，内空无底，四腿扑伏于地，抬头平视，背直脊凸，腹部略垂，双尾垂卷。其形象奇异神灵，双目圆凸，口张露齿，獠牙尖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静伏蹲立欲纵之势。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神气，虎的神性表现到极致。

大洋洲青铜器运用虎之形象集大成者为扁足圆鼎，不少扁足鼎的扁足均采用虎形，这些足的虎形基本相同，只是腹面纹饰稍有差别。虎耳虎足青铜鼎一改鼎足或圆柱或圆锥状的常形，采用了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耳上双虎形象写实，与虎足呼应。如此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虎成为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以至有研究者认为可能这里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

根据出土器物具有的殷商文化及土著文化特征，专家认为，这里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既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具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应为当地的土著居民所铸造。特别是青铜兵器和工具所表现的地域性尤为明显，证明鄱阳湖、赣江流域早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是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在中原地区较早发展起来的青铜冶铸技术尚未影响到此的时候，这里就产生了早期的冶金术，制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随着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铸铜技术也传入南方，而最先受其影响的是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则更多地保留自身的传统式样。

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远在3000 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江西堪称“长江中游古代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又一重要文化中心。这批在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江西商代先民已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铜矿开采技术、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新干商代青铜器群的发现，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是我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被评为我国“七五”期间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也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揭示出众多的奥秘。

精品荟萃：

立鹿四足青铜甗

通高105 厘米

重78 ．5 公斤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连体青铜器，也是商代唯一一件四足青铜甗，器物庞大，气魄雄伟。甑鬲连体，相接处有箅托一周。甑盘口，呈台阶状，圆唇宽沿，大方形立耳，植于盘口上，深斜腹。鬲分档较高，四足中空，足上部呈袋状，下为圆柱形，足底外鼓。双耳外侧环饰燕尾纹，耳上各立一幼鹿，口沿外侧饰斜角式目纹一周，甑腹上部饰四组上下界以连珠纹的环柱角兽面纹，以细棱作鼻，圆角方形乳钉凸目，展体，尾上卷，背脊上饰刀羽状纹，三组兽面纹之间以勾戟状凸扉棱为界，下腹部素面；鬲通体饰四组浮雕式牛角兽面纹。

卧虎耳青铜大方鼎

通高97 厘米

重49 公斤

形体高大，铸工精、纹饰美，同时期的大方鼎国内也只有几件。斜折沿、方唇，口沿之上立微外侈的圆拱形外槽式立耳，槽内有一道凸弦纹状加强筋，耳上各卧一虎，腹呈仰斗状，平底；柱足中空，与腹部相通，上粗下细，近足根处微鼓。鼎腹外壁除中间部位素面外，两侧边和下部饰排状乳钉纹，两侧边各饰一组省体兽面纹。

伏鸟双尾青铜虎

通长53 ．5 厘米

通高25 ．5 厘米

体宽13.0 厘米

重6 ．2 公斤

形似虎尊而又腹底不连，立体圆铸，内空，张口，前露獠牙，凸目粗眉，双竖耳，面目狰狞，后垂双尾，尾巴上翘，背部伏一短尾小鸟，尖喙圆睛，昂首瞻顾。整个虎形躯体庞大，是青铜虎中体量最大者，可谓虎之王者。怒目狰狞，虎视眈眈，四足屈蹲，作半卧欲起式，生动逼真地再现了虎的威武形象。其外表透露出虎之威武、勇猛，内中则藏匿着诡谲、仙逸之神气，将虎的神性和虎的崇尚表现到极至。它是文物之奇珍，民族之瑰宝。

双面人形青铜神器

通高53 厘米

面宽14.5 22.0 厘米

銎径4.5 5.0 厘米

管径6.0 厘米

作中空的扁平形双面人首形，中空扁体，两面对称。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额宽，顶圆，边直，颌方。眼眶窝凹，双面均有内空的圆凸目，眼球突出，内开大孔。竖耳上尖，肥鼻，鼻梁修长，翼肥蒜状，两孔较小。嘴张齿露，中牙铲形，侧牙钩卷。上竖方管，顶上圆管插羽冠，下接圆銎，下部方銎安装木柄，旁安二耳，顶插双角。管銎相通。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着其贯通天地之功能。商代巫风盛炽。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此头像前后两面完全对称，一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相符。

