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旧址位于罗源县白塔乡应德村。1930年，罗源人张瑞财经-中共连江-县委书记杨而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31年5月，罗源县党员人数发展到10多人，在应德成立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即罗源县第一个党支部。隶属中共连江-县委领导，由张瑞财担任党支部书记。1932年3月，改组为中共罗源县特别支部。9,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遗址,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遗址简介,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遗址-福州市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遗址旅游指南

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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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新塘支部遗址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遗址

遗址位于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何村，原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伍氏祠堂，现已不复存在，它是大革命时期增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增城县委的诞生地。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扩大会议后，中共广东区委汲取了在革命高涨时期没有大量吸收党员的教训，决定按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要求，逐步放手吸收党员，发展广东党的基层组织。随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阮峙垣、李沛群前来增城开展党建工作。他们首先来到本县工人数量较多、工农革命运动基础较好的新塘地区进行活动，考察和培养建党对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6年年初，通过考察和培养，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搬运工人和当地农民伍来成、伍钟泉等6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是年春节后，广东区委派李沛群到新塘，在沙贝村伍氏祠堂（著存小学旧校址）秘密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新塘支部，宣布伍来成担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它是增城县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新塘支部成立后，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由于新塘是东江下游一个商贸比较发达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故搬运工人很多，主要在火车站、水运码头和各个商行做苦力，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新塘支部的党员多数是搬运工人，为了生存，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深入到搬运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做斗争，同封建把头做斗争。1926年4月,新塘地区由党直接领导的搬运工人组织——新塘劳动同德工会成立了，会员有100多人。是年9月，同德工会会员增至600多人，其影响遍及全增城，成为新塘乃至全增城举足轻重的工会组织。

1927年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发动“四一五”大屠杀。是日清晨，反动军警四处出击包围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省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办公处，搜捕共产党人，并接连3天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下令解散工会、农会组织，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形势逆转，新塘党支部立即部署工会、农会骨干疏散。暂时投靠亲友走避他乡隐蔽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塘党支部暂停公开活动，全体党员隐蔽起来，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为日后建立增城县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党的各级组织，把计划组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暴动工作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派遣一批曾参加过广州起义而被通缉的已经撤至香港的党员干部返回广州，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筹划和发动革命暴动。增城籍人阮峙垣被省委委任为中区巡视员，奉命从香港返回广州，负责改组东莞、宝安、增城等县的地方党组织，筹备军事活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个时候，阮峙垣秘密来到新塘，并与中共新塘支部书记伍来成同志接上了关系，在沙贝朝市坊的伍氏祠堂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向党员传达省委的指示。随后，从广州调派中共党员罗耀辉、张全业两人到新塘工作，恢复和发展新塘党组织。2月下旬，在阮峙垣的主持下，新塘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正式成立中共增城县委。伍来成为书记，钟欢、伍钟泉、阮树熙、阮客亮为县委委员，伍苏南为候补委员。常委会由伍来成、钟欢、伍钟泉三人组成。县委机关设在伍氏祠堂。增城县委直属省委领导，下辖新塘市(二区)委和瞰吓支部。

增城县委成立后，活动地区主要在新塘镇及广九铁路沿线。在党的建设方面，根据省委关于要“尽量吸收在此次暴动中勇敢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精神，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相继又建立了同德工会支部、艇民支部、农民支部和猪屎地支部。仅半年时间，党组织发展壮大为1个市(区）委、2个工人支部、3个农民支部，党员增至42人。同时,在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县委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领导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工人运动方面，重视加强领导，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恢复和建立秘密工会组织，使新塘的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继续为革命而斗争。在农村工作方面,县委根据当前的形势，着重做好宣传工作，传播各地农民举行革命暴动的消息，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引导和发动农民继续参加革命，秘密恢复农会组织，计划筹组农民赤卫队，为革命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1928年4、5月间，阮峙垣按省委的指示，筹划深圳、东莞、增城在夏秋举行武装暴动，并在新塘秘密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明显加强了戒备，派了一个师的军队分驻增城各地，暴动计划未能实现。在此期间，石龙市（镇）委和广州河南区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一些负责人被捕牺牲，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部署党员和赤卫军成员注意隐蔽，严防敌人的破坏。6月，县委书记伍来成根据省委的通知，就严峻形势向广州市委做了汇报。

1928年7月，广州市委向省委做了汇报，就目前党的工作状况，建议广州地区划分为东区、西区、南区、东郊区、南郊区、北郊区和新塘区等区进行管理。省委批复了广州市委的报告，对广州市区的党组织做了调整，撤销了增城县委和新塘市（二区）委，改组为新塘区委。9月，由于广州市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党的交通联络中断，新塘区委无法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新塘地方党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

两个旧址所在地伍氏祠堂已经清拆，原旧址现已建成民房。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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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花县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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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花县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遗址