神人兽面形玉饰

呈黄绿色，玉质莹润，琢磨光滑，作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正面中段琢出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像，下额圆弧；整个兽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神人像，梭形眼，卷云眉，宽鼻梁，蒜头鼻；下半部分为兽面，长方形阔口，嘴角各露一对獠牙。

活环屈蹲侧身玉羽人

最富土著民族传统特色

通高11 ．5 厘米

背脊厚1.4 厘米

三环通长4.6 厘米

叶腊石质，呈棕红色，色泽匀润，无瑕疵。通体作侧身蹲坐式。头顶高冠，冠作鸟形，鸟尾以掏雕法琢出3 个相连的链环。臣字目，粗横眉，半环耳。嘴巴呈高勾，并内卷成喙状，几与下颌相连。双臂拳曲于胸前，臂、肩高耸，采用减地法而呈浮雕状；双腿弯曲成蹲坐式。腰、背两侧有竖列鳞片纹，采用减地法而呈浮雕状，鳞片纹外侧雕有羽翼。玉人出土时涂有朱砂，可能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

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凭借专用的掏雕工具将羽人后面多余的玉料掏出了形状，大小、粗细几乎同一，又灵活自如，没有丝毫缝隙的三个环环相扣的活链。套环与羽人系一整块璞料圆雕而成，工艺高超。活链不仅利于佩挂，而且小料巧作大器。它包涵羽化登仙，勾通神灵的思想。

兽面纹青铜胄

兽面纹青铜温鼎

商代通高27

口部长21.4

口部宽18

足高8 厘米

重4.5 千克

1989 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腹部各面饰有上下二层环柱角展体兽面纹，两旁纵向共目夔纹。纹饰线条宽平，图案简明，一侧宽面横开一口，口前置门，门可上下转动启合．还设置了用来固定闭门的插销。外底之上5.5 厘米处的腹腔设有内底，内外底间形成夹层，起着炉灶的作用，在夹层里放上炭火，加热的温度虽不及柴火燃烧之高。便可以保持所盛食物常温不冷，美味飘香。

兽面纹虎耳扁形虎足方鼎

商代通高39.5 厘米

口横28.7 厘米

口纵24.2 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

斜折沿，盘口，方唇，双环状立耳，耳上各卧一虎。长方形腹，直壁下收。圆柱足中空。口沿饰一周燕尾纹，腹壁四面满布纹饰：四周边均饰连珠纹，中饰兽面纹，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以凸扉棱为鼻，中层以细棱为鼻，下层低鼻。足饰外卷角兽面纹，高扉棱鼻，足下部有凸弦纹。整个器物纹饰华丽。此鼎先铸腹壁的四条镂空扉棱，再与鼎腹铸接。耳顶的虎形附件后铸，是鼎腹成形后铸接于鼎耳的。扉棱从接榫处浇注，鼎腹从足端倒立浇铸。扉棱对开分型，由2 块对称的泥范组成铸型。鼎腹沿四角分型，由4 块侧范、1 块底范和1 块腹芯组成铸型。腹芯自带鼎耳内芯，并与足内芯合为一体。鼎底部可见4 块铜芯撑，芯撑较大，以带花纹的旧铜片做成。整个器物铸工精致。

兽面纹虎耳虎形扁足鼎

通高44.5厘米

重13.1千克

商兽面纹虎耳虎形扁足鼎通高44.5 厘米，重13.1 千克。其鼎腹由三组兽面纹相连而成。兽面纹高扉棱鼻，乳丁突出，尾上卷。耳外侧二条展体龙纹首向上；立耳伏虎，呈静卧状，四肢曲伏，尾垂端卷。该器虎头硕大，口嘴大张，三角利齿，双目浮凸，大耳耸出；扁足虎形，口嘴张开，咬合腹下，前部首身和内侧四肢较为形象，背上和尾部变形，头出角，背生戟，尾卷曲，身饰雷纹，尾布鳞片。

商兽面纹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一改鼎足或圆柱、或圆锥状的常形，采用了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耳上双虎形象写实，与虎足呼应。该虎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虎成为商代江西土著青铜文化的标志，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以至有研究者认为该地区可能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

兽面纹羊首青铜罍

通高60.5 厘米

重35.5 千克

此罍铸工精致，气魄宏大，腹部高浮雕兽面纹，肩部四组兽面纹，间置高浮雕羊首，突出于肩外。羊首大角外卷，臣字突目，扉棱长鼻，螺旋状的凸鼻孔。腹部四组高浮雕兽面纹，曲折角、宽鼻棱、双圆目和分解肢体。青铜罍是一种大型盛酒器，用于重大的祭祀和宴飨场合。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

通高28 厘米

口径7.3 厘米

器形别致，上圆颈，中方腹，下圈足。两侧肩钮连系扁平半环形提梁。腹立面横置长方形，截面正方，方形空槽穿通各面中央，水平面呈“十”形。全器满饰纹：口沿下共目夔纹；颈部二层兽面纹；肩部环柱角兽面纹；方腹以槽口为中，分为内外二层，槽口上下的内外四层皆以正中轴分布兽面纹，两侧的内外分布纵向四条共目夔纹。提梁表面层层鳞片，两端高浮凸兽首朝上，双角内卷，圆目特突，张口露出三角形齿，如衔咬宽扁提梁。一条“S ”形蟠蛇连系盖和钮，蛇头口咬一环，环中孔洞以插销（残失）与盖连结。蛇尾勾于提梁的环系。矮圈足镂出花纹。方卣不仅纹饰纤细精美，而且器形特别，功能新奇。盛酒之卣坐于热水之中，腹的槽孔扩大了冷酒与热水接触的面积，酒温提高加速。热水烫酒饮之舒适、酣畅。它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专用水热温酒器。

蝉纹玉琮

通高7 厘米

射高0.5 厘米

一端射径8.3 厘米, 射壁厚0.7-1 厘米

另一端射径8.1 厘米, 射壁厚0.8-1.1 厘米

磷铝石质, 质地不纯, 含有灰白色石英, 灰黄色, 有紫色和黄褐色斑点, 玻璃光泽, 不透明。外方内圆, 上小下大, 两端面平, 有不甚明显的短射。器体四角凸起形成对称的长方弧面, 弧面的上下饰有浮雕式蝉纹, 上下蝉尾相对。蝉为大头圆眼、翼宽尾窄的弧状, 琢工较粗, 有的眼睛几乎分辨不清。器身中间一个浅横凹槽将方弧面和整个琮体分为上下两节, 铊轮切割痕迹明显。中部横截面抹角微呈方形, 上下两端各饰阴线三周, 且都是最外一周较深, 另两周较浅。中间一个浅横凹槽和四角的横凹槽相平齐, 宽度相等, 在浅横凹槽的上下各饰阴线两周。孔壁打磨光滑, 器体抛光。

大洋洲共出土玉琮2 件。与良渚文化的玉琮相比, 大洋洲出土玉琮已明显趋于衰弱, 无论是出土数量, 还足制作工艺都发生了变化。在江西丰城、德安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 也有零星玉琮出土, 丰城市采集的一件多节式玉琮, 无论足造型, 还是简体兽面纹的构图, 都与扛苏寺墩、草鞋山等地良渚文化多节式玉琮相近。大洋洲玉琮, 是本地新石器时代玉琮传统的延续。

嵌红铜云纹青铜钺

高36.5 厘米

肩宽26.7 厘米

刃宽36.3 厘米

肩厚1 厘米

重11.4 千克

1989 年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

身厚体重，是目前所见最重的青铜钺。镂出的大口上下各排列双行利齿，口周一圈鱼形几何纹。上边和两侧饰云纹，纹饰宽凹线中嵌满红铜（现大部腐蚀丧失）。在红铜衬托之下白亮的青铜纹饰十分漂亮、耀眼，增添了华美和贵重之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仪仗氛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属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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