花县第一个中共支部成立遗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花城圩一间普通民房。

大革命时期是花县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1923年，广州油业工会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党员侯桂平被党组织派回原籍花县，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他带回革命的信息，联络了一批先进青年，同年年底，他介绍其外甥陈道周参加陈独秀创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学习，不久，陈道周与在省一中就读的花县籍青年卢季循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年初，陈道周受团组织委派，回到家乡，以育群小学校长的身份，在花县酝酿发展团员，建立组织。1924年4月，花县团支部成立，成为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者。1924年11月14日，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展“党团分化”工作。团粤区委于11月19日向团中央报告，指出花县“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陈道周、黄馥珊、侯凤池、梁伯舆4人在农民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应介绍加入党组织”。此后不久，陈道周等人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年初，中共花县支部在花城圩一间普通民房里宣告成立，支部书记为陈道周。支部从成立伊始至1927年12月间，团结组织花县广大农民，建立农会和自卫武装，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武装较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这个时期，花县党支部发展党员41人，并培养锻炼出一批优秀党员，其中担任特委（地委）领导4人，县委书记7人，特派员13人。

1927年2月，陈道周调往南海县担任县委书记，不久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中共花县党支部书记职务由刘伯强接任。同年4月，刘伯强在仙阁被民团杀害。6月，党支部在公益村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花县委员会，刘绥华任县委书记。“四一五”政变后，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农会、农军和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此后在经历三次重大破坏后于1931年4月被迫停止活动。

花县党组织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宣传和教育农民，把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斗争，并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前赴后继，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经受了磨炼和考验，为农民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成立成为花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一个转折点。

（图片来源：广州花都发布）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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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中共广东支部成立遗址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遗址位于广州起义路维新横路素波巷30号广州市第十中学内。校内东北面的“小红楼”是在遗址上重建的，这是中共广东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1922年前广州中共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和《青年周刊》的通讯处，“广东省立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所在地。

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任发起组书记。从此，上海就成为创建全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接着，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城市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此时的广东，粤系军阀陈炯明自福建漳州率粤军回粤，赶走了原来踞守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陈炯明到广州后，伪装开明，邀请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到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同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与7月已回到广州开展新文化运动的谭平山、谭植棠等人进行筹建广州党组织的活动。

1921年3月，作为全国6个之一的第一批党的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米诺尔和别斯林等一共8人。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活动地点主要在素波巷。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首先把《广东群报》和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广东群报》是1920年10月开始出版的日报，编辑有谭平山、谭植棠、邓瑞仁等，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世界新闻和苏俄的消息等。其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有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谭平山任会长，主要成员有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人。再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校，培养骨干，为发展组织做准备。其中于1921年初在素波巷开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导团”。“宣传员养成所”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谭植棠任教务主任，谭平山、杨章甫、邓瑞仁等任教员。学员来自广东各地，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国语常识、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三民主义教程。此外，还创办了“俄语学校”“机械工人夜校”“注音字母训练班”。除了让学员们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外，主要是让他们能学习到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基层宣传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还派梁复然、王寒烬等到佛山组织建立土木工会和理发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受陈独秀的指派，当时在广州活动的武汉党的早期组织书记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同年8月，谭平山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大力发展组织，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培养了许多党员和干部，为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到1922年6月为止，中共广东支部共有党员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由于广东党组织的不断扩大，1922年，党的活动地点逐步转移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杨家祠，而原处仍然作为广东团组织的活动地点。

1921年年底，中共广东支部谭平山等人开始筹备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26日，广东团组织创办的《青年周刊》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明确地提出：“‘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的先行旗帜。”周刊是八开的小报，每号出四版，杨匏安、阮啸仙、郭瘦真是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从3月7日第二号开始，周刊逢周日出版，通讯处则设在素波巷19号。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青年周刊》成为广东团组织的机关刊物。22日，周刊第四号刊登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当天的《成立大会演说撮录》，其中公开声明了“本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周刊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报道青年团的活动，反映各地情况外，还传递世界信息，转载共产国际指示。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鲜明，其中刊登的《救生圈》《马克思主义浅说》《政权不应该要的吗？》《成立大会演说撮录》《宣言》等都从不同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主张搞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普遍的群众运动，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工农专政，以共产制度代替私有制度；初步论及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农民同盟军等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青年要脚踏实地，注重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此外，《我所观察过的俄罗斯》还报道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冯菊坡、王寒烬对俄国政治、经济、领导与平民关系、群众组织、共产党人作用等的所见所感，让人们从中明白到：社会主义的俄国不是洪水猛兽的世界，也不是极乐世界，而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的世界，苏维埃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青年周刊》是五四运动后发行较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它对广东乃至全国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广州市第十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兴华中学。1906年，兴华教会在现第十中学的所在区域内创办小学。其后因资金匮乏，学校先后两次停办，1921年复办，学校命名为“东山培正分校”。1923年，在一些基督教徒和热心办学人士的捐资基础上，再变卖部分旧校房地产，并以兴华教会的名义向银行贷款筹得办学款，购得素波巷东面的盐务缉私统领旧衙门署（即今第十中学的学校篮球场、兴华楼所在地），改建为永久校址。1929年，学校改名为“私立兴华培正分校”。1931年9月，学校改名为“兴华初级中学”。后来又增设了高中年级，校名也改为“兴华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9月，私立兴华中学与其邻近的初级中学私立继昌中学合并成广州市第十中学。

遗址所在的小楼为一幢两层高、坐北向南、砖木结构的小楼，后被拆毁在遗址上重建，俗称“小红楼”。现为越秀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2017年5月，该址被评为广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文章来源：《广州红色史迹》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编